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战争和战略问题》 |
| 释义 | § 简介 《战争和战略问题》 《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于1938年11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轻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文章针对王明的错误观点指出：革命的最高形式和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普遍原则。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在战争问题上，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特点和国共两党的战争史，阐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进行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取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他强调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与此同时提出了“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可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 在战略问题上，毛泽东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的军事战略转变问题，着重指出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的重要性。如果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过份或估计不足，就会在战略转变中出现“左”的或右的倾向。他还进一步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要求全党正确认识抗日游击战争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增加敌人后顾之忧，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以及向正规战发展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方面的重大作用。同时批评了一切轻视和反对抗日游击战争的观点。 《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毛泽东指导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著作。它所阐明的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基本理论，以及唤起全党重视研究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和军队政治工作，注意军事知识通俗化，对于当前和今后发展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文章分析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中的三个战略转变，即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其中第二个转变关系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 文章阐明了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的辩证关系。指出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 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应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杰作，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战略方针，从而取得了全党在领导思想和工作上的一致。它不仅是一篇研究战争的军事著作，而且是一篇重要的哲学著作。 [1] § 相关背景 《战争和战略问题》 为了解决指导全党进行抗战的战略方针问题，毛主席及时写下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篇文章，但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却拒不执行，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在长江局他所管辖的“一亩三分地”这个范围内，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就是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那一套东西。对于王明的这一做法，中央及时发现并加以制止，1938年5月，中共中央曾数次电告长江局，立即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敌后，去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同月徐州失守之后，中央又一次指示，武汉也会失守，要他们迅速准备发展游击战争，但王明对中央的指示却置若罔闻，仍然是极端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运动战上；为此，他不但对抗中央，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的有关指示，而且还向党中央提出为了保卫大武汉，阻挡日军的进攻，“应该把军队以及一切地方武装如北方人民武装起来，做庞大的运动战”的方针；可以说，这个王明的的确确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盲目的战争速胜论者，他反对毛主席关于抗战应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思想，主张抗战只有敌进我退和中国军队反攻两个阶段。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发表后，王明就几次抵抗中央的指示，阻止《新华日报》刊登发表这篇文章，可以说，正是由于王明坚持这种错误的战略方针，使我党在华中地区失去了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广大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导致党以后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受到限制，甚至在有些地方都难以立足。 可以说，正是由于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使我们丧失了建立广泛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良好时机，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发生蒋介石妄图消灭我抗日有功的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这话说得一点也不玄，你想，如果没有王明在那里指手画脚，我们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在整个华中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发动华中人民参军参战，扩大自己的抗日武装，让国民党蒋介石一点都插不进手来，那么，就不可能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妄图消灭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当时，不仅是王明担任书记的长江局搞得一团糟，在党内，还存在着一种忽视战争工作重要性的错误倾向。有些党员，只愿做党的组织工作和民运工作，而不愿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这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这些同志看不清中国问题的基本特点和中心环节，不懂得其它工作对于革命战争的直接或者间接的配合作用。为此，毛主席及时写下了这篇文章，其目的就是使全党同志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可以说，在抗战这个特殊的时期，能否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不能说不重要，而且说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它对于我们能否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不仅如此，重视军事工作，学习军事理论，更是我们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因为，这江山是打出来的，而不是你纸上谈兵谈出来的。你这个党再好，再怎么说为解放全体劳苦大众，叫他们能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好日子，而你没有强大的军队作后盾，就无法消灭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所以，拥有我们党自己的革命武装至关重要。 § 内容概要 《战争和战略问题》 一 中国的特点和革命 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广东战争⑵和北伐战争；或者是联合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的时候，则是联合国内一切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阶级和阶层，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例如现在的抗日战争。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例如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军后方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北洋军阀统治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又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再如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后方的和敌军占领地的一切组织和斗争，也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⑶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国内战争，或者是民族战争；或者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战争，或者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当然，这些区别是重要的。这些表示了战争主体有广狭的区别（工农联合，或工农资产阶级联合），战争对象有内外的区别（反对国内敌人，或反对国外敌人；国内敌人又分北洋军阀或国民党），表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认识这一点，对于今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益的。抗日战争中全民武装反抗的具体事实，将教育全党进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我们这次会议又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更给了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对于有些党员愿作党的组织工作，愿作民众运动的工作，而不愿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有些学校没有注意鼓励学生上前线，等等现象，还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大部分中国领土内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没有也不能有单独的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一部分距离战区较远的后方（如云南、贵州、四川）和一部分敌人控制的地区（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二 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我们来看一看国民党的历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意于战争，是有益处的。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蒋介石取代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⒂、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就成了它的靠山。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⒄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 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三 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23)，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 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还只有苏联、中国、西班牙三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三个军队，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国的党都还没有军事经验，所以我们的军队和军事经验特别值得宝贵。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四 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给以研究。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说。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因此，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但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和国内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因为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上）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这是设想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而说的。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这将是战略反攻阶段中的事业。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 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卢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可能发生的，一方面是轻敌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这些在国民党中都是发生了的。 国民党当它从国内战争的战场向民族战争的战场转变时，主要由于轻敌，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恐日病（以韩复榘、刘峙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然而我们却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大大地胜利了。这是由于广大的干部适时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指导和灵活地观察情况而获得的，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至于由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第三个转变，则属于战争发展的将来，估计那时又将发生新的情况和新的困难，现在可以不去说它。 五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 游击战争的可能，只要具备大国这个条件就存在的，因此古代也有游击战争。但是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出现。故古代的游击战争大都是失败的游击战争，只有现代有了共产党的大国，如像内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胜利的游击战争。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由此可以懂得，我们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一）缩小敌军的占领地；（二）扩大我军的根据地；（三）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四）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五）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十四）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十五）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十六）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十八）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六 注意研究军事问题 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战术的研究虽然不足，但十年来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们已有很多的成绩，已有很多根据中国条件而提出的新东西，缺点在于没有总结起来。战略问题和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至今还只限于极少数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为了全党和全国的需要，军事知识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所有这些，今后都应该注意，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必要的。 § 评价 《战争和战略问题》 在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在强调党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武装的同时，还专门列出一定的篇幅来解读国民党的战争史，其目的就是在于告诫全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想生存，要想站得住脚，从长远了说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不掌握军队是不行的。这一点姑且不说无产阶级是这样，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代表人物，蒋介石更是懂得这一点。 而且从国民党的历史来看，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党由它的前身一个小团体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指抗战初期），主要靠的就是抓枪杆子，就是武装斗争；尤其是蒋介石，创造了国民党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紧紧地抓住了“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一基点，结果使他在国民党中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要不然，为什么他当初放着高官不做，却甘愿当一个黄埔军校的校长呢？其目的不言而喻，那就是为自己日后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来笼络亲信和党羽，说白了就是拉拢和培养自己的人，尤其是未来军队中的高级将领，要不你翻开有关国民党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为什么见到蒋介石不称其“委员长”或“总裁”、“总统”，而称呼他为“校长”呢？这呀，就是蒋的高明之处所在，他在当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是没少下功夫来大力培养自己日后所需要的“人才”。通过这些，我们不难看出，这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当然，这蒋介石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而我党却与之正好相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是救劳苦大众于水火之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 在中国，由于到处都是封建割据，军阀混战，可以说这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或集团，是谁有枪谁就有势力，谁的枪多谁的势力就大。说白了，在当时，是有枪就要一切，有枪就是草头王。这大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等不都是这样吗！所以说呀，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靠枪杆子才站稳脚跟，才站住脚的。作为无产阶级，要想消灭他们，同样也需要枪杆子，因为这反动派，是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是一个被历史证明了的颠覆不破的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一再强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当然，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句话：为了解放全中国受剥削、受压迫人民而不惜流血牺牲，同一切国内外反动派血战到底。这才是我们人民军队所应当做到的。 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要掌握好自己的军队，更要行驶好这支人民军队的兵权。我们共产党人所要争的和所要掌握的兵权是党的兵权，是人民的兵权，而不是哪个人的兵权；这同国民党蒋介石乃至那些割据一方的大小军阀们所掌握的兵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因为，军阀们手中的军队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他们为了争权夺利、割据一方，以便用来消灭异己和镇压人民的工具。而我们所要掌握的兵权是共产党的兵权，是人民的兵权。正如我在前面所讲到的，为了消灭国内外一切反动派，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我们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即人民军队。而有了这支军队以后，作为共产党人，我们还要牢牢掌握住这支军队，即掌握好这支军队的兵权，使它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所领导的这支人民军队的宗旨。它包括在抗战时期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把受日本鬼子奴役的四万万同胞从鬼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 为此，我们更要认识到掌握枪杆子即掌握军队掌握兵权的重要性。当然，这掌握兵权的人应该是一个无私心杂念，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人，而不是一个心存私欲，有野心的人，象张国焘那样在长征中分裂党，分裂红军，企图以枪杆子相要挟，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这样的人是万万要不得的，是绝对不能叫他来掌握军队掌握兵权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就是这个道理。 再有，在抗战期间，我党与国民党以及全国其它各党各派达成共识，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蒋介石念念不忘排斥异己，消灭共产党。所以，在统一战线内部设置重重障碍，如在我工农红军按国共两党所达成的协议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就处处刁难我们，先是在人员编制和数量上，其次就是在干部的配备上，尤其是在干部配备这个问题上，他坚持要取消我军所设置的政治委员制度；其次，八路军各师的主要干部他坚持要派南京国民党的官员来担任。对于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早有察觉，因此，在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挫败了蒋介石的这一阴谋，使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武装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我党的手中，使之成为抗日的一支中坚力量，并为日后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积蓄了强大的武装力量。 因此，实践告诉我们，掌握好枪杆子至关重要，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共产党人不争个人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这个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可以说，毛泽东同志这一席话说得可真是太好了，它揭示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要想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否则，将一事无成。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还是那句话：这天下是打出来的，可不是纸上谈兵谈出来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掌握和领导一支党所领导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固然至关重要，但是，掌握这支军队的人那就更加重要。 因为，作为一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的人民军队，它的领导者就应该是一名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甚至献出生命的忠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假借革命名义，披着马列外衣，实际上却干着分裂党分裂国家的罪恶卑鄙勾当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如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林彪、江青之流，对于这类人，我们还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如果叫他们的阴谋得逞的话，那么，我们无数革命先烈所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就将被他们所断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实际例子在那儿摆着，1935年6月，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在此之前，张在红四方面军担任主要领导）之后，他出于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同时也是出于他那愈加膨胀的个人野心，专门与党中央唱对台戏，他先是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进而发展到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地步，幸亏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他们的这一阴谋并采取了果断措施，力挽狂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同时也挽救了红四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由于发现及时，措施得力，才使得中国革命这艘航船在遇到急流险滩时没有迷航，没有触礁，顺利地渡过了“危险期”，朝着胜利的彼岸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得张国焘于1936年6月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与红二、四方面军一路北上，于同年12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所犯的严重错误，同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可以说，党中央所做出的这一决定是及时的，同时也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让这样的人掌握了军队，那么，我们这支革命队伍就将蜕化、变质，进而成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因为一旦叫这样的人掌握了军队，掌握了兵权，那么，中国革命肯定是要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因此，选拔好我党所领导的这支革命军队的司令官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 再有，如我先前所讲，这江山是打出来的，而不是纸上谈兵谈出来的，我们共产党人要想创造出一个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只有这样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才能彻底消灭那些吃人不眨眼不吐骨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而建立起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在我们建立新中国以后，同样需要由这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来捍卫它、保卫它。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这句话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指如果你这个国家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实力，是很难守住你这个国门的。因此，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人民军队至关重要。它不仅在战争年代，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也是如此。因为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是保卫国家和平与安全的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再有，“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再有，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还着重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这个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还真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就当时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来说，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正面战场作战，而我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游击队却分布在广大乡村与鬼子周旋。这样的话，就不能不使用游击战术，因为，在当时，敌人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用于占领城市，在广大乡村所驻的军队相对甚少，而我国的土地和人口分布，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村，这样就决定了我们在打鬼子时必须使用游击战，而不能像国民党那样使用正规战。因为国民党军队所打击的是城市中的敌人，而我们所面对的却是农村中的日本鬼子，如我前面所言，当时敌人的主要力量用于占领城市，而在乡村中的驻兵却相对甚少，且中国的广大乡村分布甚广，占整个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可以说，是一个县才驻有鬼子的一个大队，而每个乡也才驻有鬼子的一个中队或小队，这样分散的兵力，分散在广阔的乡村，我们就不能象对付鬼子集中的城市那样采用正规战，而只能采用游击战。 事实证明，游击战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事半功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不仅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同时也掐断了敌人的后方补给线，使它在占领一个地区后，想站稳脚跟再去占领其它地方的想法行将破灭，欲罢不能，从而大大地钳制了敌人。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决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将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从毛主席的这一席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这运动战和正规战，如果没有游击战来配合，也是打不赢的。因为，这游击战术最大的特点就是能牵制敌人，使其想从“后方”调兵增援而动弹不得，这样就为正规战场能放手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为，“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是，游击战争也不可忽视，因为它可以有力地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起到正面战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在国共两党为了抗日这个大局而再次携手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全面抗战的时候，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的正规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而作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更应该认识到，“我们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更是关系到中国民族解放之命运。 § 评论 《战争和战略问题》 我们常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是要叫全世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都摆脱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都能过上好日子，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也都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大家可要明白呀，要想实现这个共同目标，没有自己强大的武装力量那可是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呀！这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江山是打出来的，而不是纸上谈兵谈出来的。你想想，那些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你能不动用武力去消灭而采取和平手段叫他把自己所坐的江山拱手让给你，你说他能傻到那个份儿上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对他们诉诸武力，才能最终消灭他们，从而解放全人类。 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而且这一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是相当正确的，因为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这社会主义终究是要代替资本主义，只是在同一原则下，由于各国的条件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比如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内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而是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一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对外，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而对内呢，则应经过长期的不流血的合法斗争，如利用议会讲坛，进行经济和政治的罢工，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要积蓄力量，准备最后推翻资本主义，推翻这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操纵和把持的人吃人、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社会，让全体劳动人民都能过上畅快舒心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生活；具体说来，就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不断得到积蓄和壮大后，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发动国内战争，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来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一条适合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因为，它适合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并已经被实践所证实，因为，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而中国则不同，因为，这中国的特点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所压迫；因此，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利用议会进行合法的斗争，更没有组织工人举行合法斗争的权利。所有这些绝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你比如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蒋介石所实行的就是一党专制，根本容不下其它各党各派，别说是无论从军事力量上和政治上都能够与之抗衡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如民盟、民进等其它党派他也是一概予以排斥在外而予以根除为快。你说，这国民党蒋介石这样专制，这中国哪还会有民主、哪还会有议会可言呢？在当时，中国不但内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也没有实现其民族独立，而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因此，也就无议会可利用，更不用说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基于此，根据这些特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的时候，联合国内一切反对外国侵略的阶级和阶层，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如在抗战初期所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内，基本也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进攻占领城市后再夺取乡村，而是走与之相反的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我国与外国有着完全不同且极其复杂而又特殊的国情，如果离开了自身的国情而一味模仿和套用外国革命的某些做法，那么就势必要撞墙要碰壁，不但要撞墙要碰壁，而且弄不好的话还会碰它个头破血流。因为国情不同，这革命的方法也就不尽相同，所以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前提下，必须要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 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由于国情不同）不可能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利用议会和合法罢工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积蓄力量，最后进入起义和战争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自己执政的国家。而是要组织自己的军队，直接和压迫他们的地主老财等剥削阶级斗。因为，在当时，这中国并不是象西方那样，对内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议会等可利用，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是对内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 因此，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只有组织劳苦大众拿起枪杆子和欺压他们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斗，以此来打倒他们并夺取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不仅如此，“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切，绝不是纸上谈兵，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斗争不能解决”。可以说，毛泽东同志这一席话说得可真是一针见血，这对于王明提出的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谬论给不少人头脑中所造成的模糊认识不失为一副清醒剂，因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你不掌握自己的武装，那就势必会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所吃掉。 § 意义 《战争和战略问题》 《战争和战略问题》这篇文章，的的确确是一篇指导中国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军事纲领性文献。它在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时刻，坚持和重申了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全面阐述了游击战在整个抗战中的战略地位、战略作用和战略功能以及发展前途，深刻而极有说服力地批评了王明的军事投降主义路线，彻底否定了其配合国民党打正规战的错误主张，澄清了战略是非，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明确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为以后党在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准备战略大反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仅如此，同时这篇文章也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军事纲领性文献。本文深刻地分析了我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同时在吸收了国民党战争历史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精辟地阐述了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以教育和动员全党，重视武装斗争，树立战争中心和全局观念，克服忽视和轻视战争工作的错误倾向，全力以赴投入各项实践活动。所有这些，不仅有力地保障了抗战的顺利进行，而且为日后进行解放战争，进而夺取全国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可以说，《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特殊道路、特殊的战略和策略。直到今天，我们建设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应对复杂的世界政治、军事新格局，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为，自从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之后，铁的事实就已经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好的证明，因为，我英勇的人民军队，正是按照毛泽东军事思想才一步步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并最后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 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战争和战略问题》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不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针，而且文中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阐述、党的主要斗争形式的分析、军亨战略转变的认识及军亨理论研究的倡导等，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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