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黄昆 |
| 释义 | § 人物履历 黄昆1941年北京燕京大学毕业时留影 1919年9月黄昆出生于北京，祖藉浙江嘉兴。青少年时就读于北京蒙养园、北京师大附小，上海光华小学 [1]。在上海光华小学五年级没读完，黄昆随家搬迁回到了北京。一开始他们暂住在黄昆伯父家中，黄昆插班就读于燕京大学附中初中。他在这里只学习了半年，就转学到通县潞河中学。 1937年进入燕京大学，选定物理为学习专业。 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秋，经葛庭燧介绍，到西南联大任助教。黄昆的教学任务是每周帮吴大猷带一次普通物理实验。半做助教，半做研究生。黄昆很快地结识了和张守廉同班的杨振宁。在校期间，黄昆对莫特写的三本书：《原子的碰撞理论》、《金属与合金的电子理论》、《离子晶体中的电子过程》非常感兴趣，觉得莫特所研究的领域非常丰富多彩。于是黄昆决定到布列斯托大学做莫特教授的研究生，把自己将来的研究方向选定为固体物理学。 1944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北大研究院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同年被“庚子赔款”公费留英录取。 1945年远赴英国布里斯托（Bristol）大学留学。8月，在那里做了莫特的研究生，即为二战结束后莫特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 1947年5月，黄昆受到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M.Born）的赏识，被邀合著《晶格动力学》一书。 1948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研究员。 1949━1951年在英国利物浦（Liverpool）大学理论物理系任博士后研究员。 1951年底，坐船取道香港，踏上回国的路程。虽说留英数年，已是享誉世界的青年科学家，他带回国的“大件”却是一台打字机，这是为了完成《晶格动力学》书稿所必需的。 1951━1977年因考虑到当时我国百废待兴，急需培养大批物理学人才，应邀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黄昆毅然暂时中断已从事多年的研究项目，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开始了自己长达26年之多的教坛生涯。他所讲授的“大学物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三门课程，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引导他们进入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领域。1953年，黄昆先生首先为研究生开设固体理论课，内容主要是晶格动力学和固体电子论。秋季北京大学物理系设立了固体物理、光学、无线电电子学、理论物理等专门化教研室。黄昆被任命担任固体物理专门化教研室主任，为新中国的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教学打下了基础。他还建议把固体物理列为一门基础课，作为物理专业课程设置上最显著的一项改革，以赶上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1960年秋，固体物理正式成为物理专业的基础课。 1954年，黄昆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斯·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学》出版。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当时所有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 1983年起，任半导体研究所名誉所长。这一年他针对国际上在多声子无辐射跃迁理论中出现的疑难问题，重新开展了研究，证明了在消除康登近似带来的不自洽性后，绝热近似与静态耦合是等价的。他提出的无辐射跃迁理论的多声子模型，更进一步发展了无辐射跃迁理论。 80年代以后，大力推动中国的超晶格研究，1985年他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半导体超晶格的意义，将与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相比拟。在他的倡导下，设立了国家和科学院相应的重大项目，并成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 黄老每天上午都要到自己的办公室工作半天 1987年，与朱邦芬开始研究量子阱中晶格振动的问题，他们澄清了原来理论和实验出现矛盾的原因，提出和发展了关于半导体超晶格光学振动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发现被国际学术界称作“黄－朱模型”。“黄朱模型”引起国际上的普遍重视，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有力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 1987━1991年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 年逾八旬时，黄昆身患帕金森病，仍每天上午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上班。 2001年3月和其他5名院士在“科学时报”上联名呼吁：紧急部署纳米子结构、量子器件及其集成技术的基础研究，奋起迎接纳米科技争夺战。 2002年，黄昆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5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 研究领域 黄昆 1937年，黄昆通过潞河中学向燕京大学的保送考试，进入燕京大学，并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兴趣，选定物理为学习专业。 当时国内量子力学尚被视为一门新鲜深奥的学问，在三、四年级他便完全通过自学图书馆里仅有的几本有关书籍，初步掌握了量子力学的基础，为以后开始进入科学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期间，黄昆有幸遇上了一位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不久的英国教师赖普鲁教他的微积分课。赖普鲁不仅是一位讲课十分出色、课后谆谆教导的好老师，而且亲自组织尖子生成立了一个课外研究小组——研究内容包括这位老师自己也不懂而想学的新知识，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及矩阵数学。当时的活动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上课学知识的框架，开始感受到活的、生动的科学研究和发展，激发了自己对科学的强烈爱好和炽热追求。1941年，黄昆出色完成了大学学业，并荣获燕大颁发的“金钥匙”最高荣誉奖励。继而，黄昆考取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在这里，他不但听许多物理系高年级课程，还选学数学系多门课程，感觉得益不少，大开眼界。 1944年黄昆在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并且被录取为“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按庚款留英公费生规定，去英国什么学校，选哪位科学家做导师，都可以先由本人提出志愿，再取得接收方的同意。当时，有一位英国教授给联大捐赠了一大批在英国出版的科学书籍。黄昆对这批书很感兴趣，大多翻阅了一下。引起他特别注意的是一位名叫莫特的英国科学家。莫特写了三本书：《原子的碰撞理论》、《金属与合金的电子理论》、《离子晶体中的电子过程》。这三本专著覆盖了三个很不相同的领域，每一本专著的出版，都标志着一个学科方向的诞生。这使黄昆感到这位科学家的学识非常渊博。另外，黄昆也被后两本书的丰富新颖内容所吸引，觉得莫特所研究的领域非常丰富多彩。基于这两方面原因，黄昆决定到布列斯托（Bristol）大学做莫特教授的博士生。可以说，黄昆选做莫特教授的研究生，实际上也把自己将来的研究方向选定为固体物理学。黄昆能在学科发展早期进入这一大有作为的科学领域，应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机遇。正是在燕京大学自学量子力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西南联大有名师指点，优秀同学激励和良好学风这样的环境里，加上自己刻苦钻研，黄昆在固体物理发展的黄金年代抓住了这个机遇。 1945年8月，黄昆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做了莫特的博士研究生。后来于197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莫特，当时就已是国际上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对许多物理问题有很深的洞察力，善于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去把握本质，倾向于用简单的物理模型方法解决问题而不主张借助复杂的数学推导。莫特对黄昆学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黄昆“避免了在数学公式里绕圈子的这种弯路，并且懂得重视实践和理论的联系”。在两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黄昆先后完成了三篇论文，对后来物理科学的发展都深有影响，其中，第一篇题为《稀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论文提出了杂质或缺陷引起的漫散射，即后来所称的“黄漫散射”。 在完成博士论文后，黄昆受到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M. Born）的赏识，受邀合著《晶格动力学》一书。物理学大师玻恩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也是晶体原子运动系统理论的开创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玻恩就打算从量子学最一般原理出发，写一部关于晶格动力学的专著，但战后因忙于他事且年事已高，此事一度搁置。1947年5月中旬，黄昆来到了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处短期工作，工作中玻恩发现黄昆熟悉这门学科，且有深邃见解，便将完成用量子力学阐述晶格动力学理论的《晶格动力学》专著的重任交给了黄昆，同时交给他的还有玻恩的一些残缺不全的旧手稿……黄昆从1948年开始，在4年时间内不仅以严谨的论述和非常清晰的物理图像对这个固体物理学中的最基本领域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而且还以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发展和完善了这个领域。“有一段时间，我同玻恩教授为要不要在点阵动力学的系统推导之前加上基本导论性的三章发生了争论……后来，他让步表示同意我的想法。”谁也没想到，黄昆当初写进的内容在1960年激光发现以后，一一被实验证实。由此，奠定了他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地位。玻恩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伸出了大拇指，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书稿内容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论，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了。”几十年来，这本书一直作为晶格振动及其相关效应如拉曼散射、瑞利散射、红外光谱、比热和弹性等理论的经典著作，成了几代科学家的入门指导书和必备参考书。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牛津大学出版社把它列入了“牛津经典物理著作丛书”，并有国外专家称“我把黄昆的书像圣经一样放在我的书桌上”。这本专著至今仍是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从1975年至2001年3月，该书的英文版被引用5254次，俄文版被引用376次，平均每年200多次。 除了撰写《晶格动力学》，这段时间黄昆还连续完成了两项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一项是提出著名的“黄方程”和“声子极化激元”概念，另一项是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里斯（A.Rhys，中文名李爱扶）共同提出的“黄－里斯理论”。他与妻子在1950年合写的这篇论文，至今仍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们必引的经典文献。朱邦芬院士检索发现，从1975年以来的30年中，这篇文章被他人在SCI刊物引用734次，其中1994年以后被引用240次，平均每年20多次。 从1951年回国时起，在近30年的时间内，黄昆全身心投入到我国的教学工作中去，只发表了一篇原创性的论文，并且他把这篇论文献给了导师玻恩。在国际物理界沉寂近30年后，黄昆又重新活跃起来了，他开始了自己研究生涯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正如国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卡多纳（M. Cardona）所描述，“他好比现代的凤凰涅槃，从灰烬中飞起又成为世界领头的固体物理学家”。在黄昆所长的主持下，半导体研究所针对国际上在多声子无辐射跃迁理论中出现的疑难问题重新开展了研究，“黄-朱模型”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成果。半导体所建成了我国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创了我国在材料科学和固体物理学中崭新领域的研究工作，这一新兴领域目前已经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 § 教育领域 黄昆先生热爱祖国，热爱科技事业，辛勤开拓，奋斗不息，为创建和发展我国半导体科技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半个世纪以来，他不仅对固体物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还对高等学校中普通物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教学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黄昆先生是我国半导体科技界的一代宗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国家科技栋梁之才，他的学生中好几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昆 经过英国多年的在固体物理前沿领域的研究，黄昆先生当时就是国际上的领头科学家。1951年底，他抱着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满腔热忱回到中国，他的水平无疑在国内固体物理领域首屈一指。当时，无论国内国外，“固体物理”都仅有专著，而无现成的教科书可供借鉴。回国后，他率先提出在北大开设“固体物理”课程及“半导体物理”课程。黄昆在北京大学多年亲自讲授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课程，从而对教材质量十分重视。他一向认为讲课讲义对科学问题的讲解必须明确具体，基本概念和理论阐述必须确切。他在多年改进讲义的基础上所著《固体物理学》以及与谢希德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学》都是在前无蓝本的情况下自己编著的教科书。这两本著作都以讲解透彻精辟著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专业学生和科研人员的必读著作。他的著作真的可以说哺育了世界上几代科学家的成长。 黄昆先生领导建设了北京大学固体物理教研室和半导体物理教研室，为中国的半导体科学和技术骨干力量的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系统的专业物理课程。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亲自指导培养的一批学生、研究生和助手已茁壮成长，正活跃在固体物理学的科研和教学岗位上，挑起了大梁。从事“两弹一星”研究的许多科技人员都从这里走出，或者曾经聆听过他的授课。 1977年秋天，黄昆授命担任半导体所所长。作为一所之长，黄昆在组织全所科学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全所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的提高，他要求科研工作者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在别人后面赶的被动局面”。于是，黄昆决定重操旧业，上台讲课。从1978年初开始，黄昆每星期抽出半天时间给全所科研人员讲授半导体物理的理论基础，前后整整讲了10个月，使全所学术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培养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空气活跃的研究集体。 对于问题的每一个环节，黄昆总是反复推敲。他虽然不赞成用繁琐的数学公式来研究物理问题，但在需要数学推导和计算时，又十分仔细，反复多遍。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也严格要求中青年科研人员，对他们撰写的论文往往多次修改，以至于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有时覆盖了原稿。正是这种严谨的精神，使黄昆半个世纪以前的研究成果经受了历史长河的考验，相关论文至今仍被全世界的同行年均引用六至七次。 § 科学成就 黄昆是国际公认的物理学家，也是中国固体物理学先驱、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对我国固体物理学作出了许多开拓性的重大贡献。1977年，黄昆调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十多年中，他与年轻的同事合作，先后在多声子跃迁理论和量子阱超晶格理论方面取得新的成就。以他为学术带头人，半导体研究所成立了我国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创并发展了我国在这一材料学和固体物理学中的崭新领域的研究工作。 创建理论 1959年，黄昆和夫人李爱扶（英国人）游览北京长城 • 1947年黄昆提出的固体中杂质缺陷导致Ｘ光散射的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起为外国学者证实并得到应用，被称为“黄散射”。 • 1950年与艾夫·里斯首次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该理论与苏联佩卡尔发表的有关辐射的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黄－佩卡尔理论”或“黄－里斯理论”。 • 1951年黄昆首次提出晶体中声子和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为1963年国际上拉曼散射实验所证实，被命名为一种元激发──极化激元，所提出的运动方程，被国际上称为“黄方程”。 • 1980年以来，黄昆与人合作发表了《无辐射跃迁的绝热近似和静态耦合理论》等论文，解决了二十多年来国际上在此理论发展中存在的疑难问题。 • 1987年与朱邦芬研究半导体量子阱超晶格物理，建立超晶格光学振动的理论，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黄－朱模型”。“黄朱模型”已作为该领域必读文献列入许多国外专著和研究生教材。 他的理论对信息产业，特别是光电子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主要著作 黄昆与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教授合著的《晶体动力学理论》，195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该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著作，是该领域科学工作者的必读之书。 黄昆还著有《固体物理学》，与谢希德合著《半导体物理学》，对高等学校中普通物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的教学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 《晶格动力学理论》玻恩，黄昆著 葛惟锟，贾惟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ISBN 7-301-00836-8 • 《半导体物理进展与教学》黄昆著 • 《半导体物理学》黄昆，谢希德著 科学出版社 1958 • 《固体物理学》黄昆著，韩汝琦改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ISBN 7-04-001025-9 • 《半导体和它的应用》 黄昆著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6 § 获得奖项 1984年黄昆获英国圣母玛利亚大学授予的“理论物理弗雷曼奖”，中美洲州立大学协会授予的“卓越的外国学者”称号。 1986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 1995年10月获1995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得者。 1996年6月获1995年度陈嘉庚奖—数理科学奖。 2002年为表彰其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国家授予他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2003年2月获颁“感动中国”2002年度人物评选。 2010年7月26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将第48636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黄昆星”[2]。 § 爱情婚姻 在利物浦大学担任ICI博士后研究员期间，黄昆先后发表了三篇大概在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论文。其中一项就是和他当时的英国研究助手艾夫•里斯合作拓展的多声子跃迁理论，以“黄－里斯因子”而著称于世。1950年，他们共同署名发表了《F中心的光吸收和非辐射跃迁理论》，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黄－里斯理论”。 黄昆和他的“洋夫人”艾夫•里斯之间的爱情与婚姻也是科学界的一段佳话。小他7岁的威尔士人里斯，原是布里斯托大学物理系本科生，大学毕业后与黄昆同时来到了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担任系主任弗洛里希的行政助理，并帮助黄昆进行理论计算。黄昆的聪敏与敬业深深地吸引了里斯小姐，而里斯小姐的学识、勤奋和温柔美丽也给黄昆留下深刻印象。共同的事业追求与爱好把两个不同国籍的青年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从此，在黄昆成功的背后，一直有一位来自异国的贤内助的默默奉献。 1952年4月，里斯克服重重阻力，远涉重洋追随着他来到中国，先期回国的黄昆特地赶到天津去迎接她。黄昆的哥哥给里斯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爱扶”，既是谐音，又寓意“乐于助人”。不久，二人喜结伉俪，相敬如宾，抚养的孩子均学有成就，组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家。 到中国四年后，李爱扶被批准取得了中国国籍，1959年起，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参加工作，任电子学工程师。她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做事，为北大物理系实验室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晃已经40多年了，出于对她由衷的尊敬，黄老的学生们都尊称她为“李先生”。 § 言谈举止 “我喜欢与众不同，不喜欢随大流。如果跟着大家做，就没有什么意思。”黄昆这样评说自己。黄老认为，他一直都喜欢与众不同，他觉得自己创造引申观点要比接受别人的结论容易顺利得多。他年轻的时候曾很迷信天才和能力，但是他发现许多早年在国外工作的同事——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天赋也并无特殊之处。黄老说：“所以作为一个合格的科学家，天赋不是惟一的。然而也确实有一部分人不适合搞科研。[2]” 1947年4月1日，黄昆在给杨振宁的信中写道“……当我有时告诉人我一两年后回国，他们常有疑讶的表现，似乎奇怪为什么我不想在这orderly（秩序井然），secure（安全）的地方住下来而要跳入火坑。虽然我难以想像我们一介儒生怎样能影响多少国运……但我们如果在国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我们，makes a difference（有些区别）。” “近几年来，黄昆院士回绝了很多学术会议的邀请，包括半导体方面的。黄昆认为：现在学科发展这么快，去了以后，你说和不说都不好。不说，你架子大；说了，又怕说错话。” “我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没有什么神奇和惊人的地方。各方面给我荣誉不少，我不能位尊无功，俸高无劳。 ” “能够使自己的力量我这一路走过来是非常幸运的，每个时期都是有着机遇，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总是能够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来，做点有用的工作。 ” 他认为，有的人驾驭知识的能力强，所以多学一些知识。对于他自己，与其多学一些，不如“少而精”。他说过：“大多数具有学术上的开创性与重要性的研究都不是繁复的，我的学识和驾驭知识的能力都很有限，之所以能有一些成果，关键是少而精，有了学习和研究的主动性，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又不被前人束缚住。”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就是黄昆的治学品格。他不喜欢翻阅文献资料，喜欢从“第一原理出发”，去探寻物理世界的奥秘，使黄昆的研究工作往往具有学术上的开创性与重要性。他说：“我文献看得比较少，因为那样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变成书本的奴隶。自己创造的东西和接受别人的意见，对我来说，后者要困难得多。学别人的东西很难，而自己一旦抓住线索，知道怎么做，工作就会进展得很顺利。”正是这种治学风格，使黄昆在学术上屡屡攻城掠地，一系列以他姓氏命名的“黄”理论就是例证。 记者曾问他：“谁对您的一生影响最大？”黄昆坦率地回答道：“我自己对自己影响最大。像我这样考虑问题，没有太大的天赋也能做出很好的工作。过去教学时，大家评论我课上得还不错，我也认为是下了功夫的。因为我认为上课也是培养人，讲课是我的责任，我尽了我自己很大的努力。” 他强调，研究工作不能安于修修补补，以数量取胜，而是要真正在科学上解决问题。他主张，每篇论文都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或几个物理问题，这样才有价值。 “科技奖的设立，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国家对科技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良好政治氛围。奖励虽说是给我个人授予的，但是其意义是在于广泛地激励科技工作者，我相信将会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也有利于优秀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谈起获奖，黄昆那平静的口气中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然而他认为在这些年里获过的许多荣誉中，最令他引为自豪的并不是这次最高科技奖，“屡次获奖，在我心目中，1995年获的陈嘉庚物理奖在我思想上特别看重。因为这个奖的评选委员会是学部常委，是同行给的，为此，我特别看重，别的奖我不太了解。这次获奖，当然高兴，毕竟是国家最高奖，但获奖给我麻烦不少，要占用我好多时间与精力，比如像你们记者访问，我无可奈何。” “黄朱模型”的创立人之一朱邦芬院士非常理解自己的合作者：黄昆从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兵，而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将帅之才。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深入思考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如果不亲自动手算点东西，脑筋就开动不起来，很难做出什么有创新性的成果，也根本无法看清学科的发展趋势。他无法想象，自己看看文献，出席一些学术会议，就能把握科研的大方向。他也反对整天在讨论发展方向，而不是实实在在地解决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 黄昆先后师从吴大猷、莫特、波恩三位大师，其中莫特对他的影响最大。他有选择地吸取了三位大师的治学之道，在60载的研究教学中，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治学风格。黄昆把自己的一生科学研究经历归结为：一是要学习知识，二是要创造知识。对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讲，归根结底在于创造知识。对于学习知识与创造知识，黄昆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观察别人的经验教训，归纳出两句名言： （1）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要服从于应用，要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 （2）对于创造知识，就是要在科研工作中有所作为，真正做出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此，要做到三个‘善于’，即要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尤其是要提出在科学上有意义的问题；要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因为只提出问题而不去解决问题，所提问题就失去实际意义；还要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 § 生活轶事 父亲当时是中国银行高级职员。母亲贺延祉，籍贯湖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也在银行工作。家庭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毫无拘束的气氛，特别是母亲为人严肃认真，对黄昆少年时期成长影响很大。黄昆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的大姐名黄宣，大哥黄燕，二哥黄宛（中国著名心脏内科专家），姐弟四人年龄依次相差一岁，手足情深而又互相影响。他们的名字都取自于北京的地名，黄昆的“昆”来自于“昆明湖”，黄宛的“宛”来自于“宛平城”，黄燕的“燕”来自于“燕山”，黄宣的“宣”来自于“宣武”。 一般而言，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少年，甚至童年就显示出其天赋。然而，黄昆却自认为他属于智力发育滞后的类型。在谈及现在中小学生的负担太重问题时，黄昆以切身经历为例认为，小学学习不必要求太高，但中学打的基础却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他回忆自己小学阶段，除去很早就识字，在小学时期常读小说和学会加减乘除之外，似乎没有学更多的知识。他还记得，他小学期间最出色的一次表现，是在三年级北京史地课考试得第5名。他带回给母亲的奖品，是一份北京城的油印讲义。为此，他始终为能熟练说出北京城所有内外城门名而感到自豪。 黄昆转学到通县潞河中学。这短短的半年，对黄昆以后的发展却有长远的影响。黄昆的伯父黄子通当时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他偶然看见黄昆课后很空闲，就询问他原因。黄昆回答说，老师交待的数学作业都已完成。他伯父说，那怎么行，数学课本上的题全都要作。自此，黄昆就这样做了。从此他的数学课一直学得很好，并发生了浓厚兴趣。转入到潞河中学后，这习惯不仅仍延续下来，并带动了其它学科的学习。黄昆后来回顾，这一偶然情况有深远影响。由于他下课就忙于自己作题，很少去看书上的例题，反而使他没有训练出“照猫画虎”的习惯。 黄昆是学习上的优等生，除语文课外，他的高中三年学习总成绩始终保持在全年级之首。黄昆兄弟三人都就读于潞河中学。他的大哥因为休学两年，与他同班，数学成绩只有30来分，在黄昆带动下，黄燕的数学成绩也很快就超过了及格线。潞河中学每个礼拜都有全校大会，黄氏三兄弟穿自己家做的布鞋，被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表扬。 黄昆自己认为，他中学时代反面教训是，中学语文课没有学好。就像大多数中学男生一样，对于老师出的作文题，黄昆觉得，不是一句话就解答了，就是无话好说。后来黄昆回顾自己生涯，认为其后果影响了自己一辈子。例如，1936年黄昆从潞河中学毕业，拟学工科。他报考过清华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但都未被录取，原因就是语文成绩太差的缘故。黄昆在生平自述中写道： “我于1944年参加了当时‘庚子赔款’留美和留英两项考试。留美考试未录取，后来通过别人查分数才知道我的语文考试只得了24分。在留英考试中，我的作文只写了三行就再写不下去了，只好就此交卷。后来得知，我居然被录取。这曾使我大吃一惊。以后有机会看到所有考生的评分，这才知道这位中文考官显然眼界很高，而打分又很讲分寸，很多考生的中文成绩都是40分，再没有比这更低的分数，我当时是其中之一。以后虽然没有再考语文，但是语文这个关远没有过去。顺便可以提到，我的语文基础没有打好，多少年来，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都给我带来不小的牵累（从早年的考试到以后的写作，以至讲话发言）。近年来，不少场合要你讲点话或是让你题词，我只能极力推辞，而主持人则很难谅解。这总使我想起中学语文老师出了题我觉得无话可说的窘况。” 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术讨论风气盛行，使得从小便酷爱争论的黄昆有了一个争辩的天地。喝茶中，谈天说地，争论不休。正是通过学术讨论与课外无数次的辩论，黄昆同杨振宁、张守廉等真正地认识了彼此，从此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时隔数十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对黄昆的认真仍然念念不忘，“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国做研究，而是当时和黄昆同处一舍的日子。正是那些争论，使我找到科研的感觉”。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这么一段话：“有一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1977年秋天，邓小平同志亲自点名让黄昆担任半导体所所长。那时他深感自己的条件和所长的岗位很不相称，于是在1978年写了一封请辞信上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说明自己不能适应领导工作。没过几天，方毅院长就向黄昆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要他当所长，就是要他直接到实验室去。没什么可说的，“只有丢掉包袱，尽自己能力做好所里的业务工作”。黄昆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回到阔别已经26年的科研一线，开始了科研的第二个春天。 一个平常的星期天，黄昆的家门上新挂了一块牌子“黄昆不在家”，这使那些前来切磋学问和请教问题的人感到纳闷，“他星期天极少出门，难道今天真的出去啦？”其实，此刻黄昆正在里头紧张地备课呢。要讲课，怎能不准备，可平时实在没有备课时间，结果星期天成了黄昆法定的备课日。在那段时间里，一到星期天，黄昆最怕听见敲门的声音，因为这关系到第二天能否按时去上课。 1999年黄昆患上了帕金森病，连扣扣子都有点困难，家里的事情几乎全靠夫人操持。就在那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颁奖大会与会前，76岁的黄夫人竟然主动要求要陪黄老一起去一趟人民大会堂，要去感觉一下那里的温度，好为黄老准备参加颁奖大会的衣服。坐在汽车后座上，等着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彩排的两位老人，像一对朴实、普通的北京老人一样，穿着厚厚长长的羽绒服，帽子下露出几缕白发，但是他们不苟言笑的表情，紧抿着的嘴唇，言简意赅的话语，就连脸上的线条无不都显现出两位科学老人独特的性格：他们似乎刻意和周围的一切保持着一种距离，维护着自己科学研究和私人生活的空间。 黄老的家位于北大东门东侧的一个小区，一律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那种五六层的红砖房。小区尽处，是一栋青砖房，显得颇为陈旧古老，墙上还隐约可见那个特殊年代留下的大字标语。二楼东侧的那套小三室房子，便是黄老的家——是那么狭窄昏暗，堆满了书，显得非常拥挤，大门口放着一个古旧的木箱，木箱上面是中科院物理所赠送的一幅字：“壮志不已，耕耘不辍”。屋里的家具，略显陈旧。两张沙发、一台电视、一部收音机，这就是书房兼主卧的客厅，沙发后面的墙面上是一幅悬挂多年的松竹梅“三友图”。客厅门口的一张小几上，摆着几位年轻的外国男孩的照片，那是老太太远在英国的娘家人。一张全家福挂在门口左侧的墙上，紧凑的画面折射出和睦有余的温馨。 办公室不大，陈设简单，几个人在一块儿办公。他的办公桌上除去老花镜以及一个已经掉了瓷的白搪瓷水杯外，满满地堆的都是学术著作。书柜里，卢嘉锡为他题写的“业绩辉煌硕果累累”及周光召题写的“科学先驱”几个大字，在并不宽绰的办公室极为抢眼，似乎一下子让室内开阔、灿烂起来。 § 社会评价 黄昆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和名誉所长。黄昆在科学上的成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得到祖国和人民的承认。1955年，年仅36岁的黄昆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当时所有委员中最年轻的一名。改革开放以来，黄昆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藉院士（1980年）、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国际纯粹物理和应用物理协会（IUPAP）半导体委员会委员（1985-1988年）。黄昆除了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科学院数理学部常委，还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78年），以后分别连任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常委。1984年黄昆获英国圣母玛利亚大学授予的“理论物理弗雷曼奖”，中美洲州立大学协会授予的“卓越的外国学者”称号。1986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1995年10月获1995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得者。1996年6月获1995年度陈嘉庚奖—数理科学奖。他也曾获得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2年为表彰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国家授予黄昆院士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CCTV 200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给黄昆先生的颁奖辞里说道：他一生都在科学的世界里探求真谛，一生都在默默地传递着知识的薪火，面对名利的起落，他处之淡然。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科学的领域里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德国马普学会物理研究所前所长卡尔多纳如是评价。 “他一向对自己很严格，最讲求真务实。”郑厚植院士说，“他是我们的老师”。 微电子学家、清华大学李志坚院士动情地说：“黄昆先生做人、做科研求真务实，他那实事求是的精神、创新的思维和严谨的学风都值得我们学习。” 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玻恩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自己的弟子——“中国的黄昆是最聪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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