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汉文学史纲要》 |
| 释义 | § 基本资料 封面 本书系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一九三八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 § 内容简介 鲁迅爱好魏晋思想文化及人物，是广为人知的。在梳理魏晋这段历史，描绘魏晋文化变化的过程中，鲁迅是十分从容和随意，他能漫不经心地拈出一些例子，略加解析，彼此关联，就勾勒出清晰的历史图景。他用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四个词归纳魏晋文章的特质。 鲁迅有几项没有完成的写作计划， 《中国文学史》是其中之一。留下一部教学讲义，题为《汉文学史纲要》。他的讲演记录《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魏晋文学的演变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实际上也具有文学史性质。另外，鲁迅在一些短篇文章里，从不同角度谈到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名种问题的看法。本书就是将上述内容汇集在一起编成的。[1] § 本书目录 前言 汉文学史纲要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第二篇 书与诗 第三篇 老庄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第五篇 李斯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第七篇 贾谊与晁错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附录 《古小说钩沉》序 谢沈《后汉书》序 《会稽郡故书杂集》序 《吕超墓志铭》跋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嵇康集》序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小说旧闻钞》序言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绛洞花主》小引 《唐宋传奇集》序例 流氓的变迁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谈金圣叹 二丑艺术 《北平笺谱》序 选本 论“旧形式的采用” 算账 脸谱臆测 《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 隐士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从帮忙到扯淡 “题未定”草(六至九)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 创作背景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编写的。当时，中国正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给予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以沉重的打击。从革命文学阵营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如胡适之类新型的孔孟之徒、洋奴买办，和封建文人结成了反动的“神圣同盟”。他们适应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镇压革命的需要，狂热地鼓吹“尊孔读经”。“污浊”的空气袭击着当时的整个文坛。在文学史研究中，儒家的观点从来都是占统治地位的。“五四”以后，儒家思想依然统治着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阵地。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反击当时崇儒尊孔的逆流，打破旧传统、旧观念，占领古典文学研究阵地，鲁迅决心“功罪在所不计”，要编写一部“较好的文学史”。他说：“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鲁迅敢想、敢说、敢做，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对历史事实，重新一一作了审查，对文学史上的作家及作品重新进行考察和分析，编写出一部批判儒家思想的文学史。这部书，尽管还没有写完，只写了先秦至西汉部分，而且只是纲要，但是，它却闪烁着战斗的光芒，冲破了陈腐的儒家观点，在文学史研究的阵地上别开了新生面。 § 写作特点 《汉文学史纲要》出现以前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是以儒家观点准绳来编写的。它们歪曲我国优秀的战斗的文艺传统，把一切文学纳入儒家思想的轨道，使我国丰富多采的文学遗产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灰尘。《汉文学史纲要》一反旧文学史的尊儒反法的思想体系，确实说出了前人所“没有见到的话”。 关于文学的起源，历来是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在文学领域里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分析了从文字至文学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关于文字的创造、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真相。他认为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文字、文学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对反动阶级和儒家所宣扬的“仓颉造字”，“伏羲作卦”，“文学得圣而传”这些“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鲁迅作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文字的创造“且由众手……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鲁迅批判了“圣人”创造文字这种“凭臆”之说，也就批判了儒家宣扬的唯心史观。 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学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鲁迅认为原始社会的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由于“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有些歌，“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一直流传到后代，这些群众创造的歌，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文学。鲁迅的这一观点，后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三四年，他在《门外文谈》中就明确地指出：文学是同劳动息息相关的，文学起源于劳动。鲁迅的这些论述，有力地驳斥了胡适之流所竭力鼓吹的文学是“天才的降生”，“文学不是大多数的”，是少数人所有等反动谬论。 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服从并服务于现实阶级斗争的。在如何对待文学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尖锐对立，集中地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的文学主张。买办文人胡适认为：文学是“自由发展”的，不受客观现实阶级斗争的影响。他把文学和阶级斗争割裂开来，用主观唯心主义来解释文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其目的是反对革命文学为革命斗争服务，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 鲁迅认为，文学的发展，新文体的创造，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十分重视把作家和作品放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强调这种斗争对文学的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例如对于“汉宫之楚声”的分析，鲁迅就推重与儒家对立的楚声，指出由于刘邦“不乐儒术”，“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鲁迅这样说明楚声的发展与当时政治斗争的关系，总结了我国文学的发展规律。 《汉文学史纲要》剥夺了孔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我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自从儒家思想统治文艺领域后，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就把孔丘推崇为文学的祖师爷，把孔丘所立的文学“矩度”定为万世不变的标准。有的文学史说：“孔子身通六艺，集上古文学之大成，为儒家宗传”。有的人说：“中国二千六百年来之文化，纯以孔子之学为基础。”他们把孔丘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剥落了儒家给孔丘戴上的文学桂冠。在旧文学史的著作里，论述孔丘占了很大的篇幅，鲁迅对于孔丘则投之以蔑视，只用了寥寥几十个字，把他作为进步文学的对立面来进行介绍和批判。至于儒家推崇的《论语》，鲁迅尖锐地指出：这是“门人”记录孔丘的言行，“取其达意而已”，绝无文学价值可言。孔丘本身没有创作，对于后代文学的发展，没有什么贡献。孔丘的儒学，在当时虽称“显学”，而实在是“道不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处碰壁。对于这样一个欺世盗名、贻祸千古的孔丘，鲁迅横眉冷对，挥起如椽之笔，把他扫出文学史的领域。这充分表现出鲁迅反对旧思想、旧传统的革命精神。 鲁迅对旧文学史推崇的“诗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因为“诗教”集中地反映了儒家的文艺观点，它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很深，危害很大。据《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序》用中庸之道解释温柔敦厚为“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儒家妄图以此抹杀阶级斗争，把文艺变为宣传孔丘“克已复礼”的传声筒，为他们开历史倒车、搞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以达到维护旧制度和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 在《汉文学史纲要》里，鲁迅指出：古诗的内容绝非全部都是温柔敦厚的，就在《大雅》中，已有“激切”反抗的呼声，而《风》则“直抒胸臆”，完全脱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桎梏。对于把古诗作为“诗教”的典范，鲁迅指出：这是“后儒之言”，有力地驳斥了“诗教”的虚伪性与反动性。 对于冲决旧礼教，表达新的社会力量的《郑声》，因为它与“诗教”相对立，孔丘斥为“郑声淫”，主张“放郑声”。鲁迅却肯定《郑声》的价值，指出孔丘及其信徒认为“《郑声》淫佚”，是“失其旨矣”。儒家用“诗教”去衡量《郑声》，当然要抹杀《郑声》的价值，一味歪曲、贬低它。鲁迅用讽刺的口吻批判道：“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儒家丑恶的嘴脸，有力地鞭挞了他们肮脏的灵魂。正如鲁迅所挖苦讽刺的那样，孔丘曾演过“子见南子”的丑剧；而其他儒家则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私生子”。其思想是极端下流卑劣的，并不是象“诗教”所说的那样“敦厚”。 《汉文学史纲要》对于作家的评论，破除了旧文学史的老例陈套，另立新章，突出了法家或具有法家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对于那些在政治上坚持前进、文学上有所创新的作家及作品，总是给予充分肯定并作出较为正确的评价。 屈原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是不可磨灭的。可是，历代的儒家对他不是贬抑就是歪曲。他们用孔老二的眼光观察文学，认为《离骚》“扬才露已”，“数责怀王”。宋代的朱熹，更是变本加厉地责骂屈原的“志行”违反“中庸”，“不可以为法”，《离骚》的“辞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 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鲁迅正确地剖析了屈原作品精神实质，阐发了它的积极意义，深刻地揭示了屈原“放言暇想”，“不遵矩度”的反抗精神，他的“怨愤责数”，“九死未悔”，则更是放射出他不屈不挠的战斗光芒。与此同时，鲁迅也尖锐地指出屈原“孤伟自死，社会依然”，他的反抗斗争只是孤军奋战。由于阶级的局限，屈原不懂得也不可能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并且还带有消极反抗的因素。 《汉文学史纲要》对于李斯，设立专篇，突出地加以肯定和评价。李斯是秦始皇实行法家路线的得力助手。鲁迅肯定他“不师儒者之道”，“以法术为治”。他还称赞李斯对于统一中国的文字具有“殊勋”。肯定他具有华美的文采，能够较准确地表达他的进步的政治思想。对于李斯所写的歌颂秦始皇的《泰山刻石文》，鲁迅也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指出他对后代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鲁迅还明确指出，李斯所学的是“帝王之术”，毕竟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手段，不是为劳动人民的。这也是李斯无法突破的阶级局限性。 《汉文学史纲要》对贾谊、晁错，立了专篇，突出地加以论述和评价，这在历来的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贾谊和晁错承继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先秦法家精神，力图变革现实，反对分裂割据，主张削弱当时诸侯的复辟势力，以利巩固中央集权。鲁迅称赞他们二人“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特别肯定贾谊的《治安策》、《吊屈原赋》，晁错的《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他认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对后代坚持革新、坚持前进的人们，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鲁迅还把晁、贾二人进行比较分析。他说：“惟谊尤有文采，而沈实则稍逊”，“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这些论述，充分说明鲁迅是为了突出法家或具有法家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鲁迅评价作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 相关评价 从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如何从历史上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汲取经验教训，破旧立新，批判地学习和总结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发扬我国优秀文学的战斗传统的。鲁迅曾经预言：“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与继承者。”鲁迅这个预言，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 鲁迅这部文学史，是二十年代写的，到了后期，鲁迅继续坚持对于儒家的批判，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刻分析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更加全面地评价了文学史上重大的斗争及重要的作家。鲁迅的这种思想的发展是很清晰的，前后是一致的。解放后，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周扬等甚至恶意贬低它是鲁迅早期写的一部纯学术性著作。今天，我们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重新学习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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