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恰克图协约》 |
| 释义 | § 背景 中方代表陈录(前排右二)在恰克图会议上与俄方及蒙方代表合影 1912年11月起，在沙俄政府的压力和日、法、英、德等国的“调停”下，中俄两国开始就蒙古问题举行谈判。由于沙俄政府态度蛮横，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谈判曾一度中断。 1913年9月，中俄两国在北京就蒙古问题重开谈判，于11月5日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在《声明》中，袁世凯卖国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声明不干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驻军、移民和派置文武官员。 在中俄互换的照会中，还规定以后“凡关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允许和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俄国则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有名无实的宗主权。 § 过程 根据《中俄声明文件》，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图举行了中俄蒙谈判。在会议上，俄国代表名为“调停”，实则对中国北京政府代表进行刁难要挟。 经过九个多月谈判，于1915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亦称《恰克图协约》）。该协约实际上是《中俄声明文件》的进一步具体化，规定了中国在外蒙古行使宗主权的一些表面性条款，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共戴”年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采用民国年历。北京政府则承认沙俄在外蒙古取得的各种特权，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殖民统治。 § 内容 外蒙承认中俄声明文件及另件，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中俄承认外蒙自治，不在外蒙驻军及办理殖民； 外蒙仍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公文使用民国年历，兼用蒙古干支纪年； 外蒙有权办理一切内政及与各国订立工商条约，但无权订立政治与土地关系的国际条约； 中国商民运货入外蒙不纳关税，但须按当地规定交纳各项货捐； 中蒙、中俄人民间发生诉讼，由中蒙、中俄双方会同审理； 《俄蒙通商章程》继续有效。 《恰克图协约》在形式上取消了外蒙的“独立”，代之以“自治”，但外蒙仍有权与外国缔结有关工商条约，俄蒙商约依然有效。 § 后果 《恰克图协约》签定当天，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一仍其旧，赦免所有参加库伦独立之人。 1915年6月9日，库伦活佛致电北京政府取消“独立”及国号年号，北京政府于库伦设办事大员公署，任命都护使，于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佐理专员公署，任命佐理员。中国对外蒙恢复了名义上的治权，喧嚣一时的外蒙问题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沙俄在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还派军队开入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强行霸占了我国十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915年恰克图会议时，北京政府代表提出了唐努乌梁海问题，沙俄代表竟拒绝讨论。沙俄侵占唐努乌梁海地区，历届中国政府均未予承认，亦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在《中俄蒙协约》签订后，沙俄侵吞内蒙古的野心仍然不死，不断指使外蒙叛军进行武装骚扰。沙俄政府利用中国北京政府与它互换照会时所发表的对于叛逃外蒙参与库伦“独立”的内蒙人员，允许他们返回内蒙原籍，不予治罪的声明，于1915年冬派遣巴布扎布率领叛匪数千人，以返旗名义窜入内蒙，大肆骚扰抢掠。当北京政府令其解散匪众，停止骚扰时，巴布扎布竟进行武力抗拒。北京政府遂令多伦、林西一带驻军进行围剿。在政府军的沉重打击下，巴布扎布于同年11月中旬率匪众逃到外蒙境内的游格吉庙。多伦镇守使萧良臣率部跟踪追击，于11月16日进占堪布庙（距游格吉庙百余公里），侦知巴布扎布准备进行反击。[1] § 终结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外蒙傀儡集团失去了靠山。在这种形势下，外蒙古“自治”政府的王公大臣，于1919年11月联合上书民国政府，“情愿取消自治”，宣布与沙俄所订的条约、协定“概无效力”。1920年1月，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亦要求撤销“特别区域”，废除与沙俄政府订立的“协定”与各种“合同”。沙俄妄图侵占我国蒙古地区的阴谋终以失败而告终。[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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