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泉，男，原名回全，1888年农历7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金井镇石圳村的一个华侨家庭。少年时就随父出洋，父亲去世后即担负经营家业重任，他们兄弟均从事木材经营，共同创建“成美木业公司”，是开发菲律宾木材行业的先驱。

爱国华侨领袖

山东大学教授(基本信息 研究方向 主要学术著作)

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院长

职业编导(职务 出品代表剧目)

咸阳市豫剧团副团长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教授、主任医师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

革命家

爱国华侨领袖

李清泉（1888年—1940年）原名回全，1888年农历7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金井镇石圳村的一个华侨家庭。李清泉的曾祖父是石圳第二个往菲谋生的人，到他祖父同一公时，已是菲律宾的富商之一。李清泉的父亲李昭以是同一公的长子，少年时就随父出洋，父亲去世后即担负经营家业重任，他们兄弟均从事木材经营，共同创建“成美木业公司”，是开发菲律宾木材行业的先驱。李清泉先生是李昭以的长子，先在家乡的乡塾就学，后到厦门“同文学院”深造。1901年，年方13的李清泉，就被父亲带到菲律宾，先在“成美林业公司”学商，后送到香港“圣约瑟西文书院”就学，1906年，李清泉又重返菲律宾经商。次年，其父就把“成美木业公司”交给李清泉经营管理。

李清泉先生是二十世纪初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活跃在菲律宾政治、经济舞台的杰出人物，被称为“菲律宾经济发展史上占有永久地位的人。”又是菲律宾华侨史上最有建树、声誉卓著的爱国华侨领袖。三十年代他领导华侨为抵制“西文薄记案”而斗争；同时为振兴中华，四出呼吁，发起召开“闽侨救乡大会”，提倡实业救乡，致力于福建的开发和建设；抗战期间，他奋起领导侨胞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并同陈嘉庚先生的业绩在海内外同胞中有口皆碑 ，不愧为广大侨胞的光辉典范。

李清泉先生把祖国的安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拳拳赤子之心令人敬佩。1919年的“五四”运动，先生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通电北京政府反对出卖民族利益；1924年，国内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呼声甚高，李清泉先生再次通电段祺瑞政府，敦促他实现和平统一，并为此曾亲自出席南北和平统一会议。和谈破裂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应蒋介石的要求筹饷资助，捐资达十三万银元。李清泉先生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了有效地动员侨胞筹款支持北伐，他率先抛弃门户之见，主动恳请国民党在菲律宾的中坚人物戴金华、王泉笙二人出面协助，主持资助北伐的筹款活动。李清泉先生还代募短期救国公债100多万元。

南京政府成立后，出于为振兴祖国效力的动机，他应蒋介石之聘出任财政部和实业部顾问，并担任国货信贷银行监察委员和中国银行董事。

1931年，日本法西斯制造“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中国。东北沦陷消息传到南洋，李清泉先生当即拍案而起，于9月23日联合十五位知名侨领发起组织“国难后援会”，以动员华侨投入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敌斗争。同时通电美国等国，呼吁国际舆论制止日本侵华行径。他还捐资20万元支援东北义勇军。

1932年，日本侵略军又发动“一二·八”事迹入侵上海，李清泉先生立即同扬启泰、王泉笙、曾廷泉、史国诠、黄腾论、杨荣标、扬静桐等发起成立“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华侨投入抗战，2月3日，中华商会和马尼拉国民党支部联合召集各华侨团体联席会议，“共策一切救国方略”。会上决定成立“国难后援会”，推举李清泉为主席。并随即筹集巨款资助淞沪抗战和东北义勇军。在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日战役中，李清泉先生“斥资首倡汇助国军，”“斯役菲岛捐资为南洋群岛冠。”至1932年9月，汇交蔡廷锴达80万美元，汇交东北马占山抗日军费达40万美元，并捐出20万交福建省作为国防建设资金。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70周年纪念刊》：《会史》）

在抗日斗争中，李清泉先生除捐款外，另一突出贡献是发起“航空救国运动”。1932年11月7日，十九路军在淞沪的抗敌名将翁照垣到达马尼拉，驻菲总领事扬光泩及爱国侨领李清泉等设宴欢迎，翁照垣在宴会上呼吁“航空救国是一条出路”。李清泉随即于11日以国难后援会会长身份，召集各界侨领共商航空救国事宜，决定成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菲律宾分会”，李清泉先生被举为主席，会员达4000余人。李清泉先生“慨然独捐战斗侦察机一架以为侨界倡”，印尼华侨黄奕住先生也捐出5万美元。捐机活动立即得到菲律宾侨胞的响应，共捐资300万元，购机十五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这是华侨最早的捐机活动。（厦门《华侨日报》1933年3月16日）

在李清泉先生出任国难后援会会长时，就把抵制日货作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要手段。在1931年11月26日召开的、有3000余人参加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代表大会上，就宣布了“抵制日货条例”，并成立了抵制委员会，李清泉先生亲自参加该组织活动。抗战爆发后，李清泉更加坚决领导抵制日货运动，当时有人担心抵制日货会引起侨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顾虑造成法律上的麻烦。对此，李清泉先生毅然说：“诸位认为该做的就放胆做，事到事当。”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这一斗争，就在第一年造成日本对菲出口减少20%。（《菲律宾华侨救国运动史》28—29页杨荣标：“李清泉先生思想风范”；菲律宾《新闽日报》1971年10月20日；《民锋半月刊》：《悼李清泉》1940年2月1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清泉先生立即召集菲律宾各埠侨领，成立“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作为统一华侨救国运动的领导机构。李清泉先生出任主席，杨启泰、薛芬士出任副主席。在成立公告中宣布：该会以“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以人力物力援助政府抗敌御侮”为宗旨。并在全菲各地成立分会以全面开展筹款、抵制日货和鼓励青年回国参战活动。在厦门和福州相继沦陷时，又组织“福建华侨救济委员会”，发起捐资1000万元供福建省救赈和武装民众的经费。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70周年纪念刊》：《会史》）

当他看到海外华侨抗日救国情绪日益高昂，而南洋各地华侨均各自行动缺乏统一领导时，李清泉先生认为成立全东南亚华侨抗日组织，以统一行动，将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于1937年秋，致函陈嘉庚先生建议“南洋华侨应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募款。”陈嘉庚先生以“新加坡乏相当人，请转商香港较妥”。李清泉先生认为成立华侨总会刻不容缓，且由陈嘉庚先生出面发起最为适宜，于1938年夏，他再次致函陈嘉庚先生，倡议在新加坡组织华侨总会。印尼巴城侨领庄西言亦有此议。在陈嘉庚先生同李清泉、庄西言等的共同努力下，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各埠代表大会，李清泉先生亲率的菲律宾代表是先到达的代表团，因而受到陈嘉庚先生的赞扬。由此，亦可见李清泉先生救国之心切。大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制定了筹赈行动计划，推举陈嘉庚先生为总会主席，李清泉、庄西言先生为副主席。自1938—1941年三年之中，共筹款二亿六千四百万国币，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其中李清泉先生任主席的菲律宾抗敌委员会，自1938—1940年就筹集菲币1200万抗日经费。陈嘉庚先生称赞“其数目为南洋各属华侨之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70周年纪念刊》：《会史》）

应该指出的是，李清泉先生的夫人颜敕女士，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同李清泉先生并肩作战，成为一位杰出的爱国华侨妇女领袖。

颜敕女士是晋江县金井下洋村人，是李清泉先生的原配，配后随夫出国。抗战爆发后他即把华侨妇女组织起来，成立“菲律宾华侨妇女抗日后援会”，后改名为“妇女慰劳会菲律宾分会”、从事抗宣传、募捐和监督抵制日货等广泛活动。她深入学校组织华侨童子军，抬着“救国箱”上街挨家挨户募捐，又组织女学生上车站、码头、广场等公共场所卖“爱国花”，组织华侨到各公司去收“爱国常月捐”，通过各种形式筹集抗日资金，寄回祖国支援抗日。颜敕女士还组织华侨妇女敢死队，上街监督抵制日货，检查商店、劝阻出售日货，不听规劝者的店铺就受到处罚。他倡导的义卖活动形成菲律宾一项声势浩大的爱国热潮。当时，一位年仅十四岁的小学生杜兴桥用自己全部储蓄买了1000个面包，托颜敕女士领导的“妇女慰劳会”转交祖抗敌前线军人。为保护这位爱国少年的热情，慰劳会决定义卖这1000个“爱国面包。”《新闽日报》为此刊登了消息。华侨为之感动，纷纷解囊，1000个面包捐卖3000菲币，“足供战士万余人一日之需。”在这一行动激发下，义卖活动遍及全菲各地，“霎时风起云涌，成绩惊人。”（《菲国华侨救国运动》，《新华日报》1939年10月2日；厦门《华侨日报》，1937年11月17日）在捐机运动中，华侨妇女募集十万菲币（相当五万美元），购机一架命名为“妇女号”献给祖国。

颜敕女士十分关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新华日报》曾多次报导颜敕领导的妇女慰劳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援。如1938年3月，她汇给八路军1万港元，10月又汇给新四军1万港元以救济伤兵难民。后来又制成救伤袋十万交前方医院，并委托美国红十字会把大宗医药送往前线。她还亲自写信寄交朱德总司令慰问八路军将士，信中说：“朱德将军勋鉴：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跃。本月六日特汇中行国币1万元，托为购置雨具，运交将军分发八路军士兵应用。谨此奉闻，并祝胜利。颜敕谨启，廿七年三月十日。”朱德总司令十分珍重颜敕女士的爱国热情，特此同彭德怀将军联名回信。信中说：“接三月十日来信，敬悉。承汇中行国币1万元，托为购置雨具，慰劳敝军，厚意热情，无任感奋。当此敌焰方张，民族危急之际，我海外侨胞，本毁家纾难之情，拥护国军，爱及敝路，全体将士皆为之感动，再接再厉，誓报国仇。德虽不敏，惟有率我八路健儿，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备求不负侨胞之期望，而尽军人之天职。引领南望，不尽依驰。尊赐俟收到后，即当分发，用付雅命。专此奉复。敬致民族革命敬礼。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民国廿七年四月二日”。（《新华日报》，1938年4月13日）

李清泉先生原身患糖尿病，但他以抱病之躯为国奔走，致病情恶化，送往美国加州医治无效，于1940年10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52岁。临终之时，留下遗言：“将10万美元遗产给祖国抚养难童”。在他这一精神激励下，马尼拉侨团和他的生前好友共筹40万美元作为祖国救助难童基多，以表示对李清泉先生的永久纪念。人们盛赞他是：“至死不忘救国的人。”正如吴重生先生所说：李清泉先生是“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的贤者。他为祖国兴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清泉先生热爱菲律宾，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菲律宾发展经济的事业。李清泉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菲律宾度过。他事业的最鼎盛时期，正是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以后，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这是菲律宾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李清泉先生把主要精力投身于这一经济发展的潮流。菲律宾报纸在评介他对菲律宾的贡献时指出，“他是那一时代的商业巨人、慈善家和有远见的人。他在菲律宾这个飞速发展国家经济的历史上占有永久的地位。李清泉属于过去，但他的辛勤工作，勇敢开拓取得的成就，对我们建设国家这一伟大任务，做出了长久性的贡献。”(菲律宾《李清泉外文资料》之一)

通观李清泉一生对菲律宾经济开发中，有两大贡献，一是木材行业的开发；一是金融事业的开发。

李清泉先生发现菲律宾木材资源丰富，对菲律宾是巨大的经济潜力，首先把精力集中于开发菲律宾的木材资源：日本学者李国卿在《东南亚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趋势》一书中称“他注意到菲律宾的国土有42%为森林所覆盖，并成功地经营了造林—伐木—制材—加工—销售—出口等联合企业体系，荣获了菲律宾木材大王的称号”。使“木材成为菲律宾的主要出口产品部门。……约控制了菲律宾木材交易额的80%”（李国卿[日]：《东南亚华侨资本的形成趋势》）更能表明李清泉先生关心菲律宾经济繁荣的，是他充分认识到金融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后，不仅自己率先创办第一家商业银行，而且极力动员菲律宾有识之士兴办银行。著名的菲律宾银行家、中央银行行长迈克·柯典诺在他回忆李清泉先生的文章中，详尽地描绘李清泉如何一再敦促和鼓励他创办银行。他说“我正是因李清泉先生的鼓励下而成为一个银行家。”他指出，是在李清泉先生直接倡导下，1938年他创办菲律宾商业银行，现任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的父亲许寰哥出任行长。迈克·柯典诺称李清泉先生是“默默地为菲律宾服务的人”（《李清泉——木业大王》，菲律宾《世界日报》1987年7月20日）。

李清泉先生对菲律宾的贡献不仅在经济上，他始终极力倡导中菲人民的友好，敦促中菲双方珍惜人民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只要菲律宾人民需要援助，他从不吝异财力物力。正如菲律宾报纸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说：“每当受灾时期，不管是水灾、地震、风灾，也不管是发生在中国，还是在菲律宾，他都向灾民伸出援助之手”。被誉为有“急公好义之心”，“是菲律宾最大的慈善家。”（菲律宾《李清泉外文资料》之一）

美国驻菲律宾商会会长S·F·贾齐思说“李清泉先生的去世，菲岛失去了一位热衷于建设菲律宾的人。”前参议员普阿特（G·Puyat）说“李清泉是菲华友谊最早的倡导者，由他发起和主办的工作，极大促进菲华社会的密切联系，他以他的经历，商业工作，对菲律宾人民的福利事业作出了贡献。”菲律宾著名外交家卡洛斯·罗慕洛（C·P·Romujo）称“李清泉一生中的最宝贵的岁月是菲律宾度过，他把自己看作菲律宾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同菲律宾人民共甘苦共患难。”“他的死，是我们人民及社会的最大损失。”

菲律宾政府按照给予一个功绩卓绝的伟人的礼仪，为李清泉先生举行隆重葬礼。菲律宾人民以诚挚的感情来悼念这位杰出的人物。正如菲律宾《先驱报》所说：对李清泉的逝世，“一种悲痛的气氛笼罩着马尼拉”。

1940年11月1日，李清泉先生的遗体由他弟弟李峰锐、李其昌和他的长子世杰、次子世伟由美国加州扶柩返菲，安放在菲律宾中央大教堂。中国驻菲领事代表为灵柩盖上国旗。有5000人前来瞻仰李清泉先生遗容，向这位侨领告别，表达了他们的哀悼。宋庆龄、蒋介石夫妇、菲律宾总统奎松，美驻菲总督以及美国和菲律宾基他官员发来唁电。出殡那一天，菲律宾政府下半旗志哀。走在送葬行列最前面的是菲律宾副总统奥斯敏迎和他的夫人，参加送殡的有：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内政部长拉裴示·阿·拉牙士，美国商会会长S·F·贾齐思，中国驻菲总领事杨光，菲律宾中央银行行长迈克·柯典诺，公众领袖弗兰西斯科，国民党代表王泉笙、杨启泰以及侨界名流薛敏佬、吴克盛等。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和陇西李氏宗亲会等华侨社团及各地代表形成长长的送殡队伍。沿途人海如潮、万人空巷来向这位杰出人物最后告别。马尼拉警察全数出动维护交通秩序，沿途车辆禁止通行。西班牙《前锋日报》称之为“岷市仅见的一次最使人具有深刻印象的出殡行列。”

正当他事业鼎盛的黄金年华，正值国难深重，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辞世而去，海内外为之悲恸。而他留下的是高度爱国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炎黄子孙为振兴中华而效力。

山东大学教授

基本信息

性别： 男

籍贯： 山东莱芜

出生日期： 1970-4

最高学历： 博士

职称职务： 教授

博导or硕导： 博导

所在研究所： 高电压研究所

经 历 、论 著、研 究 方 向：

个人详细工作经历：

2000.01～2006.08 山东大学电气学院高电压研究所

2006.08～ 美国田纳西大学电气及计算机学院做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

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　High-voltage insulation diagnosis technology High-voltag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Power system over-voltage High-voltage test techniques　Industrial Plasma Application

主要学术著作

1. Li Qingquan, Li Yanming, Xu Dake. Measurement of transient electric fields and analysis　based on wavelet. Proceedings of 2001 ISEIM, Japan , Nov. 19-22, 2001 : 233-236. 2. Li Qingquan, Fu Chenzhao, Yuan Peng, Li, Yanming, Xu Dake. The study of thermal model for the cable transformer coil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method. CEIDP,Oct,2002:151-154 3. Li Qingquan, Zhang Weizheng, Yuan Peng. Reaear of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PDs.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2002,28(9):11-13 4. Li Qingquan,Shan Ping,Li Yanming.The Lighting Protection of Buildings and the Overvoltage Protection of Low Voltage System.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2002,28(3):38-40 5. Li Qingquan, Li Yanming. Th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Fields Caused by the Operation of Disconnector in Substation and Protection.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2001,27(4):35-38 6. Li Qingquan, Yuan Peng,Li Yanming. Experimental study of Cascaded SPD Coordination under Ring Wave. High Voltage Appartus.2004,40(1):9~11 7. Li Qingquan, Zhang Weizheng, Li Yanming. Feature Signal extraction based on Wavelet Packet.Advanced technolog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nergy. 2003, 22(3): 143~46 8. Li Qingquan, Zhang Weizheng, Li Yanming. Research on Coordination of Surge Protective Devices in Communication System. Transaction of China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 2003, 18(4):128~131

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

男，汉族，安徽天长人，1965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工学博士，198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6月参加工作。现任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1年9月至1988年6月在武汉测绘学院工程测量系本科、硕士研究生学习；1988年6月至1996年6月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工程测量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6年6月至1999年7月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处长（1993年9月至1998年6月在职攻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7月至2000年1月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助理；2000年1月至2000年8月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00年8月至2003年10月任武汉大学副校长；2003年11月至今任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1996年2月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12月晋升为教授，2000年6月遴选为博士生导师。

“十一五”863交通领域专家，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第九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测绘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编委。长期从事地理信息系统、3S与通信技术集成、智能交通等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SCI/EI/ISTP检索40余篇），出版专著4部，登记软件著作权5项，申请专利两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测绘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二项，测绘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多项研究成果实现产业化。

社会兼职：武汉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员，湖北省测绘学会副理事长。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院长

李清泉，1962年生于山东蓬莱。1981年毕业于菏泽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系；199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从事美术编辑工作。1996年至今，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2002年7月获中山大学历史系隋唐史与敦煌学专业博士学位； 2001年9月聘任副教授； 2005年9月聘任教授；现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教授，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2001～2002年间，任美国国家美术馆视觉艺术高等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02年、2005年先后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亚洲艺术研究中心进行访问研究。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美术史。

职业编导

职务

1991年，任河南省话剧团影视部主任

2000年，任河南省话剧院演员剧团团长

2001年之后担任河南省话剧院影视制作中心主任

现任河南华视影业机构（前河南影视剧传播中心）主任、郑州轻工业学院艺术设计院客座教授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科教电影协会常务理事

其业绩载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出品代表剧目

1、1987年，编剧创作电视剧《特别行动队》，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录制，并在中央一套首播

2、1988年，编剧创作电视剧《刘大》，由河南电影制片厂录制，并在河南台首播

3、1989年，在《河南戏剧》发表电视连续剧《特别行动队》文学剧本

4、1990年，任制片人组织拍摄电视剧《钟声悠悠》，河南台首播

5、1991年，任制片人并统筹剧本组织拍摄电视剧《天仇》，河南台首播

6、1992年，任制片人组织拍摄电视剧《街头奇事探访录》

7、1994年，任制片人组织拍摄电视剧《这山路不再遥远》，中央一套首播

8、1996年，编剧创作多场次话剧《文艺启示录》

9、1997年，全球发行30集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泪》

10、1998年，任编剧和制片人组织拍摄16集电视连续剧《暖流》，中央一套首播

2000年，制作组织排演大型话剧《浪淘碧海》，跨省巡回公演40余场次

11、2001年，任总制片拍摄数字电影《倔老汉与叫驴的故事》，中央六套首播

12、2002年，任制片人、编剧、导演，出品20集电视连续剧《战国诡神》

13、2003年，出品数字电影《大风歌》

14、2004年，出品26集电视连续剧《大江东去》。（该剧与《大雪无痕》《决不放过你》并称为“反腐三部曲”，陆续在全国热播）

15、2004年，任制片人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戏曲电视连续剧《郑八怪联亲》，中央十一套首播

16、2004年，受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厅委托，制作大型综艺晚会《榜样》

17、2005年，导演大型无场次话剧《迷失的雏鹰》，公演40余场

18、2006年，局部发行30集电视剧《金手指》、30集电视剧《天下第一丑》

咸阳市豫剧团副团长

国家二级演员，咸阳市豫剧团业务副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工武生，曾主演《猪八戒出世》、《挡马》、《醉仙图》、《十五的月亮》、《张志发》、《智取威虎山》等，曾荣获陕西省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优秀剧目展表演二等奖，陕西省导演奖，二00二年获全国“群星奖”表演金奖。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教授、主任医师

李清泉，男，1936年11月生，大学本科，全国著名呼吸内科专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世界长寿会顾问，中国健康长寿研究中心主任。

发表论文24篇，主编专著3部，获省级科技进步奖4项。擅长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呼吸衰竭、不明原因咳嗽、酸碱失衡、电解质紊乱、肺癌等肺部疾病的诊治，对胸部块影、肺部炎症和胸水的鉴别诊断均有较深入研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

李清泉，于2011年4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项羽系列，接替王立群的《大风歌》。

革命家

李清泉 （1919—— ） 江西抚州临川人，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二师团政治处主任，华东野战军团政委，第三野战军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建国后，历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驻瑞士大使，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安徽省副省长、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 一 投笔从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民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李清泉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和这一巨大的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而第一个对李清泉人生轨迹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就是创办江西陶业人员养成所的著名的爱国实业家、革命民主运动活动家杜重远先生。

景德镇以“瓷都”而闻名，而景德镇从事制瓷业的却主要是临川人和都昌人，李清泉的父母也跟着许多临川乡亲从事制瓷业，所以李清泉从小生长在景德镇。1935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邀请曾在日本学习瓷业的杜重远出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试图以振兴瓷业挽救本省经济不景气的局面。杜重远很清楚，要恢复景德镇瓷业的繁荣，必须培养一批掌握先进科学知识、具有爱国思想的专业人才。“将近代的思想和陶业的初步技术灌输于诸同学，一年后共负此改良陶业的使命”正是杜重远先生创办江西陶业人员养成所的宗旨。

学校免除学杂和食宿费，学生毕业后即可进入陶业管理局任职员。很快便有不少年轻学子前来投考，当然，其中许多人并非为生计而来，吸引他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杜重远先生的爱国思想和情操，希望自己能够在杜先生领导下成就一番事业。很幸运，时年16岁的李清泉如愿成了养成所的一名学员。“学校一共72名学生，正好是‘七十二贤人’。”回忆起那段岁月，李老眼神明亮起来。养成所内大部分教员都是“九一八事变”后，不甘做侵略者“顺民”而随杜重远南下的东北流亡人士，他们理解、同情、热心于抗日救亡的进步活动；学生中则有许多视野开阔、知识面宽、思想进步，并具有文娱、体育方面的特长。通过举办工人培训所、开展露天演讲等各类活动，以爱国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养成所进步师生不仅令学校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所，更在景德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正是在这里，李清泉的思想历程实现了由爱国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如火如荼的进步活动很快被国民党政府所察觉，多名学生或被抓、或被勒令离开景德镇，进步活动由半公开转到了地下，仅有包括李清泉在内的少部分学生毕业后留在了陶业管理局。不久，中共皖赣特委便与这批养成所留下来的同学取得了联系。

1937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一个神秘的人物出现在江西陶业管理局二层办公楼的会议室内，他就是陈毅。“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将分布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我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他此行目的则是将附近几支游击队联合组建为新四军的一支队。

陈毅的到来在具有进步思想的陶业管理局职员间引发了极大的震动。操着浓厚四川口音的陈毅向李清泉等人讲述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国形势的深刻变化，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无数共产党人，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及国共合作前景，陈毅都做了令人信服的解说。

当听说李清泉他们想去延安参加革命时，陈毅显得十分高兴，“我这次来就是介绍你们到革命队伍中去的，但不是去延安。延安固然是个好地方，但是全国的抗日青年都到那里去是不可能的。当前，最需要你们的，是投身到实际的抗日斗争中去，到杀敌的战场上去。”陈毅告诉李清泉他们，在离景德镇不远的瑶里就有一支红军游击队，并简要地介绍了游击队的情况。最后，陈毅风趣地说，“愿意去瑶里红军游击队的，可以报名，我陈毅给你们当‘红娘’。”

陈毅的动员更加坚定和激励了进步青年投身革命的信念。1938年1月，李清泉与多名同学一道去瑶里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很快奉命开赴岩寺潜口集结，亲眼目睹了八省健儿在岩寺汇聚为一道抗日铁流的雄伟场面。令李清泉记忆犹新的还有，陈毅对青年的重视和爱护———由年轻战士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是他的“宝贝疙瘩”，走到哪带到哪。作为战地服务团一员，在岩寺，李清泉见证了陈毅的谋略和斗争艺术。

当时，国民党七战区政治部青训班也在岩寺，其中有不少师生是爱国和进步的，并且有我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便是“一二九”运动的领袖人物，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黄诚。陈毅积极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在青训班结业前夕带领战地服务团与青训班学员进行联欢，并亲自做青训班负责人的工作。在那里，陈毅发表了演说，雄辩地预言抗战的最终胜利必定属于中国。演说不仅赢得了阵阵掌声，更吸引了很多进步爱国的学员加入了新四军。

二 参与指挥著名的登步岛战役

舟山登步岛登陆与反登陆之战发生在1949年11月3日一6日。党和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21军61师，而61师的负责人是师长兼政委胡炜、副政委李清泉。

61师在孤岛作战，一没援军，二没后勤。敌军有飞机大炮支援，有吃有喝，而他们只能饿着肚子死战。干部伤亡了，战士自动代替指挥；子弹打光了，从阵前敌尸中搜寻，用石砸、刺刀拼。炮台山、流水岩、野猪塘山阵地几度易手，战况极为惨烈。打到最后，战士们不惜抱着炸药炸毁工事，与工事和冲上来的敌兵同归于尽，61师“处于绝境之情况下，鲜有大批投诚分子”。舟山防卫司令官石觉得意忘形，于4日下午1时40分下达电令：

“在黄昏前将登陆之匪全部肃清，否则军、师、团长均以军律论处。”

石觉要全歼61师了。敌我兵力悬殊，整个势态于61师不利，忍饥挨饿不说，更为关键的是，无法补充兵力与火器。在这危急时刻，年轻的胡炜师长却比石司令更有决断力，毅然决定撤退，电告桃花岛后方指挥的师副政委李清泉：

“要求从速调度水手船舶，入夜后撤退登步岛。”

这个要求报告上去，22军和第7兵团迅即批准。

可是，面对优势强敌，又背靠大海，即使是撤退又谈何容易？如果稍有不慎，全师就可能覆灭。在两天两夜的血战中，往往是白天蒋军合力进攻，入夜61师反击。胡师长根据这一态势，命令183团团长杜绍三和182团参谋长刘正昌各组织一支有力小部队入夜后佯攻牵制敌军，轮番交替掩护主力撤退。杜绍三从183团挑选班排长及老兵30余人，由9连连长夏少卿指挥，组成7个战斗组。天黑后，战斗小组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炸药包猛攻敌兵，团迫击炮也连连地“轰”。全团军号手集中吹响嘹亮军号，号炮齐鸣，只见火光闪耀，山谷震响。敌军官兵缩在工事内乱放枪炮。战斗组隔半小时打一次。到第三次佯攻时，夏少卿听已无我方炮声，知道大部队已陆续登船返往了桃花岛，叮嘱小分队说：

“加猛火力，把炸药包全部炸光，以免船载过重。”

炸光所有的炸药包后，他们登上最后一只木船走了。

就在夏少卿率领战斗小组佯攻时，副政委李清泉指挥181团驾着船只，有序地穿梭往返，运送从登步岛撤下来的部队。

这是胡炜最明智的一着。还在登步岛危急时，他亲自上阵却留下了副政委李清泉与181团留守桃花岛，准备登步岛攻克后进击朱家尖。若他当时鲁莽地将181团拉上登步岛，则不只促成“又一个金门”，且极有可能将已解放的桃花、虾峙、六横诸岛“送还”蒋军。

6日晨3时前，61师的登步岛部队全部撤回桃花岛，还带回来四五百俘虏。

登步岛之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国民党军被61师毙伤、俘虏3396人，其中“伤亡官长121员、士兵2704人”。61师伤亡损失1487人，内含阵亡394人。61师虽损失惨重，但歼敌后撤回，保存了有生力量。在此之前的金门一战，28军船只全部为敌击毁，既无法运渡援军也无法撤回，最后导致在岛上的官兵全部覆没。因此登步之战，虽然部队撤回来了，但胡炜可以仍赢了石觉，战后61师名声大振。

三 中法建交功臣

中法建交是经过1963年10月的北京谈判和1963年12月至1964年1月的瑞士谈判两个阶段而最后完成的。当时，李清泉作为中国驻瑞士大使参与了三轮谈判，与法方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法建交协议。它的谈判方式和建交模式是新颖独特的。

40年前中国和法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总统共同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同戴高乐特使埃德加·富尔谈判并最后在瑞士达成建交协议的。

中法建交是经过1963年10月的北京谈判和1963年12月至1964年1月的瑞士谈判两个阶段而最后完成的。北京谈判是在周总理与富尔之间进行的，解决了建交的原则问题、实质问题。瑞士谈判是北京谈判的继续，着重解决建交的程序问题、方式问题。当时李清泉是中国驻瑞士大使，双方在瑞士三轮谈判的代表是李清泉与法国政府代表波马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及与台湾“断交”等三项原则问题上，中法双方以内部默契的办法取得一致。而程序问题及争取最后达成协议的努力，是周恩来总理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根据党中央的谈判方针做出的。

埃德加·富尔虽然是戴高乐指派的代表，但终究不是法国政府的正式代表，无权在协议上签字。于是周总理和富尔商定，由两国政府代表在瑞士继续进行谈判。

法国政府代表雅克·德·波马歇1963年12月12日到伯尔尼我国使馆和李清泉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他说不久前富尔访华，同中国领导人谈了中法建交问题。法国认为，中法双方都有建交的共同愿望，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机已成熟。法方是从下列原则出发，即双方都不提任何先决条件，主要是研究公布建交决定的方式，并主张愈简单愈好：或双方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建交公报，并口述了一个公报的内容大意。

从波马歇所提方案看，法方显然欲以联合公报方式取代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方式（即法方先照会我国愿意建交并互换大使，我国复照同意，然后相约同时发表来往照会），而且所提联合公报的内容简单得无法再简单（此后达成协议并正式公布的公报内容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两句话）。李清泉把与波马歇会谈的情况报回国内后，外交部给李清泉发来了党中央批准的谈判方针，主要是三句话：原则要坚定、方式可灵活、争取尽早达成协议，并附来周总理和富尔就三项原则达成的内部默契内容。

鉴于中法建交的重要性，李清泉根据谈判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对策拟了一个报告请示外交部。外交部指示李清泉到阿尔及尔向正在那里访问的周总理当面请示汇报。12月26日，李清泉飞抵阿尔及尔，总理百忙中接见了李清泉。总理对情况很熟悉，很少提问，主要是帮助李清泉具体掌握中央的谈判方针。李清泉将波马歇所谈情况汇报后说了李清泉的看法，并请总理指示。法方决心同我国建交，但将坚持他们不提先决条件的方式，同时做了达不成协议的准备。富尔访华一事法方要求保密，这次瑞士谈判又要求保密，一方面是怕过早泄密，引起美国干预的麻烦，另一方面也是防止万一达不成协议而有失体面。对方显然是想以联合公报方式代替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方是否仍坚持互换照会方式；另外，在公报内容上是否能接受法方措辞。总理听完李清泉汇报后，做了重要指示：不论对方称有多么困难，总不至于否认北京会谈有三项内部默契；只要对方不否认北京的内部默契，可以同意联合公报的方式及其措辞，但首先仍应提出互换照会方式，如对方仍有困难，只要他们实际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可以同意，但是中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和法国政府谈判建交并互换大使，同时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我国单独发表声明，他们无法反对，也无权干涉，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出于礼貌，也出于实际需要，谈判中预先提出来，以免今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后来我领会总理的指示精神是：坚持北京的内部默契，做到“原则上坚定”；只要法方不否认北京的默契，实质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就可以“方式灵活”，同意他们“愈简单愈好”的办法，最后我方以单独发表声明这个对方无法反对的方法实现“尽早达成协议”。

1964年1月2日第二轮谈判时，李清泉按照总理的指示，首先表示我国政府向我通报了富尔在北京会谈的情况及达成的三项默契。李清泉奉命仍提出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的方式。对方说，法方的方案也是按照北京会谈精神提出的，只是方式越简单越好。李清泉提出可以同意联合公报方式，但公报措辞必须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对方表示仍有困难，还是主张越简单越好。鉴于谈判中对方一再说明是遵守北京会谈的精神，没有出现违背三项默契的情况，李清泉按预定的步骤提出，如法方坚持不支持“两个中国”的立场，为了照顾法方困难，我方同意法方所提方案，但是我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阐明我国同法国建交的立场。1月9日，波马歇第三次到我使馆，他首先复述了李清泉在1月2日会谈中提出的方案，然后说，法方认为中法双方已就建交公报内容达成协议，对我国将单独发表声明一事，未正面表态，而以复述我方案的方式予以确认。接着，双方就公报发表的时间进行磋商，一致同意1月27日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至此在瑞士共进行三轮谈判，达成了有历史意义的中法建交协议。

中法建交是当时震动世界的大事，并对以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它的谈判方式和建交模式也是独特新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