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谟，（1926~）翻译家 ，湖北钟祥郢中人。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子，现居北京。1948年年底，李光谟一家跟随父亲到台湾。当时的李光谟22岁，其父李济52岁。李光谟休学前已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如果能在台湾读完后两年，他也许不会再返大陆。但当地的学校都表示很难接收他，即使选择转学，台大也要他答应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倒退两年；第二，要学一年的日语。等于在同济的三年不作数，从开头学起。李光谟不同意这样，于是萌生了回上海，回同济读书的愿望。”

1949年2月，李光谟离开台湾准备回上海继续学业。李光谟在基隆港上了船，父亲李济并没有到码头相送。只有李光谟母亲，还有后来过继给李济家的弟弟来基隆码头送李光谟。当时心想就是离开一下，等到暑假就会回来。。恐怕那个时候，李济也抱着同儿子一样的想法，战争一结束，就意味着家人告别分离，否则他不会不送儿子一程。

李光谟到上海后，不仅担任了学生会的负责人，而且加入了宋庆龄支持的人民保安队，和市民一起默默等待上海的解放。

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此时的李光谟也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留在大陆，他回忆道：“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表明我的态度，说自己决定留下来看新中国的建立，期待着在未来能与父母相见。后来别人告诉我，母亲看到信之后，大哭一场。”

此后，新旧两个政权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李济父子相隔两岸，音讯难通，连儿子定居北京并娶妻生子，父亲都不知晓。1955年，李光谟父亲朋友的女儿去香港，碰巧见到了李济先生，才告知李光谟的状况。李光谟说：“那些年，父亲在香港的一些朋友，曾经给我寄油、糖等日常物品。真的非常感谢父亲，一直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我。”

“文革”开始后，父子间的通信日趋困难。即使偶尔收到家书，也必须马上忍痛烧掉，为的是要与在台湾的父母划清界线。但是对亲人的思念是任何暴风骤雨也隔绝不开的，李光谟回忆说：“1973年前后，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回来，他见到我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帮我照相，他说，要马上寄到日本去给他女儿，然后让女儿寄给我父亲。隔了一周见到他，他说，真糟糕，胶卷坏了，但是信息已经通过女儿带到我父亲那里了，他们高兴坏了，因为之前都以为我在‘文革’当中去世了。”

李济的名字在大陆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忽然在1959年被抛出来接受批判。受李济培养的诸多弟子们以《考古》杂志为阵地，对李济发起了断绝师生关系的猛烈“围剿”。当年，李光谟在复杂的心态下，还收藏了一期《考古》杂志，那一期的杂志登载的全部是批判李济的文章。一个考古学家的学术选择，被冠以政治立场错误的大帽子。而李济则从学术的角度，对大陆学者的考古发掘报告给予了严厉批评，学术报告对发掘地、器物、尺寸等按常规必须公布的内容都“秘而不宣”，却充满了政治口号，批判语言，空洞无物。

1995年，李光谟终于踏上1949年他曾经离开的台湾岛。跨进父亲李济生活栖息的庭院，已是时光沧桑，人去楼空，惟余其父的手稿、信件和资料无言等待他的到来。此后，经过简单的整理，李光谟将父亲的遗产运回了北京。从此，编纂整理这些资料成了李光谟离休以后最费心费力的一件大事。在这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李光谟开始了与父亲李济的心灵对话。　当初的分别，父子做出了相反的决定：一个留在台湾，一个返回了大陆。时空阻隔，虽然隔不断父子亲情，但相互的沟通和理解却越来越困难。父亲的遗墨为儿子打开了一扇相互了解的窗口，越接近父亲著作的深处，越理解父亲的内心。

李光谟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退休前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俄文翻译，译有尼*布哈林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亚历山大洛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书。退休以后主要从事对李济遗著的编校整理。著译有《李济学术文化随笔》、《李济与清华》、《李济张光直通信辑录》、《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安阳》、《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等书。李光谟当初从台湾回到上海其实原因很简单，既不是领命台湾当局“潜返大陆”，也不是受共产党召唤，回上海迎接解放。他那时是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学生。1948年春向学院请了一年的假，回南京家里养病，正遇上又要搬家，以为只是像过去挪一个地方。当时淮海战役开始了，但前途还不分明。李济就搬家的事问过李光谟，要不要跟着走？李光谟犹豫不决。1948年冬随父母到了台湾，打算养好病又回上海念书。那时正好台大放假。李光谟一家挤在台大医学院宿舍里，一起的还有劳干、凌纯声等。李光谟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到公园去走一走，心里很着急，又像逃难似的。李光谟跟同济的同学写信，寄航空，一直保持联系。他们都劝李光谟一年假满后回上海，耽误了时间不好插班。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国民党粉饰民主，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放出“和谈”气球，提出“和谈”条件。陈毅大军还没迫近长江边。当时有一种占上风的舆论：国共两党，将划江而治。　没那种背景，李光谟也可能回不来。当时李光谟离开台北与父母分别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原料想从台湾到大陆，大陆到台湾来去都很方便，多少还寄些希望在和谈。但一回来形势发展很快，从此李光谟与父母就天各一方。

1948年底到次年2月。李光谟买票坐船回上海，在海上两至三天。又回到同济，李光谟的想法完全变了。李光谟家里很着急，快信电报一封一封地催他回台湾。1949年5月，陈毅大军渡过长江，李光谟家里托人买好飞机票。但李光谟给他父母写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了决绝的态度。李光谟家里鞭长莫及，后来听说他母亲很伤心。

第一次接到父亲李济的信是1955年，那是从台湾转道美国又转交过来的。李光谟父亲信中提到台湾大学学生中有个得意门生张光直颇感欣慰。李光谟却读出了旁敲侧击的意味。在台湾，李光谟父母后来过继了一个表弟作嗣子。是李光谟舅舅的孩子，原姓陈，过来后取名李光周。先在淡江大学学外语，后学考古，回国后曾执掌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年仅四十岁就去世了。

有人怀疑曾李光谟的身份，说这个李济的儿子是假冒的。李济去了台湾人人都知道，儿子在大陆就多不知道。文革时批斗李光谟，大字报就写揪出李济的亲儿子、独生子。张奚若的夫人看了很生气，本来就是亲儿子独生子嘛，有啥好揪的？

直到1995年，李光谟与女儿跨海去台湾参加“李济先生诞生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四十多年后才第一次走进台湾大学的家门。家里已人去楼空。“梁上君子”已多次串门，据说台湾的文物市场上已有李济先生的东西出售。所剩无非李济的书籍、资料、手稿和信件。李光谟最后装了8个纸包运回北京。开始埋头对父亲李济学术思想的整理。那次去台动静很大，几家大报用大号标题写上李光谟的名字。李光谟也是整理父亲的手稿才知道学问家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澹泊的人生态度。现在要想再做学问，时间已来不及了。

李济先生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很早就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李光谟想这会是父亲的心愿，他想帮助九泉下的父亲完成这个心愿。可惜社科院考古所申请批复的报告递上去之后，一直得不到下文，功德无量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李光谟后来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言下之意仍然是政治立场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的说法并不奇怪。可李光谟说起此事仍满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