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京师大学堂 |
| 释义 | § 简介 京师大学堂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l1日至9月21日戊戌变法期间，为了“广育人才，讲求实务”，清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措施中，有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一项。同年7月，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创办，由大臣孙家鼐管理。当时规定学堂的办学方针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起初，大学堂拟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10科。戊戌变法失败后，新政被废除，京师大学堂虽然总算保留下来，但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学堂规模也较原计划大为缩小。课程仅开设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仍为封建书院式教学，每堂只有十多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学堂一度停办。1902年复校，增设预备科（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次年又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和医学实业馆，对毕业生分别授予贡生、举人、进士的学位。1910年，学堂改设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 § 创办背景 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1898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上《请推广学校折》，第一次向清廷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七月，清廷命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察度情形，妥筹办理”。 同月，孙家鼐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提出六项办法： 一、京师大学堂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 二、应于京师择宽旷地点作为堂址，必使讲堂斋舍“爽垲宜人”，仪器图书“庋藏合度”。 三、拟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0科。 四、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2人。中国教习应选取品行端正，学问渊深，又通达中外大势者担任；外国教习既须深通西学，又须“精识华文”。 五、慎选生徒，切实考验考生的中西各学，择优选取；并须“性行纯正，身家清白”。 六、毕业学生如科举不中，由学堂发给“金牌文凭”，派往总署充译员，或任教习；或分送南北洋海军、陆军、船政、制造各局为帮办等，以广出路。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7年6月11日)的“明定国是诏”宣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命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妥速议奏”。 五月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奏请加速筹办京师大学堂。初十，光绪帝谕军机大臣等，令著总理衙门“妥拟”筹办京师大学堂及译书局详细章程，迅速具奏。 十五日总理衙门复奏筹办京师大学堂的草定章程，其要旨有： 一、宽筹经费； 二、宏建学舍； 三、慎选管学大臣； 四、简派总教习。 并附有梁启超代为草拟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 同日光绪帝颁谕，称京师大学堂章程“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著照所议办理”，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闳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材”。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原设官书局及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一般即将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作为京师大学堂创办之日。 根据梁启超代理总理衙门草拟的办学章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各省学堂都归大学堂管辖，各省会暨外府州县所有已设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姓名、学生额数，咨送大学堂考。因各省中学尚值草创，不能为大学堂提供足够的生源，故京师大学堂兼办中、小学堂，分列班次，循级而升。 § 历史 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校务停顿。 1902年学堂恢复（京师同文馆1902年亦并入京师大学堂），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先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 1903年增设进士馆、 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同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派张亨嘉为第一任总监督,京师大学堂遂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 1910年发展为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的大学。 1912年始更名为北京大学。 1913年底大学专门分科学生226人毕业，是为北京大学第一批本科毕业生。 § 教育方针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标志，其最大特色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近代科学文化。其办学方针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强调“中西并重”，务使二者“会通”，缺一不可。 对于西学，又强调西文仅为“学堂之一门”，而非“学堂之全体”；仅以西文为“西学之发凡”，而不为“西学之究竟”。课程设置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办法，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 普通学科为全体学生必修课，包括经学、理学、掌故、诸子、初等算学、格致、政治、地理、文学、体操10科。专门学科由学生任选其中一或两门，包括高等算学、格致、政治、地理、农矿、工程、商学、兵学、卫生学等科。另设英、法、俄、德、日5种外语，学生凡年在30岁以下者必须修一门外语；30岁以上者可免修。 孙家鼐的治学方针 京师大学堂 孙家鼐被任为管学大臣后，又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8条，主要内容为： 一、为举人、进士出身之京官设立仕学院，以习西学专门为主。 二、大学堂应为毕业生代筹出路，其已授职者，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就所长请旨优奖；其未仕者，亦由管学大臣严核其品学，请旨录用。 三、精简学科门类，如经学、理学可合并为一门，兵学宜另设武备学堂。 四、编译局主要应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仍应以“列圣所钦定者为定本”，即使非钦定本，也不得增减一字，以示尊经之意。 五、总教习可设2人，分管中学和西学。西学教习薪水应从优。 六、应取消学生“膏火”(即生活津贴费)，而改为奖赏，以激励学生努力向学。 经孙家鼐推荐，任命许景澄(1845―1900)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大学堂校址设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原有房340多间，又新建130多间，即后来的北大二院，又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办译学馆，即后来的北大三院。大学堂办学经费为30万两，常年用费为200，630两。户部指定从华俄道胜银行中国政府存款500万两的利息中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堂分为预备科(简称预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预科又分政、艺两科，政科包括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艺科包括声、光、化、农、工、医、算学。预科学制三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并给予举人出身资格。大学专门分科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本科，分科相当于学院；科下又分门目，相当于后来的系。规定共设7科：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每科下设几个门目，7科共设35门。大学专门分科学制3―4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深造，并给予进士出身。大学堂另设速成科，包括仕学、师范二馆，学制3至4年，毕业后可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当年九月十三日正式举行速成科招生考试，十月二十六日又第二次招考，两次共录取182名，十一月十八日(12月17日)开学。1949年以前即以公历12月17日为北京大学校庆日。 奏定大学章程 光绪二十九年，清廷命洋务派官僚首领张之洞会同张百熙改定学制，对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也作了修改，修改后的章程――《奏定大学章程》，较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有几点不同： 一、大学专门分科将原来7科35门改为8科46门，主要是增设了经学科，下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易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11门课程，突出了经学的地位。 二、大学院改名通儒院，年限规定为5年。 三、大学堂设总监督，总管全学堂各分科事务，统率全学校人员，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校长，受总理学务大臣之节制。 从光绪三十年开始，清政府专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与管学大臣职务分开。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批速成科学生毕业。宣统元年(1909)第一批预科学生毕业。宣统二年8个专门分科除医科 外，均正式招生开办，惟各科分门比原计划为少。 § 招生考试 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正式举行了招生考试。为作好招生工作，京师大学堂向全国各省督抚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各地方官接到通知后，先在本地选拔，择优录取，然后再送到京师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京师大学堂这次招生的首先是速成科。考生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以60分为及格。这种评分办法是中国高等学校以60分为及格标准计算学生考试成绩的开始，这次考试也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举行的较正规的招生考试。本次共录取200名学生。[1] § 形同虚设 戊戌政变后，清廷恢复旧制，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的仅存硕果。但实际上也一度陷于停顿，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开学时，学生不及百人。原定开10科，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不过10余人，所学内容仍旧是孔孟经书和朱子理学，性质仍近似于旧式书院。而且，因恢复了八股取士制度，大学毕业生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得中后，才能进入仕途，故每于科举考期，学生纷纷请假赴考，学堂形同虚设。 § 抗日时期南迁历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汇聚三校菁华，以刚毅坚卓精神，维系中华教育命脉。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返回故园，于1946年10月正式复学。 § 爱国传统 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故其诞生伊始，即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光绪二十九年为反对沙俄长期侵占东北，京师大学堂师生积极参加了全国各界的拒俄运动，四月初四(4月30日)，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的师生200余人举行集会，声讨沙俄侵略。师生几十人愤怒发表演说，要求清政府拒绝沙俄无理要求，会后由73人署名草拟了《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要求清政府拒约抗俄，推动了全国拒俄运动的发展，并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树立了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 § 建筑遗存 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迄今在北京仍有一些建筑遗存，一部分位于景山东门对面的沙滩后街55、57、59号院，为原京师大学堂的马神庙公主府校舍旧址；另一处位于东城黄寺地区，为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校舍。 大讲堂 在景山东门对面，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院内，现存有一座大学堂和老北大时期使用的重要建筑——大讲堂。它原是公主府的正殿，过去是公主与驸马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场所，外观是大式硬山筒瓦大脊带前廊的建筑，前廊四根红色的立柱，室内屋顶上有精巧的藻井。在清末大学堂时期，此殿就称为大讲堂，也是当时学校内最大的教室。民国初年作为文科第一教室，以后又改为可容纳200人上大课的阶梯大教室。在老北大历史上，一些讲座和听众多的课以及集会，常常选择在这里举行。当时国内外知名学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等，经常在此演讲和上课。西侧耳房，是名人和教授讲课间隙休息的地方。如今只有大讲堂孤零零地矗立在原地，其他建筑在使用单位建设宿舍楼过程中全部拆除。即便如此，因使用单位为扩大面积，沿着前廊的廊柱位置砌上墙，装上简易的门窗，室内又用石膏板吊了顶，使得现有的大讲堂建筑，也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模样。 总监督（校长）办公处 沙滩后街57号院内北侧原为公主府的宅院，清末为大学堂总监督的办公处。从民国初期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里一直是老北大的校长办公室及总务、教务等部门所在地。校长办公室是其中的南边一个小院。一进院的九间南房是文牍课、会计组办公室；五间北房是教务提调处，民国初年过厅左右房间分别为理科学长和工科学长的办公室，后为学校庶务组使用。此院东厢已拆改，西厢处有一幢大学堂时期建的“凸”字形的西式建筑，这就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使用的办公室，后改为会议室。此建筑的外形轮廓基本尚存，但屋面的瓦及窗户已被拆改，失去原有的面目。往北穿过过厅，进入二进院。有正房五间，前出廊，中三间出抱厦，东西厢房各三间，四周环游廊。以上均为硬山筒瓦过垄脊。正房大学堂时期为总监督办公处，民国初为国史馆，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其办公室设在正房靠东头的两间。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期间，他的办公室在这进院落的东厢房。 西斋学生宿舍 沙滩后街西口59号院门口悬挂着“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的标志。这里曾是大学堂学生宿舍，后称为西斋，民国时期也叫北大第一寄宿舍。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传统的金柱门，正对门有影壁。从右侧绕过影壁，便看见一条长长的甬道，西边是15排平房，建筑形式为中式硬山顶，但它的窗户设计却是西式半圆券拱窗，整个建筑中西合璧。北大红楼建成前，这里有部分房间曾用作文科教室。西斋大约有165间学生宿舍，并设有饭厅。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后，就在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1921年邓中夏、黄日葵等19人，在李大钊先生大力支持下，发起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他们在西斋两间学生宿舍存放了很多外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供会员研究之用，并称那里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译音，意即“共产主义”。西斋现为拥挤不堪和杂乱无章的大杂院，只有甬道西侧的学生宿舍，还能依稀看出原来的模样。房与房之间，已盖起各种小厨房，各家还搭起储煤棚，使通道变得更加狭窄，存在消防隐患。 公共教室楼 在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办公楼后，有一栋校舍建筑（大约在1904年至1905年间落成），一直作为公共教室楼。它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外廓每面27.05米。四面和中央各有一处入口。十字交叉的走道，将平面划分为每层四间方形教室，全楼共八间教室。教室除楼内走廊有门外，还另有两门直通外廊，在西门进入走廊后有一单跑楼梯直通二层。建筑总高11.45米。在大学堂时期被称作大洋楼，民国初年一度作为理科大楼，在1915年的《关于未来计划事项》中，曾将其规划为文科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数学系计划使用此楼，因此又曾称作数学楼，北大从西南联大复校后，二楼曾作为动植物学系的标本参列室和实验室，一楼仍为公共教室。这栋楼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京师大学堂早期校园建筑。 大学堂分科大学校舍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校舍建筑遗存位于东城区德胜门外安德里北街总政黄寺营区西院大门附近，建于1911年。主楼为砖木结构，灰砖清水墙，三角桁架，坡屋顶，造型粗犷厚重，是北京早期折中主义形式的作品。两侧配楼风格同主楼一致，建筑质量较主楼稍差。该组建筑由日本近代建筑师真水英夫于1907年设计。现存四幢建筑都是二层楼房，分为两种类型，东部与西部东西向灰砖楼为同一类型，据说为格致科楼；其余两幢为又一类型，分别为经科楼和文科楼。经科楼与文科楼为地上两层，地下一层，体量较大。南立面长88.92米，总宽度23.4米，总高18.65米。格致科楼平面尺寸则长约46米，宽约16米。 § 运动会 1905年4月，京师大学堂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校方特别强调开运动会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临事不辞难，事君不惜死”的精神，在这次运动会上。还要运动员一再高呼“皇太后圣寿元疆，皇上圣寿无疆”。[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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