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凌家滩遗址 |
| 释义 | 凌家滩遗址1985年发现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经测定距今约5300年至5600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自1987年以来，由安徽省文物考古所主持的4次考古发掘发现，聚落遗址内，包括居址、墓地、祭坛、作坊以及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同时，发掘出土大批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反映出同时期其他遗址中所罕见的精美程度和工艺水平。由此推断，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遗址介绍凌家滩遗址因其各类遗存齐全，文化内涵丰富。专家评价,凌家滩遗址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一处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该遗址面积160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22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氏族墓地1处、祭坛1座、红陶块铺筑的3000平方米神庙或宫殿遗迹1处、红陶块砌筑的水井1口、巨石遗迹3处，出土各种精美玉器与其他珍贵文物1500余件，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也被列为上世纪中国100处考古遗址大发现之一。 红陶块遗迹红陶块遗迹分布在凌家滩自然村内，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厚度1．5米。 红陶块经过高温烧制，质地坚硬。单就红陶块本身而言，它是经过800—1000°c的高温烧制而成的，质地坚硬，至今我们仍很难将其砸碎。中国古建筑协会会长杨鸿勋先生认定：红陶块属人类有意识加工的建筑材料，凌家滩的红陶块应是中国人类建筑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是现今我们所用各类砖的祖先。 祭祀遗迹在凌家滩发现一座大型的祭坛遗址，是我国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年代也较早的一处祭坛遗址。凌家滩祭坛为正南北向的长方形，现存面积约600平方米，原面积约1200平方米，位于凌家滩遗址的最高处。在祭坛上发现有用于祭祀的“积石圈”和3个长方形的祭祀坑，在祭坛的东南角发现有红烧土和草木灰遗迹，草木灰堆积很厚，呈灰黑色，推测这里可能是祭祀时用火的地方。整个祭坛的形制和特征都表明它是凌家滩遗址中极为重要的一处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墓葬区凌家滩墓葬区位于凌家滩聚区北部高岗平台地上，面积约14000平方米，规划周密，由南向北分列八排，以第一牌和第二排墓葬规格最高，不仅墓坑面积较大，随葬品也十分丰富，数量达几十件甚至上百件，主要以玉器为主。随葬品层层叠叠规则的放置在墓主人的两侧及身上。 玉器凌家滩墓地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古文化遗址不能比拟的，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器形主要分以下几类：工具、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应是礼仪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穿戴谯身上起装饰作用的镯、璜、环、块、璧、双连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特剃的宝塔形饰、扣形饰、喇叭形饰、月牙形饰、菌形饰、冠形饰；动物或人物形象类：主要有猪、龟、龙、风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形制较为特殊。如玉版、三角形玉片、玉勺等。此外，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也令人称奇，有的孔径仅有0.15毫米，可谓是细如发丝，这种技术就在现在恐怕也不易做到。 从出土的玉器看，凌家滩玉器的选料、设计、磨制、钻孔、雕刻、抛光等工艺技术都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其中有不少玉器经过测试，其硬度都达到或超过7°，有的孔眼直径只有0.15毫米，而且所有的钻孔的磨擦痕都十分规整、平行，而不是交错的乱痕。显然，考古界从前普遍认为竹管钻或骨头钻孔，是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凌家滩的先民们是如何创造出这样奇迹的？带着这样的疑问，2002年3月，张敬国和台湾古玉研究专家陈启贤先生独辟蹊径，专从古玉制作时遗留的微痕上去探索各种历史信息、寻找历史答案。他们利用当今先进的偏光立体显微镜对凌家滩玉器进行微痕观察和测试，在50倍的显微镜下，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管钻时的玉芯至今尚留在孔内，经测量，该玉芯的直径只有0.15毫米，由此推断：当时钻这个玉芯的管钻直径加水和琢玉砂在一起，最大直径不超过0.17毫米，比人的头发还细。 凌家滩玉器的钻孔实物提供了一个最新的信息：金属。结合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厚大的甘锅片，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凌家滩在5300年前可能已拥用了金属冶炼技术，否则是无法达到上述钻孔效果的。如果这一推测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说明我国早在殷商青铜时代以前，就已出现了冶炼技术和金属工具。这将改写我国冶金技术史和工具制造史，并对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的原有结论产生极大冲击，使我们对中国文明史的认识上延几千年。 古井发现于红陶块遗迹中，该井井壁上半部系用红陶块圈成的，直径为1米、深3.8米。井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凌家滩的先民们此时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因为他们已知道饮用干净卫生井水了，但从井底仅有少数陶片的现象以及井的位置来看，它应不属于一般人都能使用的水井，而是最高权力者使用的，或有重要的祭祀活动时才使用的“圣水”井。该井使用人工建筑材料和垒建技术，为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实例。 石墙建筑遗迹“石墙”，它发现于凌家滩遗址两块墓葬区的分界处，该“石墙”是一条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东北、西南走向，用小石块契垒而成的带状建筑物，因发掘面积有限，目前对它的长度以及功能还暂不清楚，但就其现有建筑物本身而言，就不得不为之惊叹。该建筑物是利用石块自身宽窄大小不等的形状，一块块相互契垒起来的，每块石头之间没有任何粘合剂，但至今我们用手仍不易将契垒在一起的石块拿开。这足以表明凌家滩的先民们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几何力学，并有着高超的建筑水平。 玉器、石器文化玉龙玉龙扁圆形，首尾相连，吻部突出，头部雕出两角，龙须、嘴、鼻、眼部雕刻得清清楚楚。虽然中国南 北史前考古学文化中都有不同的龙的题材出现，但出土的5300年前圆雕玉龙，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中国龙的传统特征，与人们想像中的龙的形象非常相似，中国现在龙的形象和龙的观念的起源很可能就源于凌家滩，所以凌家滩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玉鹰玉鹰呈展翅飞翔状，鹰首侧视，眼睛以对钻孔眼表现，胸腹部的八角纹为主体纹饰，双翼展翅，翅呈猪首形。鹰的外表健美，性情凶猛，象征勇敢和力量。这件玉鹰可能是凌家滩民族徽帜的标志，也可能是祭祀用品，因为鹰和八角纹组合在一起就是太阳鸟，象征太阳神，是上天的使者。玉鹰双翅作猪首形展开，向人们展现的是太阳鸟飞上天空，把祭品敬献给上苍，并同时带去人们向上苍的祈求。这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宇宙观和对宗教崇拜的虔诚。 换一个角度看，这是个双猪首八卦和鹰的新石器时代玉雕，鹰的头背上有一个蜗牛壳一样的造型，这使得这只鹰的头部看上去又像是一只蜗牛，在上古时代，蜗与娲音同字近，隐喻着女娲。整个玉器呈三角形，翼为猪首形，腹胸有八角星饰，代表着创制八卦的伏羲文化。猪在上古是一种神物，玉猪常作为祭祀的礼器。猪就是豕，是二十八宿中危虚宿的象征，同时出土的龟、豕等玉器，隐喻着古天文学中的龟豕之象。因此这个玉雕是凌家滩古人纪念先祖和天地的礼器。 玉人玉人为浮雕，第一次展示出了原始人类完整的形体风采：长方脸、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耳、大嘴，它的体形和五官表现出蒙古人种所特有的特征，头上戴的圆冠和腰部饰有斜条纹的腰带表明当时已有了很发达的纺织技术，玉人上唇留有八字胡，说明当时已有了剃须工具，玉人的出现表明社会由原先对动物和自然的崇拜已转向了对人的崇拜，表明社会观念已出现了转变。另外，玉人两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臂上饰满了玉环，这说明此时人们已有了审美观念，知道佩戴首饰来装饰自己了。 玉璜玉璜，凌家滩出土的大批丰富多彩的玉璜中，虎首璜和龙凤璜最富考古价值和研究价值，直接反映了凌家滩先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虎首璜可能不是一般的饰物，而是一种兵符，是调兵和结盟的信物，虎首璜和大量的玉钺、玉斧、玉戈等兵器的同墓出土，说明了当时的军事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战争较为频繁和军事结盟现象的存在。 时至今日，国人一直以“龙凤呈祥”来祝福结婚的新人。那么用“龙凤”来喻指婚姻始于哪个年代？凌家滩的龙凤璜为我们找到了中国龙凤文化的源头。龙凤璜作为当时合婚的信物，表明凌家滩的先民已实行族外婚，在婚姻制度上已迈入一个文明的新阶段。这也表明巢湖流域是龙凤文化的发祥地。 玉龟、玉版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版，这是凌家滩出土玉器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据古代文献记载，“三皇”之一的伏羲是“始作八卦”者。《太平寰宇记》记载“伏羲于蔡水得龟，因画八卦之坛”……这些记载都反映了伏羲作八卦和龟有一定的关联。而凌家滩出土的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玉版则以实物印证了这种关联的存在。这件玉龟和玉牌是叠压一起同时出土的，说明这两件玉器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应为占卜工具。更令人称道的是，此二器物在出土时，玉版夹放在玉龟的龟甲里面，和中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元龟衔符”（《黄帝出军诀》）、“元龟负书出”（《尚书中侯》）、“大龟负图”（《龙龟河图》）如出一辙。 玉版正面为长方形，反面略内凹，两短边各对钻5个圆孔，一长边对钻9个圆孔，另一长边在两端对钻2个圆孔。玉版中部雕刻有一个圆圈，圈内雕刻着方心八角星纹；圈外雕一大椭圆形，两圆以直线平分为八等分（每等分雕刻一圭形纹）；在椭圆外沿圈边对着长方形玉版的四角各雕刻一圭形纹饰。这块玉版上雕刻的纹饰，反映了5000年前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哲学思想，即圆中心的八角星纹应代表太阳；小圆圈外、大圆圈之内的八个圭形纹饰应是表示东、西、南、北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八方；大圆圈外四角的四个圭形纹饰应是表示四维。四维和八方，可能就是《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的所谓“四维已定，八卦相望”。按照凌家滩遗址的年代推测，玉版应该是“三皇”时代的原始八卦图。 石钻石钻，是20世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大发现之一，它的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代工具制造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石钻的设计和制造，体现了凌家滩先民聪明智慧和先进的技术，石钻本身的设计包涵了机械、力学、几何学的基本原理。其中，螺丝纹的钻头这独创的设计，其学术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从凌家滩墓葬出土的重要玉礼器组合情况，可以看出墓主人不同的身份地位，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私有制已经产生，出现了阶级对立。出土大批多种形式的玉钺、石钺、玛瑙钺、玉戈等礼仪性兵器，表明了当时对外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反映了文明的出现是在财富和权力的冲突中产生的历史过程。保护及规划 保护措施凌家滩遗址的价值和影响力的越来越大，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遗址的安全保护工作，作为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998年县政府成了以分管县长为组长的保护领导小组，指导凌家滩遗址的保护工作。2001年，又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凌家滩遗址保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保护委员会，由分管县长担任主任，相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委员会成员，来协调遗址的保护工作。保护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文化、文物部门具体负责遗址的日常保护工作。 文物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在遗址的墓葬区和红陶块遗迹区各聘请一名事业心强、认真负责的业余文物保护员担任日常的看管工作，同时加大巡察力度，每年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到遗址上巡察达数十次，并通过公告上墙的方式，通过张贴宣传标语，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文物保护法》，提高当地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文物保护意识，并最终达到规范他们的行为的目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近20年来，遗址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并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还先后几次挫败了不法分子在遗址上盗挖的犯罪活动，受到了上级文物主管部门的表扬。 为了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以遗址保护为主线，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县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投入了巨额资金于2003年聘请中国文物研究所，帮助做了《凌家滩遗址保护规划》。该规划通过近期、中期和远期的目标的制定，为凌家滩遗址今后的科学保护和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今后的开发和利用绘出宏伟的蓝图。该规划已于2004年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的评审，并原则上批准按规划实施。 凌家滩遗址是中国第一个以地势分层次建筑的聚落遗址，它是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一处文化遗产，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化，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凌家滩祭坛、红陶块遗迹和玉礼器的出现，对研究古代宗教的起源，国家的起源，原始哲学思想的起源，历法制度的起源，金属冶炼技术的起源，龙凤文化的起源，以及建筑史、工艺美学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凌家滩是中国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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