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寿铨 (1859—1928)，字镜澄，出生于江苏江都大桥镇。他是“萍乡煤矿创始之人”（盛宣怀语）。又是同盟会会员、南社诗人和萍浏醴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李寿铨出生才六个月、还在襁褓之中就失去了父亲。母子两人相依为命，靠母亲做些女工活计和纺织等维持清贫的生活。他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礼、贤良正直的妇女。在母亲的教养和熏陶下，他刻苦发愤读书，秉性刚正不阿。年稍长，常为乡里排难解纷，为邑人称道和信赖。李寿铨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其道德文章日进，卒为当道所赏识，被吸收到扬州著名的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任教授。

在执教之余，李寿铨接触了西方新思潮，对极少数有识之士引进西方技术兴办邮电、铁路、银行、矿山等的主张产生共鸣。李寿铨认为只有用西方先进的机器技术，来替代小手工业生产，才是富民强国之路。

1896年底，其父李慎保在常州的老友之子张赞宸（字韶甄），听说李寿铨锐志实业救国，便托人带信约李寿铨在上海会晤。张赞宸告诉李寿铨说：“张香帅（张之洞）认为国弱民贫，欲跻富强以保中国；须‘煤铁并举’。盛宫保（盛宣怀）竭力赞助，决定开采湖北大冶之铁和江西萍乡之煤，在湖北汉阳冶铁炼钢，成立一所钢铁煤联合企业。现在宫保已从香帅手中接办汉阳铁厂，并出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复将开办萍乡煤矿的重任交给鄙人。鄙人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延揽大才如阁下者。共同努力，创此伟业。”李寿铨当即答道：“对香帅主张，鄙人举双手赞成。既然韶公奉宫保之命，开办萍矿；复亲自相邀，共同开发，鄙人惟有投笔而起，当仁不让，义不容辞，襄助韶公，克底于成。”两人当即约定分头准备前往萍乡。

次年春，诸多亲友得知李寿铨将有远行，特在大桥镇茶亭处设宴祖饯。他即兴赋《茶亭远眺》一首，抒发了胸中的抱负：

极目平原望，青青一色齐。几人蓑笠小，四合水云低。树远风难动，松高雾不迷。我今临此地，阡陌畅东西。

前四句由写景而看到未来，前途无限开阔。五六句表明他此去萍乡，不为一切困难所动摇，不为一切尘垢所污染。七八句表明要发挥才干，决心把实业办成，务期萍煤、冶铁盈充畅达，左右逢源。

茶亭宴罢，李寿铨便满怀壮志豪情，离别家乡大桥镇遄赴江西，迈上了实业救国的人生新途。

二、开发安源，建矿保矿

1897年6月，张赞宸带着一位德国矿师赖伦和李寿铨在汉口会齐，便赶赴萍乡。先去拜望大名鼎鼎的维新派人士、珍妃的师傅文廷式，得其赞助。即携带干粮，栉风沐雨，跑遍深山密林，访尽窿区，逐井考核。经过夏秋两季，历时数月，对于萍乡产煤地区作了全面的调查和深入地了解。便由李寿铨负责起草撰写了一份详细调查报告呈送盛宣怀督办大臣。报告中建议采用西法，运用机器，大举开采。并提出了筹巨款、修轨道、造浅水轮驳、设官钱号、派兵筹防等设想，以及定经界、设电报、修运道、筑铁路、建仓积谷、兴学储才等具体措施。这项考察报告得到盛宣怀的赞可，乃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明清廷，并奉准开办萍乡煤矿。

1898年3月萍乡煤矿开办，张赞宸任总办，李寿铨任机矿处长。因矿局设在安源地方，又俗称为“安源煤矿”。张赞宸经常奔走沪汉一带，处理筹款，交涉、联系工作等大政；而全部建矿工程就由李寿铨坐镇安源，一肩承担。由于当地官民守旧排外，地方士绅更藉风水祖茔遭受破坏，对铺铁轨、安装机器、拉电缆、启动马达等工程，横加阻挠，使营造施工极为困难。他在此期间，真是惨淡经营，艰苦备尝，使建矿工程得以蜗步蠕进。萍乡煤矿系引进德国技术进行开采，向德国礼和洋行贷款400万马克，先后延聘德籍工程人员30余人。还办理招商股100万两，并屡次向外商借款，使建矿工程得以按计划进行。建矿以后，第一桩大事便是收并商井。李寿铨考虑到既然运用机器开采，必须有步骤地买尽各山商井。收并商井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难度很大的工作，工作之艰巨、办事之辛劳匪言可喻，持续达八年之久。1906年，进行普查，前后共收并商井321口，耗银52万两，界内已无一口私井，李寿铨亲自率员进行勘界，并绘成地图。周围共长约93里，面积约505平方里。

在开办机矿期间，李寿铨妥善地处理了对外关系。既未发生涉外纠纷，又维护了主权。如迫使湘潭洋教士将占据的两处商井按时价出让。在义和团运动、全国掀起排外浪潮时，李寿铨却将30余名德籍人员暗中遣送至湖南醴陵躲避，受到全体德员衷心感戴。当第一次洋焦炉未能照合约如数出焦时，李寿铨据约力争，终责成礼和洋行罚款银29000余两。当李寿铨得知德籍总管西礼夫特将工友易瑞林殴踢重伤，他立即通知德医前往治疗，又亲自前往验伤，并指示发函西礼夫特予以“申斥”的处分。西礼夫特接函后，立即来见李寿铨，道歉、认错。

1906年底，张赞宸奉调首任天津银行总办。林志熙继任萍乡煤矿总办，李寿铨、薛宜琳为会办。

经过十年艰难创业，1907年，建矿大功告成。窿内隧道则开进山腹3000余尺，另凿深井500余尺，完成了总平巷、大直井两大出煤系统工程和窿外配套工程。陆运则修通安源、株洲间铁路180里，衔接粤汉北路，水运则建造轮驳30余艘，分航洞庭湘汉之间。从此，萍矿的煤焦除主要供应汉阳铁厂外，还运济各省厂埠，有时远销至日本和美国旧金山，成为远东有数的大煤矿。英国《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开部前来萍矿参观，报道：“萍乡煤矿今已超过开平煤矿，名满中外。在国内被列为‘中国十大矿厂’之一，人们都誉为‘小上海’”。

李寿铨撰《萍矿说略》二十章纪其事。他在《序言》中写道：“萍乡煤矿肇于南皮相国张文襄公，而成于毗陵宫保盛侍郎之手。溯自光绪廿四年，盛宫保会同张文襄，奏准仿用西法，购机大举开采萍煤。仅历十稔，而荒僻无人之境，一变为通衢繁富之场。”“然当创办之初，内地风气未开，百计阻挠，事多棘手。基础甫立，旋值庚辛之岁，风鹤频惊，地方不靖，工程因之窒滞。嗣后又遭匪乱，工程未辍，屡濒于危，此皆开矿以来叠经之磨折也。而卒以当事者坚忍镇定，上下一心，历尽艰难，得有此成功之一日。煤矿产富，甲于全球各大名矿。”“蓬勃之势，声震遐迩，此诚我国之第一之实业也。”

1908年，“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成立于上海，资本2000万元，盛宣怀任总理。萍乡煤矿便和大冶铁矿、汉阳铁厂一起成为这个中国最大的联合企业的组成部分。

辛亥光复后，湖南推举谭延闿为都督，他对于萍矿叠经危难的处境全力支持。不料江西推举出来的都督，觊觎萍矿，1912年9月5日，竟欲以武力作后盾，强行“收归省办”。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变，顿时引起全矿骚动。萍矿总办林志熙长期滞沪遥控，会办薛宜琳慑于赣阀威势，临阵脱逃，不辞而遁。这个应变的重担，自然地落在李寿铨的肩上。

他首先义正词严地表示：“只知保矿，不知送矿。”一面向各有关方面发出通电，进行呼吁。一面秘密挽请萍乡有名望的士绅应酬周旋，为缓兵之计，以便赢得时间，等待外援。湘督谭延闿接通电后，立饬李培之旅长由醴陵前来保护。湘军到矿，群情振奋。认为李寿铨已展现其应变才能，应该由他领导全矿度此难关。9月7日，萍乡煤矿召开全矿大会，推举李寿铨为临时矿长，全权办理萍矿事宜。李寿铨受命于危难之秋，团结众心，正式领导“保矿”运动。

北京工商部接通电后，致电赣督，指责“既侵人民财产之自由，复碍国家行政之统一。”并派部员来萍调查。汉冶萍公司接通电后即派员赴南昌解释产权问题。湖南股东会接通电后，立即向社会呼吁，谓：“赣督强夺萍矿，是为非法。”“赣督如一意孤行，必诉诸最高法院。”李寿铨运筹帷幄，终使赣督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放弃夺矿企图，“保矿”运动终于取得胜利。

上海汉冶萍公司亦因李寿铨保矿有功，深孚众望，于9月9日任命李寿铨为正式矿长。长期的建矿实践和勤奋的深思熟虑，使李寿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写下了《药石轩日记》、《药石轩知行录》、《药石轩诗稿》、《萍矿说略》等著作。后来盛宣怀称许“李寿铨为萍乡煤矿创始之人，熟悉地方情形”。对其作了十分客观公允的评价。

三、致力革命，结缘南社

清朝末叶，朝政腐败，丧权辱国，民怨沸腾。1903年冬，某晚，忽有一位不速之客，前来拜访，其人即革命领袖黄兴（字克强）。黄兴开门见山地说：“我刚从长沙组成革命团体‘华兴会’，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久闻镜澄先生锐志振兴实业，救国兴民，特来邀请入会。”他取出一封邀请信，题名《血泪书》，李寿铨初次接触到“革命”、“推翻清廷”、“炎黄子孙”、“誓驱鞑虏”这些新名词，感到非常新鲜、非常崇高、又非常亲切。对黄兴风度和言谈，由衷钦佩。当即表态道：“华兴会的宗旨和本人主张不谋而合，本人表示自愿参加华兴会的组织，与诸君共同奋斗！”黄兴立刻站起来说道：“现在我代表华兴会正式接纳李寿铨为华兴会会员。”黄兴随又取出一本小册子，封面刻着邹容著《革命军》三个大字，递给李寿铨说：“这本《革命军》是清廷禁书，特赠送一本，可以从中汲取教益。”当晚两人倾谈，推心置腹，志同道合，自此引为莫逆。

李寿铨秘获《革命军》一书，于黄兴别后，挑灯夜读，逐字逐句，或圈点，或加批注心得。并在书末濡笔书写道：“凡致力于革命者，不可不读《革命军》，凡真诚致力于革命者，不可不天天诵读《革命军》，凡有志推翻清廷、缔造共和者，尤不可不循环仔细诵读《革命军》。”从此革命意志更加强烈。

1905年8月，华兴会和兴中会等合并为统一的同盟会，孙中山和黄兴分任正副领袖。李寿铨便经黄兴介绍参加同盟会。自此，李寿铨遂以安源为基地，积极支持黄兴的革命活动。黄兴先后手赠李寿铨照片多帧。并亲书对联赠李寿铨，联曰：“襟怀欲吐天开朗，意气相倾山可移。”以纪念两人深厚的革命友谊。又书赠横额“博雅”两个大字，其上加盖一长方白文图章，文曰：“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使者”十个字，于此可见黄兴气魄之雄伟和抱负之宏远。

1912年11月16日，民国成立后，黄兴率随员70余人由李寿铨陪同访问安源，于21日返湘。嗣后，李寿铨又应黄兴电邀，去长沙盘桓多日，畅叙友情。此后李寿铨便放大黄兴巨幅半身像悬挂在弹子房大厅墙上，以供景仰。并修建“黄兴桥”一座，以资纪念。

1913年3月，宋教仁应袁世凯电召入京商国会问题，黄兴等送行至上海北站，甫入月台，即遭袁世凯所派刺客狙击，宋教仁中弹后殒命，黄兴险遭不测。后由沪赴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事不成，东渡日本。其后因病回国，于1916年10月在沪逝世。李寿铨闻耗，甚为感伤。有《悼黄克强》二首：

一别三年久，音书迄未通。襟怀包宇宙，踪迹涉西东。几中魔王毒，行嗟大道穷。苦心天不负，一将竟成功！

还我共和国，全凭笃实人。伤时频呕血，忧国倍怆神。白昼昏无色，长江惨不春。英雄今已矣！何以慰斯民？

诗中“几中魔王毒”即指上海北站送宋时险遭不测事。而“英雄今已矣！何以慰斯民？”则是李寿铨对一代巨星陨落，表达了极其沉痛的悼念和哀思。

李寿铨又经黄兴介绍参加革命诗社——“南社”。李寿铨入社后，时常和南社总干事柳亚子书信往还，并随时应柳亚子索稿寄去诗文，分别刊登在各期《南社丛刻》上。李寿铨的诗感时愤世、关心人民疾苦，充满热爱事业、奋斗自强的精神。辑为《药石轩诗稿》。据《南社中的扬州人》一书所搜集，发表在《南社丛刻》上的诗文最多的扬州人是李寿铨。计诗79首、词2首、文2篇。

四、举义萍醴，运筹奇兵

1906年冬，湘赣两省毗邻的三个县：江西萍乡、湖南浏阳、湖南醴陵，发动了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宣布实行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此役系同盟会员、新军、会党、矿工之大联合，其中同盟会员起着组织和领导作用。当时同盟会尚没有武装力量，故要联合新军和会党。在湘赣一带，会党势力很大，“洪江会”即有徒众10万人。萍乡煤矿6000员工中半数为洪江会员，首领马福益，为湖南巡抚端方所捕杀，端方被呼为“屠夫”。会党痛恨已极，立誓要报仇雪恨。

1905年，湖南发生水灾，官绅乘机哄抬米价，饥民载道。1906年，湘赣又大旱，人心更形浮动。醴陵会首李金奇和萍乡会首萧克昌等声气相通，所部2万人，伺机欲动。黄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特派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前来组织起义，矿工则由李寿铨负责策动。

这时，清廷正调张赞宸为天津银行总办，他一贯效忠清廷，想方设法阻止矿工行动。李寿铨则积极响应黄兴号召，秘密遴选有革命意识的矿工1000余人，组成一支奇兵。利用矿区先进的交通系统，将矿工们坐吊车先坠入井下，再经由挖煤暗道，输送出外，迅速奔赴前线。李寿铨便这样巧妙地绕过张赞宸这块“暗礁”，达到同盟会要求矿工参加起义的目的。他们都是产业工人，有较严格的纪律制度，而且能掌握使用和修理新式枪炮的技术，参加起义军后，立刻成为中坚力量。

12月初，各路义军闻风，纷纷响应。数天之内，即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诸重镇。推举会党首领龚春台为都督，队伍迅速发展至3万余人。清廷闻讯，惶恐万分，迅饬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调军队围剿。并檄新近调升两江总督的端方，前往坐镇。随行者中有丹徒人赵声（字伯先），原在江阴训练新军，嗣调回南京任卅三标统。赵声到萍乡后，因同盟会员和同乡两层关系，先赴安源密访李寿铨磋商，又秘密向新军鼓吹革命，策动反正，参加义军。事为端方察觉，迅饬萍乡县知县彭继昆缉拿。彭在发布缉拿令前，先暗中和李寿铨通气。李寿铨立即将赵声保护起来，并化装成矿工，身穿挖煤服装，面涂炭灰，乘煤车掩护出境。终使赵声化险为夷，得以安全离萍赴粤。

此时张赞宸尚滞留安源，他对萍浏醴起义极为仇视，正遇湖北援赣镇压起义之将领王协统，俩人原系旧交。适值张赞宸得密报，察知会首萧克昌平日将会党用款存银票于矿上钱庄，遂和王协统密谋，向外放空气说：“钱庄将倒闭，必须本人三日内亲来领取。”计诱萧克昌来矿取票，将其捕获，并解往萍乡城，斩首示众。

萍浏醴起义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由于清廷所调湘、鄂、赣及南京等处军队总数多达5万人，联防围剿。而起义军分散在各条战线上艰苦作战，补给困难，又缺乏作战经验，终于在1907年1月彻底溃散。刘道一、蔡绍南、李金奇等死难。张赞宸则于赴天津途中病逝于上海。

五、急流勇退，叶落归根

1922年，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已拥有工人约2万余人，为全国工人人数最多之企业。当时醴陵有一位著名士绅名陈盛芳，他热心公益，好为义举，李寿铨和他交谊颇厚。庚辛之岁，全国掀起排外浪潮时，李寿铨即将德籍人员秘送醴陵，由陈盛芳将他们分散隐匿，得度难关。他又精通土木工程，李寿铨便礼聘其来安源。其时有一位醴陵青年李隆郅（李立三），字能至。他由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于1921年底由共产党派来安源。李隆郅便借两家世交关系请陈盛芳介绍他到安源。

1922年1月，李隆郅办了一所平民学校，教工人识字。5月1日，又以提高工人知识和培养工人德性为宗旨，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李隆郅任俱乐部主任。7月至9月初，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工人相继罢工。9月11日，刘少奇由共产党派来安源协助李隆郅领导和组织罢工。9月14日，株萍铁路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共历时5日，史称“安源路矿大罢工”。

李寿铨首先考虑在罢工期间保护矿产不受破坏，地方秩序照常维持。对此，工人代表刘少奇亦均承认，旋由地方绅商出面调解，李寿铨爰亦接受，派路矿代表和工人代表李隆郅彻夜谈判，最后在力求减少损失和满足工人要求情况下，双方于9月18日签订协议十三条，使罢工得以胜利结束，矿产得以保全无损。

罢工甫结束，李寿铨深感在矿近30年，心力交瘁，惟有洁身自好，急流勇退，即于9月20日向上海汉冶萍公司辞职。经公司再四慰留，迁延年余，方得获准，被聘为上海汉冶萍公司顾问。

当时处在北洋军阀时代，对各地罢工一般是采取武力镇压的办法，唯独安源煤矿采取和解办法，双方谈判，协商条件，签订协议，结束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初期运用统战政策取得胜利的一个光辉典范。1923年刘少奇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有“于是矿长李镜澄氏乃出而主张实行调和，从事磋商条件”之叙述。《汉冶萍公司志》的《李寿铨传》中说：“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安源大罢工。罢工期间，李寿铨主张实行调和，磋商条件，反对用武力解决。”

1991年纪念建党七十周年时，《党史文苑》纪念专刊上发表了刘传政撰写的《最早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统战原理的典型》一文。文中说：“路矿两局的矿长到会计，皆由上司委派，路矿皆无他们个人资产，因而有别于嗜血成性的资本家。”又说：“矿长李寿铨早年曾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与黄兴等交往至深。李立三、刘少奇认为不能将他当资本家对待，并派人登门拜会，和他促膝交谈，解开了他心头的一些疙瘩。罢工时，他主张调和，派出代表和李立三磋商条件。罢工胜利后，他和李、刘等人交往甚密。他曾在日记中称李、刘‘其言甚恳切’，‘意殷而心虚，可佩！’等语。”可以看出，是党的统战政策决定了“李寿铨主张调和”，是党的统战政策出现了“李寿铨和李、刘交往甚密”的局面。

经查李寿铨著《药石轩日记》，从1922年9月至1923年11月的14个月期间，记载李隆郅、刘少奇共77处，由于他当时工作非常繁忙，漏记之处必不在少数，实际接触次数较日记中所记更多。

李寿铨为萍乡煤矿奠基和发展付出毕生精力，把心血都浇灌在安源土地上。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李寿铨于1924年，携眷离萍返扬。在归途中赋诗一首，充分流露出热爱家乡扬州的思想感情：

得遂还乡愿，扬州又卜居。园林经几易，风月近何如。难觅微时剑，重温旧日书。不须华屋住，天地一蘧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