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李鼎铭 |
| 释义 | 李鼎铭，陕西米脂人，生于1881年，从事教育事业十余年，并治病救人，开办医馆，造福乡里。1941年夏，在边区参议会二届会上提出“精兵简政”议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947年因病去世。 中文名：李鼎铭 别名：原名丰功 国籍：中国 出生地：陕西米脂桃镇桃花峁 出生日期：1881年 逝世日期：1947年 职业：从事教育事业、中医 主要成就：教育事业，开办医馆提出“精兵简政”方案 代表作品：《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念》 人物生平李鼎铭（1881—1947），原名丰功，生于米脂桃镇桃花峁，字耔（一作芷）香。出身农家，幼年受教于舅夫杜良奎（杜聿明之父）家中，遍读经史子集，兼及医学经典著作，精通地理、数学、天文、气象，曾自造地理仪、天文盘，计算日月食。因学有所长，闻名乡里。1903年赴绥德应试，考为廪生。1913年，利用临水寺开办一所国民小学，兼任校长。后又在桃镇又创办了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李鼎铭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十余年，并开办医馆，治病救人，群众颇多赞誉。李鼎铭还是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医。早年他在家乡陕西米脂县一面从事中小学教育，一面为人治病，颇为邻里乡亲所称道。1941年夏，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先后当选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同年，在边区参议会二届会上提出“精兵简政”议案，受大多数议员支持。毛泽东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941年底，他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久，举家迁住延安，这样便成了中央领导同志身边的一位良医。在工作之余，他经常为毛泽东、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人推拿按摩、望闻问切，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从政七年，对主管工作躬亲过问，不顾年迈体弱，坚持调查研究。 1947年9月，爱国将领续范亭病危，李鼎铭受谢觉哉等人的请求，即刻赶往山西临县救治续范亭。3个月后，即12月11日，李鼎铭因患脑溢血症在米脂县杨家沟不幸逝世。 与毛泽东的交往深厚友谊1941年，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便单身食宿在政府机关，专心致志，忙于政务。1941年年底，旧历年关到了，李鼎铭决定返里探亲搬家。毛泽东闻讯，特派出爱国华侨送给他的那辆福特牌高级轿车送李副主席荣归故里。当时在边区，能享受这等殊荣的也只有李鼎铭一人。 李鼎铭在家乡米脂停留两个月，总是精神焕发、热情洋溢地同当地士绅畅谈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真谛和决心，以及延安各方面的印象，解释疑虑，纵论国是，深得当地绅士们的拥护和称赞。当李鼎铭携带家眷返回延安时，毛泽东又派专车接他到杨家岭，热情地把他迎进窑洞，问他搬家情况。他告诉毛泽东，已把全部家产献给边区政府了。毛泽东说，留一点吧。李鼎铭口气坚决地说：一点也不留。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地说：“你真是开明人士！” 。 从此之后，毛泽东和李鼎铭交往更加密切。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毛泽东工作无论怎样忙也都要接待、交谈。毛泽东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李鼎铭，总是恭敬地称他为“李老先生”。 医术高明李鼎铭是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医。早年他在家乡陕西米脂县一面从事中小学教育，一面为人治病，颇为邻里乡亲所称道。在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李鼎铭举家迁住延安，这样便成了中央领导同志身边的一位良医。在工作之余，他经常为毛泽东、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人推拿按摩、望闻问切，也是在这段时间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中医发展毛泽东相信中医，就常请李鼎铭给他看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当时，中医被西医瞧不起，并且毛泽东身边的西医也反对他用中药。但是，李鼎铭开出的药方常能见效，西医不得不信服。毛泽东也很佩服这位看起来瘦弱但颇有见识的老人，经常借治病之机，和李老探讨包括中医、政权建设在内的一些问题，并通过李老向党外人士表达共产党和他们合作的诚意。同时，毛泽东还把李老介绍给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李老也乐意为他们奉献自己的一技之长。后来，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李老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积极参与活动，并兼任过中医训练班主任，推进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 《永昌演义》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信任，他们之间的深厚的友谊，还可以从《永昌演义》这本书的作者李健侯的际遇上得到证明。 李鼎铭米脂老乡李健侯，出于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热爱，花十载时光，六易其稿，写成一部颇受读者欢迎的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虽是小说，却有史料价值。1944年初，李鼎铭将《永昌演义》修改后的稿本推荐给毛泽东评阅。毛泽东读后，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2]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李鼎铭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即转达给身在米脂的李健侯。不久，李健侯来到延安，由李鼎铭引荐，受到毛泽东热情接待，奖励他200元边币。后来，李鼎铭虽然作古，但毛泽东却没有忘记李鼎铭所荐之人。新中国一成立，便建议陕西省人民政府录用李健侯为省文史馆研究员，为其修改《永昌演义》创造条件。可惜天不假年，此书刚开始修改，作者即于1950年不幸逝世。 精兵简政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开幕了。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当选为副议长（后经毛主席提名，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李老先生拄着拐杖登上主席台，从容不迫地发表演说，讲自己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还就党内外团结问题和如何克服边区所遇到的严重经济困难，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时期，如何渡过难关、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是当时我们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李鼎铭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根据自己在此之前深入到米脂、绥德和延安周边各地进行的实地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主动跟姬伯雄、马济川、安文钦等11位参议员商量、酝酿，毅然以自己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这一提案。 提案总的原则是：“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官僚主义”。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 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 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地统一经济计划。 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 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这一提案提出后，立刻引起了很大反响，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此时精兵简政，岂不是自己束手就擒？一些议员提出质疑。但毛泽东却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良药。”毛泽东在事先批阅各项提案时，就已注意到了李鼎铭的这一提案，他把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就并摘录在本子上，还加上了批语。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大多数议员改变了看法，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对于及时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不但适时中肯，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可称得上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18日，李鼎铭的这一提案以165票的高票数获得通过，决议“交政府速办”。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在1942年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精兵简政”政策成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对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47年12月11日，著名开明绅士李鼎铭在陕西绥德病逝。李鼎铭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参加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提出稍兵简政的意见，为中国共产党接受。 贡献与成就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开幕了。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当选为副议长（后经毛主席提名，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李老先生拄着拐杖登上主席台，从容不迫地发表演说，讲自己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还就党内外团结问题和如何克服边区所遇到的严重经济困难，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时期，如何渡过难关、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是当时我们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李鼎铭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对此进行了深深的思考，他经过与几位参议员商量酝酿，向大会提交了这一提案，提案总的原则是：“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官僚主义”。 这一提案提出后，立刻引起了很大反响，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此时精兵简政，岂不是自己束手就擒？一些议员提出质疑。但毛泽东却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良药。”毛泽东在事先批阅各项提案时，就已注意到了李鼎铭的这一提案，他把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就并摘录在本子上，还加上了批语。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大多数议员改变了看法，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对于及时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不但适时中肯，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可称得上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18日，李鼎铭的这一提案以165票的高票数获得通过，决议“交政府速办”。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在1942年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精兵简政”政策成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对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47年12月11日，著名开明绅士李鼎铭在陕西绥德病逝。李鼎铭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参加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提出稍兵简政的意见，为中国共产党接受。 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闻名遐迩的陕北爱国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以他建言“精兵简政”的远见卓识而名垂中国近代史册。从1941年11月至1947年12月病逝，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任上，作出了多方面贡献，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获得了边区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李鼎铭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困难时期，毅然走上与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携手合作的革命道路，充分体现了他深明大义的爱国情怀，追求真理、胸怀坦荡的高尚品格。李鼎铭既是精兵简政政策的首倡者也是直接领导者和认真执行者。他关于精兵简政的思想早在米脂县参议会议长任上时就产生了。针对边区政府“头大脚小”的状况，他认为为兼顾军政民三方面，除生产、经商外，还应裁弱减臃，提高军队质量和政府效能。他不顾非议大胆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并以高票获得通过，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成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 李鼎铭为巩固边区三三制政权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特殊贡献。通过参加三三制政权，李鼎铭的政治思想、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在不断认识三三制重要作用的实践中，李鼎铭提出了“三三制精神”这一概念，对三三制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三三制精神主要包括照顾各方、顾全大局、自我批评和善于协商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精诚团结民主合作。三三制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厉行民主政治，建立健全政权组织结构上的监督机制的成功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与代表性在政权建设上的完美体现。 李鼎铭有着深刻的学术思想和丰厚的学术成就。1916年，他就编写过蒙古历史教科书，赞扬蒙古族的历史贡献，倡导民族平等思想。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他还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1943年撰写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这部书凝结着李鼎铭一生的研究心得和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智慧的独特见解。他以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努力用马列主义科学历史观探讨民族兴旺发达的正确途径，提出了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价值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并把它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 行政立法思想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发达，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财政经济本来就艰难拮据，又加内战摧残，民力、物力和财力十分有限。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和八路军的总后方安置在这里，历史赋予它承担中国抗战和革命的浩大财政开支。隔河与边区对峙的日寇，从1940年起，在华北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同时，加紧了对边区的进犯。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驻屯了数十万大军，修筑了无数碉堡，从三面包围封锁边区。一方面，在1940年10月，停发八路军军饷，切断海外华侨、国内抗日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对边区的援助；另一方面，制造舆论，准备动用重兵攻击延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这样，边区脱产人员直线上升。1937年，党政军脱产人员为14000人，但到1941年猛增到72000人。人员猛增，支出随之大幅度上升，人民负担势必加重。以人民的公粮（农业税）负担为例，1937年征收公粮14000石，占边区粮食产量的1.3%，每人平均仅一升。以后逐年增加，1941年激增到20万石，这年公粮已占边区粮食产量的13.8%，比1937年增加了十倍。党政军脱产人员占人口总数的5.4%， 一度占人口总数的8%。这些预示着边区庞大的战争机器与极端困难而薄弱的财政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如何克服这一矛盾，战胜严重的困难，坚持长期抗战，成为党和边区政府面临的主要课题。李鼎铭本着为国为民献计献策的精神，从改革行政体制的角度，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向大会提出了“精兵简政”方案。 他在阐述提案理由时指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四、规定供给条件，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从他的提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鼎铭认为，军政机关的组织、编制、供给、装备和一切费用，是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并与经济力量相适应，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枯竭经济，使军政失去存在的基础，断送抗战事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一是发展经济，这就是开源；二是精兵简政，这就是节流。由此可见，精兵简政确是挽救时弊的唯一正确方法。因此，他的提案为大多数参议员所支持。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特别重视。毛泽东亲自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941年12 月党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作为抗日时期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深入贯彻，普遍实行。 李鼎铭在领导边区实施精兵简政的过程中，针对实际出现的问题和倾向，加以理论的分析，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他深刻地阐发了精兵简政的正确含义。他说，精兵简政“是在不妨害抗战建国的原则下进行的，并非消极的减兵简政”。简政，有其正确的含义， 它包括下列内容：一是精简业务，就是在政府的纷纭复杂的工作中，寻出并抓住第一位、第二位的工作，党政军民齐动手，抓深抓透抓出成果，带动其他工作，以求改变过去百废待举平分秋色的工作局面。他说，吴堡县岱镇区，从1944年3月至11月，开过16次乡长联席会，其中14 次会议是专门讨论和研究生产工作的，这就抓住了乡政的业务中心，就是精简业务。二是精简机构，根据精简业务的要求，确定机构。保留必不可少的机构，能裁就裁，能并就并，能减就减，能缩就缩，并着重充实下层，避免头重脚轻，达到政简民便的目的。三是人员精简，就是裁撤冗员，按照人少事精、胜任职责的原则，进行编整。对编余人员，或转入生产或进学校学习，适当安置。四是调整干部，就是把一部分优秀县级干部，提拔到边区政府或专员公署工作，选派许多得力干部降级使用，充实基层；实行县长间、科长间的调整；行政干部与生产干部的交流，做到“人尽其材，材尽其用”，达到精简上层，加强和充实下层的目的。他提出了革除头重脚轻的政府组织体制的建议。他说，边区的行政组织体制，在上级，人数过多，机关庞大，在下级，干部数量和素质都比较差。上级人数过多，就有分工琐碎，人浮于事，运转过多，不太灵活的现象发生。下级干部配备不强，而事务却非常繁重，因此，有的政策法令和指示，常被打折扣，有许多很好的政策，在有些地方没有能够认真贯彻。对过去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着力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并谓一切工作要深入民间，不然一切都是空的。只有行政简明，基层政权充实，老百姓易于了解和接受上级的政策法令，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这些观点，对于澄清模糊认识，纠正错误思想，保证精兵简政政策的贯彻执行，都起了先导作用。 陕甘宁边区，根据精兵简政案的精神和要求，从1941年11月至1944年1月，先后实行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三次整编，取得了重大的成效，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边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精兵简政的意义远远超出克服物质困难、保证抗日战争胜利的范围，就行政而言，它实质上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精兵简政提出的理由和指导思想，确立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是人民民主政权行政立法史上的伟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土地立法思想综述在1946年11月1日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李鼎铭提出了制定法令、赎买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建议。其具体设想是，在未经土地改革的地区，“试行土地公债”，“调整地主超额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边区政府鉴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希望仍然存在，而地主与农民曾经有过共同抗日的历史关系，认为他的建议在当时形势下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并作出决定，委托他起草这部法律。在李鼎铭副主席主持下，经过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于1946年12月13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这个条例基本上反映了李鼎铭的法律思想，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土地法律观，其要点如下： 征购的对象和范围凡地主的土地，均在征购之列。富农土地，不得征购。一切非地主成分因无劳动力而出租之土地，也不得征购。征购地主的土地，包括地主超过应留数量外的土地和地主居住本院以外多余的房屋窑洞（碾磨在内）及地基屋势。凡地主的土地，以其在边区境内所有土地之总合为基数，超过应留数量者，其超过部分，一律征购。一般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之50%， 假如中农每人6亩，地主每人应是9亩；在抗日战争及自卫战争中，凡有功绩的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之一倍。假如中农每人6亩，地主每人是12亩；家在边区外的地主，区别一般地主，或是有功绩的地主，应按规定留给土地，其余征购。留给土地，在地主未返回边区居住前，由当地政府代为经营，地主回来后即予交还由他自行经营；经过献地的地主，所留土地超过规定应留地数者，其超过部分仍应征购，不足应留地数的，由县政府呈请边区政府酌予补发部分土地公债。 地价的评定与计算地价，由当地乡政府协同农会及地主本人具体评定，其评定标准，应按各地价与土地质量之不同，但最高不得超过该地平均两年收获量的总和，最低不得少于该地平均一年收获量。地广人稀的区域或新开荒地之地价，评定标准，不受上面规定之限制。被征购土地之地价，采用超额递减办法。地主每人平均所得地价在5石以下者，给全价，超过5石以上至10石者，将超过5石之数目， 减给80%；超过10石以上至15石者，将超过10石以上之数目，减给60%；超过15石以上至20石者，将其超过15石之数目，减给40%；超过20石以上至25石者，将超过20石以上之数目，减给20%；超过25石以上至30石者，将超过25石以上数目，减给10%；超过30石以上者，其超过部分不再给价。 土地的承购和方式土地的承购，实行两个原则：一是按征购土地原价的半数，由无地少地的农民承购。家境贫苦无力缴价者，经县政府批准后，可予免付。二是按照人口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每人所有之土地数量与质量，达到大体平均。原耕地之贫苦佃农或雇农、家境贫苦的革命死难者的遗族、现役军人的直系家属、复员退伍军人，有承购土地的优先权，但以上人员每口承购的土地数，不得超过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迁移难民和当地居民有同等承购土地的权利，至于工人、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应按照当地情形和家庭生活需要，由乡政府和农会斟酌规定其承购土地之数量。二流子承购土地后，由当地政府管教其劳动生产，不得任其荒芜。土地的承购，以乡为单位，不分男女老幼按人口承购。如遇地少人多或地多人少的乡，在可能与必要时，县政府可在邻近乡进行调整，做到各乡每人所有之土地，大致平等。 土地公债的清偿和期限边区政府委托边区银行为土地公债的清偿机关。以边区农业税及承购者的缴价为土地公债基金。土地公债分10年还清，年息5‰， 清偿期为每年秋末。每年到期之土地公债本息，可抵交农业税，但只限于本县范围，土地公债可以转让抵押，不得在市场流通。 李鼎铭的和平土改思想不是偶然的产物，是他对土地租佃法令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1942年12月，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他极表赞同和拥护，认为“它是最合理最进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他说， 这个法令“是政府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并完全适合抗战中各阶层共同利益所制定的”， “地主对于农民有实行减租并尊其佃权的义务，农民对于地主也有依法交租并尊重其地权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使地主与农民各安其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他指示各级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并希望先进士绅、 开明地主和广大农民，竭诚拥护这个条例，尊重这个法令。如果发现地主不减租或农民不交租的现象，政府必将依法惩处。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在制定和执行这个法令中，也有过动摇和不坚定性，甚至发生偏袒地主的倾向。难能可贵的是李鼎铭的土地立法思想，从不停留在一个阶段， 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步。他在垂危之际，留下了“我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彻底消灭封建，彻底平分土地，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遗言。 镇压宽大相结合政策李鼎铭在青年时代，博览群书，对四书五经更有深入的研究。在儒家德主刑辅观点和人道哲学观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轻刑主义的思想。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陕北期间，米脂县长和反动军官孙绍山，利用他在群众中的声望，委托他为米脂东区“肃反”委员会的主任。这个机关，以肃清所谓土匪为主要职权。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所谓土匪一律刑杀的政策，主张加以区别，对作恶多端的惯匪，施以镇压；对于丧失生计，铤而走险被迫为匪者，应加以安抚和宽大，因此，该区杀人最少，深得群众的拥护。 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在1941年12月7 日发表边区政府施政方针时宣布，边区在刑事立法上实行“轻刑”。他引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之故事，阐述秦始皇专任苛罚，促其灭亡，汉高祖刘邦，实行轻罚，深得民心，证明实行轻刑主义的好处。他认为，边区的轻刑主义，既不等于宽大，更不是宽大无边。边区的轻刑主义，既有宽大的一面，也有镇压的一面，施政纲领讲得很清楚：“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我们必须正确的执行这个刑事政策，现在有的司法机关“对善良人民未必宽大，对盗犯土匪则轻轻易易的以关几天禁闭，戴纸帽子游街释放了事，这样的宽大政策，只是鼓励了那些怙恶不悛的歹人”，必须予以纠正。 边区没有无期徒刑，主要刑罚为有期徒刑，最高刑期为5年。 从死刑到5年徒刑，差距太大，有的案子，如判死刑殊觉太重， 有失宽大之意，如判5年徒刑，又嫌太轻，影响人权财权之保障，故于1942年3月第三次政务会议决定，增高刑期为10年。李鼎铭说，这种决定，能改造大批犯人，缓解死刑，减少杀人，乃是轻刑主义的重要体现。 行医事迹李鼎铭还是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医。早年他在家乡陕西米脂县一面从事中小学教育，一面为人治病，颇为邻里乡亲所称道。1941年底，他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久，举家迁住延安，这样便成了中央领导同志身边的一位良医。在工作之余，他经常为毛泽东、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人推拿按摩、望闻问切，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相信中医，就常请李鼎铭给他看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当时，中医被西医瞧不起，并且毛泽东身边的西医也反对他用中药。但是，李鼎铭开出的药方常能见效，西医不得不信服。毛泽东也很佩服这位看起来瘦弱但颇有见识的老人，经常借治病之机，和李老探讨包括中医、政权建设在内的一些问题，并通过李老向党外人士表达共产党和他们合作的诚意。同时，毛泽东还把李老介绍给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李老也乐意为他们奉献自己的一技之长。后来，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李老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积极参与活动，并兼任过中医训练班主任，推进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 1947年9月，爱国将领续范亭病危，李鼎铭受谢觉哉等人的请求，即刻赶往山西临县救治续范亭。 历史评价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闻名遐迩的陕北爱国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以他建言“精兵简政”的远见卓识而名垂中国近代史册。从1941年11月至1947年12月病逝，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任上，作出了多方面贡献，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获得了边区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李鼎铭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困难时期，毅然走上与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携手合作的革命道路，充分体现了他深明大义的爱国情怀，追求真理、胸怀坦荡的高尚品格。李鼎铭既是精兵简政政策的首倡者也是直接领导者和认真执行者。他关于精兵简政的思想早在米脂县参议会议长任上时就产生了。针对边区政府“头大脚小”的状况，他认为为兼顾军政民三方面，除生产、经商外，还应裁弱减臃，提高军队质量和政府效能。他不顾非议大胆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并以高票获得通过，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成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 李鼎铭为巩固边区三三制政权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特殊贡献。通过参加三三制政权，李鼎铭的政治思想、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在不断认识三三制重要作用的实践中，李鼎铭提出了“三三制精神”这一概念，对三三制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三三制精神主要包括照顾各方、顾全大局、自我批评和善于协商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精诚团结民主合作。三三制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厉行民主政治，建立健全政权组织结构上的监督机制的成功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与代表性在政权建设上的完美体现。 李鼎铭有着深刻的学术思想和丰厚的学术成就。1916年，他就编写过蒙古历史教科书，赞扬蒙古族的历史贡献，倡导民族平等思想。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他还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1943年撰写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这部书凝结着李鼎铭一生的研究心得和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智慧的独特见解。他以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努力用马列主义科学历史观探讨民族兴旺发达的正确途径，提出了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价值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并把它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 同名人物李鼎铭（清代）李鼎铭，一作鼎纶。字耔（一作芷）香，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举人。所作山水，烟云掩映，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出入于米氏父子。间作梅花，繁简合宜，殊饶清气。《清画家诗史》、《怀古行薖书画记》、《画家知希录》、《杭郡诗三辑》。 李鼎铭（1913— ）北京人，1938年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后，拜名医汪逢春为师。 曾任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妇科、男科、儿科疑难重症，著有《傅青主女科全册汤头歌诀》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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