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志高，1913年5月生，四川冕宁人。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后任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八届（八大二次会议增选）、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2000年8月28日在北京逝世。

人物简历

参加红军长征

重建和发展四川地下党

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

挺进西南建设川康

受命主政福建鞠躬尽瘁

呕心沥血总结历史经验

人物简历

廖志高，1913年5月生，四川冕宁人。曾用名王平、王子修。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高中。1934年至1935年在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任校学生会主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随军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中央粮委、长征先遣工作团干事，中央直属警卫营地方工作组组长、党总支部委员。1936年至193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少数民族工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党校班主任、党总支部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四川省工委副书记兼重庆市委书记，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川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西南工委副书记，后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1947年撤离延安时任中央直属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处代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1950年1月至1955年9月任中共西康区委书记、西康省委书记，1950年4月至1955年9月任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康省省长；其间：曾兼任西康省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6月至 1954年1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至1959年8月兼任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55年至1959年9月兼任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1955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三书记，1956年7月至1965年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2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1956年3月至1965年12月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65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四川省第三届政协主席。1959年4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60年10月至196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5年11月至1970年12月兼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其间：曾兼任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66年2月起任四川省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主席。1966年至1974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6年再次受冲击）。1974年中期任在京中委老同志学习组代组长。1974年11月至1982年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1974年11月至1979年12月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1979年12月至1982年3月任福建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其间：1975年1月至1982年10月兼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曾兼任福州军区党委书记、福建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8年1月至1979年12月兼任福建省五届政协主席。1982年2月至1983年7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八届（八大二次会议增选）、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2000年8月28日在北京逝世。

参加红军长征

1930年，廖志高考入设在西昌的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受进步势力影响，参加进步活动，进而成为学生组织的领导骨干，于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党的支部负责人。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入西昌地区。廖志高主动与地下党同学商量各回家乡迎接红军。他回到冕宁石龙乡，宣传党的主张，组织群众插红旗、贴标语，迎接红军的到来。

红军总政治部途经廖志高的家乡，李维汉、蔡畅等同志对他的工作很满意，要他暂留石龙乡继续工作。红军攻占冕宁县城后，于5月23日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5月24日，一位红军战士到石龙乡通知廖志高立即去县城开重要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冕宁地下党的陈野苹、廖志高外，还有准备留下来的红军干部王首道、李井泉等人。在会上，毛主席提出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和应当注意的问题。他说：“要在这里同敌人周旋，确实不易，但只要把工作做好了，还是有办法对付的。最重要的是搞好团结：一是新老同志之间的团结，老红军有作战经验，本地同志熟悉情况，要互相学习，搞好团结；二是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团结好彝族同胞。”廖志高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又聆听了这么精辟的讲话，心情激动不已，信心倍增。

会后不久，党中央毛主席根据红军先头部队攻占安顺场和越西县城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研究后认为这一带还不具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因而改变原定计划，紧急通知廖志高等立即赶到安顺场随军北上。

长征途中，廖志高历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中央粮委、长征先遣工作团干事，中央直属警卫营地方工作组组长、党总支委员。每到一地他就抓紧了解情况，发动群众没收地主、土豪财物分给群众，同时为红军部队筹集粮款，补充给养，直到长征胜利结束抵达陕北。

重建和发展四川地下党

处于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四川，中共地下组织由于国民党和四川军阀多次残酷镇压，全部遭到破坏，只剩下极少数失掉联系的党员，分散隐蔽地坚持斗争，建立进步团体，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些分散的革命力量和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活动，亟需党的统一领导，重建和发展四川地下党就成为一项迫切任务。

1937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四川省工委，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临行前，张闻天、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向他们交待：“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党组织和党员遭到严重破坏和残酷镇压的惨痛教训，你们去后重建和发展的党组织和党员都是秘密的。”“现在已派往四川进行上层统战和情报工作的罗世文、张曙时，各有自己的特殊任务，同地下党没有工作关系。你们去后可以分别同他们联系，了解情况，重大问题也可以找他们商量。”

邹风平、廖志高于12月14日到达成都后，立即分别同张曙时、罗世文接头了解情况。当时全川只有罗世文、张曙时两人分别联系和领导的80多名党员，分散在成都、重庆和宜宾、泸州等地。经他们商定，除了统战、情报工作需要的20多人外，其余全部移交省工委。另外，抗日救亡进步团体中还有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需要进行审查清理。为此，他们在平安桥天主教堂旁租了个小院，选定了几位党员，很快建立了省工委机关，着手清理党的组织关系。首先对抗日救亡团体摸底，寻找失掉关系的党员，经个别审查合格后恢复党的关系；同时成立了一个公开合法的“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以方便联系，后来不少同志通过这一渠道接上了组织关系。这种把秘密和公开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到1938年春，恢复了关系的党员达300多人，同时还以成都、重庆、南充、泸州为中心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为进一步大量发展党员和加强党对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廖志高作为省工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全身心投入工作，放手发展党员，仅半年多时间就取得显著成效。党员数量从3月的300余名发展到10月的3000余名，达到了中共长江局的要求。

1938年10月下旬，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酝酿成立四川省委。会议期间，王明、林伯渠、吴玉章途经成都，通过罗世文传达中央指示：四川分别建立川东、川西两个特委，不再成立四川省委；同时决定调廖志高到重庆组建川东特委。至此，以邹风平、廖志高等同志组成的四川省工委宣告结束。省工委虽然历时不到一年，但为完成中央关于重建和发展四川地下党的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11月，廖志高到重庆就组建川东特委问题向长江局汇报，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川东特委，辖重庆市、川东地区和川南部分县，廖志高任书记。不久，长江局撤销，川东特委就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南方局专门指派组织部干事郑瑛任秘密联络员，加强同川东特委的联系。不久，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廖志高根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隐蔽精干”的方针，把特委工作重点从大量发展党员逐步向整顿巩固转移。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全部党员特别是干部逐个审查，及时清除了不纯分子和混入的坏人。同时也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优秀党员干部。

抗战时期，重庆屡遭日寇狂轰烂炸，住在城内的南方局急需在市郊建立疏散地点。廖志高主动承担这一任务，作了大量工作，最后选定红岩嘴的一所农场，隐蔽幽静，躲避敌机空袭和防范特务监视都很理想；农场主人饶国模女士思想开明，其兄为黄花岗烈士，三个儿女都是地下党员。因此，一经联系就慨然允诺。由于廖志高完成任务及时，南方局机关和领导同志在当年日寇“5·3”“5·4”大轰炸时得以安全转移。后来经过兴建成为闻名遐迩的“红岩村”。

1944年秋，廖志高调回延安任中央党校临时支部副书记，负责对1942年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四川地下党一些被错误审查的同志进行甄别。1945年4月，廖志高出席七大，任大后方代表团四川分团团长，在他的主持下，针对康生等人在“整风抢救运动”中诬蔑四川地下党是“红旗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认真讨论，对重建四川地下党的全部工作和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为党做出的贡献，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党中央和各直属机关主动撤离，分别组成“前方”、“后方”和“中央”三个工委。前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少数精干人员留在陕北坚持斗争，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在中组部工作的廖志高被部里确定跟随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报到时，任弼时找他谈话：“中央决定从各直属机关抽调干部270多人留在陕北，按军事编制组建一支中央直属队，番号暂定为三支队（又称昆仑纵队），主要任务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保证中央顺利地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这个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

廖志高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历时一年。他作为支队政治部主任，主要职责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切实巩固队伍。他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形势教育，动员大家坚定必胜的信念，以“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做好本职工作。他的工作成绩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扬。

挺进西南建设川康

建国前夕，经毛主席提名，中央确定廖志高去西康任区党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军区政委。1950年2月，廖志高和刘忠率领六十二军进军西康。廖志高入康后，首先抓住社会安定这一关键环节，集中力量击溃和歼灭了胡宗南盘踞在康定、西昌的两股残余势力，完成西康全境解放，又立即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深入开展“剿匪肃特”，先后歼敌4．7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西康负隅挣扎和本省反动势力企图依靠胡宗南残部搞复辟的幻想。在汉区的民主改革中，廖志高从旧西康“烟、枪、匪遍地，军、警、特横行”，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斗争和恢复经济等工作，很快就出现了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改善的新局面。

民族工作是西康省的重点，廖志高根据中央、西南局的指示精神，结合本省实际，在团结上层、支援进军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建立民族武装等方面，创造性地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强调：“民族工作首先是搞好民族团结，团结上层又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关键”，“民族地区不要先去发动阶级斗争，不要怕‘右’”。他还耐心说服汉族干部，在民族地区的军管会和新建的人民政权中安排了夏格刀登、降央伯姆、果基木古、阿侯鲁木子等藏、彝上层人物。同时多次组织民族上层人物到内地参观，增强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团结上层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效果：窜逃隐匿的国民党特务相继被挖了出来；农奴和奴隶的待遇得到改善；民族内部纠纷、武装械斗日益减少。

十八军进军西藏必经西康，所需军用物资数量大、时间紧，当时康藏公路尚未修通，只能靠人、畜力运输。西康刚刚解放，本省工作紧迫繁重，困难重重，但在解放西藏这一大局面前，廖志高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他通过夏格刀登等在藏区有威望和实力的上层人物出面，组成“支援委员会”，组织了7万多民工抢修康藏公路；组织牛马10万余头，为十八军驮运各种物资共26万余驮；帮助十八军购粮200余万斤、牦牛2万余头和烧柴、马草2000多万斤，及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解放初期，西康藏区是西南局民族区域自治的试点，廖志高把它作为区党委的重大任务，做了大量细致的筹备工作，于1950年11月在康定专区成立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这是全国第一个地区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不仅开创了西康藏区工作的新局面，而且为民族区域自治摸索了经验，尤其是对西藏的和平解放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了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治安，加快生产建设和培养民族干部，廖志高和区党委根据藏彝地区实际和民族工作的特点，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藏民团和彝民团，充分发挥其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和干部学校的作用。中央给予很高评价：“建立民族武装，不仅能维护地方治安，而且可以通过这一组织培养民族干部，西康省的藏民团和彝民团便是成效卓著的见证。”

川康合省以后，廖志高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三、第一书记。他在领导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工作中，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探索总结，为党的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从1959年开始，四川的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挫折，连续三年陷于十分困难境地。当时，廖志高分管农村工作，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失误。面对这些困难和挫折，他以对党对人民负责、有错必纠的精神，抓住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三年调整的有利时机，认真落实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停办公共食堂、恢复自留地和允许私人养猪等一系列纠“左”措施，为调整四川农村政策、恢复农业生产做了大量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三年增长30．9%。1965年2月，廖志高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廖志高于1967年初被“打倒”，连遭批斗后押往北京进行长期“监护”，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但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对党的忠诚始终不动摇，坚持党性原则和高尚情操。

受命主政福建鞠躬尽瘁

1974年11月，中央任命廖志高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1975年，廖志高认真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方针，大胆启用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一大批老同志，充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在整顿的同时，廖志高狠抓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通过一系列的艰苦工作，福建省的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并有所发展。

1976年，政治风云突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展开，福建省刚有转机的局面重新陷入混乱，廖志高再度受到折磨和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廖志高不顾身体虚弱，对全省工作重新部署，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同时全面整顿，使全省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工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廖志高结合福建省的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和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指示。1979年初，他和省长马兴元提出“突破中间，武装两头”的设想，要求集中力量把轻工业搞上去，加快积累资金，用以武装农业和基础工业这“两头”。同年7月，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廖志高及时提出要加快“突破中间”的步伐，积极吸收外资、侨资，扩大出口创汇。为此先后组建了华福公司和华闽公司，兴办了与日本、美国合作的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和厦门烟草公司，积极支持兴办其它对外合作项目，使福建省的对外开放迈出了具有开拓性的第一步。在筹建厦门特区的起步工作中，廖志高从选址、基础设施建设和筹组特区领导班子，都做了大量工作。廖志高在粉碎“四人帮”后几年的辛勤努力，为福建省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8月，廖志高突发脑血栓塞导致半身瘫痪，经一年多治疗仍无明显好转，难以再负担繁重的工作。1982年2月，中央调他到京任中组部顾问，后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呕心沥血总结历史经验

廖志高退居二线后，积极参加中顾委活动，还利用到外地治疗休养的机会开展调研，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外调粮食过头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是建国后四川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廖志高在闽期间，就带着这个问题，利用深入农村基层或到外省参观访问的时机，了解福建和其他省市在当年的情况和有关政策，进行比较研究。退下来以后，他又趁多次来四川治疗休养之机，克服年老体弱病残的困难，广泛查阅、收集资料，找一些老同志探索这个问题。他有时躺在病床上口述，由秘书记录；有时自己翻阅资料，记下要点；有时坐在轮椅上同来探望的老同志交谈。日积月累，逐步形成了他的看法。他说：“无可讳言，外调粮食过头，是四川困难时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当时全国粮食供应普遍紧张，就连京、津、沪几个大城市也只有两三天的存粮。中央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发生在四川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国际国内影响要小得多，要求四川必须按期按量完成突击调粮任务。当时中央采取的果断措施和四川省委的作法是无可非议的。决不能责怪省委，也不能埋怨中央”。

他还说：“我离开四川工作岗位，特别是退下来后，一直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廖志高暮年这些肺腑之言，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对党对人民负责到底的精神，也表明了他对四川人民极其深厚的情怀。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把四川建设得更好，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位曾为四川的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老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