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 |
| 释义 |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 § 内容 抗日战争时代的延安，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和文学艺术家满怀理想和激情聚集在这块飘扬着民族解放运动旗帜的热土上。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武装斗争中致力于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根据地的基础上，开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建设，并以毛泽东1942年春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掀起了革命文艺运动的高潮。 正如《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的前言所说:“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给人们留下的值得留恋和向往的记忆，是永久难忘的。在这些难以忘却的回忆中，谁也不能摆脱或无视民间文艺的强大魅力，无论是文艺评论家还是文学史家，都不应该忽视这段历史，也不能离开民间文艺而谈革命文艺的发展和产生。”① 当人们指出民间文艺在这一历史阶段所占地位的同时，也指出“音乐工作者的采风，走在这次文艺运动的前面”②。 所谓“走在前面”的音乐采风，即延安鲁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工作。 1939年2月，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给该系高级班讲授新音乐运动史，针对抗战之前音乐界对民间音乐的忽视，发起了民间音乐的研究与采集活动（3）。这个活动以是年3月5日鲁艺音乐系高级班成立的“民歌研究会”为标志，最初仅有19名成员，其第一届干事会正副主席分别由树莲(李凌)、罗椰波担任，李焕之、王萃、铁铭等分任研究、采集、出版等工作。当时确立的主要工作为:一、开始延安范围的采集活动;二、出版陕北民歌集;三、成立研究小组，制定研究提纲;四、请吕骥、向隅各做一次报告。其时正值抗日歌咏运动的高潮，因此该会的成立深具标志意义。其后该会于1940年改名为“巾国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 这段历史音乐界多有评价。 宋祥瑞在其连续发表的文稿中④，指出延安的民歌研究是针对此前接受西方音乐文化观念所形成的新音乐思潮而发起的，它企图通过对民歌的研究创造一种新兴的、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音乐。这种以创造“新音乐”为目的的民歌研究运动，觉醒于对五四时期所形成起来的新音乐观的回应与反拨，从中国文化的历时性看，可视为新音乐观的一种发展。其意义在于，把原先立于西方音乐原则之上的新音乐观改造为置于本国民间音乐特Irl之中，并把这样一种具有民间音乐性质的音乐当作能代表近现代中国的、既与西方音乐又与传统音乐相区别的一种音乐，因此又被称为民族音乐，或具有民族性的音乐。然而，作者也指出，由于民歌研究的旨趣在创造一种新音乐，以反对另一种新音乐，故民歌研究实为一附庸。 1996年，沈洽在文章中评价该会“主要致力于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并力图把它与音乐创作实践和‘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并将这一时期的工作，称作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历史发展四个分期中的“民间音乐研究时期”。⑤ 1997年，乔建中在其《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四十年》中认为:聚集在延安的一大批新音乐工作者发起的民间歌曲收集、整理工作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活动。与往昔那种只记录歌词而不管音乐或只收集大城市的流行小调的做法不同，他们是“深入到黄土高原的许多偏僻角落，直接从农民的口耳之间完整地记下了一首首动听的民歌”，“这是近代史上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全面的(词曲并重)民歌采录活动。它的直接目的是为战争服务(旧民歌填新词)，但它的结果却是保存了上千首价值很高的民歌及其他民间音乐，为建国后的更全面的收集、整理工作闯开一条新路。” 2000年，伍国栋在其《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学术思想的转型》中引用了冼星海当年在《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一文中的论点:“我们音乐工作者研究民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真目的还是创作”作为当年“民间音乐研究旨在发展新音乐创作的学术思想定位”的“最直白的解释”。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定位为“创作型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思想”⑦。作者并指出，这是“左联”旗帜下作曲家和音乐活动家所持有的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的学术思想，并极为深远地影响并发展成为其后的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主流型。) § 配图 § 所属分类 中国音乐社团 中国近现代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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