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中国人内心的“灵告之声” |
释义 | 当把地球当作一面巨大的铜镜时,它的“文明之光”中映现出古老而灿烂的四大文明区——东地中海文明区(包括巴比伦、埃及、亚述、希腊等),南亚次大陆文明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印第安文明区(包括玛雅、印加、阿斯特克等),及东亚文明区(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在这些辉煌的古老文明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惟一未被中断过文化传统的国家,从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夏朝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家国一体化的宗法血缘制维系下的权力社会,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动乱,但中国文化深处的价值体系却始终保持着超稳定状态,它漫长的历史和成熟程度,令人惊叹不已。 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中国属于极度亲自然的道德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最大的特色之一是人和自然的一体化,如陈寅恪所说:“求融合精神于运动中,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境,自身没有孕育出基督教式的一元性神格宗教,它的母胎内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先验的至高创造神,类似于西方的神格宗教因素被人心中无限的宇宙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亲情取代了。 认识孔子的“礼”、“仁”、“乐”思想,有助于真正认清中国式人文精神的要旨。在孔子看来,人类始终处在某种混乱黑暗的过程当中,所以,为人类建立恰当的具有规范性的秩序和制度是必须的,在这种合理化的秩序和制度里,人与人能够美好地共处,即这种秩序能够给人类提供最大的安全感与亲和力。这种秩序就是“礼”,它是人们必须遵从的社会伦理律令,也只有遵从它才能出现一个良好的外部人文环境,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另外就是“仁”,如果“礼”是外在的人文秩序原则,那么“仁”就是内在良知的示现,这种心灵深处充满善和爱的力量,从内向外散发出来,成为自觉的心灵实践。一个遵从“仁”的人,就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如果大家都是君子,世界又何至于“礼崩乐坏”呢?反过来,“仁”同时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它限制人自身的“恶”,引导人向“善”靠拢,所以中国古代的有德之士总是要“慎独”,即自己观照反省自己,而不是向神忏悔。再就是“乐”,这里的“乐”已不简单指的是音乐了,而是超越了一切内在、外在桎梏的心灵觉受,是泛宗教情感意义上的一种来自内心的“灵告之声”。一个人如果真正懂得了“乐”,那他就已和光同尘置身于天地的无限性之中,与其融为“不一不异”的一体,实现了生命自身的解放,尽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完成生命自身的超越和谢恩。总起来说,“礼”是外在的秩序,“仁”是内在的约束力,“乐”是对自我的灵性解救。“伦理”(礼)、“道德”(仁)、“天人合一”(乐)三者复合地统一起来,就是孔子为人类指明的救世救心的药方,它向人们显明了人生实际上是本自俱足的美学盛宴,生命能够自己实现解放,它的救赎和施洗之路并不来自神秘的外在于万物的至尊神性。 在中国文化中,外在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而人自身也是一个包裹着“灵”与“肉”的有机整体,这两个的整体即“大宇宙”和“小宇宙”,它们互为依存,熔融直贯。所以方东美的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 “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全体弥漫生命,这种盎然生意化为创造神力向前推进,即能巧运不穷,一体俱化,恰如优雅的舞蹈,勃力内转而秀势外舒。自然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进历程,而人则是这一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所以自然与人可以二而为一,生命全体更能交融互摄,形成我所说的广大和谐……” 辜鸿铭曾经指出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四大特征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他拿毛笔来比喻中国人的精神颇为精彩独到:是的,用毛笔书写和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容易精确,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应手,作出精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在中国古代,拥有最高理想人格的人被视为是那种达到了“天人合一”境界的君子,他是深谙中庸之道的高尚的人,所作所为有如“和”这种乐器。“和”,相传是上古时代的一种乐器,它发出的声音能够协调世间的一切声音。对于这种圣人境界,曾国藩曾教育自己的儿子说:求功名富贵,半由人事半由天命,而努力学做一个圣人,则完全靠自己的努力。 在论及圆满的心灵时,影响巨大的禅宗高僧百丈怀海说:“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总的说来,某种神秘主义紧紧抓住了中国人的内心,这种神秘主义把宇宙、社会、个体生命视为一体性,在它蓬勃而博大的气象驱使下,人们觉悟到将责任和自由统一起来的内在良知,这一“良知”的核心是明心见性的灵动根脉,它就像一棵树的根基,在生活中外化为仁、义、礼、智、信五个树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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