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涛博士，男，汉族，1964年9月生，湖北蕲春县人。中山大学博士后。中国民主同盟会盟员，现任中华李时珍科技文化协进会会长、北京医科大学博士、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学术研究会 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理事、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疑难杂症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专业委员会 常委理事、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病专业分会 常委、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病及心血管专业分会 常委、广东省医学会医史分会 委员、西北大学哲理数学研究会 特聘教授。

李银涛博士

李银涛生平(小 序 杏林传人 游子初长成 学海无涯 惟勤可为舟 妙手回春 济世有良医 中西合壁 辨证出奇方 悬壶苍生 追梦扬国学)

将中医与哲学相结合

将中医与西医及现代科学相结合

科学地认识中医，科学地利用中医(科学的认识中医 科学的利用中医)

李银涛博士

1970－1977： 随父母学习中医。

1980，9－1985，9：同济医科大学医学系。

1985，7－1995，9：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工作。其中1992年9月－1995

年7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中，获中医第二学士学位。

1995，9－1998，7：攻读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银屑病

因水平的发病机理研究”，获医学博士学位。

1998，7－2000，12：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从事医、教、研工作。

2000，1－2003，10：在中山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从事医、教、研工作。

2003，10－2008，9：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工作，任中医科主任及皮肤科主任。其间，于2004年10月进中山大学（原中山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在职进行博士后课题研究。

近10年来，一直试图将现代化科学体系，如系统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体系与传统中医药理论相结合，并逐渐找到了中医理论表达的现代学术范式。在此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将中医传统中许多好的药方用于治疗肿瘤、心血管疾病方面，已取得了骄人的临床成绩，研发出的一些抗肿瘤，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中成药在临床中试用疗效良好。

李银涛生平

小 序

药王孙思邈曾经讲过，人命至贵，重业轻金，一方济世，德育由此；李时珍数十载踏草鞋，背药篓，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写成可谓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达尔文语）、中医学界圣经的《本草纲目》；李银涛博士经过从小在家庭中所受的培养、几十年的寒窗苦读、千百次的临床实践、数不清多少次地四处奔走上门出诊，使其成为在广东乃至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的中医疑难杂症及皮肤病专家。

杏林传人 游子初长成

湖北蕲春，山河毓秀，地杰人灵。是明代医圣李时珍的故乡。名山大湖，滋润了千里的沃土，生长着数不清的珍奇灵草；滚滚长江，在这里留恋地回头张望，她那奔涌而来的不尽江流，就象母亲的乳汁，哺育了无数优秀的杏林使者，也哺育了一代代的传人！1964年，李银涛就出生于那里，有着悠久医药历史的山水，赋予了他浓厚的生命底蕴，良好的家族传统，使他从小就有一颗敬医向善、同情病患的高贵心灵。

学海无涯 惟勤可为舟

1970－1977年，在家乡随父母学习中医，对中医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对一些常见病及多发病能够经验性地辨证处方。受到比较良好的中医发蒙教育。此时，他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

1977－1980年，埋首数理化学习，有着优秀的数理化成绩记录。然后顺利考入西医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而非中医医科大学。如此选择，是父母对家传医学继承的一种理性安排（关于此点，他是在10多年后方才体会到的）。他们认为：如果祈望后代对传统医学有开创性的继承，必须使继承者在具备了初步的中医临床理论和技能后，首先必须接受良好的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西医科学的严格训练：系统地学习西医的各种理论与知识，系统地接受西医各科的临床培训。

这个重要时期为李银涛日后通晓中、西医学，将现代科学与传统医学辩证、唯物地有机结合在一起，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科学的先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妙手回春 济世有良医

1985－1995年，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工作。该院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各临床科室均以西、中成对并列设置，如有西医妇产科和中医妇产科之分。在西医皮肤科工作期间，直接在科室主任陈锡唐教授指导下工作（陈锡唐教授当时正担任中华医学会主任委员一职，系我国皮肤病理学的开山鼻祖）。在多位知名教授的指导及帮助下，熟练地掌握了皮肤性病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能独立解决皮肤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断及处理，学会了对一些疑难病进行分析研究并给予适当处理，尤其是得到了陈锡唐教授的悉心重点培养，使他在皮肤病病理领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另外，在邹铭西教授的指导下，使李银涛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经邹铭西教授建议并确立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原则及具体治疗方案至今在皮肤病临床一线仍具有指导意义。其间，有幸拜中医界泰斗焦书德教授及印会和教授为师，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使他对中医在某些方面出神入化的治疗效果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让他在风湿——免疫疾病（痹症）领域及中医疑难杂症（痰症及瘀症）领域逐渐形成了自己辩证施证的特色，获得了比较满意的临床效果。

中西合壁 辨证出奇方

1992－1994年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脱产学习中医理论，受业于李庆业教授（当时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该阶段的学习使李银涛对中医科学体系有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认识。融会所学的中西医理论，将所学的医学理论与亲历的临床实践相结合，使他的医学修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才真正领悟到我中华传统中医的博大精深（当然，对中医时下停滞不前的状况也心有所悟）。历尽崎岖坎坷，深深理解了父母当年对他在医学探索之路上所作的预见性安排，良苦用心使其获益匪浅，为他日后在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创新冲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悬壶苍生 追梦扬国学

20多年的肿瘤及疑难杂症的诊治，李博士一直都以解除病人之疾苦，悬壶济世为自己的目标。他在工作生话中不断努力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其提出的三生态医学理论实际上包含了西医，包含了中医，也包含了一些哲学思想，甚至包含了一些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当三生态医学体系构建出来以后，李博士就在这种思想理论体系之下，有意识的按照这种思想理论体系去看病去治疗，实验证明效果是好的。这也反过来证明三生态理论的正确性。现在在治疗癌症，心血管（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内分泌性疾病），痛风（代谢性疾病），还有在乙型肝炎的治疗上，运用这个理论的反映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将中医与哲学相结合

倡导李时珍医学之道，旨在复兴东方科技文化

几十年的医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使李银涛博士在中医和哲学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不仅如此，经过漫长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客观、理性、辩证的观察与思考，他渐渐地挖掘出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

他认为：中医是留存至今的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好的范例。以《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等为早期代表的中医典籍中留存了大量中国古代人对自然和宇宙、对人身心知识的细致体察和见解，以及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些基于实地考察和实践活动的记载，乃是中国古代人的自然观念、世界观念的最有说服力的活的标本，通过它们而体现出来的关于人身心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比许多文学作品、许多高度抽象和过度整齐的哲学体系，都更忠实地展示了中国古代人眼中的那个鸢飞鱼跃、生意盎然的世界，也在无意之中，更为生动地展示了人的心灵所能够达到的囊括万物的雍容气象。

中医的医疗实践活动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在医学领域的实际运用，也是这一哲学传统中以人弘道的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说，从大处着眼进行中医研究，有助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走出作为一种纯理论研究、一门学科的狭小格局，使中国哲学有可能在现今一代重新接上“地气”，重新认识中国古代世界的真实面目。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经过几千年实践验证，被证明确实行之有效的医学知识体系，中医提供的不是已死的律条、少数文化人的谈资，和专业研究者抚摩把玩的文房清供，而是活的选择，是由此可以启发这一代人看见另一个世界、寻味自然和人的另一类关系的一种可能。这种选择不意味着复古，不意味着对行将途穷的国粹的抢救式发掘，它意味着不必以泯灭中医的固有特色，作为在西医之后学步以实现中医现代化的不可避免的代价，这种选择要从中国自身的溥博渊泉中开出新路。中医提供的是一条可能的中道。

李时珍历时近三十年，呕心沥血，完成著作《本草纲目》，继承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的本草学传统，但以内容的丰富、体例的精当和论述的谨严而论，它不但是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又一座高峰，其学术价值也已经远远超出了本草学的范围。

《本草纲目》之高明，不在于提出何等宏大的体系，而在于始终恪守作为医家著述的初衷，以精当实用作为重修本草的宗旨。《本草纲目》确立的新的药物分类体系，使它包罗的众多内容统归在一个更为合理、严谨而且实用的十五部、六十类分类法内。药物分类法不是简单的罗列或排序，由它可以为自然界的众多事物确定坐标，从中不但能够反映人对自然和宇宙万物的了解程度，而且反映了编目者心中的世界观念，乃至哲学见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草纲目》提出的新的分类法，是从至大处着眼，而在至寻常处入手的奇崛之笔。它是一个貌似平凡、实际上极为重要的创新，是在博物研究领域或从哲学的角度看，都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其中的意味，还有待于后人的进一步探究。

正如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著作反映出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唯有基于端正的立场和庄敬的态度的研究，才有可能成就传诸后世的成果；这样的学术风范，正是目前包括李时珍学术思想研究在内的中医研究亟待培育的，也是更大范围内的医学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格外需要提倡的风气。这种从中国古代学人传承下来的中正作风、专精的态度以及开放的学术眼光，更尤其是中医研究者和中国哲学研究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精神和气派。

将中医与西医及现代科学相结合

“肿瘤三生态”新疗法造福人类

除了在理论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外，李博士在临床医学研究中，将中、西医以及现代科学有机地结合，在长期的探索与研究中，一项项新的医疗技术与手段问世，“肿瘤三生态”医学体系的创立更为广大肿瘤患者的生命带来曙光。所谓“三生态”，指的是：第一，生理生态：身体的内环境的生态系统;第二是外环境生态：大气，水等外部环境生态系统;第三是精神/心理态。这三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我们平时得病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发生了改变，而这个内环境的平衡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调理医治可以办到，但是如果我们只做到这一点，那样是远远不够的，平衡患者的外环境生态和精神/心理态也同样重要。一个因为长期饮酒造成肝癌的病人，当你用中药把他的身体治好，他的外环境饮酒的习惯没有改变，相信再次复发也是迟早的事；而同样因为对癌症的恐慌，而惧怕癌症的病人相信你没处理好他的精神/心理状况，也不能让患者的治疗有好的效果。正是因为三生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李博士对每一个癌症患者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病人，都做到从他们的身体、精神/心理和外部环境综合去治疗，那样才可能真正结束病人的疾苦。而且李博士针对病人的生理态，提出了改良后的化疗压缩/冲击疗法，这种压缩式的西医化疗结合中医扶正的方法在肿瘤的治疗方面效果显著，有效的提高了中晚期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为众多患者带来福音。此外，李博士经常通过报纸专栏、电视专访、学术网站网络视频等现代媒体手段为广大市民群众宣传日常卫生保健科普知识，可谓是全方位地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

科学地认识中医，科学地利用中医

科学地认识中医，意指要从科学与技术两层面看待认识中医。从“主流科学”角度看，中医是一门“前科学”，其体系内部的各理论模型之间，理论模型与现代各学科之间缺乏“通约性”或缺乏纵向的演绎推理联系，使得整个理论体系既完美又封闭，难以从内部的矛盾运动中产生质的跃迁。其合理的思想内含必将被整合于现代学科体系之中，成为未来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技术层面看，中医是一门有效的实用技术，其理论体系是由众多特殊的、称之为“技术模型”的理论模型集合而成，每个技术模型是在各自大量的现象观察及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借用阴阳五行的辩证理论，通过取象比类，整合了病理/生理与药性两方面的观察信息而构建起来的。这些众多的模型在实际应用时有各自不同的、针对性较强的范围，且病理/生理信息与药性信息被完整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各自的理论表述失去对方无实际意义。因此，中医的“技术模型”具有“虚拟性”。尤其是，辩证在中医理论体系中除了方法论上的意义外，更主要是作为一种技术模型的具体建模方式而存在，即“辨证技术模型”。由于这种“辩证技术模型”的特有建模过程，使得对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从科学层面上解析可以，从技术层面上解构未必可能。故而认为“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的提法不恰当，而应当是“科学地认识中医，科学地利用中医”。也有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医学者捍卫中医“纯洁性”的理由及情怀。

科学地利用中医意指可以从三种途径同时展开对中医的研究利用，即：①按中医自身逻辑完善中医，继续发挥其实用价值。②按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开发中医。包括对其思想内含、思维逻辑的研究与创新，以及对中药的开发利用，加深我们对人体生命本质的认识及加强控制疾病的治疗手段。用此种方法，要力戒设置伪命题。③中西医结合：从当下科学层面讲，两者无法结合，应是现代科学体系与中医理论体系的整合，形成未来科学理论体系，后者具有讲究整体，讲究辨证，注意非线性问题的特征，是现代科学体系的逻辑延伸。从技术层面上看，西医与中医两技术相加大于任一技术之疗效，尤其在某些领域更是如此。并且着重提出，要想使这种结合不流于庸俗，必须在培养医师的制度上有所创新，使得从事中西结合的医师在西医与中医两方面均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

科学的认识中医

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分为两部分：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后者包括科学与技术两个层面。科学是对物质世界的本质及其运动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技术是在这种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人类自身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手段与方法。科学与技术虽有内在的密切联系，但却有不同的侧重点。科学关注的是理论认识是否理性与可否证伪性，技术关注的是知识的有效性或实用性。中医是一门关于人体健康与疾病的学问，理应从这两个层面上来理解。

1. 1 中医在科学层面上的意义

科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应该包括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所有对自然客体的理性认识，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这种“理性”是相对的，终极意义上的“科学”从来都是不存在的，它理应是一个历史范畴。狭义的科学是指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类对自然本质及规律的认识，并在此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研究体系与方法，简言之，就是“现代科学”，这种研究体系与方法大概可如此表述：首先对客体进行分析还原，继而分门别类，最后在逻辑原则指导下归纳总结，即：观察现象→提出假设→实验设计→实验（证伪）→构建理论体系→提出假设……，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推进，逐渐使理论体系逼近客观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因此，就当下而言，它是最先进、同时也是最“科学”的认知体系。相比之下，中医理论体系是在先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类逐步摸索、类比出来的。它以天人合一为主导思想，阴阳五行为主要逻辑工具，通过取象比类方法，将人体的一切生理、病理，以及药理药性及相应的治法治则构建于阴阳五行的模型中。中医主要不是通过内在的结构分析，而是通过外在的功能表象来认识人体，这种方法使得中医理论构建难以通过纵向的演绎，而只能选择横向的类比推理来实现。这种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不确定的，与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有着本质的不同。此外，类比推理的哲学根据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但这种统一不是完全一致，而是包含多样性与差异性的统一。如果推理出的结论是在两类事物统一性范围之类，才具有一定的逻辑可靠性和确定性；如果推理出的结论恰好是两者的差异点，得出的结论就不可靠。由于缺乏对自然及人体深入地了解和实证分析，所以在运用类比推理时，有时反抓住了两个事物之间的表面现象的相似之处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得出不确定甚至是错误的结论。因此，我们从此意义上说，中医是一门“前科学”。更为严重的是，阴阳五行模型作为一种先验的模型，按其既定的框框僵硬地将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生命现象分门别类地纳入其中，因此，作为整个理论体系，其完善过程就是其封闭僵化的过程，或者说，自我封闭是该种理论体系自身内部运动发展的必然结局。从“主流科学”层面上如此看待认识中医非常必要，它可以使我们非常明确地懂得：籍此理论模型，我们是根本无法达到认识自然客体的自由王国，一切试图籍此“桥梁”通往“自由王国”的努力注定会落空的。

当然，在看到中医理论体系缺陷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医理论体系内部有很多合理、理性的成分，比如整体思想，辩证思想，较之西医而言，这些观点可能更接近生命的原型。同时，“现代科学”从广义角度看，也有其相对性。因此，我们应循着科学的基本精神——理性、可证伪性（实证性）的原则，将中医药中的合理思想内核发掘出来，充实到现代科学体系中去，完善现代科学方法之不足。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医不仅为我们提供具体的认识内容（关于健康与疾病的具体知识），还在方法论上理应对现代科学体系有所贡献。在此方面已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如 “生命分形理论”。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医的某一思想，某一具体认识内容对于现代科学而言，更多的是思想启迪上的意义，丝毫不能代替我们具体的科学探索。这是一个漫长、艰苦的劳作过程。

1．2 中医在技术层面上的意义

中医是一门行之有效的医术，由于技术上的实用性而得以传承，要想从技术层面上充分认识中医的本质特征，我们不妨通过对中医的一个重要概念——“辩证”的剖析来展开。

谈到中医的“辩证”，人们首先会想到其方法论（或认识论）上的意义。其实，辩证在中医理论体系中更具有技术模型的意义。我们知道，辩证的概念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先人们正是用这种方法论来认识自然世界的。但是到汉代张仲景后，他就把辩证概念具体化，或曰“技术模型化”，即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借用阴阳辩证理论，通过取象比类的逻辑方法，将有关人体生理、病理变化，以及药性、药理的所有认识整合在一起，构建一个有关人体健康与疾病，及其相对应的药物之药理、药性的高度统一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辩证作为经线始终贯彻其中，因此，这种技术模型可以姑且称之为“辩证病理生理模型”。从这时开始，辩证除了具有科学认识方法论层面上的意义外，更多的是体现了“技术模型”的具体含义。在这个模型中，健康/疾病与治疗手段（如药物的药理药性）两方面完全耦合在一起，不能分离，离开对方，各自的理论表述完全没有实际意义。以后历代医家也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方法发展中医的。由于各自对现象的观察及经验积累有其偏面性及局限性，历代医家在某种辩证体系（模型）不能解释新的现象或经验时，又在这些新的现象或经验基础上建立新的辩证体系，诸如阴阳辩证，脏腑辩证，八刚辩证，六经辩证，三焦辩证等。在每一个辩证体系中，生理/病理与药物之药理药性紧紧耦合为一整体。中医的这种建模方式很类似于现代科学中的“黑箱理论”的建模方式，所不同的是，“黑箱理论”仍然是以现代科学的实证分析为其基础的，而中医建模是以现象观察及类比方法为基础的，使其建立起来的技术模型带有很大的虚拟性，这种“虚拟性”使其模型不能向纵深演绎推进，只能在横向上集合，最终使得中医理论体系成为庞大的各辩证体系的集合体，却没有本质上的跃迁。充分认识到辩证概念的“技术”含义及中医理论的“虚拟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使我们避免很多无意义的争论。这是因为，尽管各种辩证体系之间缺乏严密的内在逻辑性，与外部各学科（尤其是现代科学中的各学科，包括西医的各基础学科）缺乏“通约性”，但就某一辩证体系内部（在其观察及经验范围内）却能自圆其说，并能相当有效地治疗某些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这种技术上的实用性使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尚无法被其它技术所取代。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识到了中医建模的特殊过程及模型的虚拟性，也认识到辩证概念在中医中的“技术模型”含义及中医技术的实用有效性，自然就会认识到，“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的提法是不恰当的。中医作为一门实用有效的技术，其技术有效性是其存在的根本理由，我们可以发明更先进、更有效的技术，但没有必要对这种已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进行什么“化”，锄头挖地与拖拉机耕地各有各的用处，大不必对锄头进行“拖拉机化”，真是那样，锄头就变成了拖拉机身上的一块“铁”。况且，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中医的建模方法，就会发现这种“化”根本不可能。要知道，中医的每一辩证模型的建立，都是在海量的中药人体试验的观察基础上，整合了所有的病生、药理药性的观察结果。因此，想要循着这种建模方式构建中医“微观辩证模型”，“DNA分子辩证模型”，就必须重复进行大量的人体药物实验（这是由于这种特有的建模方式，决定了各辩证模型之间缺乏纵向的逻辑演绎关系），以便获得药物对人体的微观作用结果（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所得到的观察结果并按中医建模方法整合这些结果，只能适用于动物，这是由这种建模方式的特点所决定。况且动物无法表达自己的主观症状），而且，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的技术观察指标层出不穷，还未待某种理想的模型建立起来，就已经过时。如此这般，我们不难理解传统老中医坚决反对“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重新解构中医”的提法。解析也许可以（从科学的层面上），重构未必可能（从技术的层面上）。

科学的利用中医

有了以上对中医的科学认识，就不难找到科学地利用中医技术，开发中医药的途径，归纳大致有三：

2. 1 按中医自身逻辑完善中医

中医是一门实用有效的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被其它医术取代。然而它自身尚存有诸多缺陷，如：名词概念的不统一，有时一词多意，有时一意多词；“证”的标准不统一；甚至存有宗教、迷信成分，因此必须对其文字、概念进行规范统一。而就中医理论体系内部众多的“技术模型”而言，很难建立起一个标准、统一的理论模型。这是由于，各个“技术模型”皆是以各自的观察经验为基础，而这些单方面的观察经验对于复杂的系统而言是有限的，故中医家在面对某个具体的病人时，实际上是逐一试用各个技术模型（有时表现为某个病者向多个医家求医），其间就可能有一个技术模型恰好适用该病者，那么，其后的治疗就会按这种技术模型思路继续下去并取得较好疗效。这些众多的技术模型构成了一个“散弹枪”。对复杂的系统而言，我们获得的信息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模糊比精确“准”。另外，这里谈规范化，而不讲客观化、计量化，或实质性研究，是因为后三者是“解构中医”，“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从第一部分对中医的建模过程、建模方式分析中得出，中医理论体系的客观化是相对的，计量化不可能；至于实质性研究，是对中医理论体系本身的实质性研究抑或对客体物质世界的实质性研究？如是前者，前者的实质性已经很清楚了：一门融合了文化、哲学、技术的实用医术；如是后者，可以如此进行：在中医博大的思想内容启迪下，按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展开对客观世界的研究（计量与客观是其基本的要求）。按这种路径研究中医，更多的是文本方面的完善工作，目的是使其更有效、更实用，掌握起来更简便。

2. 2 按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开发中医

按这种思路研究中医，必须将中医庞杂的理论体系解析清楚，分出哪些内容是文化层次，或哲学层次，或技术层次。然后按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展开对其中蕴含的有价值的思想或技术内容展开研究，如，中医理论体系讲究整体相关，讲究内在的组织的协调思想，注意功能态，注意对不同生理及病理状态的调整等，都极具有价值，必须具体化，在这种“具体化”的过程中，不但会丰富现代科学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深度，而且还会在思想方法论上完善现代科学的认知体系。如从中医理论体系中衍生出的“生命全息理论”，“生命分形理论”等就是很好的例子（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在对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建立发展了自己的方法，而且有待继续完善）。又如：通过对中医里证与证之间的关系，启示我们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科研思路，但不能拘泥于某一派的所谓“实质性研究”，避免设置伪命题。还如：五行生克反映了人体内在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与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启迪我们有意识地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方法研究人体生命。

另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中药（包括分析药物有效成份、结构、药代等）。药物开发象所有科学技术开发一样，其技术含量有高、中、低之分。发达国家从商业利润出发占领技术制高点；但从医学社会价值出发，高、中、低技术含量的医药技术均有其实用性。虽然医药技术开发要受到市场经济的导向，但更受社会效益规律的支配（有点类似国防）。所有医药技术开发既要有高技术开发，也要重视一般实用技术（适宜技术）的运用。中药有上千年的用药临床经验及功效、性味、归经的论述，开发中药往往能事半功倍。尤其是有中药理论的指导，使我们开发复方制剂更优于“西方人”。总之，中药种植、生产的规范化，剂型剂量的现代改进，中药配伍之规律急待进一步研究。

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医，要避免用现代技术词语去诠释中医概念、理论，尤其是一些具有文化、哲学色彩的概念，如：阴的实体是什么？阳的实体是什么？

2. 3 中西医结合

这是最让人困惑的问题！从当下“主流科学”层面上讲，两者根本无法结合。因为两者来源不一，更为可能，是现代科学（或曰当代“主流科学”——发轫于古希腊的还原分析）整合中医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也许有一天，未来的科学面貌呈现出讲整体，讲辩证，注意非线性的特征而与当代科学有极大的区别（抑或是本质的区别），而与中医理论体系中理论思想相一致，但这种未来科学体系是当代科学体系的逻辑演进，而不是中医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简单相加，更不是中医理论体系对现代西医的整合。事实上，即使没有中医这个因素，现代医学按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也会融合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将科学、技术、人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融合，进入更高级的医学层次——未来医学。但有了中医这个科学文化宝库，会使我们在进行医学研究时更加有的放矢。

从技术层面上讲，中西医结合则大有用武之地。既然讲到技术，那么实用性就是其评估选择的最高准则。具体到某一发病个体，有两套技术肯定比用一个技术强。尤其在一些新的学科领域（如病前、病后状态；诊治亚健康状态等）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条结合之路上，具体的临床实践会是多种多样，如辨病与辨证同时进行就不失眼下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值一提的是，要使这种结合真正行之有效而不流于庸俗，除了要在医学临床实践方面进行探讨外，还必须在培养临床医师制度方面有所创新，即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医师，必须同时接受中西医两方面的教育培养，使其中医、西医均有较深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