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晚安，好运》 |
| 释义 | § 剧情 《晚安，好运》 影片故事根据发生在美国50年代的真实新闻事件改编，再现了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爱德华R•莫罗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以及“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段被写入史册的矛盾冲突。在上世纪中叶美苏冷战时期，当美国人正为“赢得战争、丧失和平”的局势而沮丧时，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初出茅芦的参议员麦卡锡宣布，他手上已经掌握了国会内部共党奸细的大批材料，由此利用美国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发动了一场对共产主义者的政治迫害运动。而莫罗和他的同事们却不愿屈从于政治和舆论压力，力图戳穿麦卡锡的谎言。[1] § 导演介绍 《晚安，好运》乔治·克鲁尼出身在演员世家，父亲尼克·克鲁尼也是一名职业演员，因此乔治·克鲁尼在五岁时，就曾经在父亲的节目演出。但是他直到21岁时才打定主意进入演艺界，搬到洛杉矶居住。他连续演了将近几部电视影集，都没有引起注意。他自己曾经说过：“在电视界最好的演员不见得有最好的际遇，因为他们需要的人不见得是演技最好的，而是最有自信的。”在了解这个道理后，加上自信的乔治·克鲁尼果然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性感魅力， 《急诊室的故事》让他开始首度尝到走红的滋味，这时他的年纪已经超过三十了。让他跃登银幕偶像的是电影《一日钟情》 ，乔治·克鲁尼在片中展现了他不太循规蹈矩的潇洒魅力，他和米歇尔·菲佛也荣登当年最登对性感偶像。随后他一路走红，出演了相当众多的卖座影片，诸如《红色警戒》 、 《蝙蝠侠》 、 《完美风暴》 、 《十一罗汉》等一系列出色的作品，令他一直跻身于好莱坞一线演员的阵容。在演艺事业上获得成功的同时，他又开始尝试执导影片，初试牛刀的《危险思想的告白》一举获得银狮奖，在2005年又推出第二部导演作品《晚安，好运》又一次成为奥斯卡的热门影片。 § 幕后制作 多年前，为了避免和父亲竞争，克鲁尼终止了自己短暂的记者生涯。但事实证明，新闻工作始终是克鲁尼心目中最崇高的职业，《晚安，好运》聚焦的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电视新闻先锋爱德华·F.莫洛。克鲁尼很崇拜莫洛，对于莫洛1953年导致麦卡锡下台的那次“SeeItNow”广播，他更是津津乐道。多年来他一直希望拍摄一部有关这位影响深远的新闻工作者的电影。乔治·克鲁尼的坚持得到了在这部《晚安，好运》里得到了汇报。编剧乔治·克鲁尼与戈兰特·哈斯洛夫凭借获得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 《晚安，好运》 [爱德华·R·莫罗] 作为电视广播新闻业的先驱，传奇人物爱德华·R·莫罗不仅影响了新闻业的发展，还促进形成了一种模式。二战期间他从欧洲发回的短波无线电广播成为第一手的国际新闻，来自战斗前线的生动报道让莫罗颇具特色的声音任人皆知。他的电视纪录片以从人性角度阐释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自成一格。凭借追查事实真相的热情和发扬民主的不懈努力，莫罗在电视媒体发展的最初阶段摸索出电视新闻的雏形，并让言论自由开始根植进公众的思维。 1908年4月25日，莫罗出生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基尔福德郡，废奴主义家庭赋予了他追求真理的无畏。1930年，莫罗从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到纽约国家学生联合会工作，随后又就职于国际教育协会。1935年，莫罗进入CBS，两年后奔赴CBS在伦敦的欧洲部，负责报道二战时的英国战况。战后回国刚进入上层不久，莫罗便辞职重操旧业，继续回到无线电广播话筒前，同制作人弗雷德·弗里恩德利一起创作并主持了系列广播节目“现在请听”。由于莫罗的节目广受欢迎，随后他又登上电视银屏，主持了新闻节目“现在请看”，关于麦卡锡的报道不仅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还开创了电视史上的新纪元。 同时，莫罗还主持了名人访谈类节目“人与人之间”，其节目形式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1958年，莫罗继续展开新的尝试，制作了探讨国际政坛人物的节目“小世界”。莫罗曾先后获得四次艾美奖和五次电视花生人奖，1961年被肯尼迪总统委任为美国新闻总署署长。 [真实再现] 作为曾在大银幕上塑造过无数鲜活形象的老牌演员，乔治·克鲁尼早就不甘于单纯的幕前工作。1999年，他开始尝试制片人的工作，2002年推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危险性隐私》 ，并出乎意料的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银熊奖。在这部《晚安，好运》中，乔治·克鲁尼更是集编、导、演于一身。 将自己的偶像爱德华·R·莫罗的传奇式经历拍成电影是克鲁尼多年以来的素愿，但他并不打算将影片拍成纯粹的人物传记，于是选取了美国50年代一段举世瞩目的政治风波作为背景，让人物作为载体呈现历史和电视业的巨大变迁。为了精确起见，克鲁尼请来当年被麦卡锡迫害的海军飞行员麦洛、制片人弗雷德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以及莫罗团队中的两位记者共同探讨剧本。而片中麦卡锡的画面则全部来源于当时的录像，精湛的合成效果让试映会上的很多观众都以为麦卡锡是由演员扮演的。 对克鲁尼来说，本片不仅表达了对莫罗的敬意，还显现出浓重的怀旧意境。克鲁尼的母亲长期在电视台工作，父亲则是新闻主播，童年时的克鲁尼经常出入电视台，耳濡目染下对电视新闻并不陌生。他想告诉观众，5、60年代的电视新闻一向曾是传达社会舆论和呼声的利器，而现今却与商业和娱乐为伍。身为美国民主党的一员，克鲁尼曾和西恩·潘一起登上某本杂志的封面，并被打上“叛国者”的字样，以“谴责”他们反对政府出兵伊拉克。从某种角度讲，克鲁尼想借莫罗百折不回的精神，来表达自己不肯屈服的心声。在2005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晚安，好运》赢得了5项大奖和金狮奖提名。 《晚安，好运》 § 花絮 ·影片是用彩色胶片在灰白布景中拍摄完成，经过后期处理才成为纯粹的黑白影像。 ·片中莫罗的节目台词很多都取自当年讲稿，而片名“晚安，好运”正是莫罗在“现在请看”节目中的结束语。 ·现实中，威廉·佩雷的办公室内收藏有很多麦克风，剧组人员选用了克鲁尼在《逃狱三王》中使用过的麦克风，令克鲁尼惊喜不已。 ·本片成为继1980年的《象人》以来第一部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黑白电影。 ·影片拍摄投入为750万美元。 ·全部布景被建造在同一层中，电梯以旋转替代了升降。 § 精彩对白 Edward R. Murrow：The actions of the Junior Senator from Wisconsin have caused alarm and dismay amongst our allies abroad and given considerable comfort to our enemies. And who's fault is that? Not really his, he didn't create this situation of fear he merely exploited it, and rather successfully. Cassius was right, the fault dear Brutus is not in our stars, but in ourselves.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爱德华R·莫罗：威斯康星州议员的行为已经敲响了警钟并在我们的海外盟友间引起恐慌，却让我们的敌人倍受安慰。是谁的错？其实并不仅仅是他（麦卡锡）的错，这恐慌的局势并非他一手造成。卡西乌斯说的对，布鲁图的过错是因为我们自己。晚安，好运。 《晚安，好运》 § 穿帮镜头 ·影片卫生间的画面中出现了三孔插座，这种插座在10年之后才广泛应用。 ·影片中提到的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直到1963年才得以开通。 § 相关评论 《晚安，好运》——猜疑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一、猜疑的年代 18世纪末的一天，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端坐着一众神父和红衣主教，他们传看着戈雅的画作。泛黄画纸上是一番狰狞的世界：狞笑的魔鬼，憔悴干枯的女人，因痛苦而痉挛的男人，笼罩着仇恨与无知的薄雾，粗糙土地上苟延残喘的生命。虽然早在15世纪，宗教法庭就开始把异教徒推上火刑架，但是所谓的圣战对于残忍的教廷从来都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他们的势力需要更多献血的祭奠。于是，洛伦佐神父站出来，带领神父们以上帝的名义记录人们的窃窃私语，观察人们的举止，让每个“异教徒”都无所遁形。 这是“戈雅之灵”在开场展示给人们的世界，充满猜疑、质询、信仰规范。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曾这样评价音乐对宗教的影响，“音乐仅次于对上帝的爱，理应被颂扬为人类情感的主人和统治者……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音乐能和《圣经》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戈雅也用他的画笔记录着他眼中的宗教，巫魔们的夜会，传达着他的疑问与恐惧。 1957年5月2日，美国曾经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约瑟夫•麦卡锡因为饮酒过度引发疾病气绝身亡，那场闹哄哄的“麦卡锡事件”的影响余波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之后，对此事件的反思一直持续到今日。2001年有金•凯瑞主演的“忘了我是谁”，2005年则有乔治•克鲁尼执导的“晚安，好运”。两部电影正好是从电影和电视两个相似却又不同的行业视角，讲述了身处“麦卡锡事件”中的人们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调查，众口一词的指控。他们有些人逃离家园，随波逐流，有些人则坚守岗位，愤然抗争。 实际上，仅凭麦卡锡的一己之力，肯定不会将二战过后没多久的美国搅得天翻地覆，人心惶惶。二战后的美国，面对强大的苏联和日渐崛起的中国，开始变得焦虑重重。其实，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中的人们对共产主义者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干脆就把“一切社会改革都包括在内”，对于那些保守主义者来说，任何给美国带来改变的人都“形迹可疑”。在“麦卡锡事件”的前后几年间，联邦调查局辞去了378个人的职务，传讯了2961人，初步控告了9097个人，全面调查了1万人的家世行踪，在300多万的美国民众中甄别权衡。 当戴维•利连撒尔被指责为曾包庇过共产党时，他掷地有声的回应这些捕风捉影的指控，“这些人不管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射影的方法，把莫须有的东西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窃去他最可贵的东西——他的名誉……而特别不幸的是，有时这竟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共和党忙着搞他们政治上的迫害，以民主的名义剥夺人们的人权。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到处搜集任何可疑的资料，证据不够就伪造证据，不给当事人辩白的机会就匆匆塞给他们一份认罪书，让他们签名了事。 这种行为与几百年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倒是惊人的相似。宗教裁判所并不直接执行或判决“异教徒”的死刑，而是把可疑的人关起来，折磨他们逼迫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交给世俗法庭，并建议对他们处以火刑。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在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和生活。政治的问题可以交给学者们去研究，观众更关注的是处在政治事件中人们的不同应对方式。 《晚安，好运》 二、 忘了我是谁 “事实是，我从不是一个有伟大信念的人，一点都没有。坦白说，我认为我缺乏勇气。我不像路克•川普，他让市集上的人群也关心那些事情。我从没见过他，但我觉得我想认识他。因为，我不得不对他说的感到诧异，我想他可能会告诉各位，这房间所表现出来的美国，并不是他誓死捍卫的美国！”——彼德•阿普顿 上世纪50年代，电影业受到了电视发展的巨大冲击。人们对电影的狂热逐渐消退，他们更喜欢穿着睡衣，抱着甜品筒倒在沙发上，面对一个14英寸的荧幕无所事事，也不愿意盛装打扮，举家出行，排很长的队到影院里去看一场电影。电影人得想尽办法把观众拉回影院。 “忘了我是谁”就开始于一个剧本讨论会，形形色色的人对着彼德•阿普顿的剧本指手画脚，把故事修改的面目全非。他虽然非常不满，却也只能强颜欢笑。他毕竟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三流剧作家，只能写些B级片的剧本，没有能力维护什么。 年轻时的一次社团经历让彼德卷入了不久之后的“麦卡锡事件”，非美调查委员会编制着关于他的一些谎言，并要求他对这些“罪行”供认不讳。失意的彼德喝醉了酒，开车冲下了桥，并因此失去了记忆，顺水漂到了加州劳森镇的海滩上。因为长相酷似哈里•川普在二战中丧生的儿子路克•川普，他被爱子心切的哈里当成了生还的路克来疼爱。 彼德的出现让死气沉沉的劳森镇又焕发了生机，人们开始从二战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彼德不断融入了路克的生活，并拥有了路克的朋友、老师、恋人和家人，他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和路克之间的不同。 彼德•阿普顿不是什么伟人，不是英勇赴死的斗士，他只是个普通人，一心只想有自己人生的普通人。他从善如流，只求安静的活着。当路克迫不及待去拯救世界，彼德却乐得不用冒险。他宁愿卑微的活着，也不愿意伟大的死去，成为机枪扫射下的亡魂。他只想躲在电影的幻想世界中，一偿他的英雄梦，让故事中的男主角冲锋陷阵、英雄救美去吧，他只要默默在一旁欣赏就好。 这不仅是彼德，也是大多数人面对事情的态度。人们颂扬英雄，却鲜少有人愿意成为英雄，因为英雄就意味着牺牲。没人愿意做领头羊，开辟道路，为全人类的理想和未来奋斗。为自己的理想还忙不过来，又有人愿意为别人的理想奋斗呢？ 路克•川普在奔赴战场之前，就知道自己注定无法回来。他深信，总要有人站出来守护家园，总要有人为了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梦想挺身而出。平时人们把崇高的理想挂在嘴边，可知道很多人用生命和鲜血来实现这些信仰。 可毕竟英雄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小世界中碌碌无为。我们这些平凡人到底能做些什么？ 在听证会上，主席显然并不想听彼德的辩解，只想听他念那份早就拟好的声明，敲敲他的小木槌就宣告结束，阿普顿就能滚出他的视野了。可是彼德并未像以往那样妥协，他选择站出来慷慨陈词，说出他真正的想法。 路克•川普在信中写过，“当恶霸强权兴起时，我们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去打倒它。这是个单纯的想法，但是已比任何事情都有价值。”这便是人们常说的英雄。 彼德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哪怕他的作为无法改变整个事态的发展，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和鼓舞。每个像他一样平凡的人都有可能变得勇敢，站出来说出自己心中的话。就像最后，彼德对着胡乱篡改他剧本的顶头上司终于可以释怀而潇洒的说出，“这真是我听过最愚蠢的想法。” 其实，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只是他们都无法迈出第一步。就像加州劳森镇的人，他们都知道彼德并不是路克•川普，但他们宁愿相信他是，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希望，一个幸福的启示。他们缺乏的只是一点勇气。 《晚安，好运》 三、 晚安，好运 “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与阿普顿不同，爱德华•罗斯科•默罗恰恰是在高射炮弹的轰鸣中屹立不倒的那个人。没有电视的时候，他就用广播在现场播报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灾情报道出去，没人见到他因为在身边爆炸的几颗炸弹而动摇。 在影片的最后，虽然默罗的努力迎来了胜利——麦卡锡的垮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佩利先生却因为他带来的麻烦和政客施加的压力，准备削减他的节目。他无奈且又愤慨的对固执己见的默罗说，“你该去教新闻学！” 事实上，默罗一直遵守并追求着他心中的新闻的意义和价值：准确、客观、及时、简明扼要。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者，他当不了总经理，做不了资本家，因为他不懂经营管理预算那套理论，更不忍心解雇员工压缩成本。他是新闻界的艺术家，精确的遵循着历史，坚持着“事实胜于雄辩”。电视媒体在默罗的经营中不再是娱乐大众的玩具，也不再是逃避现实、隔离于社会之外的世界。他兢兢业业，用真实的播报重现历史。你不会看到他挖什么明星的八卦，谈论当下的时尚流行，说些不切实际但是无伤大雅的笑话。他会去访问赫鲁晓夫、麦克阿瑟、安妮•李•莫斯等等。当记者们都指望着捕捉到艾森豪威尔幕后操纵之类的新闻时，只有默罗提议报道米洛•瑞杜维奇被空军扫地出门的事情，大多数人只觉得他是个倒霉的人，看看便过去了。默罗与其他人看一样的报纸，却能发现更多有待挖掘的真相，那些与西方文明价值标准相违背的事件。很多时候，真相不是被很好的隐藏起来了，只是被我们习惯性的忽略掉了。 默罗在给父母的信中曾写道：“我不时会错，但我要努力像个传道士那样讲话。要讲真话不一定要当牧师。”他并非像很多人想象中的满怀信仰，信守规条。他虽然是个保守主义者，但是他相信个人荣誉感，相信他所做的正确事业，相信他所见到的真实。 当人们在疑云重重中度日，安慰自己说麦卡锡会倒台，等着他自己玩得过火的时候参议院去对他进行调查，只有默罗坚持为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说话，认为儿子不应为父亲背负偏见。很多事情不该归咎于盟友、敌人，往往追根究底正是我们自己做错了，这是比被敌人击倒更可怕的事情。 面对环境的突变，大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的适应现况，甚至由此“大出风头”，沃尔特•迪斯尼和伊利亚•卡赞便是饱受非议的两位名人，他们揭露了上百个圈内的好友或者相识的人，为了自保或者出于狭隘的嫉妒，这都不得而知。当记者们因为“身世不干净”而退出节目制作组时，默罗却带着他常有的语气，半认真半调侃地说：“如果我们都没看过所谓的‘危险’书籍，结交持“异见”的朋友，或者从不参加任何提倡‘革新’的组织，那我们就成了麦卡锡所期望的那类人了。” 当人们嗅到恐怖气息的第一反应都是逃避时，只有默罗这样的人选择站起来，因为这恐怖的气氛已经来到身边了，不能再任由他嚣张，否则人们将就此失去自我，成为了被人摆弄的布偶。 “晚安，好运”这个名字出自他做节目的习惯结束用语，“晚安——祝你好运”，像一个朋友临别前谨慎、真诚的祝愿。只可惜人们还是喜欢拿他手中犹如明星一般从未间断的香烟做文章，哪怕是播放他去世消息的时候，还不忘紧接着追加一条香烟的广告。不过，正如埋在地下的电缆一样，默罗的精神顽强而影响深远，真相总有一天通过这条电缆传到每家每户的电视中。 《晚安，好运》 四、 光荣与梦想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 1945） 以上援引自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碑文。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492年开始屠杀犹太人，当年西班牙国内的伊斯兰教徒也没有说话。十年之后的1502年，宗教裁判所的屠刀又伸向了穆斯林，他们起义反抗，却孤立无援，只得被暴力镇压。从此西班牙成为了基督教在欧洲抵抗伊斯兰教扩张的桥头堡。历史在无形中，不断地重复，一次又一次成为了这句碑文的注解。 总有一些电影或者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也许，我们注定不是那闪耀的百万分之一，无法像默罗一样冷静沉稳，成为一个行业乃至一个时代的丰碑式人物，但是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让自己对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倾听那些孩子的呼喊。 平时，我们都是像彼德•阿普顿一样安分守己，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但总有一个时刻，当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的抉择会让今后想起来都感到骄傲。谁都会犯错，但是一定要活得真实。 § 精彩剧照 § 参考资料 http://www.mtim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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