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李驹 |
释义 | 李驹(1900—1982),著名园艺学家,1900年出生于上海,1917年考入法国高等园艺学校,1921年毕业并获园艺工程师资格后,考入法国诺尚高等热带植物学院,获农业工程师称号。 中文名:李驹 出生地:上海 出生日期:1900年 逝世日期:1982年 职业:园艺学家 毕业院校:法国高等园艺学校 主要成就:成立中国园艺学会 我国近代公园建设的先驱之一他在法国学习期间,由于学校重视教学实习和实际操作锻炼,加上他经常进行实地考察,使他掌握了造园设计和植物栽培技术,提高了园艺场和农场的管理技能。他酷爱造园事业,渴望能为祖国人民建立休息活动的公园,培育优良品种的园艺场,1923年他放弃留法工作的机会,怀着科学救国的热情回到祖国。 1926年开始,他先后任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的教授、园艺系主任,还先后在上海、北京、开封、南京、重庆等地城市公园设计与管理部门或园艺场、农场担任高级技师。李驹是著名的园艺学家、园艺教育家、花卉专家,是我国近代公园建设的先驱之一。 1928年,他在中大农学院任教授,兼园艺系主任时,与该院郭须静教授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园艺学会,并任理事长。 1932年以后,李驹先后受聘于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任高级园艺师和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任园艺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间主要教授《造园学》、《苗圃学》、《花卉学》、《观赏树木学》、《植物拉丁学名》以及教学实习等课程,他除了编写教学讲义和参考教材外,还调查浙江的果树,编写了《浙江杨梅与枇杷调查报告》,刊登于1933年浙江农业改良总场专刊上。1935年编著出版了《苗圃学》,对建立苗圃和苗木的繁殖、栽培和管理起到重要指导作用,至1938年的几年间就重印四次。他还编有《植物拉丁学名释义》、《行道树的栽植法》、《成都园林事业之改进》等。 他除了任教之外,还同时从事园林设计和文物古迹的整修设计工作。尤其在1938—1948年兼任成都市公园设计委员会委员时期,先后设计了成都少城、南郊公园、新都桂湖公园、博济医院等公园和私家庭园、墓园与校园,结合公园设计实践,探索培养园林专业人才所需设置的学科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李驹仍在川大农学院任教授,1951年兼任成都市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和成都文物古迹整修委员会委员,任教之余,他主持设计和整修了成都人民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杜甫草堂和昭觉寺等公园名胜古迹。 李驹回国后,在从事教学的同时,还长期承担繁重的园林设计工作。在南京他参加了中山陵园的设计,运用西方规则式的布局手法,采用了高大常绿针叶树种雪松作了基调树种,烘托出陵园宏伟、庄重、肃穆的气氛。在任南京公园管理局主任时,提出了绿荫街道的概念,并在南京的道路绿化实施中实现了这一设想,成为我国近代城市道路绿化的倡导者之一。 李驹运用国外的理论并结合国内实际,从1927年开始先后设计了开封的龙亭公园、繁塔寺公园;南京的玄武湖公园,秦淮河公园,中央大学校园;重庆大学校园,重庆教育学院校园;杭州的湖滨公园;成都的少城公园,新都桂湖公园等。在设计中他吸取了西方国家公园的手法和为群众游乐休息的格局,建立了开放式的杭州湖滨公园、南京的玄武湖公园等。这几个公园至今仍保持着原来的设计的雏形。开封龙亭公园的设计受到冯玉祥将军的赞誉。以后他又被推荐为蒋介石设计了浙江溪口妙高台花园,何香凝的浙江五夫庭园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的庭园、墓园。 解放后,园林事业受到重视,得到了发展。在近代公园、绿地建设中,他结合我国设计,较早较多地运用西方园林的布置手法,是我国近代公园建设的先驱者之一。 李驹,园林学家、园艺教育家、花卉专家。他为我国规划设计了多处著名园林、景区,是我国近代公园建设的先驱之一。长期从事植物拉丁学名的搜集、整理和编译工作,著有《苗圃学》等。曾任几所大学园艺系、园林系系主任。是中国园艺学会成立发起人之一。 人物简介李驹,字超然。1900年出生于上海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912年,其长兄李骏获得公费留学法国,他随兄一起赴法学习,1914年在巴黎和兰斯(Laons)预备学校补习法文,并学完初、高中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预备学校被德军占领。后得机会到了柏林和瑞士,参观了柏林和瑞士的公园和风景区,对造园事业倍感兴趣,从而确定了他学园艺专业的志向。1915年考入法国南部的农业学校,1917年秋考入法国高等园艺学校继续深造。他刻苦钻研造园学和观赏植物学,毕业后获园艺工程师称号。为进一步掌握热带、亚热带植物的栽培技术,1921年考入法国诺尚(Nagent—Sul—Marne)国立高等热带植物学院,进修一年,获农业工程师称号。1922年秋至1923年初与留法同学孙福熙等赴法国里昂(Lyon),沿途考察了法国北部海滨城镇的公园、风景区、园艺场与农场。 在法国学习期间,学校注重教学实习和实际操作锻炼,加上他经常进行实地考察,使他掌握了造园设计和植物栽培技术,提高了园艺场和农场的管理技能。他酷爱造园事业,渴望能为祖国人民建立休息活动的公园,培育优良品种的园艺场。为此,他放弃了利用其兄在法国担任中国驻法使馆秘书和驻巴黎领事的关系而能留法工作的机会,谢绝了多家公园、园艺场的高薪聘请,1923年初怀着科学救国的热情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立即补习汉文,并开始调查研究祖国的造园学、园艺学。 1926年开始,他先后在河南、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地的大学任教,并任上海、北京、开封、南京、重庆等地城市公园设计与管理部门或园艺场、农场的高级技师。他一边教学,一边参加当地的造园设计和园艺场的技术管理,力求改变中国园林、园艺的落后状况。当时内战频繁,这种愿望无法实现。但他立志科学救国的决心不变,在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任农学院教授、园艺系主任时,他广泛联系园林、园艺界的专家、教授,交流学术经验,探讨中国园林、园艺发展的途径。于1928年又与该校郭须静教授,金陵大学园艺系主任胡昌炽教授、章文才教授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园艺学会,并任学会理事长。 1932年以后,又先后受聘于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任高级园艺师和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任园艺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间主要教授《造园学》、《苗圃学》、《花卉学》、《观赏树木学》、《植物拉丁学名》以及教学实习等课程,他除了编写教学讲义及参考教材外,还调查了浙江的果树,编写了《浙东杨梅与批把调查报告》,登载于1933年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第三号专刊上。1935年编著出版了《苗圃学》一书,书中详述了苗木的繁殖、栽培与修剪技术和苗圃的管理等,对建立苗圃和苗木的繁殖、栽培与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至1938年的几年间就重印了4次;他还编有《植物拉丁学名释义》、《行道树的栽植法》、《成都园林事业之改进》等,分别载于校刊或报纸上。 1938年,他上书国民政府,建议将城市公园、绿地纳入城市建设的范畴;为民众建立休息游乐的公园,并结合保护文物古迹设置公园绿地,建立国家、省、市、县级以至乡村的公园,形成公园体系,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环境;开办培养造园专门人才的学校和建立各级公园管理的专门机构,充分发挥造园人才的作用,以改变中国城镇的面貌,但这些建议当时均无法实现。 在上书无望的情况下,他除了任教之外,还同时从事园林设计及文物古迹的整修设计工作。尤其在1938—1948年兼任成都市公园设计委员会委员时期,先后设计了成都少城、南郊公园、新都桂湖公园、博济医院等公园和私家庭园、墓园与校园;结合公园设计实践,探索培养园林专业人才所需设置的学科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驹仍在四川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任系主任、教授;1951—1952年兼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和成都文物古迹整修委员会委员,任教之余,他还主持设计和整修了成都人民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杜甫草堂和昭觉寺等公园名胜古迹。1952年院系调整,李驹调西南农学院园艺系任系主任、教授,仍从事教学与园林设计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忘不了开办园林专业,他从各方面向高教部提出设置园林专业的建议,终于于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在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设置城市及居民区绿化系,并调他任系主任。国内有名的园林专家教授云集于北京林学院绿化系,他30多年的宿愿终于实现了。但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该系被作为封资修的产物于1965年撤销。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年近70岁高龄的李驹遭受到沉重的打击。1971年不得不离开他所热爱的事业而退休,以后仍继续整理《植物拉丁学名释义》,1980年,年已80高龄的李驹仍孜孜不倦地编辑这本词典直至1982年病危。 李驹一生力图以科学救国。他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大事,为抗美援朝捐款,送子参军;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精神受到北京林学院广大师生和园林界的赞誉和尊敬。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我国的造园历史悠久,艺术水平为世界瞩目,但著名园林均被王亲贵族、地主、资产阶级所占用。造园理论也仅限于庭园,缺乏对城市公园、绿地的科学认识。因此,园林学是一门尚待开发的学科。李驹回国后边教学,边致力于编写教材。他结合中国实际,在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后进行编写。他对讲义的要求是,要有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特别是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如达不到“三性”要求,他决不脱稿出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李驹教学中一贯的指导思想。每到一所大学任教,他都主张开设教学实习课,开辟实习圃地、果园和农场。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他曾亲自带领学生赴杭州西湖风景区进行实地考察,增加感性知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期间,创办了农场和花、果、茶引种育种实验基地,并引进培育了新品种。40年代初曾引进并培育出无籽柑桔和美国薄壳山核桃等。这种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一直贯串在他一生的教学活动之中。 李驹还很注重农村园艺生产的调查。1932年在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任职期间,他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摸清了当时杨梅、批把、柑桔和青梅等主要果树的分布,以及品种和栽培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点发展品种和增产措施。今日著名的肖山杨梅、塘栖枇把的优良品种就是从那时推广、发展起来的。他写了浙江杨梅与枇把的专题调查报告,于1932年8月在该场刊物第三号专刊上发表。 为园林和城市绿化设计做贡献李驹回国后,在从事教学的同时,还长期承担繁重的园林设计工作。在南京他参加了中山陵园的设计,在植物种植上充分运用了西方规则式的布局手法,采用了高大的常绿针叶树种雪松作为基调树种,烘托出陵园宏伟、庄重、肃穆的气氛。任南京公园管理处主任时,首先提出了绿荫街道的概念,并在南京的道路绿化实施中实现了这一设想,成为我国近代城市道路绿化的倡导者之一。 本世纪初,我国各城市虽有不少私人花园,但几乎没有群众性的公园。他运用国外的理论并结合国内实际,从1927年开始先后设计了开封的龙亭公园、繁塔寺公园、南城公园;南京的玄武湖公园(即当时的五州公园)、秦淮河公园、中央大学校园;重庆大学校园、重庆教育学院校园;杭州的湖滨公园;成都的少城公园、南郊公园、新都桂湖公园,博济医院庭园等。在设计中他吸取了西方国家公园的手法和为群众游乐休息的格局,建立了开放式的杭州湖滨公园、南京的玄武湖公园等。这几个公园至今还保持着原来设计的雏形。开封龙亭公园的设计受到冯玉祥将军的赞誉。以后他又被推荐为蒋介石设计了浙江溪口妙高台花园,何香凝的浙江五夫庭园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的庭园、墓园,如伍培英等的私人庭园,刘湘、李家钰、李琪相等的墓园。此外,他还在报刊上对城市公园提出了改进意见,如1941年提出了“重庆市公园之改进”,1946年、1949年相继提出了“成都市园林事业之改进”,对公园设计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园林事业受到了重视,得到了发展,李驹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期间,主持规划设计了成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公园、火车站铁路公园,整修了杜甫草堂、昭觉寺等名胜古迹。在开封南城公园、杭州湖滨公园、南京玄武湖公园、成都少城公园等的设计中,他因地制宜地采用了西方规则式的绿篱、花坛群、整形树木、自然式的大草坪和树林的布置手法。在近代公园、绿地建设中,他结合我国实际,较早较多地运用西方园林的布置手法,是我国近代公园建设的先驱者之一。 在寺庙的设计与整修中,他除了重视殿宇的环境绿化外,还扩大了寺庙的园林用地,吸取了西方寺院式庭园布局手法,辟建了供休息活动之用而独立于殿宇之外的自然式庭园,形成具有园林格局的寺庙园林,成为既可供信仰朝拜,又可供游览的胜地。如开封的龙亭公园、繁塔寺公园、成都的杜甫草堂、昭觉寺等,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寺庙殿宇园林。 李驹在设计工作中一丝不苟,设计出的图纸整洁、美观、线条清晰、字体工整,至今还可以作为园林设计图的范例。 他几十年潜心著书立说,虽然大多被不可抗拒的历史事件毁掉或搁置,很多著作未能公诸于世。但他的学术成就和知识业,已传授给历届学生。现在园林、园艺事业后继有人,他播下的种子必将继续开花结果。 人物简历1900年8月19日 出生于上海市。 1921年 毕业于法国高等园艺学校。 1922年 毕业于法国高等热带植物学院。 1923—1925年 任上海市法工部局公园管理处高级园艺技师。 1925—1926年 任北京公园园艺部指导员兼北京中国大学法文教授。 1926—1927年 任河南大学教授,园艺系主任兼农场主任。 1927—1930年 任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园艺系主任,兼任南京中山陵园设计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公园管理处主任。 1930—1932年 任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园艺系主任。 1932—1934年 任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高级园艺技师。 1934—1936年 任重庆大学农学院教授,重庆教育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 1936—1952年 任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园艺系主任。 1952—1956年 任西南农学院教授,园艺系主任。 1956—1971年 任北京林学院教授,园林系主任。 1982年12月20日 病逝于杭州。 主要论著1 李驹.苗圃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第4版,1938. 2 李驹.浙东杨梅与枇杷调查报告,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第三号专刊,1938(8). 3 李驹.植物拉丁学名释义.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学会刊物——园艺,1937. 4 李驹.行道树的栽植法.四川大学农学院刊物——现代农民,1937. 5 李驹.成都市园林事业之改进.成都晚报,1946(缺月,日);工商导报,1949(缺月,日). 6 李驹.植物拉丁学名的命名法及其在科学研究上的要性.西南农学院科学研究部专刊. 7 李驹.植物学名释义,西南农学院科学研究部专刊,1956. 香港四大名厨之一 李驹名厨档案李驹,1944年出生,广东中山人,中式烹饪技师,中国烹饪大师,香港十大名厨之一,餐饮业国家级一级评委,深圳市饮食行业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式烹调技师,2003年荣获中国烹饪大师;2003年获法国蓝带勋章。现任中国菜(zgc)文化传播中心专家,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深圳市丹枫白露酒店驹鲍私房菜行政总厨兼出品总监。 名厨经历他入厨40多年,曾在香港、台湾、菲律宾等多家酒楼担任行政总厨。1980年至1989年期间,他把传统的菜肴和烹调方法不断创新,在海鲜烹调上独树一帜,被香港饮食界誉为“鱼王驹”。他将多年入厨的精髓综合提炼,研制出自成一家的色、香、味俱全且口感奇佳的“南非鲜鲍”,被香港及海内外的许多美食家誉为“驹哥鲜鲍王”,在欧洲美食家协会美食比赛中,“驹哥鲜鲍”被评为金奖。在他任职于深圳三九大自鲨海鲜鱼翅酒楼期间,“驹哥鲜鲍”在深圳首开鲜鲍制作先河,一时引起国内同行竞先品尝和仿效。此外,他曾获法国美食协会蓝带勋章、深圳万人品尝名莱金碟奖、中国饭店文化美食大使及创新菜成就奖。 被称为“饮食行业里的奥斯卡”的法国美食协会的“蓝带奖”可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除了厨师自己的技艺之外,还需要饮食界业内公认“有杰出贡献者”才能取得参选的资格。中国获得这项大奖的人只有三人而已,李驹先生就是获得法国蓝带奖的香港十大名厨之一。 在香港餐饮界,提起“鱼王驹”可以说无人不晓,他超绝的厨艺与深厚的功力,十多年来已被香港广大食家所深知和推崇,尤其是李驹炮制鲍鱼的一番手艺,更是令人称绝,在香港与号称“鲍鱼泰斗”的名厨杨贯一并称。正因为如此,李驹的绰号叫“鲜鲍王”。 通常新鲜的鲍鱼是无色无味的,还有一股难以祛除的腥气。但在驹哥的处理下,人们所尝到的鲍鱼不但入口滑腻,咬下去弹性十足,而且有着一种特殊鲜味,让人越嚼越感觉风味无穷。驹哥凭着自己精湛的技艺使得“驹哥鲍鱼”的招牌响遍了整个深圳,而“驹哥鲍鱼”的美妙风味,在深圳掀起了一阵小小的“鲍鱼热”。许多海鲜酒家纷纷仿效驹哥鲍鱼的做法,在自己的店里推出同类菜式。 他认为深圳的餐饮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对于深圳的饮食习惯,驹哥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深圳由于人口结构复杂,深圳人的口味与香港相比,也有着较大的不同。但正因为如此,作为中菜菜系中重要一员的粤菜更应该精益求精,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和长处来。无论是“大白鲨”还是现在的驹鲍私房菜,在传统粤菜的基础上下了很大功夫,同时汇合其他菜系的风味,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与特色,赢得了众多有眼光食家的一致欢迎。更有不少港澳与内地的食家,听说“鱼王驹”,不惜千里迢迢赶来一饱口福。 采访名厨雨才停了两天,深圳的天气就热得炙人。烈日下,远远地,一位女士边走边冲在门口等人的驹哥招呼着,“驹哥,麻烦弄个三丝炒米粉,等会儿要带走。”“好嘞,马上弄。”如果你知道,这个答应为人炒米粉,随和得如同邻家阿伯的驹哥,竟是香港十大名厨、有“鲍王”、“名厨”之称的大佬级人物,还获得过饮食从业人员梦寐以求的法国美食协会的“蓝带奖”,就会觉得这样的随和亲切有些不同寻常。 驹哥姓李,今年64了。其实,按年纪和资历,大伙儿称他“驹伯”更合适。但自从李驹在餐饮这个行当里名声渐响,大伙儿就叫他“驹哥”。这一叫就是40多年,无论行内行外,年纪长幼,见面一声“驹哥”,透着亲近,含着信任。驹哥也乐得答应,从不摆架子。坐在大堂里,驹哥乐滋滋地说,这说明我还年轻。 驹哥的菜,写的人太多。无论是他神乎其技名动深港的鲜鲍烹制,还是让成龙大哥念念不忘的那道“仙鹤神针”,都被渲染得耳熟能详。然而,比那些珍馐名膳更让我们好奇的是,在一个行当里浮沉40多年,从寂寂无名的洗碗工,到一代名厨背后的故事。 洗师傅的内衣裤学艺 驹哥1944年出生在广东中山。“那个时候家里穷,有份工做,能糊口就谢天谢地。”回忆起怎么入了餐饮这一行,驹哥实话实说。 为了生计,十几岁的李驹进到一家酒楼做洗碗工。“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楼上楼下地跑,客人离开后,将盘碟收到大盆里,再清洗干净备用。那时,洗碗工是进不了厨房的。”虽然累,但李驹的碗洗得干净认真。过了一年多,取得老板信任的李驹被调到厨房做帮工。 在厨房,帮工只能做些配菜、清洁等打下手的杂活,根本没有机会“揸锅”。但每天看着大厨们煎炒烹炸,渐渐也引发了他的兴趣。李驹开始向往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神气地站在灶边,让食物绽放美味。 私下偷偷练习,平时则注意观察师傅们的手势、用料、火候,驹哥说:“那时就是偷着学,师傅不会主动教,自己要有心。”但仅靠自己琢磨终无法融会贯通,碰到疑惑还是要请教。“其实,师傅教还是不教,主要是看你平时的为人。凡事只要你用心、踏实,别人就会给你机会。”除了平时手勤脚快,工作细致,李驹还多留了个心眼。那时,每天下班后,厨师们都会在旁边的水池旁冲完凉再离开。劳累了一天的大厨们经常会把换下的内衣内裤忘在水池边。每当这时,收拾完厨房出来的李驹就会拾起师傅们留下的内衣裤,清洗干净,晾干。第二天将干净的衣服交到师傅们手上。日子久了,厨师们对这个踏实诚恳的小伙子也刮目相看,但凡李驹有什么问题,他们总是倾囊相援。这为李驹日后进入餐饮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问一答成主厨 20世纪80年代初,李驹随家人迁居香港,他走到灶台前“揸锅”的梦想也是在那时实现的。回忆起第一次“揸锅”的情形,驹哥至今还有些自得。 那时一家酒楼新张,招厨师。虽然还没有独当一面,但李驹做菜的手艺却也在私下被朋友认同。朋友怂恿他去试试。 招聘要先面试,然后试菜。那家酒楼的老板同时还做海鲜生意,面试李驹时,老板头也没抬,问:“在海鲜里,哪种鱼最难蒸?哪种鱼最易蒸?” 在当时,专门处理海鲜的人很少,这种问题可算是刁钻。但李驹平时就喜欢琢磨这些,从容答道:“三刀鱼最难蒸,而最容易蒸的就是斑类鱼。”听到回答,老板抬起了头,追问:“为什么?”“因为三刀鱼的表皮凹凸不平,且厚薄不等,同一条鱼,不同部位蒸熟的时间前后会差半分钟。如果时间控制不好的话,就会出现生熟不匀的状况。而且,一旦蒸过头,三刀鱼的肉就会如同甘蔗渣。而老虎斑、东星斑等斑类鱼,蒸的时间稍早稍晚一两分钟,对味道影响也不会太大。此外,海鲜最好原碟蒸,味道最好”。 显然,轻松答出的答案背后,是长期摸索的经验累积,是无数花费其中的心思。老板当即拍板,不用试菜,就是他了。就这样,李驹实现了自己当年的梦想,并且受到老板认同的他不是作为一名普通厨师录用,而是当上了整个厨房的主管。“我还是蛮幸运的,一起步就成了主厨。” “鱼王驹”名动香江 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饮食行业,“鱼王驹”的名号几乎是无人不晓。从一家规模不大的海鲜酒楼起步,到被菲律宾南苑饮食集团同时聘为8家大型酒楼的行政总厨和出品总监,李驹用了近10年时间,李驹的名字也渐渐被“驹哥”以及“鱼王驹”取代,而这称谓更迭的背后,其实就是业界地位的认同。 谈起自己的成功,驹哥说:“我一直对手下的年轻人说,要想做出些事情,只有两条,踏实做人,用心做事。耍小聪明取得的成功是不会持久的。” “用心”两字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要做到,却不是纸上谈兵般容易。 驹哥说,蒸鱼的功夫不只在于蒸,蒸鱼的豉油也是关键。当年,为了寻找最好的蒸鱼豉油,他尝遍香港大小店铺里卖的豉油,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店觅得最能发挥鱼之鲜味的豉油。“鞋都跑到穿帮,”驹哥笑着说,“名牌豉油未必就能对味,蒸鱼豉油的关键是豆味不要过于浓郁,才能让鱼的鲜味发挥得淋漓尽致。” “蒸鱼呢,不用蒸得全熟,用原碟蒸到差不多熟就可以上桌了,因为碟是滚烫的,蒸鱼的油也正是滚烫的,可以让鱼继续着‘熟’的进程。吃的时候从边上吃起,慢慢吃到中间,鱼就熟得刚刚好,那就是最鲜嫩的滋味了!”驹哥说。 年过50来深打拼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深圳“大白鲨”名噪一时。其中的一道招牌菜“驹哥鲜鲍”更引得无数食客趋之若鹜,而这道菜就是驹哥的佳作。 1995年北上深圳时,驹哥已过50岁知天命之年。那时的驹哥已身列香港十大名厨,是荣誉等身的大佬级人物。 谈及当年来深圳,驹哥说:“在香港我几乎做到了能做的全部,人在这时容易有惰性。那时深圳的饮食业刚刚开始兴盛,施展的空间更大。加上朋友相邀,我也就过来了。” 熟悉驹哥的人都知道,驹哥为人最为重情守义,来深圳十几年,他一直与最初邀请他到深圳的合作者不离不弃。“这些年,不下十几次有别人邀请我,有开出两倍的薪水挖我,我都拒绝了。”驹哥说,“不是我不喜欢高薪,我始终认为,无论哪一行,要做事,首先要做人!” 入行40余年,生性随和的驹哥坚持着“要做事,先做人”的人生信条,无论是在香港还是深圳都为自己获得了成功和精彩,也获得了同行和客人的尊重。这一点从他与“阿一鲍鱼”杨贯一的交往中也可见一斑。人说同行是冤家,但驹哥颇为豁达,“以前,我的客人要吃鲍鱼,我都介绍到阿一那里去。后来我和阿一聊天时,我突发奇想说,你做干鲍是一绝,我试着做做鲜鲍。这样客人想吃干鲍找你,吃鲜鲍找我,这样岂不两全其美。” 同干鲍不同,鲜鲍无色无味,还有股腥气。但经过反复摸索,驹哥再次显现了“用心”两字的威力。 俗话说“唱戏的腔,医生的方,厨师的汤”,而驹哥加工鲜鲍的秘诀就在汤上。烹制一只鲍鱼,需先用家养老母鸡和正宗金华火腿,配以几十种进口名贵佐料小火熬炖之后加以煨制。然后,用熬了三天的火腿浓鸡汤煮8个小时,让鸡汁完全入味到鲍鱼里,从而形成著名的“溏心”,这样加工出的鲍鱼软糯富有弹性、味鲜且汁浓。咬下去弹性十足,让人越嚼越美。 很快,“驹哥鲍鱼”的招牌响遍了整个深圳,而驹哥的绰号也从原来的“鱼王驹”变成“鲜鲍王”。而他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中国烹饪大师金奖、法国饮食最高荣誉奖蓝带勋章、日本富士电视台中华料理竞赛节目裁判、中国饭店协会特邀顾问……其中,被称为“饮食行业里的奥斯卡”的法国“蓝带勋章”最为瞩目。除厨师技艺外,还需要饮食界业内公认“有杰出贡献者”才能取得参选的资格。中国获得这项大奖的人只有三人而已。 把手艺传给年轻人 如今,驹哥是位于丹枫白露酒店“驹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和出品总监。经历了深圳餐饮行业十几年的风雨沉浮,驹哥说,深圳的餐饮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只要把握好健康、绿色、精益求精以及各菜系特色兼收并蓄的行业趋势,仍然大有可为。 长年在外奔忙,驹哥对家的牵挂却从未懈怠。同事们都知道,每个周六,驹哥铁打不动要回香港和家人团聚。“老伴支持我,也理解我。但长年在外,欠老婆孩子的太多。每个周末回去,全家一起吃吃饭,喝喝茶,同老伴聊聊天,逗逗外孙女,真是开心得不得了。” 驹哥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当了外公的他把一岁多外孙女的照片设成了手机屏保。但凡说起外孙女,他就会掏出手机,说:“你看这是我外孙女,好漂亮的,可会逗我开心了。”而每当看到外孙女的照片,名厨脸上幸福的笑意就抑制不住地蔓延。 谈起以后的打算,驹哥说:“在外打拼了几十年,给别人做了一辈子饭,也要考虑再干几年后,就该回家给老婆孩子做做饭了。我一直在找机会,在退休前把手艺传给年轻人。说心里话,我很珍惜现在的一切,现在的餐厅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我有责任把它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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