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雷海宗 |
| 释义 | § 生平简介 雷海宗， 中国历史学家，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深造。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后，雷海宗的健康不断恶化，5年后病逝，终年60岁。 雷海宗毕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30多年执教过程中，讲授中国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种课程。编着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雷海宗 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3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解放后教育部审定)等。另有《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着世界》(《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年第1期)等史学论文多篇。 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他曾受德国史学家O.施本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各个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每个文化虽各有特点，但经过固定的生命周期必然趋于毁灭。解放后，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 早年观点 1949年前，雷海宗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基本上属于文化形态史观，这一史观是由西方著名学者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所倡导并风靡一时的，在这两人当中，雷海宗可能更倾向于施宾格勒，这大概是由于：(1)、施宾格勒成书较早，雷海宗最先看到并为之倾倒的是施宾格勒的着作《西方的没落》，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问世较晚，且系多卷本，待最后完成时雷海宗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2)、汤因比的着作部头更大，分卷多，将人类各文明分成二十多种，雷海宗觉得太繁琐了一些。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设《西方史学名着选读》课程，讲授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他正式撰文系统阐述自己的文化形态史观，始于1936年左右的《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一文。此后，此文改名《中国文化的两周》加上以前发表过的《中同的兵》等文及新写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文章，合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于1940年出版。后来，他又写《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一文于1942年发表，进一步论述其观点和体系，后与其他三篇文章一同编人《文化形态史观》，该书于1946年出版。雷海宗撰写的全面讨论文化形态史观的作品大致如此。 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历史，即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只以近5000年为限。自公元前3000年略前一点以后，地面各处逐渐脱离石器阶段，进入历史文化阶段。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5000年来高等文化区域共有七个：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各个文化有其特殊性，进入历史的时间也不相同。断代应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不能把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若把人类史认为是一个统一的历史，必致碰壁。但每个文化历史单位进展的大步骤及其时限则大致相同，可以概括出来甚至加以预见，这个共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 雷海宗认为，每个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封建时代，前后约600年。第二个历史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前后约300年。文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文化的第四个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约300年。第五个文化阶段为最后的时代，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长可短。 雷海宗历史观的整个体系和理论大多来自施宾格勒，但在运用于解释中国历史时，自有发展创新。施宾格勒主张一切文化的生命只有一个周期，至末世而亡，不可能再生，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但雷海宗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两周甚至三周说，认为唯独中国文化为一例外，并未经历一个周期而亡，而是返老还童，又出现了第二个周期。 雷海宗主张，4000年的中国史可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分为两大周。 第一周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不占重要地位，这个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雷海宗 第二周的中国，在政治社会方面1500年间无本质变化，大体保持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朝代更换甚多，规模总跳不出秦汉范围，但就统治领域和重心来说，都有了很大变化。在精神文化方面，第二周中国的宗教、哲学和文艺等有真正的演变，也可与第一周的中国和其他文化周期一样分为五个时代：(1)、宗教时代。(2)、哲学时代。(3)、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步时代。(4)、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5)、文化破裂时代。 抗日战争爆发后，雷海宗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第三周说，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恰如淝水之战，但比淝水之战更严重、更伟大，“日本的猛烈进攻使得不得不把八字正步改为百码赛跑。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中华民族经受了这场战争的悲壮惨绝的磨炼和彻底澄清的洗礼，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就将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雷海宗写道：“今日是中国文化第二周与第三周的中间时代……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 总括上述，雷海宗的历史观与施宾格勒、汤因比等的理论观点一样，在本质上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具有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色彩。雷海宗学生何兆武回忆文章认为：雷海宗先生史学观点最为系统的一次阐发是1941年春他在云南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主持人是林同济先生。他比较了世界各大文明的兴衰周期，从中总结出一套文化形态演变的普遍规律。讲毕，林同济先生作结论时赞美这个理论乃是一曲“历史学家的浪漫”。他用英文说“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就它作为一曲传奇或浪漫诗而言，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它是颇为宏伟动人的。但文明毕竟是亿万人千百年所积累的智慧的结晶，不宜迳直认作是一个个体生命的周期。就科学的角度而言，我们似乎终究不能把生物学上有关个体的生命周期的规律迳直引用到人类文明整体的过程上面来。正如以往许多哲学家们的系统哲学无非只是一曲概念诗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ｄｉｃｈｔｕｎｇ，似乎雷先生的文化形态论也是历史学家的一曲概念诗。当然，这只不过是我个人的体会而已。概念诗也自有其概念诗的价值，见仁见智，有待于学者们的研究和探讨。 § 建国之后 1949年， 清华大学迎接解放中国解放。虽然国民党当局一再动员雷海宗“南飞”，并为他提供了机票，但雷海宗决定留在北京清华园，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等运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发生转变，从思想感情上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和真正意义。他认真地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着作，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批判了过去接受的施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理论。 雷海宗开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体系来讲授历史，研究历史。他到1955年时对奴隶社会历史的见解如下： 雷海宗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按其生产方式的不同，亦即社会性质的不同来划分其各个历史阶段，则有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世界史的分期必须参照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严格地按照年代划分成下列五个时期：(1)、氏族社会，公元前3000年前，是人对自然进行斗争和阶级出现之前的氏族社会时期。(2)、上古，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5、6世纪间，此时世界上几个发展较快的地区都进入奴隶社会，阶级斗争主要是奴隶主与奴隶的斗争，但各地之转入封建社会时间早晚有所不同，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为最早。(3)、中古，公元5、6世纪间至17世纪，世界各重要地区都进入封建社会。(4)、近代，公元1640至1918年，其特征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与支配。(5)、现代，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现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时期，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并将取得最后胜利，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区统治的削弱与走向最后灭亡。 具体说来，两种类型的奴隶制度在三种地区中的发展是相当错综复杂的。 首先，在游牧地区，奴隶制度根本不会有什么发展。其次，在地广人稠的大陆农业区，奴隶制度也没有高度发展的可能。第三种就是邻近可航海洋的地区。雷海宗认为，海洋区是唯一奴隶社会为时较长，奴隶制度发展较高的地区，工商业一直是维持并发展奴隶制度的基础。所以，要了解奴隶制度，不妨少注意农业，多注意工商业。而工商业的奴隶又与一般意识中生活不如牛马的农田奴隶的想法不相吻合，他们的身分不自由，可以买卖，但不能说低于牛马，否则就难生产出细致精美的器物与制成品了。对于奴隶社会和奴隶制度，尚待更深刻的研究和更科学的解释。 § 新的见解 1956年，经过两年左右的思考研究，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根据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精神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雷海宗开始对世界上古中古史的体系和奴隶社会的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发表新的见解。 1956年秋至1957年夏，雷海宗再次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 雷海宗著作 首先，他对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和安排。过去该课程基本上按地区分总论、印度、巴比伦，埃及，埃及与巴比伦的边区殖民地与边外诸族、希腊罗马王制时代、城邦时代，希腊化与罗马帝国成立时代、罗马帝国、波斯之再兴与罗马帝国之衰乱、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着世界、世界上古史总结等十四章讲授。而今改为基本上按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分总论、上古前期上(2900—2000B．C。)、上古前期下(21XIO—1IOOB．C。)、上古后期上(．1100—500B。C．，分亚、非和希腊两章)、上古后期中(500B。C．—公元，分早期帝国500—200B．C。和后期帝国200B．C．—公元两章)、上古后期下(公元—570年，分总危机公元—300和总崩溃300—500两章)、上古晚期之东亚新兴诸国——朝鲜、日本、越南、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着世界等十章讲授。 其次，对上古时期各时代的社会形态的名称和性质作了新的阐述。他称上古前期建立最初古国的铜器时代为部民社会。所谓部民社会，生产力低，剩余生产极有限，村社各成独立小天地，守望相助，自成局面，满足现状，蔽塞保守，保留氏族社会之“太古”风气，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理论上属于神或国家及其化身代表王所有，实际上归村社和各家族占有使用，广大劳动者部民通过向神或国家和王提供劳役、实物租税而遭受王、神庙和贵族等统治阶级剥削；由于剩余有限，因而剥削就有限；必须大量集中，也就出现政治集中即专制主义，而村社之蔽塞保守有利于专制主义的成立与维持，村社之原始平等的外衣也使阶级斗争不易表面化；一般人民全无政治生活，君主如神，神权思想即政治专制主义之意识反映，神意信仰必然排除进步发展观念，造成二千年间生产技术进步缓慢，社会思想普遍安于现状。至于上古后期为文明地区扩展的铁器时代，奴隶社会条件成熟，大陆国家可能继续维持部民社会，而海国和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贝。进入奴隶社会。 1957年6月，雷海宗在天津各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作了题为《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以后全文在《历史教学》杂志1957年第7期发表，要点如下： 第一、生产工具发展史。第二、铜器时代。第三、铁器时代。第四、铜器铁器与社会性质问题。 雷海宗认为铜器时代是普遍全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独有，最好另定新名，不用亚细亚社会之名，无论如何早期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难予考虑。中国历史上有“部民”一词，指半自由身分的人民，日本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时，借用了中国的这个名词，称呼当时日本社会中由氏族成员转变出来的一种半自由身分的人民。因此，是否可以考虑称铜器时代为“部民社会”，因当时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在理论上仍为自由平等的氏族农员，实际上则只是半自由人。 铁器时代的前一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雷海宗主张仍保留此名而把含意扩大。马克思当时只想到希腊罗马的经典时代，而实际上在铁器出现，社会急剧分化的公元前6世纪以下的几百年间，世界各先进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百家争鸣的场面，发出新兴各阶级各阶层的呼声。各地后世都把它看为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所以“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因为铁器引起的社会剧变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的多数地方，包括雅典的农业部分，包括公元前3世纪以上的罗马，实际是封建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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