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零，河南唐河人，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教授，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辽宁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等。

李秋零教授简介

李秋零与《康德著作全集》略览

李秋零教授简介

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多部专著，译有《康德著作全集》第1-6卷，《彼岸星空――康德书信选》、《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等10余部西方学术名著及数十篇论文。

李秋零与《康德著作全集》略览

李秋零说，自己翻译《康德著作全集》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完成先生遗志。从2000年开始，李秋零与200多年前的德国哲人康德进行了跨越时空的漫长对话，总字数达300多万的《康德著作全集》最终经他手化为中文。为了让康德能“说中国话”，作为主编和主译，李秋零可谓煞费苦心，每一个词句的翻译都被他细细斟酌，头上的缕缕白发见证了其中辛苦。

十年的翻译，使他得到了“跟踪”康德、“理解”康德和“变成”康德的机会。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也是一次长跑。十年中，为了潜心于翻译，李秋零的办公室门口贴着“非约勿扰”的纸条，手机也经常处于关机状态；电子邮箱却被设置为五分钟收一次邮件，因为除了上课和出差，以及必要的外出，他每天都在电脑前端坐。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已是常规，全部家务也交由妻子处理。十年的辛苦，胜利的喜悦，不只属于他个人，还有他的家人。读者可以在每一卷《康德著作全集》的后记中读到他的心路历程。完成《康德著作全集》翻译之后，李秋零又在思考新的目标，他说这是学者的使命使然。

《康德著作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是苗先生倡议和启动的。苗先生治学，历来非常强调翻译。一方面，他说翻译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基本功和前提。研究一位西方哲学家，必须得懂他的语言，否则就没有资格研究；同时必须能翻译，要翻译哲学家的整部著作。另一方面，苗先生还强调要善于让哲学家自己讲自己的思想。他甚至提出过一个极端的观点，认为硕士、博士论文不一定去写自己的研究，翻译一篇好文章或一本好书，就可以作硕士或博士论文。由此可见他对翻译的重视。

1997年《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完成后，苗先生就决定翻译《康德著作全集》了，但那时他的身体已明显不如以前了。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次我就不再做主编了，因为怕将来名字被打上黑框。”他坚持让我做主编。这项工作由于各种原因推迟了几年，苗先生急了，在一次给博士生上原著选读课时，直接打电话到办公室，把我叫去他家。他一见我就把手里的书摔到沙发上，发火道：“你还要让我用这书到什么时候？”那是蓝公武本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它的声誉一直比较高，可以说是一个信本，但毕竟它的语言已不符合现代习惯了。老先生一发火，我就没法再推迟了，等于是被“逼上梁山”了。当时我们两个就做了分工，我做主编，负责组织工作和德文审校。苗先生负责写序，以及所有译稿的最后审定。但是没想到，第一卷还没有译完，苗先生就去世了。

除了对翻译的重视，我的翻译本身也受到先生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不像苗先生那样受过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按照信、达、雅的传统标准，在“雅”这方面我是没法跟先生比的。他对中国语言的运用驾轻就熟，而我们这一代人教育程度不够，语言训练缺乏，所以赶不上先生。但是“信”、“达”这两条，我还是努力做到了，“信”就是把意思弄明白，“达”就是把意思说清楚。

翻译与写作不同。写作时遇到困难可以绕过去不写，但是翻译不能绕，碰到任何问题都要解决。

我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康德太博学了。他的著作涉及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做翻译必须追踪作者的知识。对于他的哲学，我们基本上已经比较熟悉了，特别是他的批判哲学，这部分翻译难度不大。虽然他的语言晦涩一些，有时使用一些与现代不一致的拼写或者句式，这些都不构成太大的困难。何况我们使用的底本，编辑者已做了很多校勘工作，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最困难的是涉及当时自然科学即前批判时期著作的翻译。在康德生活的18世纪，自然科学的规范与现代并不一样，他使用的很多术语现在已经淘汰了；他涉及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早已被历史抛在后边，甚至已被历史抛弃了。翻译时必须了解他那个时代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有些资料查起来是相当困难。在翻译的初期，互联网不发达，为了确定一个词在康德时代的具体含义，常常要到图书馆去查半天。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最后一卷中的《自然地理学》。这本书涉及世界各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康德一生都没离开过哥尼斯贝格。他全是靠别人的游记了解各国的信息。这些游记的作者并不都具有专业的知识，有的是靠自己的观察，有的是靠道听途说，有些实际跟现代知识科学根本不沾边。比如某些动物的名称，在现代科学里根本没有相应的术语，没法翻译。同属于拉丁语系的英国人、法国人都是把拉丁字母照抄就行了。日文的康德全集，也是把拉丁字母抄下来，在下边加一个注：“不明”。后来我也只好采用这种办法，保留原文。如果勉强翻译出来，反而制造混乱。翻译康德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跟上他的知识，康德时代的知识。

作为哲学专业的学者，要理解康德，首先得把自己变成康德，沿着康德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超越康德。首先要进去，然后跳出来，才能评价康德。翻译本身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首先得变成康德，不只要沿着他的思路去思考，还要回到他那个时代。在翻译过程中，我掌握了不少知识，因为必须把那个时代再复习一遍。在此基础上，了解康德，把自己变成康德，然后才能让康德说汉语。

除了译者之外，很多研究者也要引用康德的原文，有时他们并不引用汉译本，而是直接引用德语本或者英译本，自己翻译，所以在一些关键性的术语上就存在着混乱。我相对保守一些。在秦国商鞅变法时，反对派中杜挚曾提出“利不百，不变法”，我翻译时也基本上遵循这样的原则，不是明显有错，不会影响我们理解康德的，尽量采用学界约定俗成的译法。比如“先天”、“先验”等词，我采用了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译法。对于有些术语，比如Sein有两种译法：“是”或者“存在”。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康德使用这个词时，就知道这个词本身包含了“是”和“存在”两层意思，没有必要一定规定到哪一个。

但有个别的术语，我提出了特殊的译法。比如 E rsch e in u n g 和P h ae n o m e n a这两个词，过去都被译作“现象”，而它们在康德那里是有明显区别的。我将前者译作“显象”，后者译作“现象”。之所以这样翻译是出于两层考虑：一层是在20世纪有“现象学”(Phaenom enologie)学科。Phaenom ena是现象学的词根，所以我把“现象”译法留给了Phaenomena，这就意味着必须另找一个词翻译Er-scheinung。第二层考虑是，它是“显现”出来的。中国社科院组织编写的八卷本《西方哲学史》，其中康德部分的作者陈嘉明有一个注：“德文Erschein-ung本来即为‘显现’，李秋零译本把它译为‘显象’，使之回归本义，并将它与Phaenomena区别开来，后者被译为‘现象’。”（见《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六卷，140页）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康德哲学在中国。具体到翻译问题，我认为邓晓芒和杨祖陶先生把“三大批判”翻译出来，加上邓晓芒翻译的其他康德著作，对于术语统一有所推动。《康德著作全集》绝大多数是由我自己翻译的，其他译者翻译的部分，我也逐字逐句审校过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能够起到统一术语的作用。当然，这能否被学界接受，还要拭目以待。

李秋零谨遵苗力田老师确立的翻译标准：确切、简洁、清新、可读。以谨慎为基本原则，不强调“雅”，只重“信”和“达”。比如，康德文中有一句“我们不能因为空气脏就不呼吸”，他自然想到“因噎废食”一词，但考虑再三，还是照着字面意思翻译了，这样至少能告诉读者，德国人是如何表达“因噎废食”这一层意思的。翻译界常说的一个笑话，是将“银河”译成“牛奶街”。李秋零却认为，这至少透露了一个信息：西方如何表达我们眼中的银河，从这个意义上说，“牛奶河”不算十足错误的翻译。西文的俗语“说魔鬼魔鬼就到”，是否要翻译成“说曹操，曹操到”？“鳄鱼流眼泪”翻译成“猫哭耗子”吗？李秋零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

依此原则，李秋零充分尊重学界的习惯译法，比如继续将transzendental译作“先验”，将apri鄄ori译作“先天”。他举例说，我们开始将God译成“上帝”，有人提出批评，认为与中国固有的“上苍”“上帝”概念相混淆。但时至今日，我们说“上帝”一词，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什么，那么就不必改动了。“先天”“先验”等概念的情况就属于这类。 又比如Sein这个概念，英文的being，德文的dasein，拉丁文的esse，本来就没有统一的译法，同一个概念，在黑格尔那儿是“有”的意思，中世纪哲学指的是“存在”，而逻辑学家当做“是”，这些研究者都很清楚，所谓得意忘言，就不必过于死抠译名。 但是，对于可能导致误会的概念，李秋零却很慎重。他翻译康德的名言“扬弃知识以便为信念腾出地盘”，用“扬弃”取代以前“限制”、“抬高”等译法，将“信仰”改译为“信念”，都受到了学界的肯定。Erscheinung和Ph?nomenon是康德哲学中一对语义接近又有区分的概念，蓝公武均译作“现象”，韦卓民则分译为“出现”和“现象”，邓晓芒译作“现象”和“现相”，李秋零则分别译作“显象”和“现象”。 当然，这些译名能否得到学界的承认，尚需拭目以待，毕竟既有理解的差异，也有长时间养成的用语习惯问题。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学术版多卷本《西方哲学史》虽然认为把Erscheinung译作“显象”是“使它回归本义”，但仍“为照顾到以往的习惯用法”而采取“现象”的译法。 另外，李秋零的翻译也非常精细。在康德的美学部分，也就是《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用了lust和gefallen两个词，意思差不多，但既然是两个词，他便译作“愉快”和“愉悦”两个不同的词，以示区别，事实上，在康德那里，愉快是愉悦的一种。 翻译和研究不同，研究者可以超越康德，但译者不能，译者的最高境界，就是追踪康德，最终变成康德。回到他的时代，像他那样思维。翻译中最难的部分是前批判时期的文章和自然科学的部分。常常为了一个现在早已废弃的度量衡单位，要查好几天的资料。日文翻译这些专有名词，可以直接用片假名，汉语则必须字字落实，不能生造。李秋零在翻译中，几乎完整地“复习了18世纪的自然科学史”。 张志扬比较了邓晓芒翻译的三大批判和李秋零的翻译，认为邓译属意在言先，理解在先，而且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了翻译，李译则是言在意先，康德怎么说，他就怎么译，还尽量让康德说中文，翻译是让原文再生。这是两种不同的翻译风格。 熊伟先生曾说，翻译是给懂外文的人看的。确实，翻译不仅是帮助不懂外文的读者阅读外版书，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学术需要建立中文的术语体系，韩水法提到，翻译其实是在创造学术术语系统。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就是从翻译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语言的形成也是通过翻译实现的。 之前，译者往往不注意译名的统一性。apriori一词被译作“先天”、“先验”、“验前”不等。康德的重要伦理学概念Neigung，关文运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便没有通译，分别译作“好恶”、“爱好”、“喜好”乃至“情欲”。基本概念译法不统一，不仅给读者和研究带来极大不便，有时甚至会产生致命的误解。邓晓芒一人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加上其他康德译著，对译名的统一作出了很大贡献。《康德著作全集》尤其注意这一点，虽然个别概念随语境的不同有所变化，但核心概念总的来说保持一致。这非常有利于术语体系的建设。 无疑，在百余年的康德中译史上，《康德著作全集》的出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意义，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慢慢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