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男，1948年出生，汉族，山西省永济市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优秀专家。

人物简介

研究特点

学术著作

“一胎化”

研究成就

学术观点

人物简介

梁中堂，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1983年以来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省社科院副院长，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现在为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从1978年就开始参入中国人口政策讨论，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他的二胎晚育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梁中堂1983年以来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省社科院副院长，现任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

研究特点

指导专业：人口学

指导方向：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研究、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人口理论与政策研究

学术著作

《人口学》 (1983) ，《人口素质论》 (1985) ，《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 (1985) ，《中国人口问题的 ” 热点 ” 》 (1988) ，《中国农村妇女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问题研究》 (1992 ，合著 ) ，《生育高峰期的探索》 (1995) 等人口学、经济学著作 11 部；《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 (1979) ，《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1984) ，《试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 (1985) ，《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 (1987) ，《本世纪我国人口问题的症结》 (1992) ，《关于翼城县试点情况的报告》 (1994) ，《本世纪最后 20 年中国大陆妇女生育率变动研究》 (1998 ，合作 ) ，《中国生育政策评估》 (2000) 等人口学和经济学论文 100 多篇。

“一胎化”

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了。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会议的主题是迎合全国的气氛，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革命。在发言中主要讲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

（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

（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

（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

（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研究成就

梁中堂从1978年就开始参入中国人口政策讨论，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他的二胎晚育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本来指望几年后推广全国，但是在“独生子女”派的反对下，至今只是试点。在19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梁中堂先生提出的折衷的二孩晚育方案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不错的，是万不得已的。由于经济发展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以及不孕人群增加，山西翼城县（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的生育率现在也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说明现在“二胎专家”提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是错误的。

学术观点

1979年12月，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针对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5年后，1984年春节，已经是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在梁中堂的持续努力下，山西翼城试点“二胎”生育政策终于获得了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山西翼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终得顺产。

24年的超长试验中，该县人口非但没有暴涨，各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属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水平。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全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平均下降近4个百分点，成为地区人口出生率、增长率、性别比比较健康的样本。

宽松政策更有利于遏制人口过快增长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经过10年“文化革命”，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极端，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都突出地显露出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由于我们囿于计划体制观察问题，就都把根源归到老百姓生孩子方面。1978年到1979年，一个不分城乡要求“只生一个”的政策开始形成。我当时刚从农村基层调到研究机关，感到让农民生一个孩子会给他们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在搜集资料后，我对“一胎化”政策的前景做了一些计算，发现“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现“4：2：1”的家庭结构，形成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倒金字塔”的人口年龄构成和劳动力减少等社会问题。

当时，我也以为人口过快增长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即在提倡城乡青年 “只生一个”和晚婚晚育的基础上，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1979年，“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经在全国城乡广泛推行。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的目标后，主张“一胎化”的人又提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实行“一胎化”。可是，我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表明，十二亿是一个可以让城乡妇女平均生育2个孩子的目标。1984年春节，我根据计算结果写信给胡耀邦，建议用“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和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代替“一胎化”。中央将我的 《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批转到国家计生委后，我的意见被否决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情报中心马瀛通和国家计生委张晓彤按照我提的办法重新测算并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实行这一办法。时任的一些中央领导明确肯定这一报告，要求有关部门测算并代中央起草文件准备在全国推行。可能是出于各种顾虑，有关部门没有做出行动。所以，我于1985年春节提出为了解除人们对放宽政策的顾虑，建议中央批准我在北方地区选择一两个县进行试验。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试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当时做试点时计划生育的口子把得非常紧，主管部门把账算得相当精细，我们就只在农村普遍放开了二胎，而城镇人口一直都没有松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