卢一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各类著作10余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情王国》、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随笔集《世界屋脊之书》，作品曾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等。现居乌鲁木齐。

在前年某一期文学杂志上，卢一萍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二傻》，主编很喜欢这个小说，特别为它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称卢一萍是个“文学新人”。其实他错了，卢一萍是个年轻的“老作家”了，他发表、出版的作品并不少，但在喧嚣的文学背景下，他是一个沉寂并且不动声色的人。

卢一萍塑造的“二傻”这个人物，似乎隐含着一种他文学写作的象征意味，有些像他自身的写照，那就是他对文学的“傻劲”使之与热闹的文坛保持了可贵的距离。自这篇小说之后，他发表了《七年前那场赛马》《塔合曼草原情歌》《夏巴孜归来》《等待马蹄声响起》《幼狼》《北京吉普》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最近，我又读到了他新出版的随笔集《世界屋脊之书》。这是一部和卢一萍的生活和命运紧密相连的书，是一部“在路上”的书、一个孤独的旅者自言自语的书，它像卢一萍自身宿命的一种寓言。

在十多年前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卢一萍就是一个沉默的人，他把所有的热情和才华都用在了写作上，发表了《蝙蝠》《鱼惑》《诗歌课》《审美与飞翔》《寻找回家的路》等不少中短篇小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芙蓉》“重塑70后”推出的第一位青年作家。这个栏目号称是对“70后”概念进行拨乱反正，但最后却很可笑地比它自己要反对的“时尚化写作”更时尚。卢一萍的先锋写作自然与它纯属两种动物，相互嗅一嗅彼此的气味便会自动远离。他从“70后”的顺风车上抽身而下，消失在了人群中。许多人熟悉他的人至今觉得遗憾，但对一个有文学追求的人来说，任何一个没有加入这场合唱和狂欢的作家都是幸运的，也是值得尊敬的。

相对于喧嚣，卢一萍更加相信沉寂的力量。

我知道卢一萍一直在写作，孤独并且固执地写作着。他不会永远消失，相反只会越来越强大，强大得让人不得不正视他的那些不合群的文字。在文学刊物上几乎消失了十多年的卢一萍，我从来都不相信他会成为一个短命的写作者。这是我阅读到他的那部长篇小说《黑白》（《芙蓉》1995年第2期发表）后产生的一个固执的想法。这是一部理想王国破灭的预言小说，一个完美、强大、诗意的王国最后因为一句童谣而毁灭，像一个寓言小说，也像一个长篇史诗，让人畏惧，它的先锋性可能让编辑都难以捉摸，以一个“长篇未定稿”的奇怪形式发表了这部作品。那年卢一萍仅仅23岁，还是一名军校学员。作为同样对文学怀有梦想的人，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和语言让我几乎绝望，我清醒地看到了卢一萍体内蕴藏着的强大的激情与才华以及自己的浅薄，我可以坦白，我那时就把他当作了一个标高，一个值得我用全副身心追赶的文学同人。十年之后，我把他的博客链接到我的博客上时，在他的博客名称下面的注释是“他是我的榜样”。也许是文人相轻，也许是眼高手低，我所称道的作家并不多，但我从来都不隐瞒我对卢一萍及其作品的尊敬。

卢一萍当然仍然在写作。在199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激情王国》以后，他在2001年又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绝代佳人》。这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家第一次以“文革”背景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尽管这个小说已经写出来七八年了，但即使若干年以后，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它仍然不会过时。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那么多小说，仅仅是一年，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就因为现实环境的变化而惨遭淘汰。我自己就跟风写过一个成长类小说，也就是两年时间，小说已经像个古董了。《我的绝代佳人》以“自传”形式，写了一个叫卢一萍的高中生与女教师丁玛丽的一段有悖常态的恋情。卢一萍为逃避那变态的爱欲，逃离了学校。他成了一位流浪诗人，从此也进入了恶梦般的生活中，他再也摆脱不了他的老师，丁玛丽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作者还在叙述中巧妙地穿插了祖父刺杀赵高、父亲焚烧圆形宅院等，探讨了“文革”给我们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在这些灾难中人类命运的可悲。故事既极端又疯狂，其间既有对理想的执著、对诗意的追求和对人性的揭示，也有人的扭曲，有强烈的欲望和绝望，有刻骨铭心的爱情。作品看似一个长梦——它有梦境所具备的混乱、无序以及猛然间进入到更迷乱的状况的真实描述，小说把现实与梦境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梦中有梦，梦中有现实，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真假难辨，虚实不定。作者还为我们设置了“隧洞式”的结构圈套，那就是越往后阅读，越使人感到潮湿和幽深，对小说艺术作出了勇敢的探索。它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伟大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不敢说这就是一部伟大小说，但它至少具有了成为“伟大小说”的某些潜质。

在这个喧嚣又势利的时代，写作这样的小说的作者肯定是寂寞的。我所认识的一个作家就忧心忡忡地觉得有必要经常得在文学刊物上露露面，不然一年时间不到，你就不再是文坛中人。这种焦虑和娱乐圈里的明星们如出一辙。名利就像解放前地主家的狗一样追着作家跑。很幸运的是，从北京毕业回到新疆的卢一萍，有三年时间是在帕米尔高原的边防哨所生活的，身处真正的边缘，他的写作也更多的是一种高原缺氧环境下的自语和自娱。那地方大多数时间里积雪不化，别说是狗，连绿草也很难见到。我不知道卢一萍是不是在这三年里习惯了孤独，反正在他调到专业文艺创作单位以后，仍旧在默默地写作，那么热闹的文坛，好像和他没有关系一样，他就是一个打酱油的。他用了可能有的所有机会在西部游历——他曾环西北边境采访，先后在阿里采风三个多月，走遍了新疆的每一个角落，去了云南的所有地方。他获奖也不少，像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但这些奖似乎仍旧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名声，没有评论家关注，没有人像评论“美女作家”那样写“卢一萍论”。而事实上，他的那一部洋洋30余万言的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就让一些“美女作家”所有的作品都黯然失色。我认为，这是一部近年来，真正具有文学力量的、可以和白俄罗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乌兰汗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出版）媲美的纪实文学作品。这不但是我一个人因为偏爱而有些偏执的想法，著名作家董立勃先生就称，他把这本书放在床头经常翻，“有了这本书，关于新疆湘女的题材，再用纪实文学来写作，就是很难的一件事了，类似的作品可能不会再有了，同类的长篇小说也难以比得过它的分量”。

我和卢一萍并不是很熟悉。就在他毕业那一年，我也到了他所在的军校另一个系读书。我似乎比他更为内向，我们都是那种话不是很多的人，除了偶尔在一起交流看到了什么新书外，几乎没有私下交往，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有一段时间里，我们甚至都失掉了联系。但这并不妨碍我多少次遥望新疆，感慨它的神奇与瑰丽，它适合怀揣利刃、背对文坛地修炼绝世武功，并且充满自信，从不自欺欺人。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前些年，卢一萍一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乡村诗篇》。他原本要雄心勃勃地讲一家人怎样把死在异地的亲人的尸体背回故乡的故事。写了数章后，他读到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才知道有人已经把这个故事非常经典地讲出来了。卢一萍在他的一篇随笔里说：“这时，我只能满怀敬意地放弃，或寻找别的表达方式。”这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而我们知道的是，就在去年，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也把这个在现实中发生过的新闻故事写在了他的小说中，还差点引发了一场抄袭的诉讼。卢一萍的定力与固执、坚守与放弃，都源于他对文学品质和探索精神的忠诚和迷恋，无论是被冷落或者被喧嚣包围，我相信卢一萍仍然会是一个清醒者，他依然会满怀创作的热情、纯洁的理念、献身的精神，像一个打酱油的一样坚持自己的写作方式，恪守自己的文学梦想和野心。我当然不知道他的文学野心是什么，但一个在十多年前就能搭着“70后”的便车一路凯歌进军文坛的人，却能够一声不吭地抽身而去，并且隐忍这么多年仍在默默写作，获过不少奖还仍旧是个“文学新人”的人，面对各种诱惑仍旧无动于衷的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像一个有文学野心的人，即使他没有，他的那些作品也是一些有野心的作品，那些充满诗意的语言，那些让人感到陌生而又无比真实的故事，那种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卓越的、寓言式的表达，那种文体自觉的创造精神，那种匪夷所思的奇异的、瑰丽的想像力，都使它们具备了文学本身应有的品质。

是的，他在路上，在孤独的背景下生长，在良知的天空中飞翔，在向文学圣殿进军的路上歌唱。我愿意打赌，这个叫卢一萍的男人，他不会放弃，他会永远在路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