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14岁考入成都天府中学高中。两年后，转入协进中学，开始关心时事，涉猎社会科学，是《大声周刊》的忠实读者。“七七”事变后，通过王干青（中国共产党党员）介绍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插班“抗大”第3期3大队（知识青年大队）学习，3个月后，被选入瓦窑堡“抗大”第4期1大队（军事大队）继续深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原理，钻研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38年8月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下旬，党组织派他到后方工作。经武汉辗转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被分派回成都工作。与中共成都市西北区区委书记张黎群单线联系，搞统战工作和负责筹措党的经费。利用家庭社会关系广交朋友，掩护张黎群活动。与李惠明（中共党员）等人，在大邑的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使肖汝霖等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39年底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使很多共产党员被捕，遭到枪杀。中共川康特委采取紧急措施疏散、隐蔽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他仍留成都坚持斗争，开展青年工作。春节期间，组织回乡探亲的大中学生及社会青年，举行联欢会，演唱《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救亡节目，倡议成立了大邑青年学会，发展学会成员遍及大邑、崇庆、邛崃、新津等县，近千人，为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1943年10月，利用驻西昌24军136师师长刘元？与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的矛盾，动员了成都、大邑、简阳等地进步青年进入西昌，安插在24军的军部及西昌地区政府、学校、新闻等机构中，作为开展统战工作的基本力量。1944年冬，日寇攻占贵州独山，重庆告急，他奉命筹组抗日游击武装。1946年春，胡春浦（中共党员）在成都开设群生公司，为党筹集活动经费。经营上遇到困难，他卖掉200亩田产，投入到公司。1947年，群生公司改组为大有字号，他将房产变卖维持经营。在他们积极努力经营下，为党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1947年秋，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率其爪牙由重庆来到成都，抓捕了胡春浦，查抄了大有字号。他得到消息进行了转移。另辟途径为党筹集经费，到西昌、冕宁等地“经商”，历尽艰辛，筹得一笔经费。1948年春，携巨款到雅安，被敌人发觉。2月18日，将其逮捕。被押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受尽折磨，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住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不向敌人低头。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中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