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陈少游 |
| 释义 | 唐代大历年间（766—779年）和贞元年间（785—805年），属于安史战乱及藩镇动乱之后，稍稍平定的时期。但是由于经济基础削弱，统治集团不稳固，因而刑政失措，制度废弛。尤其是唐德宗喜聚敛、广积货，政风随之腐化，利禄之徒奔竞于各种官场，刻下奉上，又挟私渔利，出现了一大批趋势逐利的官员，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人民头上，对人民狼吞虎噬，其中那些直接临民的地方官更为人民所深恶痛绝。陈少游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先后暴发于东南地区，由州县官位至藩帅，坐霸一方，采取各种手段，贪婪地吮吸民脂民膏，朝廷诏拜他为宰相，也不为之动心。其贪欲过甚，野心膨胀，发展到割据自立。终因逆潮流而动，导致事败名裂身亡财没有的可悲下场。（一）行贿求迁 陈少游，博州博平（今山东博平县）人。祖父陈俨，为唐安西副都护；父陈庆，曾任右武卫兵曹参军。陈少游自幼聪明，口齿伶俐。攻读《庄子》、《列子》、《老子》等书，曾于唐玄宗时期，入崇玄馆读书，被馆内众儒生推为“讲经”，专门在馆内定期举办的讲筵上讲经答难。同列当中有人暗自准备了许多疑难问题，等“升坐日，相问难”。及“升坐”那天，陈少游“音韵清辩”，对答如流，出言皆引经据典，“问穷而对有余”，满座叹服。当朝大学士陈希烈对他十分赏识。又因为二人同姓，“遇之甚厚”。后来科举考试，“擢第”，补为渝州南平县（今四川巴县）县令。陈少游由此步入仕途，在南平县令任上，他读书时期的聪明才智转为治政有方，精明能干，颇为时人称颂。但是，不久，陈少游在地主阶级的官场上，就混入贪官污吏的行列，与之同流合污，他的精明能干转化为“长于权变”。他玩弄权术，贪污纳赃，“厚敛财货，交结权倖，以是频获迁摆”。唐肃宗至德中（756—758年），累迁大理司直、监察殿侍御史、节度判官。宝应元年（762年），人为金部员外郎。不久，改授侍御史，回纥粮料使、检校职方员外郎，第二年，仆固怀恩奏任为河北副元帅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后来，又历迁为晋州（今山西临汾）刺史和郑州（今属河南）刺史。未隔多久，泽潞（今山西阳城、长治县一带）节度使李抱玉上表，请任陈少游为节度副使，陈少游受任并负责担任陈（河南淮阳）、郑二州留守。陈少游做官时间不长，任职流动了很多地方，每改任一职，都千方百计巧取厚敛，然后从搜刮来钱财中抽出一部分，用以交结权贵，因而得以迁官。他的为官特征就是六个字：敛财、行贿、迁官。如此循环，官越做越大，钱财越贪越多。 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陈少游被任为桂州（今属广西）刺史、桂管观察使。官职虽然不低，但是桂州地处边远地区，陈少游“不乐远去，规徙近镇”，希望能重新改换一个官职。于是陈少游妙用故伎，继续以行贿的方式，以求改迁。 狡黠的陈少游看到当时朝中宦官董秀得宠贵倖，掌管枢密要事，便设法去交结董秀。陈少游访知董秀的住处，便在董秀住宅附近投宿，等候董秀办完事下朝回家，于傍晚时候谒见董秀。陈少游见到董秀，故作亲切而恭谨地询问董秀的生活情况，称董秀为“七郎（排行第七）”，用鄙语谄谓董秀说：“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月所费复几何？”董秀谢道：“久吞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余贯。”陈少游见董秀家庭负担很重，便趁机说道：“据此之费，俸钱不足支数日，其余常须数求外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亿者，但留心庇覆之，因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每岁请献钱五万贯。今见（现金）有大半，即请受纳。余到官续送。”陈少游的俸禄远低于董秀，随口即答应每年供钱五万贯，相当于董秀的年收入五倍，而且立即可以交付现金一半。如果不是贪污纳赃，哪有这么多钱财？董秀连想也不敢想，听陈少游一说，大大超过自己本来的愿望，十分欢喜，因此和陈少游厚相交结。陈少游立即流着眼泪说：“岭南瘴疠，恐不得生还见颜色。故我这次到岭南，真担心回不来了。”董秀一听，即会意，表示愿意想法调换，说：“公美才，不当远出，请少待。”陈少游满心欢喜。又恐董秀力量不足，回家后又暗中交给朝中权相元载，携带金帛十万贯，纳于元载之子元仲武，同时答应每年向元载“馈赠金帛十万贯”。这样，元载和董秀内外配合，不数日，陈少游即改拜宣州（今安徽宣州）刺史和宣、歙（She，音涉）、池都团练观察使。唐代宗大历五年，陈少游又迁升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道节度观察使，加银青光禄大夫，封爵为颖川县开国子。陈少游每到一处，都“悉心绥缉”，安抚当地，然后玩弄权术，“任数为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职”，下级官吏都用心为他办事，他同时又利用权势，拚命搜刮，以饱私囊。 当时，宣州（安徽宣城）、越州（浙江绍兴）、扬州皆是东南地区富饶之处，也是全国有名富饶之州。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藩镇裂地为兵，对中央的号令阳奉阴违，爱理不理，中央唯有依靠江淮、江南广大地区，其中东南八道：宣歙、福建、浙东、浙西、淮南、江西、湖南、江东则是国家财赋的主要支柱。陈少游在董秀和元载的庇护下，一直任职在这一地带，“十余年间，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厚处也。”陈少游占据这一方宝地，“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除了每年遵守“协定”，向董秀和元载分别馈遗“五万贯”和“十万贯”外，又“多赂遗权贵”，广泛交通货赂，所到之处，以贿开路，以钱说话，借以固宠保位。时间长了，反倒看不起那些清廉自守之士，“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他贪婪地吞噬民脂民膏，十年之间一变而为腰缠“巨亿”的一方财神了。（二）狼子野心 陈少游在东南地区捞足了油水，其贪欲并未遏止，相反地他又开始追求升大官发大财的新循环。私欲不断膨胀，其狼子野心也不断暴露。 他的触角进一步向后宫伸进，向皇帝身边试探。除了大肆贿赂宦官董秀以外，他“又多纳赂于用事中官骆奉先、刘清潭、吴承倩等，由是美声达于中禁”，不断地传进皇帝耳中。陈少游通过内官宦官的耳目了解到宰相元载渐渐被皇帝猜疑，于是陈少游即疏远元载。元载的儿子元伯和贬官到扬州，陈少游这时正好也在扬州，却乘机玩弄两面派手法，“阳善”元伯和，“外与之交结，而阴使人伺其过失，密以上闻。”唐代宗收到陈少游的密疏，认为他有忠心，“待之益厚”。 唐德宗即位，建中初年（780年），朝廷经费不充，财政十分困难。陈少游通过宦官，刺知这一情报以后，乘机献媚取宠，上疏奏请在他辖治的淮南“本道税钱千增二百，盐斗加百钱”。本来，安史之乱以后，江淮以南租税就十分沉重，元载曾不顾人民的死活，一次累征安史之乱时期因失控漏征的八年租税，江南比屋嗟叹，怨声冲天。现在又按百分之二十的比率加税，食盐价格激剧上涨，广大百姓更加深了困苦。陈少游自身贪赃纳私不算，还穷凶极恶地为统治者进献刮骨吸髓的新税制、新盐法，充分暴露了其贪官只顾自己升官发财的狠毒嘴脸。朝廷接到陈少游的奏疏，果然十分欣赏。度支部门根据陈少游的提议，又奏请唐德宗批准，按照陈少游提出的增税和盐价，推行全国，“请诸道并增。”淄青节度使李纳“拒命”，举兵反抗，陈少游出师进讨，收复徐（今江苏徐州）、海（今江苏连云港市）等州，然后又领兵退屯肝胎（今安徽泅县东）。由此，陈少游更加获得唐德宗的信赖，加检校尚书左仆射，赐实封三百户。建中三年加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朝中宰相关播、卢杞都是陈少游的故交，陈少游又善与他们交结，因而官秩激骤提升。但是陈少游是一个有奶就是娘的官，不断趋势逐利，一旦无利可图，即使是皇帝老子，他也不买帐。 唐德宗建中四年，藩镇叛乱愈演愈烈，以至发生“径原兵变”，唐德宗被迫出幸奉天（今西安乾县）。这时，度支的下属官吏汴东西都使包佶正在扬州，手中掌握东南地区新征集的赋税钱帛约八百万贯。有人向陈少游透露了这一经济情报，陈少游利令智昏，政治短视，认为“贼据京师，未及收复，遂协取其财物”。陈少游先派判官崔颈（ping，音乒）去见包佶，强索赋税文簿，并提出借贷二百万贯钱物以助军费。包佶不同意，回答说：“所用财帛，须承敕命。”言下之意，没有皇上的命令，谁也不准擅动库财。崔颈勃然大怒，要胁包佶说：“君善，得为刘长卿，不尔，为崔众矣！”刘长卿原任租庸转运使，和包佶一样，掌管赋税征调转运，被藩将吴仲儒所回。崔众在转输财物供军时，刻薄克扣，结果为李光弼所杀。包佶大惧，不敢继续坚持，又去直接面见陈少游，欲当面说明道理并加劝阻，但陈少游不予理睬，“于是财用悉为少游所掠”。包佶害怕生命危险，逃跑到白沙（今江苏扬州东），等陈少游派人追赶时，包佶已过江逃遁，其妻子躲藏在案读之中，免于受难。包佶所领专门守御财货的三千兵士，也被陈少游全数夺为己有。陈少游由此狼吞了一笔八百万贯的丰厚财货。 包佶在逃命途中，写好奏表，具言陈少游掠财越货之事，用蜡丸封藏，托人兼程奔赴唐德宗的行在，上奏唐德宗。当时，唐德宗正处在流亡之中，“祸难煽结”，难以控制，为了稳住陈少游，唐德宗故意发话，说；“少游国守臣，取（包）佶之财，防它盗耳，庸何伤！”陈少游得到这一消息，“果自安不疑”，以为得计，继续在东南一带成福肆行，劫人财货，横征暴敛，以充厚其永远填不满的兽欲巨壑。（三）由贪致败 唐德宗建中四年，唐政府与地方藩镇军阀的战争推向空前的高潮。淄青镇的镇将李纳和淮西镇的镇将李希烈联合起来，向东南运河进逼，迫使唐政府漕运改道。这一年十月，朱泚据长安称帝，十二月，李希烈攻陷汴州（今开封市）自立为帝。唐政府失去了对运河的控制权，漕运中断，物资供应陷入绝途，唐政府又流徙在外，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陈少游面对形势的急骤变化，他手握重兵，占据东南财赋的重要出口——扬州大门，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制止战乱和平息战祸，而是忧患于自己的前途安危和财产得失，由贪赃发展到贪生怕死，当李希烈“声言欲袭江淮，少游惧”，断然采取了背叛唐政府的态度。陈少游派遣自??希烈，表示投降，并说明寿、舒（治今安徽安庆市）、庐（治今合肥市）、濠（治今安徽蚌埠市）四州，已经收戈卷甲，听候调遣。陈少游又派遣另一巡官赵诜（shen，音身）携带财货，奔赴郓州（今山东郓城），厚结李纳。李希烈既自立为帝，接到陈少游归顺的降表以后，立即以皇帝的身份下赦受降，并委任陈少游任原职。 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唐政府大将李晟收复京城长安，十一月，刘洽击退李希烈收复汴州。镇海军节度使（今江苏镇江）韩滉武装护送大批漕运物资入京，唐政府渡过了一段险风恶浪，局势又逐渐缓和下来。这时，善观风向、看风驶舵的陈少游又首鼠两端，听说韩滉输“贡米”入京，自己又厚敛百姓，“亦贡米二十万斛”送至京城，助王师平定叛乱，以图争宠保位。正在这时，包佶入朝，亲自向唐德宗面奏陈少游强夺财赋事状。狡猾的陈少游还上表抵赖说：所取包佶的财货，皆是供军急用，为当时平定战乱急需，现在愿意如数偿还。 当时，东南地区经过藩镇战争，数次骚扰，已经处于“州府残破”，经济凋敝的状态，地方财政根本无力偿还“八百万贯”的钱帛物资。但是，陈少游为了保官、保位、保禄及保住自己巧取豪夺来的巨亿资产，“乃与腹心孔目官等设法重税管内百姓以供之。”企图在辖境之内重税厚敛来偿还这笔被他吞噬的巨财。陈少游再次不顾人民死活，把负担转嫁给人民，“民皆苦之”，无不对他深恶痛绝。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任何玩弄权术的人都不可能永久得逞，陈少游以重税厚敛搜括百姓的办法弥补了掠夺包佶财货的亏损，新的问题又暴露出来，有人把他背叛朝廷、投降叛将李希烈、李纳的事揭发出来，并把缴获的证据送到朝廷。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李希烈兵败，汴京被收复后李希烈称帝的伪《起居注》中记载了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的条款。铁证如山，陈少游无法抵赖，又急又怕，“惭惶发疾，数日而卒”，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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