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舟，原名李清潍，1905年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七里堡子村，后迁居于下胡同峪村。父亲李祥林博学多才，能文善武，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士。辛亥革命中，他率先剪掉辫子，以示摆脱封建统治的束缚和对清朝腐朽统治的的蔑视和反抗。民国初年，他又慷慨解囊，并献出自家房屋，集资创办本村第一所平民小学，倡导新学，为贫困山区培养人才。

中文名：李松舟

别名：原名李清潍

出生地：山东省沂水县七里堡子村

出生日期：1905年

信仰：共产主义

简介

兄弟英烈

初露锋芒

投身革命

宣传马列

戎马一生

简介

李松舟，原名李清潍，1905年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七里堡子村，后迁居于下胡同峪村。父亲李祥林博学多才，能文善武，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士。辛亥革命中，他率先剪掉辫子，以示摆脱封建统治的束缚和对清朝腐朽统治的的蔑视和反抗。民国初年，他又慷慨解囊，并献出自家房屋，集资创办本村第一所平民小学，倡导新学，为贫困山区培养人才。文武家教，使李松舟兄弟深受熏陶。

青岛历史上最早的共青团员

1923年11月18日，青岛市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这10人就是青岛历史上最早的共青团员。是日，团中央特派员王振翼，中共济南地委书记王尽美，中共青岛组书记邓恩铭研究决定，发展电话局职员孙秀峰、王少文，职业学校学生李松舟、许兴业、郝骏夫、李翠之、姜秩东、傅健生、李树伯、张肃甫等10人为团员，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

一样的热血青年，一样的蹉跎岁月，将他们聚集到一起。不一样的人生追求，不一样的理想信念，又使他们分道扬镳。这10人中，有的追随国民党，有的参加共产党后又背叛了共产党；有的一时激奋一生沉默。惟有李松舟，自参加革命起，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百折不饶，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直到生命终止。

兄弟英烈

李松舟的三哥李清漪，是沂水最早的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自小读书，才思敏捷，书、画、篆刻，造诣很深，而且武术精湛。虽出身富庶之家，但对贫寒百姓极富同情心。1916年，兄弟俩均在小诸葛完全小学读书。学校离家12里山路，崎岖难行。放寒假时，适逢漫天大雪，山路被封，家中派车子去接兄弟俩回家。他俩见车夫推着小车走山地雪路非常吃力，都坚持不坐车，步行回家。此事一时传为佳话。1923年，李清漪考入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后由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于右任合作创办的一所新型高等学府，于右任担任校长，共产党员邓中夏担任总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著名共产党员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该校社会学系任教。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选派优秀青年来此学习，上大实际上是我党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李清漪考入上大后，初修中国古典文学，不久即转入社会学系，受到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瞿秋白等的亲切教诲。1924年瞿秋白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上海总工会工作，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受党组织派遣，随校长于右任北上，往来于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做国民军孙岳、邓宝珊部的工作，促其策应北伐。同年底因积劳成疾，回原籍休养，将革命火种带回沂水。在沂水农村创办平民学校，出刊《农民小报》，自编教材，对贫苦农民及其子弟进行文化教育，又引导一批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发展了沂水西北乡第一个共产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清漪到济南，准备赴上海，因上大、上海总工会均被反动派查封，他被山东党组织留在济南工作，任中共山东区委执委技术书记。同年5月被捕，旋即牺牲，遗骨未能收葬。

父、兄的言行对李松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幼时就和三哥李清漪一起，既习文又练武。他能将上身向下俯，头部从两腿中间往后向上，翘得老高，同学们戏称之为“绕指柔”。他不喜欢背诵晦涩难懂的古文，却喜欢看《水浒》，还将一个个英雄人物的故事讲给同学听。三哥李清漪对他一生的影响至深至切。李清漪在临沂省立第五中学、济南育英中学时，经常寄新书、新报给他看。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李清漪不断写信，介绍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革命先行者的文章和思想，介绍上大的情况和上海的工人学生运动，引导他一起分析时势，探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李清漪的引导和推介，使李松舟对上大心驰神往。李清漪走上革命道路并为之牺牲，又坚定了李松舟一生革命的决心。

初露锋芒

1921年，李松舟考入青州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该校是官费学校，吃、穿、书籍、文具等均公费供给，因此成为穷苦学生的首选学校。李松舟家虽不贫寒，但因三哥李清漪也在求学，家庭经济难以为继，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投考四师。

四师是所比较闭塞的学校，学风迂腐，校长及教员思想落后，食古不化。而离该校不远的青州省立第十中学却十分活跃，是青州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阵地。山东早期党员王翔千（山东诸城人）、早期团员王振球（王翔千之弟）均在十中担任国文教员，他们积极地、有计划地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向导》、《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以及反孔反礼教的进步杂志、书籍，引导学生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组织读书会，读新书，看新报，进行时势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省立十中也产生了青州第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由同学王为铭（山东诸城人，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不甘四师陈腐气息的李松舟参加了读书会，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读书会有一种刊物叫《十日》，为单张小报，介绍当时的新书刊和读书经验。李松舟孜孜以求地阅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讨论集》，他认真研读，开始了探索改造社会的新途径。读书会每到周日组织讲演会、讨论会，同学们各树一帜，各抒己见。李松舟曾以《救国策》为题，驳斥当时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体育救国等论调，认为皆非善策，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无二的救国良策。

通过读新书和参加演讲会、辩论会，李松舟和一批进步学生开始意识到四师弊端重重，误人子弟，因此强烈要求学校：改革黑暗制度；学术自由；尊重学生人格和权益。反动校长认为这是学生造反，干预学校行政，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压制。李松舟等进步学生发动全校罢课，包围校长室，并选派代表，赶赴省教育厅请愿。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这次学潮历经十余天后被镇压，27名学生被开除学籍，李松舟亦名列其中。

被开除学籍后，李松舟并没有受到家庭的责罚。相反，父亲允许他到济南继续求学。但因为没有中学文凭，许多学校限考。以后得知胶澳商埠职业学校招生，不限文凭，遂报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投身革命

1923年的9月，青岛地区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公立职业学校——胶澳商埠职业学校迎来了第一批莘莘学子。

从赤日炎炎的济南，来到凉风习习的青岛，李松舟颇感快意。不仅如此，1922年12月中国收回了青岛主权，为德、日帝国主义霸占25年有余的青岛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能到风景如画的近代化通商口岸——青岛读书，真叫人扬眉吐气，心旷神怡。

胶澳商埠职业学校坐落在伊尔蒂斯兵营旧址（今中山公园东南侧），原设农、工、商3科，因属筹建初期，仅招商科4个班，150人，均为男生。

入学不久，李松舟就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此时，中共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正在以职业学校校长王静一的学生的名义借住于该校。经同学郝泉声引荐，李松舟结识了邓恩铭。在邓恩铭住处，他看见新书新报充满房间，大为欢喜，以为今后有书可读，不致浪费时光。不久，他又在此结识了中共山东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同时他也常在校长王静一家遇见他们。李松舟闻知他们都曾赴苏参加过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此后，他又结识了在青岛的另一位山东早期党员，与王尽美、邓恩铭一起赴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王象午，此时王象午在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任职，与邓恩铭一起肩负着在青岛发展党团员的历史使命。李松舟经常到邓恩铭住处，阅读《向导》、《新青年》，聆听他们的教诲。革命理论的熏陶，使他如渴得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有了进一步了解，对社会主义苏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23年11月，团中央特派员王振翼和中共济南地委书记王尽美先后来到青岛，指导青岛建团工作。他俩分别对职业学校、电话局、四方机厂、海港码头的进步分子进行考察谈话后，决定先发展电话局职员王少文、孙秀峰，职业学校学生李松舟、许兴业、郝骏夫、李翠之、姜秩东、傅健生、李树伯、张肃甫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8日，在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王象午的办公室召开团员大会，成立了青岛历史上第一个共青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李松舟的入团介绍人是当时担任中共济南地委书记的王尽美和担任中共青岛组书记的邓恩铭。

入团不久，家庭即派人接李松舟回家完婚。因是父母包办，李松舟极不愿意。当时王尽美主张可以不回去，邓恩铭考虑还需要家庭供给读书，应回去应付一下，以免决裂。最后议决还是回家乡履行父母之命。王、邓二人的临别贺词是：自由的爱情，固可庆贺；宗法的结合，未尝不可纪念！只要你和她，同到洪炉中，重受爱火的锻炼！金灿灿的字，钉在了红艳艳的绸子上。自此一别，李松舟再也未能见到王尽美、邓恩铭，但对他们兄长般的爱护之情和殷切期望却一生铭记。

宣传马列

回家乡后，因家庭经济日见窘迫，为支持三哥李清漪完成学业，李松舟不得不辍学，回母校小诸葛村小学当了教员。

在这所偏僻的山村小学里，李松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带了许多新书新报，加上李清漪不时从上海寄来的进步杂志，开阔了许多青年教师的视野。当时，进步教师邵德孚（1926年入党，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孙固斋等都与他往来密切，乐于与他倾心交谈。他案头的《向导》、《新青年》、《晨钟》等杂志和社会主义苏联的一些见闻，成为吸引青年进步教师的磁石。这些书刊杂志和粗浅的革命理论，在青年知识分子心中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种子。

1926年，邓恩铭曾函约李松舟到济南晤面，并预约了接头地点，但当李松舟1927年初赶赴济南时，邓恩铭已去武汉。党组织派朱霄与李松舟取得联系，指示他回沂水县和王敬斋（沂水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一起开展青年工作。李清漪牺牲后，为避免李松舟因太红而遭不测，组织上没有发展他入党，他依然以团员身份开展工作。

1928年11月，中共沂水党组织指示李松舟以教员身份到沂水三区东里店（今属沂源县）小学开展党的工作。12月初，成立了中共东里店小学支部，李松舟任书记，黄简斋任组织委员，刘华亭任宣传委员，这是沂源境内最早的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建立后，李松舟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发展教员蔡铭九、校工翟以温等人入党，成立了沂水三区农民协会，健全了从区到村的农民协会领导班子，发展了近千名农会会员。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1929年5月3日，中共东里店小学支部组织领导了各界民众数千人集会，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一周年。会后，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是在沂源境内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震动了整个沂水西北乡。不久，中共沂水县委遭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被捕，李松舟、刘华亭和到东里店小学视察工作的孙固斋也被捕。由于国民党沂水县党部没有抓往李松舟的任何证据，第二天就将他释放了。之后，李松舟以治眼疾为名，离开沂水，到青岛阴岛从事教学工作。

1932年，闻听沂水党组织恢复，街上有张贴的共产党传单，李松舟于暑期回到沂水。但时隔一年，沂水党组织再次遭破坏，邵德孚、于松泉等被捕，他未能和组织取得联系。此后，他一直在沂水瑞溥小学从事教学工作，直至全国抗战爆发。

戎马一生

七七事变后，李松舟在瑞溥小学结识了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为民族的生存焦心忧虑。他们很早就知道工农红军已胜利到达延安，并建立了陕北抗日根据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延安成为他们热烈向往的革命圣地。

1937年10月的一天，临沂乡师学生王涛（原名王富春，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来找李松舟，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到延安去。两天后，李松舟、王涛、尹平符（后曾任山东省曲阜师范学院副院长）、周锡祜（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等4人收拾简单行囊，徒步从临沂到台儿庄，再到徐州，踏上赴延安的征程。而此时，李松舟32岁，已是双亲皓首，儿女成行。

同年11月，他们一路风尘，到达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王光华的介绍下，进入了我党以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名义举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青训班由冯文彬、胡乔木主持，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学习内容有国际国内形势，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革命的三民主义等。青训班实际是考察新学员的考场。三周后，青训班结束。他们又乘上了去延安的大卡车，于次年元月到达延安，被分配到当时中外有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李松舟是“抗大”第三期学员。在“抗大”，他经常聆听到中央首长的讲课。有一次毛泽东主席到学员中讲抗战问题，他说：抗日战争就好比做文章，以“自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作开头，以“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作结尾，中间内容由大家来做。战士用枪做，文人用笔做，农民用锄头做，老太婆用纺线车做，只要大家都来搞“创作”，这篇文章就一定能做好。毛主席还把中国比作“大海”，把日本军队比作“辣淑面”，把游击战术比作“跳蚤战术”等。毛主席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阐述，使李松舟几天几夜不能平静。他对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必胜信心。

由于战争形势需要，“抗大”三期提前毕业。毛主席亲自作毕业动员报告，要求学员尽快学会做群众工作，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锤炼自己。当时，学员有三个去向：1、充实115师干部；2、成立并扩充新四军；3、到敌后去，建立抗日根据地。李松舟根据自己对沂蒙山区的熟悉和家乡一带活动的有利条件，决定报名回沂蒙山区作敌后抗战工作，得到了组织同意。

1938年4月，李松舟和尹平符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回到了山东，找到了沂水县委和八路军驻沂水办事处。此后，他俩留在沂水县委工作。同年11月，李松舟再一次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在抗日火线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李松舟不断变换工作岗位，经常是风餐露宿，一夕数迁。几次遇险，都化险为夷。1943年，他不幸在一次日军“扫荡”中被俘，敌人逼迫他背人渡河，他机警地钻入芦苇丛中，逃出魔掌。他不仅自己参加革命，无怨无悔，不惜牺牲，又将子弟十余人带出参加革命，他的大女儿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在儿子17岁时，他又将儿子送进革命队伍。

1944年抗战胜利在即，党组织调他到建国学院学习，为抗战胜利准备、培养建国人才。1947年调益都县司法科工作。后由于战争需要，又奉命率40余名地方干部编入三野后勤辎重团，负责炮弹及军械的运输供应任务，随军从山东战场打到淮海战场，直至打过长江。

1951年，李松舟转业到南京市政府工作。1955年调中央政法干校学习。1956年到南京市法院公证处工作。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又到龙潭、栖霞、孝陵卫以及“文保会”和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工作。在和平年代里，他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追求真理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从不居功自傲，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1972年6月，他猝发脑溢血，在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