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文书残纸》，新疆罗布泊古楼兰古城在历史上的情况，我国史籍《史记》、《汉书》不绝于书，但是自东汉以后就缺乏记载，目前所能借助的研究资料，主要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发掘楼兰城址及其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在楼兰获得的大批资料，其中主要是魏晋时期的木简残纸文书资料。

楼兰文书残纸-简介

楼兰文书与魏晋书法的关系

楼兰文书残纸-简介

楼兰遗址发现的这些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楼兰文书与魏晋书法的关系

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简牍和写本墨迹。不仅使我们的对字体的演变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对当时书家的艺术创造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这些墨迹的本身，往往也是杰出的艺术作品，使书法学习与研究的重要资源。

西北地区出土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简牍、纸本墨迹也较多其中著名的《楼兰残纸》。20世纪初以来陆续出土于新疆古楼兰遗址。这里使魏晋、西晋至前凉时期管理西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长史的驻地和场所。这些残纸为戌边吏士所书，由于当地气候干燥，因此虽经千载而纸墨如新，是非常重要的书法资料，《楼兰残纸》字体类型丰富，反映了魏晋时期字体演变中多姿多彩的特色。

汉字书法艺术亦在楼兰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楼兰书法已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极高的独创性审美价值。无论从数量或质量及时代的先后来看，楼兰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艺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传统书法宝藏中，魏晋墨迹遗存甚少，数百件属于魏晋时期的楼兰简纸文书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书法艺术史的诸多空白。

属于魏晋时代的木简，大多数是从古楼兰遗址，所发掘出来的。在20世纪初，为斯坦因等及我国西北科学家考察团先后在楼兰故址及其周围的地区内发掘出甚多的木简。

这时的书迹与前代的简牍书比较，就是带有波折的隶书，几乎完全灭绝，而行揩、行草、草书为多。从其遗迹中可以充分证明现代传世不多的魏晋法帖或墨迹，如钟繇宣示力命、陆机平复，以及王羲之诸帖，都是可以互相印证。魏晋时战乱频繁，人民颠沛流离、灾难深重。于是灵魂不散、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佛教得以大为流行。开窟造像、镌刻铭记和颂扬佛教的丰碑应时而起，写经祈福的活动盛极一时，这些活动客观上给书法的普及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三国、两晋时期的留存至今天的墨迹大多是写经、简牍和残纸。流传有序的书法家墨迹，是西晋的书法家陆机写的《平复帖》。《平复帖》的字体属于章草，它和出土的汉晋简牍章草很相似，用笔挺健、朴拙。 魏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有钟繇、韦诞、皇象、卫恒、索靖、陆机等，并他们的作品有的有刻帖流传。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楼兰文书残纸》新疆罗布泊古楼兰古城在历史上的情况，我国史籍《史记》、《汉书》不绝于书，但是自东汉以后就缺乏记载，目前所能借助的研究资料，主要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发掘楼兰城址及其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在楼兰获得的大批资料，其中主要是魏晋时期的木简残纸文书资料。

考古发现所见楼兰鄯善两汉时期简牍书法主要包括有土垠遗址和尼雅遗址出土的简牍。

楼兰遗址发现的这些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这些汉简也是迄今为止载楼兰鄯善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批汉字书法实物，其艺术风格与中原两汉书法一脉相承。楼兰鄯善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主要类型中尤以西方传来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和中国书法艺术最具尤典型意义，构成了楼兰鄯善艺术史上辉煌的篇章。

楼兰鄯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文简纸书法作品主要出土于楼兰和尼雅遗址中。据有关质料统计在楼兰鄯善地区共发现汉文简纸文书800余件。其文书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3世纪中叶和公元4世纪中叶。以楼兰L.A古城所出土的汉文简书为例，其上迄曹魏时期的嘉平四年，下止前凉建兴十八年。这些简纸的发现不但为研究楼兰鄯善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也对研究楼兰书法艺术史提供了确实可靠的现实意义。

中国书法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各种书体已趋于成熟阶段。真、草、隶、篆、行等书体皆臻完备，而风格流派各异，在中国书法史中形成了一个艺术高潮期。从楼兰鄯善出土的简纸文书的书体类型来看，基本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类型的变化形式，在这些不同的书体类型中渗透着楼兰鄯善地区特有的地域化风格特征，从而形成了风格鲜明的“楼兰书派”。

中国传统书法大都是以碑刻、简牍、青铜、纸帛等魏材料媒介创作并得以流传的，而因于自然界的限制，楼兰书法仅以简牍和纸帛为物质载体，这种物质条件的局限却形成了本土的书法形式特征。楼兰鄯善出土的木质有当地的所产胡杨木和从外地输入的松木两类，从而成为楼兰鄯善汉文等文书的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纸的普及使用，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纸张尺寸一般都是一尺见方左右。因而书札、写经、书信亦皆在斗方或手卷之上，文书尺牍由此而得名。纸及其尺寸的大小等物质条件的特殊性也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形式与风格的形成，在传世的晋人墨迹《平复帖》、《伯远帖》及楼兰出土前凉《李柏文书》等既是纸本尺牍墨书的典型样式。

楼兰出土的文书残纸，其纸质粗精不一，但从墨迹渗透的情况看，大都适宜毛笔的书写。1953年西安出了“灞桥纸”，然对其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纸，学界尚有争议。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边遗址出土了西汉麻纸。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麻纸30余张，其中有三张写有文字。这些实物证明了在西汉时期麻纸已在西北地区流通，并且成为人们的书写材料之一。其次，汉代武威遗址所出土的带有笔庄名号的毛笔，说明了已有专门的毛笔制作坊。这些现象绝非仅仅是物质材料的问题，它从车面反映了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区的书法艺术的昌盛状况。书写材料的进步和技术文化的传播是艺术发展的之一楼兰鄯善的汉字书法艺术发展也是如此。

文献所记载汉晋时期曾在敦煌和楼兰地区活动过的书家或善书者班固、张芝、索靖等，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和楼兰无论行政隶属关系或交通联系都是极为密切的，敦煌地区聚集了大批的书家，并行成了风格鲜明的书法流派，其也曾经影响了内地书法的发展，他也必然会直接对该地区的书法艺术产生影响。

楼兰鄯善的书法遗存皆为墨迹，书写者有屯田将士和书吏官员等，出现了如李柏、张济等一批有造诣的极高的书法家，书法风格纷呈，形式多样但整体上却蕴含着一种鲜明而统一的地域特征。楼兰书法与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以及北凉书法形成了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艺术流派，体现了楼兰书法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楼兰书法艺术风格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书法艺术一般因素外，不排除该地区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从一些残纸墨迹的书写形式和署名情况来看，当地少数民族亦习汉字书法，有些作品或为当地民族所书写。从楼兰鄯善简纸书法的内容来看，除个别习字残纸外，基本上都是日常生活实用性的书法，因而这些墨迹大都呈现出了书写者朴素的个性特质。汉晋墨迹世传绝少，除《平复帖》外，几乎为后人摹本。但楼兰的简纸文书的出土则弥补了这一空白。这些墨迹的艺术价值是碑刻所无法替代的。楼兰简纸书法形式多样，包括有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诸多类型，其艺术风格更是丰富多彩，有的粗纩豪放，也有细腻典雅的，有密不透风的满篇墨书，也有空灵潇洒的逸绣之作，千姿百态，非刻意求工而意趣万端。我们仅从楼兰简纸文书中所出现的“楼兰”二字的十余中墨迹中即可看出其书法的不同风采。楼兰鄯善书法作品的创作者有汉人也可能有其他民族的居民，他们本土居民和从中原及河西一代迁徙而来的官吏居民，不同的作者有着不同艺术格调和文化背景，他们汇集在楼兰鄯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下，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书法艺术流派，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