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义和团 |
| 释义 | § 简介 义和团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由义和拳、八卦教、梅花拳、大刀会等不同源流的秘密结社，经过长期相互渗透和结合而成。参加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无业游民。义和团基层组织是坛，又称坛口、坛厂或拳厂。坛是发号施令的领导机关，也是团聚群众、烧香拜神的场所。每一坛供奉许多神仙，诸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关圣帝君、唐僧、孙行者、猪八戒、张天师、黎山老母等等。首领称老师或大师兄、二师兄。坛的首领多少，则视坛口规模、人数多少而定。义和团的著名领袖人物有山东的朱红灯、心诚和尚，北京的李来中，天津的张德成、曹福田、黄莲圣母（林黑儿）等。练习拳棒，念咒降神，是义和团组织群众的主要方式。义和团组织十分分散，没有统一集中的领导。坛自成独立系统，负责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方面的事务。坛与坛之间，彼此平等，互不统属，各自决断。但也有一定联系，平时互相结拜，战时联合行动，“写帖约集起事”，共同战斗。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女子组成红灯照，大者十七八，小者十岁左右。成年妇女组成蓝灯照，老年妇女组成黑灯照，寡妇组成青灯照，都为数不多。红灯照是义和团妇女组织的总称。 义和团起义军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欧洲人蔑称义和团成员为“拳匪”(称起义为“拳匪”起义)。 § 背景 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 （《庚子记事》28页） 守旧势力煽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义和团的兴起19世纪末华北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有着密切关系。 § 源流 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1.白莲教说，这一看法的代表是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 2.大刀会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 3.乡团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4.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 § 组织 义和团 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厂”、“炉”、“团”、“公所”等称呼。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总坛，设天津"坎"字总坛。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团），如“乾字门（团）”、“巽字门（团）”等。 4.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 此外，义和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 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 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 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天津一月记》）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 纪律 义和团 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当时有人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有时义和团甚至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如“ 刻有聂军门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但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对义和团后期纪律败坏的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 思想意识 爱国思想 义和团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外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恨。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还有些义和团组织更希望能使国家从屈辱的境地摆脱出来，如当时的红灯照就宣布要以法术“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排外思想 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处理。 一是义和团为抵抗清军镇压或外国侵略军的进攻而在部分地区采取的毁铁路拔电杆的行为，这些举动是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并不存在仇视外国科学技术的问题。如涞水之战杨福同被杀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拆毁铁路，根据当时有人的分析，其缘由是“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拳事杂记》）。过去有人仅凭义和团的宣传“拆铁道，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就认为这是敌视西方文明的举动，这是不严肃的。 二是部分义和团员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模毁坏，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记》）此外，义和团还杀害了很多无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这些行为遭到后世论者的极大诟病，认为是封建蒙昧主义的体现。 三、义和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在一部分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笼统排外的同时，另一部分部分义和团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义和团员在实战中意识到洋枪的优点并加以使用，如俄国随军记者扬契维茨基说：“街上到处都是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不过，现在他们不仅手持长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着步枪了”。还有一些义和团只要形势需要，并不拆毁铁路。如新城某团“其团规不赴调出战，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颇守正。”（《拳匪纪略》）又如在保定西关“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 （《畿南济变纪略》）。 迷信思想 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记》)。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义和团也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过迷信仪式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如《闭火分砂咒》：“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宗教迷信观也是义和团进行宣传鼓动的形式，义和团在“请神”时“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拳变余闻》）。用“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的形式吸引群众，因而义和团运动中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义和团的迷信思想成为维持纪律的工具，据记载，义和团员“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乱中日记残稿》），故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义和团能保持较好的纪律。迷信思想还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八国联军入侵初期，“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 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拳乱纪闻》）。当然，迷信思想并不能在先进技术前取胜，故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衰落，天津六月八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记》）。而义和团运动后期义和团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则更是屡见不鲜。 忠君思想 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一个表现。不过，这里的“忠君”应该理解为效忠慈禧太后而非光绪皇帝。在义和团的口号中，就有“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龙就特指光绪皇帝，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也才会得到慈禧的重视，作为宫廷斗争中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清廷对外宣战后，许多义和团员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许多义和团员受到顽固派官僚的操纵，有的甚至形同团练。不过，还有大量义和团组织有一定独立性，甚至不听朝廷号令。在那桐、许景澄奉旨与外国交涉时，走到丰台，为团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义和团回答说:“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这部分义和团不但不问朝廷之命，有的还公然对抗朝廷官员，如清军副都统庆恒就被义和团所杀。有的义和团组织甚至与清政府决裂，如另立皇帝，“时城东王习村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拳匪所拥以称乱者。”（《定县志》）这种行为更是公开与清朝作对。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 § 经过 1898年4月，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与山东两省交界地区的冠县等县首先兴起，到年底便延及10余县。1899年，山东省有4万余人揭竿而起。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的中心转向京都所在地直隶省。这里往往把排外活动与反清结合在一起，起义人数已达10万。直隶省的义和团首领有船夫张德成、行伍出身的曹福田和统率娘子军的渔家女黄莲等。起义军从直隶南部向北京和天津推进，沿途捣毁外国教堂。起义军破坏铁路路基和电报线路。政府军对义和团的清剿战果甚微。外国列强联合照会清政府，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典型。外国军舰开进渤海湾，陆战队随之登陆，英、德、奥—匈、法、美、日、俄、意八国联军武装干涉由此开始。国内对洋人的不满情绪剧增。 1900年6月11日，清兵在北京打死日驻华使馆参赞杉山；6月20日，又打死德驻华公使凯特勒。北京使馆区被围困56天之久。6月13日义和团起义军开进北京和清军一起参加使馆区围攻。在这种形势下，清朝当局与起义首领开始谈判。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公开干涉和干涉军军舰击毁大沽炮台，清廷被迫于6月21日颁布向外国列强宣战诏书。义和团运动在全国更加广泛地展开。山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以及中国东北和蒙古各地居民都纷纷起来捣毁教堂，驱赶外国 义和团商人，等等。但就在这时，清廷开始出卖义和团：朝廷并未与列强干涉军断绝外交关系，反而多次向他们发出道歉照会，说明对义和团之所以纵容姑息，确系无法应付，实出无奈。 6月21日，占领了大沽的干涉军逼近天津。他们挫败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攻占天津车站，7月14日占领全城，对守城军民进行血腥镇压。1900年8月之前，所谓八国联军(4万人)业已组成，其统帅为德国元帅瓦德西。8月3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干涉军屡败清军和义和团起义军，于8月13日进抵北京，西太后及其亲信臣仆逃往西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对全城进行洗劫。干涉军的暴行甚于以往任何一次起义者所遭到的镇压。只要怀疑有人参加义和团，他们就血洗全村。9月7日，清廷颁布谕旨，把国内混乱局势归罪于义和团，并命令各级官吏残酷镇压起义军。于是，西太后统治集团在领略了干涉军的武力之后，出卖了义和团，掉转枪口反对自己原来的同盟者。清政府背叛后，仅有最坚定的战士(劳动人民的代表)仍留在义和团，起义军在“扫清灭洋振兴中华’口号下继续战斗。义和团有些根据地坚持斗争直至1901年秋季。清朝卖国政府在逃离北京之前，曾指派中堂李鸿章和帝国主义列强交涉解决冲突，作善后处理。1900年12月开始谈判，除8个干涉国外，还有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参加。各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使谈判持续9个月之久，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偕同庆亲王与11国公使签订奴役性的《辛丑条约》。议定书规定：中国赔偿白银4.5亿两，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总额高达近10亿两(合1.47亿英镑)；禁止清政府输入武器，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至海口准许外国驻扎军队，北京为外国设立使馆特区，特区内各国公使馆可设配有火炮的警备队。议定书责令中国政府对任何排外肇事人处以极刑。于是，《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沦为世界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 国外评价 武装干涉军对义和团的残酷镇压，激起了全世界进步人土的义愤。列宁在《火星报》第一期上发表充满愤怒的揭露文章，表明对中国事件的关切。他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痛斥列强的掠夺政策，揭露它们的殖民主义本性。他号召劳动人民加强国际团结，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指出：“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8页)。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抗议德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 点评 义和团起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义和团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斗争。但是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胜利进行这场解放斗争的条件，还缺少一个能领导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因此，这场运动是自发的和缺乏组织的。起义军的思想带有宗教迷信色彩。农民起义军没有作战经验，使用原始武器，无力抵御武装到牙齿的外国干涉军。 § 正面评价 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次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义和团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还间接打击了反动卖国的清政府；最后，义和团运动促使民族觉醒，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代表意见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开智录》于1901年发表文章《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称：“中国人柔筋脆骨，已为万国所不齿矣；绝东老大之号，第二犹太之名，已凄声盈耳矣。甲午一败，割地求和，俯首贴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违豪命，人心板板，民气毫无。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鼾睡而目尽我中国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观于此能无废然变计耶！” 早年留学美国的著名改良主义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诉他的学生刘禺生说:“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 陈独秀早期指责义和团的愚昧，后来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他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中指出一般人对义和团运动怀着的两个错误观念的原因。即“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和“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最后他认为：“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孙中山先生早期也对义和团的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他在继续批评义和团弱点的同时也对义和团抵御外侮的行为进行了肯定，他在《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中说“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后来他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更指出，虽然义和团存在严重缺点，“然而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1955年，在北京各界欢迎东德代表团大会上，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将当年德军缴获的义和团旗交还给周恩来。周恩来同志随后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外国也有一部分人同情义和团运动。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针对一些人称义和团运动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他还谴责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一次演说中表示：“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 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 负面评价 认为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 主要代表意见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学者王致中曾发表论文《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愚昧、仇外的运动。引起较大反响，其论点和论据被广泛征引。 § 中立评价 台湾柏杨在《中国人史纲》肯定前期义和团运动“直觉的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但对后期义和团运动进行抨击，认为其“变质”。 § 相关文艺作品 小说 《神鞭》 作者 冯骥才 《檀香刑》 作者 莫言 《龙虎斗京华》作者 梁羽生 《庚子风云》作者鲍昌 评书 《廊坊大捷》作者 单田芳 戏剧 《红灯照》（京剧） 《神拳》（话剧） 作者 老舍 漫画 《一辉曼荼罗》（《乱世三娘》） 作者 手冢治虫 电影 《神鞭》（据同名小说改编） 《黄飞鸿之王者之风》 《北京55日》 《八国联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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