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陈公博 |
| 释义 | § 简介 陈公博（1890-1946），原籍广东乳源，寄籍南海。1908年入广州育才书院学习。陈公博 1911年广东光复后，任乳源县议员，不久参加广东北伐学生军。1912年在育才书院任教。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0年7月，毕业后回到广州，在法政专门学校任教。8月，与谭平山等组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参与创办《广东群报》，任总编辑。1921年春，参与创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组织工作。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5月，作为广州团组织的代表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因支持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受留党察看处分，后被开除党籍。同年2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并加入国民党。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等职。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历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局长、湖北财政委员会主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兼工人部部长。1927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拥汪反蒋。1928年底，在上海与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编《革命评论》。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2年蒋汪合流，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938年12月，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汪伪政府历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1945年8月15日，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府，逃亡日本，后被押回中国。1946年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被判处死刑。6月8日行刑枪决，终年55岁。 [1] 陈公博的一生充满了政治投机、立场转变，改换门庭，他是一个被共产党、国民党都开除党籍的老资格党员。他的一生充满波澜怪异，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地方，是一个历史的怪胎。 § 少年时期 1892年10月，广州北门外的一所大宅院内，洋溢着喜庆，老主人陈军门年届花甲得子，乐得眉开眼笑，兴奋不已，这个新生命就是陈公博。行武出生的父亲，对体弱多病的独生子比较放纵，6岁左右才让儿子读书识字，9岁进入私塾拜师。私塾里，先生恨不得将儒家经典一古脑儿植入学生的脑袋瓜子，成天要求背诵《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少年陈公博也背了不少，却根本搞不懂书中意思。他对私塾之外的东西兴趣更浓厚，家里仆人经常带他到露天书场听“讲古”，听了不解馋，回家就让大人给买书看，各种旧小说囫囵吞枣读了不少。6年间，白天读经史，晚上看小说，还跟一位老师学了点代数几何的新知识，在一家私人学校补习了一点英文，少年时代就溜过去了。 陈公博 15岁时，陈公博想进新式的洋学堂读书，不料，父亲要他缓两年再说。其父正在秘密谋划一桩大事，暂时无心他的学业。陈军门曾做过广西提督，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算得上清军高级将领，但目睹列强瓜分，朝政腐败，早有反清思想，成为天地会头目。这年春天，革命党人要陈军门负责在北江地区组织天地会众，进行反清起义。陈公博也就“少小从军行，单骑渡韶水”，开始闯荡江湖，跟随父亲离家出走，经湘、粤、赣三省边界从事起义活动。 他们父子一行，由广州溯江北上，沿途种种奇闻乐见，令陈公博目不暇接。一路上，替父亲联络旧部和各地会党成员，掌理文书，抄发会帖，四处奔波，他无比兴奋和激动。有时候，埋头伏案，夜以继日抄写，闷热的屋子弄得头昏脑胀，他也叫苦不迭。父亲要他抄写300本天地会会章，分发沿途会众，反复抄写一样的东西，他渐渐失去抄录兴趣。一日，陈公博发现会章和其中的隐语都粗俗不堪，脑袋忽然发出奇想：不如修正这些语言，易为文雅之词，更便大众理解。于是，向老父提出修改建议，不料，遭到坚决反对，其父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这些东西已流传数百年，为会党普遍接受，不仅不能修正为文词，甚至连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否则，就会失去效用。”他恍然大悟，赶紧原封不动将它们抄完。 陈军门毁家举义，奔波忙碌了几个月，终因武器不足、人心不齐，出师未捷，旋告失败。为便于处理善后，派人先送儿子回广州，陈公博心系老父安危，毅然说道：“父亲不走，我也坚决不独自走。”父亲怒道：“你还是小孩子，不懂事，难道我看的事比你还差吗？立刻动身，不必多说。”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遵从父命，与随从一起上马启程回家。 路途中，一个清军的军官抢去他们的乘马，二人只得徒步而行。至广东英德，两人筋疲力尽，且阮囊羞涩，无钱雇船，乃不顾性命之险危，搭上江中木排漂流而下。夜宿江边，陈公博回想举义经过，念及父母，默然成诗一首：“匹马渡韶水，寒风吹峡门。疏星点浮石，残月照孤村。奔命穷投止，余生耻苟存。十年须记取，横剑跃中原。”立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少年壮志。 回到家中，陈公博方知自己走后，父亲自投罗网，到当局自首，责任全部揽于己身。入狱后，判刑斩监候，母子顿时沦为死囚家属，父亲积累一生的家业倾完荡尽。从此，家道中落，陈公博流亡香港，到报馆当校对，自谋生计。后来回到广州，白天替人做手工，晚上帮人补英文，聊以糊口。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16岁的青年决心追随孙中山，继续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道路。 10年后，他进入北大，经历了五四风暴，后来出席中共成立大会。又过25年，他成为民族罪人，被送上历史审判台，押向刑场。临刑前，陈公博的狱中日记写道：“数十年来，为了帮助父亲从事所谓‘造反’，以及正式献身革命工作，我所遇到的逆境的确也不能算少了，但无论际遇如何艰困，环境如何险恶，我始终以好汉自命，抱定打落门牙和血吞的态度，不怨天，不尤人，艰苦奋斗。但时至今日，我实在忍不住要喊一声：‘天呀！’”他对探监的儿子说：“以后你什么事都好办，只是千万不要再干政治，你要牢记！” 陈公博从反清志士、爱国青年到创建共产党，曾有教授学者、政坛明星的光圈，人生留下过几多精彩！他的政治堕落到底原因何在？是政治害了他，或是他害了政治？时世自有公论，苍天有眼，只能会是这样的话：咎由自取！从接受传统文化到法政专科、北大本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先儒学、后法律、继哲学、终经济，有博士才学，学理修养具备中西合壁知识结构，堪为知识精英，若为民族大义尽心效力，必将青史流芳。然而，执迷歧途，卖国求荣，毁名节，丧天良，落得身败名裂，岂能怨天尤人？“功罪与是非，何必得后史”，莫将政治信仰当儿戏，后来从政者能不深省乎？ [2] § 三面人生——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吮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陈公博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1920年10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革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10月，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陈公博主编的《群报》，在广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共广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1920年12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来到广州，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此之前，两名苏俄代表联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1921年3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中共一大代表 此外，陈公博主持宣传员养成所，招收进步青年入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革命骨干。陈公博还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如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共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纪，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分手的态度。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且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接着他召集广东共产党组织会议，声明他与中共中央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到国外留学。 § 三面人生——国民党大员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提携密切相关。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攻克武昌后，蒋介石委任陈公博为湖北新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务委员会委员。稍后，陈又兼任外交部湖北省交涉员和江汉关监督。随着北伐军顺利进军，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迁驻南昌，蒋将陈公博调至江西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权。陈公博与蒋介石 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独裁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汉，并劝蒋，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蒋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一方面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不久，陈公博由南昌来到武汉，很快成为国民政府中的显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再次靠向汪精卫，成为汪在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武汉国民政府反共后，陈公博随汪精卫到南京，企图“宁汉合流”。他们联合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逼蒋下野，但在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与桂系、西山会议派闹翻，汪精卫被迫返回武汉，在武汉与唐生智结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特别委员会”相对抗。陈公博则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张发奎结合，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与“特别委员会”相抗衡。1927年10月，唐生智的军队被桂系击败，汪精卫不得不逃到广州与陈公博会合。为了对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蒋、汪又重新勾结，驱逐了在广东的李济深。“驱李”之后，粤、桂方军队在梧州一带相持，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乘广州防卫空虚，举行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驱李”和广州起义这两件事情成为国民党内攻击汪、陈的口实，指责汪、陈为“准共产党”。蒋介石乘机东山再起，将汪精卫和陈公博赶下台，1927年12月，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陈公博来到上海，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提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准备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1928年初，陈公博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全面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在国民党内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在一些粤方委员的组织之下，出版了几十种刊物，大做宣传。陈公博还创办了《革命评论》杂志。在这个刊物上，陈公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希望恢复孙中山“十三条改组精神”。一时间，陈公博大出风头，吸引了相当一批在大革命中迷失了政治方向的青年。陈公博在上海还发动创办了大陆大学，为“改组派”宣传主张，培养干部。 陈公博所鼓吹的主张及其改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引起蒋介石的不满。《革命评论》和大陆大学先后被封，但它们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8年冬，陈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改组派”组织成立后，陈公博多方活动，与蒋介石形成尖锐对抗，掀起了“护党救国运动”。汪精卫、陈公博联络各种势力反蒋，造成军阀大混战和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倾轧。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败下阵来，被迫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各政治派别又暂时团结起来，蒋、汪开始了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蒋、汪虽实现了合作，但两人的关系却极其微妙。汪虽任行政院长，但陈公博认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等项大权，行政院无权过问。特别令陈公博气愤的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蒋是主谋，而汪由于主持签订条约成为全国众矢之的。陈公博本人就任实业部长几个月，却无法履行职务，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就医疗养，陈公博亦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仍留在南京，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被囚禁，陈公博又活跃起来，主张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置蒋于死地，并且要迎汪?他从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陈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但汪派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方针十分不满。在国民党内部团结抗日外表下，潜伏着抗日与降日两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将在抗日战争中爆发。 § 三面人生——中国第二号大汉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 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1938年11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公审汉奸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此时，陈公博对投日仍有顾虑，不敢贸然行事，一直与汪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陈公博不肯出席。1940年初，汪精卫的两位死党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并且在香港公布汪日密约的草案，给汪精卫致命的一击。这使素以汪派小集团利益为重的陈公博“愤愤不平”，他对汪精卫个人的“前途”表示“莫大的忧虑”，在别人的劝说下，陈公博终于决定叛国投敌。 1940年3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陈公博不仅主持伪立法院通过了这个条约，而且还接二连三发表讲话，厚颜无耻地称颂该条约使中日两国“以前互相敌对、互相猜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在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四周年时发表谈话，赞扬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独立自由，不只已经恢复，而且已经确立”，他呼吁国人停止抗日，实现所谓的自由独立和自强。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1940年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的提议，决定在汪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 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在“就职训词”中称自己“被推负责于痛悼之余，不敢以才轻任重而轻改追随主席之初衷，亦不忍在国步艰难之时而诿其责任，凡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主席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现在之设施”。旋即公布了他的伪五大“施政纲领”，把他的执政方针归结为“党不可分，国必统一”。 1945年1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为此，他分三步“重整党务”：第一步，使已成立的各级伪党部恢复活动；第二步，整理党籍；第三步，选出出席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汪伪政权末日指日可待。7月，出席伪国民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选出百分之九十。8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 穷途末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6日下午，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解散伪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历时5年4个月的汉奸政权宣告结束。此时，陈公博曾派人找到上海的杜月笙，想通过杜牵线，求蒋介石宽恕他，并向蒋介石提出阻止共产党武装接管日军占领区的“K”计划，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枪毙前给蒋介石写信 1945年8月25日晨，陈公博带着妻子李励庄等人，乘飞机出逃日本。陈公博此行是极为秘密的，东京、大阪、福冈等地美军随时都会进入，飞机只能在不为人注意的米子机场降落。机场跑道因为盟军的轰炸，已破烂不堪，飞机无法降落，最后燃料耗尽，只得在起伏不平的跑道上强行降落，吓得陈公博脸色苍白。时值8月盛夏，烈日当空，炽热难耐，机场上空无一人，好不容易找来一辆破卡车，将陈公博一行送到一个叫“水交馆”的旅馆去住。次日，陈公博一行又被秘密转移到浅津东乡湖的望湖楼暂住。仅仅住了两天，日本政府又派人把陈公博送到京都，陈化名东山公子，他的妻子化名东山文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陈公博几次自杀均被人发现，他的妻子李励庄把手枪藏了起来，并寸步不离地守着陈公博，防他再寻短见。为此日本政府心生一计，通过同盟通讯社播发了一条假消息：“陈公博开枪自杀身亡。”日本政府打算让陈公博就此长期隐居日本，以逃脱中国政府的惩罚。国民党政府看到陈公博自杀的报道后，判断这是一条假消息。不久，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引渡陈公博等人回国的正式要求，如果陈公博真的是自杀，则要由中国方面派人验尸。最后，日本政府不得不交出了陈公博等人。 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由中国政府派出的一架C-47型运输机押解回国，先羁押在南京宁海路军统局临时看守所。他被独自关押一室，吃饭有人送。有一点让陈颇感不便，就是每天下午他要亲自倒便桶，与众囚犯挤在一起，他感到有失体面。陈公博于是向卫兵司令请求，说他曾任国府代主席，希望给他一点面子，最后，准许他每天提前或延后单独倒便桶。在看守所的几个月里，他不甘寂寞，要来纸笔，每天伏案书写，写了长达3万字的《八年来的回顾》的文章，文中，陈公博竭力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护。后他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陈璧君的妹夫伪行政院副院长、伪外交部长诸民谊一起，被转押到苏州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看守所。陈公博知道这个监狱是专门关押重犯的，他明白自己活命的机会不多了。 1946年4月5日下午2时30分，法庭开庭公审陈公博。陈公博身穿深灰色布面夹衫、灰色呢西装裤，头戴黑呢船形帽，脚蹬一双黑皮鞋，他手持两本卷宗。见记者前来拍照，连忙强打精神，故作镇定。法庭上，陈公博与法官间辩论异常激烈，持续时间长达数小时。 4月12日下午4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对陈公博进行宣判。当审判长宣布“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时，陈的双腿不停抖动，神情紧张。审判长继续宣读：“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予以没收。”陈公博知道，自己的案子是蒋介石铁定了的，申请复判只是徒劳。 6月1日，司法行政部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6月2日，陈公博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陈公博先给家属写了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陈公博在信中仍念念不忘反共：“公博虽死，决无怨言。悬悬放不下的，还是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不得不尽量和先生说，或者将死之言可以感动先生。”但给蒋介石的信只写了一半。陈公博临死前要求的殉葬之物有两件：一是汪精卫赠他的一只茶杯；二是日本天皇所赠的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体现了他对于汪精卫的愚忠。1946年6月3日上午9时，陈公博被执行枪决。不久，他的儿子陈干偕汪精卫的女儿来到苏州，苏州6月的天气已十分炎热，尸体仅仅存放一天就变臭了，于是就匆匆在苏州安葬，后来，陈公博的亲属又把陈公博的尸骨移葬至上海的一处公墓，悄悄葬下，连块墓碑也没敢立。[3] § 监狱绝笔 陈公博抗战胜利后，陈公博作为汪伪政权的第二号巨头，被判处死刑。庭审陈公博 他死前的绝笔，是应典狱长之请所写的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据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记：“当他这副对联写得只留最后三个字时，他发现身后有几个法警立在那里，这情形是不寻常的，因为狱室中平时绝没有法警会进入。陈公博是够机警的，他已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了。他回头笑笑问法警：‘是不是来提我执行了？’法警们竟然不好意思直认，还是呆呆地立在那里。不回答就是证实，于是公博又说：‘那末请劳驾再等几分钟，让我先把这对联写完了吧。’他又继续写了‘满为心’三个字，又加写了上下款。……” 对于此联，同情汪政权的金雄白有所解释：“上联还寄望于当局能放宽气度，对不是真正什么‘民族罪人’，或者政府曾经加以运用或利用的“汉奸”分子，加以宽容，要如大海能容百川之所汇注。但是我相信公博自己决不再存一丝徼幸之心。因为他既要求派机回国受审，为服法之范则，在审讯中，又没有延聘律师为他辩护，判处死刑以后，更声明不再上诉。……下联却不能不说是充满了讽谏之意，希望当局不要因胜利而骄盈；但愿能如明月有心，一轮岂能常圆？应知朔望盈晦之道。……”只是他的理解，似有些求之过深。 许金城辑《民国野史》亦云：“……当命令抵达之时，公博方为典狱长书楹联，联语云：‘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犹未觉，而狱卒已持令来，公博本极机警，视状已觉，因曰：‘请稍待，当毕此一联。’仍为悬腕书之，字体无殊于平昔。”按：许氏所记的内容，似乎只是参照金雄白的回忆而作了综括。 王元化八十年代在致黎澍、李锐函中也曾提到这副对联：“我生性愚直，言既出口，义无反悔。陈公博于临刑前(应苏州典狱长之请)书一联尚称：‘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常不满为心。’我们难道还不如他(哪怕只是意愿)，虚怀若谷，有容人容物之量么？” 这一联语，辞工而意远，并非陈公博所能为。 往前，林则徐也留有楹联手迹：“大海有实能容之度，明月以常不满为心。”此联署“竢邨退叟林则徐”，与上述陈公博所写的版本又有小异。 往后，郭沫若于1963年曾有写给秦皇岛海员俱乐部一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怀。”这与陈公博、书小有差别，或许别有出处。 不过，林则徐恐怕也未必是这副对联的原创者，待考。上述对联主要指为人要谦虚大度，做事要思量谨慎，大量容人小心处事，不自满，知自身之不足，积极进取。 § 代表作品 陈公博作品 陈公博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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