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蛙》 |
| 释义 | § 图书简介 《蛙》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 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姑姑——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 书名含义 作者解释说：它是娃娃的“娃”，“女娲”的“娲”的同间字，“蛙”在民间也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很多的民间艺术上都有“蛙”的图案，因为蛙是多子多育的繁衍不息的象征。[1] 为什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为什么我们东北乡的泥娃娃塑像中，有许多怀抱着一只蛙？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这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那种人由猿进化而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小说中姑姑对“我”说的一段话。可以说是莫言让小说最主要的人物“姑姑”解释了“蛙”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 § 作者简介 莫言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著有《红高粱家族》 、 《酒国》 、 《丰乳肥臀》 、《檀香刑》 、《生死疲劳》 等长篇小说十一部， 《透明的红萝卜》、 《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 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过“联合文学奖”（台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 “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l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 1981年 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卷。 1986年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91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997年 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创作访谈 问：《蛙》是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为背景的，但在作品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乡村生育观念纪实般的呈现，看不到“拥护”或“质疑”。你是让读者找答案吗？ 莫言：从国家利益来讲，不搞“计划生育”是不行的。把历史往前延伸，我们本可以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但在上个世纪初，人口问题几起几落，最后导致了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控制人口。它是一把双刃剑——站在任何角度都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对于个人来讲是一场悲剧。 问：《蛙》中的人物都很鲜活生动，就像生活在身边的甲乙丙丁，请谈谈具体原型？ 莫言：在《红高粱》里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在《蛙》里没有了。《蛙》的特点是：我一直保持着冷静。这本小说中，“蝌蚪”身上有许多我自己的影子。我曾经是一名军人，在部队里迫于政策的要求领了独生子女证。当时家里的老人都是不同意的，但是为了集体荣誉和个人前途还是违背了自己想多生孩子的愿望。 问：《红高粱》时代是艺术高峰，《檀香刑》是技术高峰吧？当时记得你说，“残酷的细节是为了给那些养尊处优的中产阶层一点颜色看看，触痛他们麻木的神经”。现在写作的动机和创作状态有转变吗？ 莫言：把触痛中产阶层作为我的一个写作目的，我觉得这个目的太短见了。这本书的创作动机是想把“姑姑”这个人写出来，另外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虚伪性写出来。书中的“蝌蚪”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掩盖了自己的私心杂念；“姑姑”则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人的丰富性、灵魂的复杂性。所以，我说这是一部关于灵魂的小说。 问：你的作品一直有救赎思想，这一部可能更重。你认为文学一定要有救赎思想吗？ 莫言：《蛙》这本书的台湾版序言里我说：他人有罪，我也是罪人。过去，无论是作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是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拿着放大镜寻找社会的阴暗面，寻找别人的罪过，很少有人探查自己的内心深处，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罪或者有犯罪的可能。我的结论是：人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刽子手，每个人也都可能是罪犯。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作为一个作家，要对十恶不赦的恶棍报以同情，因为他也是一个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使他成为恶棍——也许他可能成为一个好人，结果成了一个恶棍，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悲剧吗？这让我想起去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发生的一场校园枪击案。一个韩国学生杀死了30多个无辜的生命，在举行追悼会的时候，死难者的家属没有忘记给这个杀人的韩国学生也点燃一个蜡烛，因为他也是一个悲剧。然而在我们的观念里，杀人者应该千刀万剐，有什么好同情的！但是，那些死难者的父母亲从另外的角度思考了这个问题——达到这样一个认识高度才是真正的宽容。不要把宽容、悲悯作为喊在嘴里的口号、拿在手里的板砖。 问：你说《蛙》就是一个孤独的山峰，请解释。 莫言：《蛙》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最痛苦的一块地方——对生命的感触。当初我们因为要升官，本来可以生二胎（我妻子当时是农村户口，完全可以生二胎），但是我就是“觉悟”太高了。这本书让我最满意的地方是“姑姑”这个人物写活了，遗憾的是篇幅有些短，可以写得再从容一点。 问：你请郭敬明助阵，与张悦然对话，是否有争取“80后”读者之意？ 莫言：我愿意和“80后”沟通，是因为我女儿也是“80后”。我们之间有很多话是可以坐下来谈的，而不是像大家想象得那样有代沟。尽管“80后”有很多语言讲得很扎刺，但我们很多观念也是一致的。 问：现在骂人的“公共知识分子”远比作家时髦，你的态度是“独善其身”、“自行其是”，还是“隔岸观火”或“重在参与”？ 莫言：我觉得骂人是自由的。骂人者往往是打着一个最耀眼的旗帜，用自由的口号、砖头乱拍他人，最后就变成一种绑架。你是个斗士，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也成为斗士。你可以就一个社会问题骂人，但是应该允许别人沉默——沉默也是一种自由，不能要求别人像你一样慷慨激昂，批评别人，批判社会，这本身也是一种对别人的侵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否则，口口声声标榜自由，其结果是在伤害自由。 我觉得作家应该扮演自己的角色，这也是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提出的一个看法，当然也遭到一些批评。我想很多作家是不善于在公共场所发言的，也许不是没有这个胆量，而是没有这个习惯。不能因为这个人在哪个问题上没有表态、没有发言就一棍子把他打到地狱里面去。作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写作，把人生观点、价值观念、对一切问题的看法放到小说里去。这样产生的效应，我想，一点也不亚于站在一个场合振臂一呼。我可以举个例子，鲁迅当年确实对社会发表了很多批评，沈从文就没有像鲁迅那样做，现在谁能否定沈从文作品的文学价值？张爱玲在抗战时一夜成名，当时有很多人诟病，说她是“汉奸文学”。但过了几十年后她的文学还在。她的作品不是还能掀起一个又一个的热潮吗？例如前一段很火的《小团圆》 。 问：有些言情、市井小说卖得好。评论家说很聪明地以“为市场写作”、“为文学史写作”区别他们。你怎么看？ 莫言：我觉得文学第一应该是多样化的，第二应该是无害的。你要让所有的人都成为鲁迅，这不是也很可怕吗？中国有一个鲁迅就够了，假如现在有一万个鲁迅，也是一场灾难。而且这个所谓的“文学史作家”也没必要沾沾自喜。文学史还没有写完，当下的文学史现在写是不算数的，应该过五十年以后再写。[2] § 书摘 第一部 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 分别近月，但与您在我的故乡朝夕相处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您不顾年迈体弱，跨海越国，到这落后、偏远的地方来与我和我故乡的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让我们深受感动。大年初二上午，在县招待所礼堂，您为我们做的题为《文学与生命》的长篇报告，已经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如蒙允准，我们想在县文联的内部刊物《蛙呜》上发表，使那天未能听您演讲的人们，也能领略您的语言风采并从中受到教益。 大年初一上午，我陪同您去拜访了我的当了五十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虽然因为她的语速太快和乡音浓重，使您没有完全听明白她说的话，但相信她一定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在初二上午的演讲中多次以我姑姑为例，来阐发您的文学观念。您说您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骑着自行车在结了冰的大河上疾驰的女医生形象，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队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的形象，一个手托婴儿、满袖血污、朗声大笑的女医生形象，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形象……您说这些形象时而合为一体，时而又各自分开，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组雕像。您鼓励我们县的文学爱好者们能以我姑姑为素材写出感人的作品叫、说、诗歌、戏剧。先生，创作的热情被您鼓动起来了，很多人跃跃欲试。 …… § 书评 莫言长篇小说《蛙》原罪与救赎 与目前诸多“唱衰”莫言的声音不同，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唱多”莫言者。当然，这种“唱多”的态度不仅仅针对莫言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批中国当代作家以及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学。我不认同顾彬为代表的一些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时那种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姿态，更对他们那种以“终极性”的、乌托邦化的文学标准来比照中国当代文学的做法不以为然。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眼光“永远在别处”，永远看不上眼前的作家与作品，长此以往，我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究竟想从文学中得到什么了。一部作品呈现了A，他们会要求B，呈现了B，他们又要求A，如果同时呈现了A或B，他们会要求其它。难道文学领域还真的有十全十美、符合所有期待的“经典”？我不知道，我相信他们也未必知道，只不过很多人需要保持一种质疑的姿态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罢了。在莫言的问题上，我们遭遇的就是这样的语境，一位作家能够以一种“魔术气质”呈现于中国文坛，能够把中国式的魔幻主义表现得像魔术一样，能够让自己的作品总是以千变万化摇曳多姿的想象、匪夷所思的炫技和灿烂的思想火花给挑剔的读者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艺术惊喜，这样的作家还不够经典、不够伟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彬对于莫言的“评论”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写得快”也会成为罪过？难道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是以写作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其实莫言这样的作家早已是刀枪不入了，任何毁誉应该说都早已于他无损，更是无需别人饶舌去替他辩护、抱不平，然而，之所以在谈论莫言新作《蛙》之前还是跑题写下了这段文字，主要是因为实在看不懂莫言写的关于顾彬的“呼雷豹”那篇文章，本想看点痛快和热闹的文字，不想太温良恭俭让了，还有点中庸之道，很不过瘾，这哪是莫言啊！不过，回到《蛙》，我不得不说，这确是又一部能代表莫言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厚重之作，那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那种繁复却新颖的艺术创新能力，那种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呈现给我们的无疑是莫言不断被刷新的“可能性”。 《蛙》是一部对中国当代乡村的现实看得很深、思考得很透的作品。“蛙”到底象征着什么呢？那些不断鸣叫、有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却又是如此“低贱平常”的生物，承载着莫言的深刻思考。在这些思考的背后，则是对中国现代性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反思——这也是莫言小说的一贯主题。小说的题材有着独特意义和相当的敏感性。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中国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后发展现代国家实现艰难的现代转型的无奈但必要之举。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实现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曾经的半工业化的农业国家，也面临着国际上从“人权”角度而来的种种责难与批评，而在此国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更是由于文化、传统、伦理、政治、权力、金钱等各种因素而变得异常复杂。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计划生育一方面被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事业”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成为90年代以来主旋律乡土文学突出乡村基层政治尴尬现状和困境的点缀性情节。于是，被不理解、不支持的农村群众撵得到处跑的“乡镇干部”形象，就在几分黑色幽默的喜剧色彩中，将计划生育政策与人性的冲突轻松地嫁接为“分享艰难”的主旋律阐释。莫言的《蛙》显然不想漫画化、戏剧性地处理这个题材，也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 《蛙》的主题是通过几个典型人物来实现的。姑姑、陈鼻、陈眉、王仁美等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堪称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主人公姑姑是一位复杂的女性形象，她终身未婚，她所有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都化为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奇异人生。她是英雄，又是罪人；她活人无数，给无数婴儿接生；她又“害”人无数，用双手强制性将无数孕妇流产，甚至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小说没有简单化地认识计划生育，而是用知识考古学般的勇气和热情，努力挖掘数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细节。生命之痛、人性之痛与个人的善恶人性和道德无关，姑姑是高度符号化了的时代英雄，是以忘我的甚至无我的“螺丝钉”精神去服务革命或进步事业的，她没有选择，没有退路，她追求人生至善的理想。 《蛙》不仅表现了精神救赎的艰难历程，更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和寓言意味。在小说家笔下，某种理性的政策成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发财工具，成了某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谋生之道，成了某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的“特权”。有钱的破烂王用大笔的罚款可以公然漠视计划生育的约束，而当代商品经济对人性的控制也到了骇人的地步。袁腮利用代孕谋利甚至带有半黑社会性质，孩子成了出卖的商品，而陈眉等女子却因家庭贫困被迫沦为“孕奴”，忍受着母子分离的巨大痛苦，那在现代作家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中出现的“因贫代孕，以替富人传宗接代”的故事情节，竟然荒诞地“再次”出现在了我们当代社会，这是怎样的令人震惊！ 艺术层面上，《蛙》所创造的“互文对话性文本”也有魔术的光亮。有的批评家曾撰文指出，莫言的小说语言具有极强的“文本可逆性”，可以在同一文本中将内在冲突的叙述声音和叙述姿态融汇为一体，呈现出一种互文性的“深刻的混沌”。例如，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可以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人性观念演化成一股泥沙俱下却恢弘无比的“语言流”。不过，这种互文性的处理固然可以更为客观地表述历史，传达细微的人性感受，但是，在形成文本的多声部的同时也容易消弱文本的现实批判力量和叙事的硬度。比如，《檀香刑》中眉娘、赵甲、孙丙等不同人物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描述，具有多声部的“互文”效果，但对酷刑的“过度展示”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认同酷刑”的心理弱势。这种情况在随后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小说中有所改变。《四十一炮》中，莫言利用“肉神庙”形成了叙事的“风流眼”，不同的叙事时空和叙事线索都在这里互相交涉缠绕，最终强化了肉神庙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象征性。而《生死疲劳》则进一步扩大了感受性的互文范围，小说以奥维德《变形记》式的错位性戏拟拓展成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生死轮回”的空间化历史绝望感。而《蛙》则又有创新。小说以解放初期、“文革”、改革开放、新世纪这四个不同的历史空间作为小说展开的背景，围绕“计划生育”的不同叙事，努力使得这四个时空的“计划生育故事”形成互文参照性，从而达到历史反思和人性高度的统一。同时，小说中也嵌入了不同的文体，例如，每个章节都以主人公蝌蝌(万小跑)和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通信形成对下面故事情节的某种“预叙”，又能从一个比较超然的现在进行时角度，对这些历史中发生的故事进行审视。这种以书信体和小说形成互文的方式，在莫言的短篇小说《月光斩》中也有过类似尝试。而在小说结尾，莫言则用戏剧的形式，对整部小说的某些故事(如陈眉代孕的悲惨经历)构成某种程度的“补叙”。可以说，不同的历史场景、不同文体之间的互文性冲突、镶嵌、改写和融合，不但没有产生出互相消解的解构作用，使文本呈现出主体间性的交流与对话，反而使得文体狂欢转化成了更为强烈的批判焦虑，强化了潜在的叙述主体的现实批判力量与对人性美的深沉呼唤。特别是小说结尾出现的九幕剧《蛙》更是出彩，它不但再现了小说中陈眉和陈鼻的悲惨遭遇，而且让陈眉打破时空限制，打破舞台的限制，以古代人的口吻出现在现代派出所，以现代人的身份出现在了电视剧中的民国公堂，在历史痕迹的缠绕互文中，以一种朴素的民间道德姿态，既控诉了袁腮之流不择手段的当代物质崇拜，也反思了中华民族为繁荣和富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悲剧宿命化的延续性。 《蛙》的叙事和语言对比莫言过去的作品无疑是干净而内敛的，莫言放弃了他最为擅长的泥沙俱下的描述性语言流，也没有利用众声喧哗的民间口语，而是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的第三者视角朴素、简洁、干净地讲述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也许是莫言在批判与责疑声中的自我改造与升华吧。但说实话，我还是不太习惯一个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莫言，而更喜欢那个粗野的、狂放的、不按常规出牌的莫言。好在，《蛙》还是贯穿着一片嘹亮的具有穿透力的蛙声，在蛙声中我可以不去想象莫言形象的改变，而是专注地触摸其中华丽却锋利的思想刀锋并久久地感动、沉思。 [3] § 社会影响 在《南方周末》评选的年度致敬文化原创榜中，莫言的《蛙》获得2009年度文学致敬作品。 致敬理由：第一次深入触及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问题。超常的想象力，结构的新颖与缜密，可见出莫言对小说表现形式坚持不懈地探索。作品状写近在眼前的历史和身处其中的现实，聚集生育政策引发的种种情状，呈现出矛盾的人物、尖锐的问题、困惑的思考和文学的悲悯。对于莫言来说，处理即使是计划生育这样的具体主题，人以及人性仍是小说的不变主旨。在《蛙》中，莫言收敛了刺激感官的澎湃语言，节制了飞离地面的不羁想象，选择更加平和、从容的书信体叙述方式直面主题，以一个作家所具有的最真诚和最谦卑的态度，毫无保留、不加矫饰。整部小说围筑一种宽广、深沉的情感之中，试图将历史实践中的创痕抚平。[1] § 所获奖项 2011年8月20日，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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