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隋唐大运河 |
| 释义 | 隋唐大运河重见天日 1998年，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中部的宿永公路正在紧张的施工中，当公路修至铁佛镇柳孜村（现属百善镇）时，有一段路需要从热闹的集市穿过。当地农民在拆除房屋时发现屋基下有摆放整齐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 的一块块条石，这些条石对于搬迁的农民用于新房的建造无疑是件好事。于是一块又一块的条石被挖出来，但取了一层又一层，总是取之不尽，这让村民们感到不可思议，一时传言四起。 濉溪县文物管理所得知此事后，迅速向省文物局做了汇报。省文物局立即责成省考古所对柳孜石砌体进行调查，1999年5月4日，由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驻柳孜集，由此揭开了震惊国内外考古界的柳孜大运河码头遗址的神秘面纱。 据清光绪《宿州志》载，明代之前柳孜是个大镇，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仍存刻有“柳江口码头”的石碑。大诗人白居易游运河，留有“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柳”等名句。而一提“隋堤”，当地老百姓都知道是这条大运河，即史书上说的“通济渠”。不过由于缺乏物证。这条只留有堤坝残痕的河道是否是隋炀帝首开的通济渠一直没能定论。 联合考古队经过仔细勘察，决定把发掘区定在古运河故道的南侧，在柳孜遗址的东西两边各选一个点进行发掘。一号发掘点很快便发现石构建筑遗址。 “为了保证发掘不出任何偏差，我们冒着高温，一次一次地修正发掘方案。几天的功夫，一座东西长14.3米、南北宽9米、高5.5米的石砌构物便重见天日。但是更奇特的是在构物基础的西部，竟发现了两艘保存完好的木质沉船，而沉船的东半部却叠压在构物之下。”谈到当年发掘时的情景，博物馆的杨建华仍然感到兴奋，“大家一致认定石砌构物就是一座运河码头，这种在沉船上建造码头的方法，在国内考古史上还从未发现过。” 柳孜隋唐大运河码头遗址 随后，考古队又在二号区发掘出几艘沉船及大批精美的古陶瓷器，出土瓷器几乎涵盖了当时全国著名的寿州窑、古州窑、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定窑、建窑、越窑、肖窑、长沙窑、均窑等十几个窑口。仅釉色就有黄、青、白、黑、白底黑花、酱色等8种以上。也有少数印花、划花、刻花、三彩、窑变、点彩和队贴等装饰。古代各地名窑如此集中出土，非常鲜见。 在联合考古队历时200余天的发掘中，发现宋代货运码头一处，唐代沉船8条，大量唐宋时期的陶瓷器皿。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常委副局长郑欣淼指出，这次发掘所获是我国大运河考古最重大、最有成果的发现，其意义在于：一是确认了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的流经路线；二是进一步证明了隋唐大运河是古今中外的奇迹之一，它和长城一样，无愧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三是为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瓷器出口外运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柳孜隋唐大运河码头遗址随后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已得到妥善保管和保护，淮北市、濉溪县两级政府正在积极运作隋唐大运河故道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等工作，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安徽省宿州市境内的隋唐大运河遗址，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抢救性发掘，目前已经结束。此次发掘累计考古钻探面积2万多平方米，发掘遗址面积600平方米，清理发掘水井4眼、墓葬1座、灰坑1个，出土各类文物标本1400余件。昨日上午10时，精选的500余件隋唐大运河出土文物，在宿州市首次盛大集中展出，面对如此丰富的考古成果，来自安徽省各地的众多专家，纷纷称奇。运河结构重见天日。大运河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水运航道，南起杭州，北到北京，全长1794公里，这条人工大河，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北京五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 开发目的 隋唐大运河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有许多大河，但除了额尔齐斯河与澜沧江之外，全是由西向东横向流动，没有一条南北纵向的大河，这是由亚洲东部的西高东低的基本地势所决定的。在这些河流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摇篮，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它的中下游是古代经济、文化、科学最发达、最昌明的区域，也是人口最稠密，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所在。黄河自西向东的流向，便于东西横向联系，而不便于南北纵向的联系，纵向经济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响，黄河以北不乏富饶之地，黄河以南的东南沿海更是物产丰富之地，但长期得不到开发，这种地理上的缺陷，造成了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我们的祖先明智地觉察到这个问题，从而产生开凿南北纵向的人工河的愿望。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封建统治者为巩固政权，战事频繁，征伐不断，为保证军事行动所需之大量粮草的运输，在水运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年代，沟通南北水运，开凿运河无疑对军事行动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可见，大运河的开凿，主要是为了当政者便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权，而军事行动和经济开拓则是最直接的目的。同时，也有着追随帝都的属性。 大运河的开凿，经历了一个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不断完善，不断扩大的上千年的过程。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据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叫做“邗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相继修建了一些渠道。这些渠道虽然断断续续，却使大运河的开凿，在江南和中原地区初具规模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隋统一中国后，人民得到安定的社会条件从事生产，社会经济逐渐恢复。隋文帝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重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604年改名永通渠。 但是，大规模的修造，还是在隋炀帝杨广上台以后。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是为隋大运河。 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还在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以京都洛阳为中心，东北抵涿郡，东南至余杭，全长2500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宁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唐朝时，对运河作过一些修整。如于公元742年在三门峡以东，人们在岩石中曾开凿一条渠道，为“天宝河”。 后来的各个朝代，从维护统治阶级切身利益出发，都继续使用和修筑了大运河。到了13世纪的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移到这里。依然使用隋运河。然而，隋运河就纵贯南北来说，并不很直，而中洛阳偏西，实际上是拐了一个大弯子。这条航线费时费工，运价也高。忽必烈因而意识到，只要开出一条直通南北的河道，就是一条最快捷、最经济、最有效益的人工长河。 于是元世祖忽必烈在1289年，下令开凿会通河。这条河北始临清，南到东平路（今山东境内）的安山。又从北京到通县间开了一条通惠河，与原有的旧河道沟通。这样一来，由杭州到北京，就可以不绕道洛阳，直接到达。而隋朝开掘的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未加清理，逐渐废弃了。元朝开凿的河道，称之为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较隋朝大运河大幅度东移，依然是连通北京和杭州，却只有1794公里，比隋大运河缩短近800公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运河。 § 条件动机 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码头唐代沉船（1）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条件和主观动机： 条件：①南朝以来，江南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而隋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因此，开通运河势在必行；②隋朝完成统一，社会秩序逐步稳定；③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为大运河开凿创造了物质条件；④中央集权加强，能够组织大规模人力和物力进行开凿。 主观动机：①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治；②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③对江南产生粮食的漕运；由于在隋朝之前，江南经济已赶上北方，那么，隋朝开凿运河与江南经济地位的提高是有关系的。 （2）客观效果：①运河的开通产生了久远而积极的影响。它为以后的历代所用，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泽被至今；对巩固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开凿运河必然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这也是隋朝暴政的内容之一；同时，隋炀帝利用大运河，组织到江南巡游，也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成为隋亡的原因之一。 § 历史意义 大运河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融合、统一 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大运河的贯通成为中华文化形成的催化剂。大运河的贯通和开发，不仅使经济交流、中外交往变得容易和频繁，也促进了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区域文化、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会、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具有包容性、统一性、扩散性、开放性，更具有强大的 柳孜隋唐大运河码头遗址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促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还把曾经作为封建皇朝首都的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等文化中心连为一体，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不断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大运河的水也哺育了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使运河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运河地区又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外国使团及商队来到中国后，即沿着运河航行到达京师和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有的甚至直接定居于运河区域，将国外优秀的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运河文化的内容，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向各地，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沿着运河两岸留下的名胜古迹，更是星罗棋布，成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作者运用这条线索，把运河文化放进中华文化的大环境中去分析研究，从而使运河文化的地位凸显出来，填补了运河研究的学术空白。 大运河繁荣了国家经济 首先，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营造了新的自然环境，改善了生态环境和生产环境，使运河区域成为繁荣昌盛的新的经济带。运河起因于战争和漕运，但它是一项水利工程，对它的开发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开拓运河航道的同时，以消弭水患和引水灌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排灌工程也在沿运河南北各地兴建起来，使运河区域的水利田大幅度扩展，尤其是江南的圩田、北方的淤田等各类水利田以及沿运河地区的官府屯田、营田等，都显著增加。大运河的贯通，直接促使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广泛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相互移植与栽培，显著提高了运河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大运河的航运，又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运河区域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成为全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次，大运河的贯通，开辟了新的交通路线，大大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工商业的发展。运河地区尤其是沿运河两岸的城市中百业俱兴，商业气息浓郁，官私工商业如造船、瓷器、酿造、纺织、编织、造纸、印刷、金属制造等以及其他各种手工业蓬勃兴起。以运河为主干线的水上销售渠道，将各地区的巨额商品输送到各类城镇市场，使南北方的物资空前大交流，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商业销售网络，密切了各区域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城市中如苏州、杭州的某些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和包买商，在中国首先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繁荣，直接导致了运河城市的兴起，从北京沿运河南下，经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到宁波，宛如一串明珠镶嵌在运河两岸。隋唐首都长安、洛阳，北宋首都开封，南宋首都杭州，元明清首都北京，更是运河区域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的中心。通过这条线索，作者透彻分析论述了大运河与全国封建经济的关系。 § 历史背景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小名阿麽，又名杨英。开皇元年（585年）只有十三岁被封为晋王，并做了并州的总管，拱卫京城。（山西太原市）杨坚为了让儿子得到锻炼，日后能当大任。让很有才干的大臣王韶担任杨广的辅臣。炀帝年少好学，善诗文，有集55卷。 杨广在位14年（604年——618年），文武双全，才华横溢，战功卓著。“统一江山”、“修通运河”、“修建东都”、“西巡张掖”、“改革创新”、“三游江都”、“三驾辽东”、可以概括他一生所为。 隋炀帝的功业： 修建畅通国家命脉（修通运河）、（修建东都） 隋文帝杨坚曾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公元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公元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公元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公元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在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他对中国的功绩是不朽的、是很难有人比拟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劳民伤财导致灭国。如此浩大的工程谁修建都不讨好，谁建都会伤国体。有谁敢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还有谁敢做如此大的手笔？大概只有气魄同样浩大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了。 公元608年（大业四年），隋炀帝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公元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隋唐大运河 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因为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尽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扬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中原与西方的各个方面的联系与交往。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游人及车马长达数十百里，这是举世创举。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使张掖的国际贸易市场更加繁荣昌盛，还促进了中原一带贸易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如关中的歧州（今陕西凤翔）、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等。从此，西域的高昌、焉香、龟兹、疏勒、于阗、康国、安国、米国、吐火罗等国家的商贾使者来往于长安、洛阳一带，络绎不绝。隋炀帝还派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从安国带回五色盐。又派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回国时，波斯的使者、商人也随至中原。随后隋朝成为更开放的国度。 即使是隋朝灭亡前夕，各国也还臣服于大隋王朝。还给隋朝进贡送贺礼。“（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隋书》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这是隋炀帝在这次西巡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另一首隋炀帝写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足以显示他的文采。“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录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隋炀帝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炀帝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我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 公元610年（大业六年），隋政府又置伊吾（哈密）郡共五郡。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后套一带）。此外隋朝还把强大的突厥分裂成东突厥与西突厥两部，并在和东突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这也为以后唐太宗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有些现代人看唐朝疆域的看法，隋朝的疆域竟比唐朝大。 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太想建立伟业了。三驾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主要是兵役太重。本身修建大运河就伤民大重，损伤国体。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隋炀帝因过分自信与轻敌，导致第一次征高丽的失败，并陷入战争泥潭。致使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人民也为逃避沉重的负担纷纷起义造反，为大隋王朝的覆灭打下了伏笔。但大隋是有能力平定起义、叛乱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手下李渊的军队后来平定叛乱看出。 § 经历时期 古代陆上运输只有骡马大车和肩扛人挑，运输速度缓慢，运输量又小，费用和消耗却甚大。所以大宗货物都尽量采用水 隋唐大运河路运输。中国天然形成的大江大河大都是从西往东横向流动的。但是在黄河流域历经战乱破坏，而长江流域得到开发以后，中国就逐渐形成了经济文化中心在南方，而政治军事中心在北方的局面。为保证南北两大中心的联系，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城，开辟并维持一条纵贯南北的水路运输干线，对於历代朝廷就变得极其重要，明清两代更在淮安府城专门设立漕运总督和下属庞大的机构，负责漕运事宜。在海运和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以前，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的3/4。 邗沟 东周春秋末年，位於太湖流域的吴王夫差为了与中原的晋国争霸，於前486年修筑邗城(今扬州附近)作为北上据点，并在城下开凿运河到末口（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城北），沟通江、淮，以运输军队和辎重。这条运河被后世称为「邗沟」，长约150千米，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 隋朝的大运河 隋代统一南北以后，陆续开挖了首尾相接的几段运河。 运河上的货船广通渠:从京城长安至潼关东通黄河。长达300余里。可以通航「方舟巨舫」。改建工作由宇文恺主持。以渭水为主要水源，除能满足关中用粮外，还有很大富余。 通济渠:从洛阳附近沟通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迁都洛阳，为了南粮北运和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大业元年（605年），命宇文恺负责营建东京洛阳，每月役丁20万人。同时，又令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通鉴·隋纪四》）。通济渠在黄河南岸，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西起洛阳西面，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穿过洛阳城南，到偃师东南，再循洛水入黄河。东段西起荥阳西北黄河边上的板渚〔zhǔ煮〕，引黄河水进入淮河的支流汴水，经今开封市及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等县，再东南，穿过今安徽宿县、灵壁、泗县，以及江苏的泗洪县，至盱眙〔xū yī虚移〕县注入淮水。两段全长近 2000里。施工时虽然也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为有统一的宽度和深度，因此主要还要依靠人工开凿，工程浩大而艰巨。可是历时很短，从三月动工，到八月就全部完成了。山阳渎: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市），径直向南，到江都（今扬州市）西南接长江。在修建通济渠的同时，徵调淮南民工10多万扩建。大体在邗沟的基础上拓宽、裁直。隋唐大运河 永济渠:在黄河以北。从洛阳对岸的沁河口向北，利用卫河和芦沟（永定河）等自然河道开挖加深，直通涿郡（今北京市境）。大业四年（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於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当年完成。全长1900多里。 疏浚江南河:春秋时的吴国，即以都城吴（苏州）为中心，在太湖平原凿了许多条运河，其中一条向北通向长江，一条向南通向钱塘江，这两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水道，就是最早的江南河。隋炀帝下令作进一步疏浚。《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相传夏禹曾大会诸侯於会稽，秦始皇也曾登此山以望东海。隋炀帝也要到会稽山，效仿夏禹、秦皇的故事。 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隋炀帝把后两者合称御河）、永济渠和江南河等渠道，虽然不是同时开凿而成，但是由於这些渠道都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辐射，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它们的规格又基本一致，都要求可以通航方舟或龙舟，而且互相连接，所以又是一条大运河。这条从长安、洛阳向东南通到余杭、向东北通到涿郡的大运河，是古今中外最长的运河。由於它贯穿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对加强国家的统一，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是很有价值的。 洛阳位於中原大平原的西缘，海拔较高，运河工程充分利用这一东低西高、自然河道自西向东流向的特点，开凿时既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航行时又便於船只顺利通过。特别是这两段运河都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黄河之水，使水源有了保证。这两条如此之长的渠道，能这样好地利用自然条件，证明当时水利科学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开凿这两条最长的渠道，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这样就完成了大运河的全部工程。隋朝的大运河，史称南北大运河。它贯穿河北、河南、江苏和浙江等省。运河水面宽30—70米，长约27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隋唐大运河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在北方，而南方江淮地区的经济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北方城市所需要的物资，特别是粮食，有很大一部分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为要解决粮食北运的问题。大量的物资要从江淮运到长安，甚至运到北方边疆的军事重镇。沿江南运河到京口（今镇江）渡长江，再顺山阳渎北上，进而转入通济渠，逆黄河、渭河向上，最后抵达长安。 在长江以南，完成了江南运河，这是大运河的南段。实际上，江南运河的雏形已经存在，并且早就用於漕运。「漕」是利用水路运送漕米到集中地点的意思。漕运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是利用水道（河道或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中国古代向农户徵收地租和田赋，在很长时期内，采取徵收实物的办法。这些王朝又大都建都在西北和北方的城市，而附近地区所产的粮食，不能满足京城的需要。因此，把其他地区徵收的粮食调运到京城，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漕运在中国历史上形成过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并有相应的一套管理系统。漕运用的船，叫做漕船。漕船载运的粮、米，叫做漕粮、漕米。驾驶漕船的军队和民工，叫做漕军、漕丁和漕夫。许多朝代都设专管漕运的官员。远在秦汉时代，我国史书就已经有了关於漕运的记载，到了隋朝，漕运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元朝的大运河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要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大都。但隋朝的大运河，在海河和淮河中间的一段，是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的。为了避免绕道洛阳，裁弯取直，元朝就修建了济州、会通、通惠等河： 济州河和会通河。从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市）到东南产粮区，大部分地方都有水道可通，只有大都和通州之间、临清和济州之间没有便捷的水道相通，或者原有的河道被堵塞了，或者原来根本没有河道。因此，南北水道贯通的关键就是在这两个区间修建新的人工河道。在临清和济州之间的运河，元朝分两期修建，先开济州河，再开会通河。济州河南起济州（今济宁市）南面的鲁桥镇，北到须城（在今东平县）的安山，长150里。人们利用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以汶水和泗水为水源，修建闸坝，开凿渠道，以通漕运。会通河南起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凿渠向北，经聊城，到临清接卫河，长250里。它同济州河一样，在河上也建立了许多闸坝。这两段运河凿成后，南方的粮船可以经此取道卫河、白河，到达通州。 会通河是元代时为了使大运河南北贯通而修凿的，河上曾建闸三十一座，以调节流量，故名闸河。但因水源不稳定，河道时患浅滩，不胜重载，故元一代漕粮北运仍以海道为主；元末，会通河废弃不用。 柳孜隋唐大运河码头遗址出土瓷器坝河和通惠河。由於旧有的河道通航能力很小，元朝很需要在大都与通州之间修建一条运输能力较大的运河，以便把由海运、河运集中到通州的粮食，转运到大都。於是相继开凿了坝河和通惠河。首先兴建的坝河，西起大都光熙门（今北京东直门北面，当年这里是主要粮仓所在地），向东到通州城北，接温榆河。这条水道长约20多公里，地势西高东低，差距20米左右，河道的比降较大。为了便於保存河水，利於粮船通航，河道上建有七座闸坝，因而这条运河被称为坝河。后来因坝河水源不足，水道不畅，元朝又开凿了通惠河。1292-1293年，负责水利的都水监郭守敬（1231-1316年），从昌平引水源到积水潭集蓄起来，然后经皇城东侧南流，东南去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东至通州接白河。全长82公里。这条新的人工河道，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建成后，从南方来的大批漕船可直达城内积水潭。积水潭成了繁华的码头，「舳舻蔽水」，热闹非常。 元朝开凿运河的几项重大工程完成后，便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京杭大运河利用了隋朝的南北大运河不少河段，如果从北京到杭州走运河水道，前者比后者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目前国外著名的大运河有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这些运河的长度不但都比我国的大运河短得多，而且也都比隋朝开凿南北大运河的时间晚1000多年。 。 明清的大运河 明、清两代，又对大运河中的许多河段进行了改造。京杭大运河分为以下七段: 通惠河 大运河最北的一段，自北京东南至通州，因水源不足，通航不正常。 北运河 通州至天津段，长186公里。利用永定河河道。漕运咽喉河西务，曾盛极一时。 南运河 从天津到至山东临清。全长524公里。利用原有的卫河加以疏通而成。水流自南而北，至天津汇入海河，流进渤海。 鲁运河 即会通河，北起临清，南至台儿庄，贯穿山东省西部，长约380公里。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疏通。宋礼修筑戴村坝，遏汶水济运。从此大运河南北畅通。在济宁设有东河总督，负责山东河南两省河道。1855年黄河北徙，鲁运河被冲毁淤塞，航运遂告中断。 中运河 自台儿庄向南至清江浦(淮安)黄淮运三水交汇处，长186公里。中运河原为发源於山东的泗水下游故河道，后为黄河所夺，又为南北漕运所经，成为大运河的一部分。 里运河 自清江浦至瓜洲古渡入长江，长170余公里。这是大运河最早修凿的河段。有些河段水面高出地面四至五米。明、清两代，在京杭大运河的枢纽部位(运河与黄河故道交汇处)淮安府城中心专门设立漕运总督和下属庞大的机构，负责漕运事宜。在城西30里外南船北马的水陆要冲清江浦设有南河总督，负责江苏安徽两省河道。来自徽州和山西富甲天下的两淮盐商，聚居在扬州以及淮安河下，竞相建造精巧雅致的私家园林。 江南运河 自镇江至杭州330公里。贯通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江南运河流经太湖流域水网地带，沿线有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东南重镇，特别是拥有繁华富庶居全国之首，号称「天堂」的两个城市——苏州和杭州。江南运河河面窄而航船多，终日熙熙攘攘，运输繁忙。所经城镇，两岸人家尽枕河，座座石桥跨水上，富有江南水乡特色。 明、清两代，大运河的运输量远远超过元代。直到近代海运和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以前，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的3/4。 明、清两代，大运河沿线也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城市，在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所有的繁华几乎都集中在运河沿线:扬州，淮安-清江浦，济宁和临清。后来居上的天津，曾以"小扬州"自豪。 近代的衰落 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决胜的一战，就是夺取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 隋唐大运河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漕运被迫中断。战争极其惨烈，期间沿线主要城市都遭受重创，部分甚至全部焚毁。 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 1904年，漕运总督也被撤废。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现代 2002年12月27日，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通过它长江下游的水可以被输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 § 现今研究 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此次发掘的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期开挖的真正的隋唐大运河流经宿州境内的一小段遗址，位于宿州市西关商业步行街建设工地。为了完整科学地解剖古运河在宿州境内的结构，考古人员在发掘地点选择遗迹较多的地段作了一个横段面，经发掘得知，该段古运河河口宽32．65米，河底宽近20米，深5米，河口南高北低，南端高出北端近1米；随后在河道内发掘出许多珍贵的文物，从河道的堆积情况看，基本上反映了河道开凿、使用和废弃的年代，同时首次掌握了运河河床剖面的一手资料，弄清了运河宽度及河床基本结构，基本掌握了运河开凿技术、疏浚和使用等信息。名窑瓷再现当年繁华 介绍，此次隋唐大运河宿州段首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种类多、数量大，囊括了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琉璃器、玉器和动物骨骼等，包括碗、盏盘等生活用具；健身球、围棋等文娱用具；钗、粉盒、水晶坠等装饰用具和医类用具、瓷制玩用品，具有较高的考古研究价值。其中瓷器占出土文物总数85％左右。经过初步整理，这些瓷器归属窑口，有淮南寿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建窑、湖南岳州窑、河南巩县窑、钧窑、陕西耀州窑、河北邢窑、定窑、 隋唐大运河瓷州窑等二十多个名窑。其涉及窑口之众多，数量之大，器类之丰，实属罕见。尤其是北宋磁州窑的珍珠地花卉白釉钵，北宋定窑花口瓜棱腹小底青白瓷瓶，唐代巩县窑的绞胎枕、三彩枕、陶塑说唱俑等造型典雅、工艺精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中还出土了许多唐宋时期的瓷塑人物、动物、玩具，都别具一格，耐人玩味。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个唐代的“捶丸”引起了有关考古专家的注意，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安徽站副站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李广宁说，“这就是最古老的高尔夫球，早在唐代我们的祖先就是用木制工具打球，就像现在的高尔夫球”。考古发掘意义重大 专家介绍，此次发掘隋唐大运河遗址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99年隋唐大运河濉溪段首次考古发掘，并成为当年“国内十大考古发现”。此次唐宋时期的20多个窑口瓷器在我省运河遗址大规模集中出土，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在当时制瓷业十分发达，不仅产量大、品类多，且质量高、制瓷工艺技术多样。在发掘的600平方米河床内就出土数以百万计瓷片，也充分说明了隋唐大运河的重要地位，它不仅为隋、唐、宋各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奠定基础，且直接左右隋、唐、宋三代商贸活动，及官方和民间商品的交流、运输；通过这次发掘，反映出隋唐大运河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是当时隋、唐、宋各时代的缩影，对研究中国漕运史、商贸史、陶瓷史以及隋、唐、宋的兴衰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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