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
| 释义 | § 概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中联部工作对象从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政党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工党、保守党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性质的政党、政治家及其国际组织。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和往来，其中多数为执政党和参政党。党的对外交往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新格局，呈现出“知交尽四海，万里有亲朋”的可喜局面。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面的不断扩大，交流内容更加充实，交往形式更加多样。高层往来、工作访问、专题考察、理论探讨、干部培训、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活动的开展，丰富了新型党际关系的内涵。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指导和亲自参与，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对外工作的发展。 进入新的世纪，中联部将进一步锐意进取，努力成为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和鲜明特色、能为中央外交决策和治党治国提供智力服务的国际问题研究部门；成为我党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使党的对外工作成为保障国家综合安全、推进国家总体外交、实现祖国统一事业的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努力为国家在新世纪的发展营造和平、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1] § 部领导 王家瑞部长 王家瑞同志简历 王家瑞，男，汉族，生于1949年9月，河北省秦皇岛市人，经济学博士。197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6月在吉林省长春市邮政局参加工作，历任长春市邮政局副局长、吉林省邮电管理局副处长、邮电部报刊发行局副局长、局长、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司长、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司长、司长。1995年8月到山东省青岛市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常委、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青岛市人民政府市长。2000年9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2003年3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现兼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张志军副部长 张志军同志简历 张志军，男，汉族，生于1953年2月，江苏省南通市人，大学文化。197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5月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工作，1971年9月在北京大学学习，1973年10月赴英国留学。1975年在中联部工作，历任中联部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研究室主任。1996年3月在山东省淄博市挂职,任市委副书记。2000年1月任中联部副秘书长，2000年9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刘洪才副部长 刘洪才同志简历 刘洪才，男，汉族，生于1955年6月，辽宁省盘山县人，大学文化。197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8月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中联部参加工作，历任中联部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1989年3月至1992年1月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任一等秘书，1992年11月至1993年11月在山东省济宁市挂职锻炼，任市中区副区长。2000年4月任中联部副秘书长兼二局局长，2001年11月任中联部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2003年2月任中联部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同年6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现兼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名誉教授。 陈凤翔副部长 陈凤翔同志简历 陈凤翔，男，汉族，生于1955年9月，内蒙古人，大学文化。197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月在内蒙古察右前旗参加工作。1975年10月起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1979年2月留校担任北京大学国政系教师。1984年10月调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中联部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1987年8月至1988年9月赴苏联进修，1992年7月至1994年9月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任一等秘书，1997年4月至1998年3月在陕西省彬县挂职,任副县长。2003年1月任中联部副秘书长兼六局局长，2004年5月任中联部部长助理。2006年1月任中联部副部长。 李进军副部长 李进军同志简历 李进军，男，汉族，生于1956年5月，江苏省江阴市人，大学文化。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9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1974年3月赴联邦德国留学。1975年9月起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经济联络中心副主任、主任、办公厅主任、西欧局局长。1993年9月至1994年10月在山东省桓台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2000年12月任中国驻缅甸联邦特命全权大使，2005年11月任中国驻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07年3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 历届部领导 部长：王稼祥（1951年-1966年3月） 代部长：刘宁一（1966年6月-1968年4月） 部长：耿飚（1971年1月-1979年1月） 姬鹏飞（1979年1月-1982年4月） 乔石（1982年4月-1983年7月） 钱李仁（1983年7月-1985年12月） 朱良（1985年12月-1993年3月） 李淑铮（1993年3月-1997年8月） 戴秉国（1997年8月-2003年3月） § 机构设置 办公厅 负责部内政务、机关行政事务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管理，为部领导决策及实施提供服务；负责部内信息综合和报送工作；负责内外事经费、国有资产管理和审计等工作。具体协调、管理中央直属机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对外交往工作。 研究室 研究室主要从事国际形势、世界政党、社会主义运动、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他重大国际问题的理论性、战略性、综合性、政策性研究；对内协调部内调研工作，对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围绕党的对外工作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新闻宣传活动。现拥有一支研究领域较为广泛，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的专业研究队伍。 一局(亚洲一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与南亚、东南亚各国政党及政治组织的联络交往和对该地区各国及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工作。该局拥有一批长期从事对南亚、东南亚国家工作的研究人员和英语、印尼语、泰语、缅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尼泊尔语、僧伽罗语等语种的翻译人员。 二局（亚洲二局） 负责与东北亚和印支地区各国政党及政治组织的联络交往和对该地区各国及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工作。该局拥有一支熟识日语、朝语、越语、蒙古语、老挝语和柬埔寨语的翻译和研究队伍。 三局（西亚北非局） 负责与西亚和北非地区各国政党及政治组织的联络交往和对该地区各国及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工作。该局拥有一支熟识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土耳其语、波斯语等语种的翻译和研究队伍。 四局（非洲局） 负责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各国政党及政治组织的联络交往和对该地区各国及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工作。该局拥有一支熟识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的翻译和研究队伍。 五局（拉美局） 负责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政党及政治组织的联络交往和对该地区各国及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工作。该局拥有一支熟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语种的翻译和研究队伍。 六局（东欧中亚局） 负责与东欧、波罗地海、独联体地区政党及政治组织的联络交往和对该地区各国及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工作。该局拥有一支熟识俄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和保加利亚语的翻译和研究队伍。 七局（美大局） 负责与北美、大洋洲、北欧地区及英国、爱尔兰、马耳他等国家的政党、政治组织及社会党国际等政党国际组织的联络交往和对该地区各国及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工作。该局拥有一支熟识英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和芬兰语的翻译和研究队伍。 八局（西欧局） 负责与西欧地区各国政党及政治组织的联络交往和对该地区各国及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工作。该局拥有一支熟识西班牙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英语、希腊语和荷兰语的翻译和研究队伍。 礼宾局 主要负责以中国共产党和中联部名义邀请的来访团和组织的出访团及其他涉外活动的礼仪接待工作。现拥有一支有实践经验的礼宾接待人员队伍。 干部局 负责部机关干部的录用、调配、考核、任免、培训、工资、福利和驻外人员的轮换、管理及临时出国人员的审查、机构调整、人事编制等工作；对部属事业单位的人事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 机关党委 负责部机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和纪律检查工作，领导机关工、青、妇等工作。 信息编研室 负责为本部对外联络和调研工作搜集、提供国际问题和世界各国政党的有关信息，编研综合性基础资料，建设和管理本部对外宣传网站、部内工作网站和政党数据库，为本部网络信息化及办公自动化系统提供技术保障。 § 性质职能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外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中央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跟踪研究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发展变化，向党中央提供有关情况和对策性建议；受党中央委托，负责中国共产党同外国政党、政治组织的交往和联络工作；协调、归口管理中央直属机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有关对外交往工作。 § 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原则与方针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建立和发展各国政党间关系必须有一个彼此遵守的正确原则，才能保证党际交往的健康发展，实现党际交往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党际交往实践中，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国家外交任务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充实党际交往原则与方针，表述日趋明确，内涵逐渐丰富。 革命和战争年代中共对党际交往原则的探索 1．维护与共产国际的团结。共产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成立于1919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是中共最早的交往对象。由于当时中共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缺乏经验，活动经费也十分匮乏，决定了党要成长壮大，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除了要依靠自身努力外，也要争取各国进步力量和友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1922年，中共“二大”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后中国共产党在较长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维护与共产国际的团结，对外交往基本处于共产国际领导下和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体系内。 2．探索独立自主原则。由于共产国际远离中国革命实践，难以真正了解中国特殊国情，因此在帮助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同时，犯了许多严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随着中共在思想和理论上的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既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和思想领导，同时也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许多问题，终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早在1943年5月，中共中央就共产国际解散发表的文件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中共通过与共产国际交往的实践，初步积累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立自主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 3．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中共在开展对外交往时，还注意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共对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1937年德、意法西斯入侵西班牙，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谢唯进等100多名中国勇士参加了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战争。1941年6月德国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后，中共立即声援苏联共产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应“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国际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斗争”。中共还通过发电报或声明等形式，声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党际交往原则的丰富 1．坚持独立自主。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共党际交往的主要任务是为巩固新生政权和国家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鉴于当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和颠覆政策，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企图借美国力量反攻大陆，中国采取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外交方针，主要加强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注意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合作。 但中共在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多次强调，与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不能硬搬苏联的经验。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外交，都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1957年毛泽东在出席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专门就各党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领导人交换看法，强调各党完全独立，各个党的事情由每个党自己负责。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尊重各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写进了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宣言》。1960年12月毛泽东同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谈话中强调，“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不能不协商而强加于人。强加于人，人不舒服”。 2．各党完全平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与苏共关系良好。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干涉别国内政和别党内部事务，对此中共进行了坚决斗争。1956年波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指出：“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强调，当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平等关系时，彼此团结就会增强；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团结就会受到损害。20世纪60年代，中共一直坚持不懈地与苏共抗争，除了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与苏共存在分歧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争取各党平等。 中共在党际交往中不仅反对苏共凌驾于其他政党之上，而且也不赞成其他党把中共视为“领导党”，不把自己的经验和做法强加于人。1956年，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谈话中指出，各国党应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即使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具体情况相适应，照抄是很危险的”。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把中共视为“领导党”，认为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处于“特殊地位”。对此中共领导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强调各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国际共运内部没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 3．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际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时也注意与中共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进行接触。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与亚非拉地区的印尼、印度、缅甸、危地马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几内亚等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了接触。对于西欧社会党，中共也主张在不改变各自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发展党际关系。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不仅不会和工党开仗，也不和保守党开仗。”周恩来更是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党或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党或个人。但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国的一个政党与另一国的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合作。”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表示：“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邱吉尔的党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它合作。” 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共开始与西欧共产党以外的一些政党进行接触，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见了应中国民间团体邀请访华的英国工党、意大利社会党、冰岛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双方分别就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形势等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定共识。中国民间团体还特别重视与日本各类政党进行交往，50年代起，日本自由民主党、社会党等均派团访华。进入60年代，随着中日复交提上日程，日本各类政党访华代表团增多，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4．党际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中共成为执政党后，注意到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并在实践中试图将二者区别开来。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政府总理吴奈温时说：“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1956年中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关系出现裂痕后，毛泽东指示：“同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还得保持，我们一万年也不要断。”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与苏联共产党关系逐渐恶化，苏共将党际分歧扩大到中苏国家关系层面，并从中国撤走苏联专家，撕毁与中国签订的合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评苏共的这种做法。1965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指出，中苏两党的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当改善”。刘少奇也强调；“兄弟党之间思想分歧应该讨论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慢慢讨论，还可以保留起来等历史作结论，不要发展到影响国家关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丰富中共党际交往原则和内容，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展党际交往的原则框架。但由于受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任务的制约，中共党际交往的对象主要限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党际关系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很大。到“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和冲击，中共对外交往的范围大大缩小。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提出 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总结国际共运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党际交往思想，提出了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原则。 综合起来看，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第一，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即“新的、健康的友好关系”；第二，各党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的事情，而不是根据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党的意志办事；第三，各党不能根据自身经验来评判其他国家政党的功过是非，一个党不应向另一个党发号施令；第四，党与党之间不论大小强弱、执政还是在野，都应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第五，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党际关系的障碍，各国党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开展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第六，开展党际交流与合作应以促进国家关系发展为目的，增进各自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第七，对党际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应不计前嫌，不纠缠旧账，一切向前看。 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奠定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理论基础，为中共处理同各国政党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南。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中共与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将这四项原则写入了中共党章。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将其扩大到适用于中共处理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 中共提出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中共充分尊重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地位；尊重各国党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认为各国党有权独立管理和决定党内一切事务，自己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并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完全平等”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中共主张各党不分大小强弱，建立时间长短，执政与非执政，都是平等的；在进行党际交往时，各党应平等相待，不能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别，任何党不能对别的党发号施令，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强加于其他党；只有各党一律平等，才能保证各党的独立自主性。 “互相尊重”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前提。中共认为各党的经历不同，处境各异，意识形态和行动方式不相同是正常的，党与党之间存在分歧是难免的，不能强求一律，要超越意识形态开展合作；各党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长处和短处、经验和教训、成就与失误，但要互相尊重，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只有互相尊重才有利于党与党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求同存异、密切合作；要尊重各国党独立自主处理本党、本国事务的权利，尊重他们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是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保证。中共主张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应由各国党自己去处理，任何别国党都不能进行干涉，不允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利用党际关系去干涉别国内政，党际交往应有利于国家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不利用双边党际关系反对第三方政党，不应损害第三党利益；不利用党际关系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由各党自行选择本党方针政策。 中共提出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反映了世界各国党多年来争取独立自主和平等地位的愿望和要求，顺应了党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体现了新型党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同时，四项原则也顺应了国际形势和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普遍公认的其他国际关系准则相一致，在国际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党的赞赏和认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世纪之交中共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丰富与发展 1982年中共提出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后，又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根据国际形势以及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不断对上述四项原则的内容进行丰富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共产党以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丧失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遭遇挫折，陷入低潮。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邓小平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不管苏联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在上述方针指导下，中共正确处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不因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党格局的变化而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同这些国家的各类新老政党发展关系，通过党际交往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承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党际关系理论，继续坚持中共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并扩大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江泽民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1997年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均重申中共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开展交流与合作。 2004年9月，胡锦涛在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强调，中共将继续坚持党际交往四项原则，诚心诚意地同各国发展全面合作关系，诚心诚意地同各国政党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关系和人民友谊的政党交往关系。四项原则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基础和根本依据。 § 党际交往现状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形势发展变化，本着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党的自身建设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坚持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指导，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本着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谅解与合作的精神，突破了原来只与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以及其他左翼政党交往的局限，逐步同世界各国各类政党进行接触，与它们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与合作，中共对外交往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格局。 总体来看，中共党际交往现状呈现五大特点：一是交往对象不断拓宽，接触范围越来越广泛；二是党际高层交往日益增多，增强了政治互信，扩大了共识；三是交往内容不断丰富，加强了治党理政的经验交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四是重视注入经济因素，“以政带经，以经促政”，党际交往实效性增强；五是加强了党际交往中的外宣工作，努力增进外国政党对中国的全面了解。 与亚洲地区政党的交往 加强与亚洲各国政党的交往，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重点。中共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保持着良好的交往。与朝鲜劳动党的高层交往不断，两党传统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与越南共产党深入开展治党理政的经验交流与探讨，全面深化了中越党际关系，推动了两国间一些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与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合作密切，促进了中老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南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老挝人民革命党的最高领导人均多次访华，中共领导人也分别对三国进行友好访问。党的高层领导人直接会面，深人对话，为新世纪中越、中朝、中老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就进一步发展传统友谊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中共与日本各政党进行坦诚交流与沟通，成为中日国家关系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增进互信，促进两国友好力量的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与韩国、蒙古主要政党的关系也平稳发展，为推进中韩关系和中蒙关系、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发挥了积极影响。 随着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的推进，中共同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主要政党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对话层次不断提高，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共识互信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同这些国家主要政党的友好关系，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政治关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共与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等南亚各国主要政党的关系也不断扩大和深入，推动了中国与南亚各国关系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多边政党交往日益活跃，亚洲各国政党加强区域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为适应这一新形势，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亚洲地区多边政党交往活动。2000年9月，中共派代表参加了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第一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2002年11月，中共代表又出席了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二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并为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积极贡献。2004年9月，中共在北京主办了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所提出的“交流、合作、发展”主题受到了亚洲各国政党的普遍欢迎。这些活动巩固和发展了中共与亚洲国家政党的关系，为亚洲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与西亚北非地区政党的交往 西亚北非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相互交织。中共从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关系发展的目标出发，积极开展与西亚北非国家政党的交往，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对象逐渐增多。截至2007年8月，中共已与该地区17个国家近50个执政党和参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同时，中共还与该地区无政党国家的政府机构、组织和团体开展交往，推动了与该地区所有国家关系的发展。 中共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苏丹、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的主要政党传统关系不断深入，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塞浦路斯、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国的主要政党或政治组织也建立了联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多次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该地区国家，西亚北非地区一些政党主要领导人也应邀访华。通过党际高层交往，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寻找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的机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友好合作的发展。中共还多次派代表应邀出席该地区国家一些政党的代表大会或年会，并相互派代表参加对方举行的各类研讨会，利用多边场合加强与该地区政党的交流。 中共还充分发挥政党交往的优势，在派团出访和接待该地区政党代表团访华之机，与对方深入交流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看法，探讨和平解决争端或冲突的途径，对相关各方多做工作，积极促谈劝和，对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和维护地区和平发挥了一定作用。 与非洲地区政党的交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有着传统友谊，加强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之一。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广大非洲国家都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寻找生存和发展道路，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寄予厚望。中共着眼于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友谊、团结与合作，积极同非洲国家民族民主政党开展往来，交往层次日益提高，交流内容不断充实，交往方式更加多样，交流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使中共与非洲国家政党的关系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共在与非洲政党交往中始终奉行不论大党小党完全平等的原则，致力于与非洲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到2007年8月，中共与非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其中既有执政党，也有重要的参政党和有影响力的合法在野党，中非党际关系已成为中非政治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在内的中共领导都亲身参与对非政党交往工作，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过非洲许多国家，非洲国家高层领导人以党的名义来华访问也日渐增多。这些访问进一步巩固了中非间的传统友谊，增强了政治互信，为中非友好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为建立和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的内容不断深化。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探讨应对方式、分享发展经验、促进全面合作，成为中非党际交流的重要内容。非洲国家先后组织了多批政党研讨或考察团来华进行理论研讨和经济交流活动，与中共就执政党建设和加强中非政党关系等题目进行深入研讨，并到中国一些地区考察党和国家建设问题。这种有的放矢的研讨或考察使双方共同受益。 中共代表团在访问非洲时还经常安排企业家、经贸团随行，许多非洲政党领导人也利用访华之机主动要求与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接触，商谈互利经贸合作事宜。以党际交往推动经贸合作，以经贸合作丰富党际交往内涵，既切合了非洲国家执政党的要求，又有利于中国对非经贸合作，取得了互利双赢的效果。 与拉美地区政党的交往 随着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快速稳步发展，中共与拉美地区政党的交往空前活跃，交往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到2007年8月，中共与拉美31个国家的105个比较重要的不同类型政党建立了关系，保持着各种形式的友好往来，另外还与32个政党有不同形式的接触。此外，中共还与社会党国际拉美和加勒比委员会、美洲基督教民主组织、拉美政党常设大会、圣保罗论坛等拉美地区政党多边组织建立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中国与古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与古巴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发展领域面临相似的任务。多年来，两党关系密切，高层往来不断增多。双方重视进行加强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交流，推动解决了双边关系中一些实质性问题，不断丰富友好交往的新内容和新形式，传统友谊不断巩固。 中共积极开展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家的政党工作，为稳定和深化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共还充分发挥政党交往的优势，与一些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拉美国家的合法政党开展交往，加强做重要政治人物的工作，为中国与这些未建交国最终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感情基础。 中共在与拉美地区政党交往中，除就共同感兴趣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近年来还特别加强了治党理政经验的交流，以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根据中拉经贸关系发展需要，中共领导人在访问拉美国家时，代表中国政府与一些国家签署了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协议，通过政党渠道推动了中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与东欧中亚地区政党的交往 2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面对东欧、独联体国家复杂多变的政党情势，中共按照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积极稳妥地同该地区新老政党开展交往，着力与这些国家的各类政党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截至2007年8月，中共与该地区24个国家的50多个政党建立了联系。 中共与俄罗斯各类主要政党联系密切，与“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保持经常性交往，并派代表团互访或联合举办研讨会；与“右翼力量联盟”、“亚博卢”党、复兴党等领导人保持着接触。通过友好交流与合作，扩大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亚五国是中国的近邻，中共与这五国的主要政党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其中与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土库曼斯坦民主党、塔吉克斯坦人民民主党的交往已实现机制化，为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共与乌克兰、摩尔多瓦以及外高加索地区国家的主要政党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中共与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各国的主要政党交往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与罗马尼亚、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的主要政党均建立了联系。 进入新世纪后，每年都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率领中共代表团应邀访问独联体、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这些地区的一些主要政党领导人也率团访华。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相互交流治党理政经验，同时为经贸合作牵线搭桥，党际交往日益成为维护和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 与发达国家主要政党的交往 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增强，发达国家的各类政党越来越愿意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与中共往来和交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日俱增。中共本着“超越分歧与差异，寻求理解与合作”的方针，以开明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的建设性态度同西欧、北欧、大洋洲、北美等发达地区的各类政党广泛往来，努力寻求共同点和利益的汇合点，取得了显著效果。中共与发达国家政党发展关系，已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 中共与社会党的交往日益频繁，层次不断提高。近年来，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意大利左民党、英国工党、澳大利亚工党、马耳他工党、奥地利社民党、西班牙工社党等社会党的领导人都曾率团访华，一些党还与中共建立了两党国际部定期会晤机制。中共与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保持着经常性联系，每年都应邀派代表参加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的党(报)节，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中共与发达国家的右翼政党求同存异，交往逐步增多。法国保卫共和联盟、英国保守党、澳大利亚自由党、新西兰国家党、奥地利人民党等与中共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德国基民盟、意大利力量党对开展与中共交往的热情也明显提高。中共与欧洲绿党及一些新兴社会运动的交流有了良好的开端，近年来这些党应中共邀请均派团访华。 中共与发达国家政党的交往方式灵活多样，除正式派团互访外，还有出席党代会、举办理论研讨会、对话会、组织专题考察等多种形式。双方在交流中，注重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看法，既相互介绍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也交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国关系等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既交流治党治国经验，也就民主、人权等问题进行坦诚对话；既谈互利合作，也不回避差异和分歧。这种坦诚交流有利于增进了解，达成谅解，开展合作，增进友谊。 与国际和地区政党组织的交往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政党组织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多边政党交往明显增多。政党组织经常就国际性和地区性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共积极适应这一政党形势的新发展，加强了与政党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的交流，积极参与并组织多边政党交往。 中共与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保持着友好往来。1983年4月，中国驻葡萄牙大使参加了社会党国际十六大。198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率团访华，此后中共与社会党国际之间的交往逐渐展开。社会党国际多次派团访华，中共也多次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和理事会会议，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深入交谈，共识不断扩大，合作不断加深。2004年社会党国际主席古特雷斯率社会党国际高级代表团访华时，认为中共是一支有重要影响的世界性进步力量，是社会党国际在建立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过程中的重要“伙伴”，明确提出与中共建立战略对话机制。中共与其他政党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的交往也不断发展，派代表参加了基民党国际代表大会和圣保罗论坛、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等各种政党多边会议和国际论坛活动。 随着欧洲议会各党团作为政党地区性组织日趋活跃，中共已经与欧洲议会中的人民党、社会党、自由党、左翼联盟、绿党、“民族欧洲”等6个党团建立了联系，其中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社会党党团、左翼联盟、绿党党团等已分别派团访华。 这些新的多边交往形式和途径，进一步拓展了中共对外交往的空间，提高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对加深中共与各类国际和地区政党组织的理解与合作、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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