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金陵刻经处 |
| 释义 | § 基本概况 金陵刻经处中国近现代编校、刻印、流通佛典的佛教文化机构。清同治五年(1866)，佛教学者杨文会创办于南京。 杨文会认为弘扬佛法，必须流通经典。于是通过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中国自唐末五代以来久已散佚的各宗重要典籍 300余种，如《中论疏》、《百论疏》、《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等，均经刻印流通。失传已久的北魏昙鸾著《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也从南条文雄处取得，改名《往生论注》加以刻印，后收入《汇刻古逸净土十书》中。杨文会认为日本出版的《卐续藏经》，以博采为旨,忽视甄别工作，乃立志组织编刻《大藏辑要》，选佛典460部，3300余卷,进行严格的校订。同时编定经目，将藏经内容分为华严、方等、净土、法相、般若、法华、涅槃以及传记、纂集、弘护、旁通、导俗等21部,各部列举代表著作数部。1911年杨文会逝世前，嘱咐刻经处事业由其弟子欧阳竟无、陈樨庵、陈宜甫 3人分别负责编校、流通、交际等工作。1914年，欧阳竟无在刻经处成立研究部，聚众讲习，兼事刻经。从学者有姚柏年、吕澂等人。 金陵刻经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佛教界人士圆瑛、应慈、赵朴初、方子藩等25人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逐步恢复了刻经流通业务。此后，又陆续将原江北刻经处、支那内学院、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三时学会等单位的经版共 5万余片，全部汇集到金陵刻经处。1957年起,金陵刻经处确定隶属于中国佛教协会，业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收藏的经版最多时达15万余片，并继续刻印佛教典籍，发行国内外。 在金陵刻经处创立以前，先有江苏江都郑学川在扬州创办江北刻经处(后改名法藏寺)，专事劝募刻经。金陵刻经处创立后，两处分工合作，曾商定筹刻全藏佛典。此后，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宁波、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类似刻经机构。 § 创建历程 金陵刻经处金陵刻经处在南京闹市区淮海路与延龄巷交界处，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35号。始建于同治五年(1866年)，1982年被列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金陵刻经处是晚清著名学者杨仁山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杨仁山，名文会，祖籍安徽石埭(今石台县)。他自幼颖悟，淡泊功名，早年立志习孔、孟、老、庄诸子之业，并学天文、舆地、历算、音韵等。他还精通多国语言，早年曾以参赞身份，随外交家曾纪泽出使欧洲各国。因此在他的身上，既体现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底，也洋溢着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精神。晚清著名学者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都同他有密切的交往。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的《仁学》，就是在杨仁山南京的寓所里写成的。 杨仁山27岁那年，因感染时疫，始真正接触佛法。此前曾有一老尼授他一册《金刚经》，但怀归展读，卒难获解。病愈后，他检读《大乘起信论》，爱不释手，竟连读五遍，遂窥得其奥旨，并对佛教产生信仰，从此广求佛经，研究佛学，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治五年(1866年)，杨仁山移居南京，参与咸丰兵火后的城市建设工作。当时江南久历兵燹，加之太平天国的狭隘宗教政策，使佛教典籍损毁殆尽．甚至连最普通的《无量寿经》和《十六观经》也难以觅得。这使他深感只有佛典广为流通，方能弘扬佛法，普济众生，遂与志同道合者十余人募捐集资，创办了金陵经书处(即金陵刻经处前身)，经营刻经事业。 刻经处草创时期，设写手1人，刻手7人，主僧1人，香火2人。发起人中，以曾创扬州砖桥“江北刻经处”的江都郑学川赞助最力，而杨仁山“乃就金陵差次，擘画刻经。日则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佛经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往往至漏尽就寝”。金陵刻经处初设于北极阁，继迁至杨仁山位于常府街的家中，后又转迁至花牌楼(今太平路)一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仁山又把在延龄巷的住宅60多间并宅基地6亩多无偿捐给刻经处，作为永久刻印经像、收藏经版、流通佛经的庄严场所，为弘扬佛法、推动佛教事业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金陵刻经处正式成立后，杨仁山对各类佛教典籍更是热心搜求，并先后从日本和朝鲜等国寻回了《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三昧章》等约300种国内早已散佚的隋唐佛教著述，加以刻印流布，使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教义复明，俾便后人研讨。在杨仁山的精心策划下，金陵刻经处还先后刊刻了《大藏辑要》，选佛典465种，计3300卷，另印刷佛像10万余张。鲁迅先生在为其母祝寿时也曾在这里捐资刻印过《百喻经》。 出于弘扬佛法的考虑，杨仁山还为金陵刻经处规定了“三不刻”例，即：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他曾说：“鄙人志愿，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致贻误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这固然是杨仁山立身做人的正直与研究学问严谨的体现，也是金陵刻经处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由于金陵刻经处刊印流通的经书有不少是中国古代失传的佛典，加之刻版采用了经文与注疏会合的方式，且划分段落，添加句读，并经严格校勘，各方信士皆誉其为“最精善之佛典版本”，与别处寺院直接从《明藏》、《龙藏》翻刻者相比，真有霄壤之别。 此外，佛像版雕工精湛也是金陵刻经处的一大特点。金陵刻经处现藏的《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慈悲观音像》、《灵山法会》等18种佛像雕版。均是杨仁山于同治、光绪年间参照《造像量度经》等资料，延请南京著名刻工潘文法、甘国有、姜文卿精心刻制完成的。尤其是由群像构成的《灵山法会》，人物形象多达97人，画面几无虚隙，但却层次分明，章法严整，人物神情各不相同。艺术价值甚高，堪称我国佛像版之绝品。 杨仁山逝世后归葬于刻经处的庭院中，并建塔纪念。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时，金陵刻经处之经版、房舍损毁殊甚。1952年上海佛教协会成立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赵朴初任主任委员，推徐平轩主持恢复工作。同年吕徵结束四川江津支那内学院来南京，把内学院收藏的佛教文物、资料、经版等一并交刻经处。并首次刻补齐全印行《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共76种，1347卷。1973年周恩来总理下达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的指示。1980年刻经处得到完全恢复。1981年恢复刻印流通业务，深受国内外佛教界的赞赏。 金陵刻经处本为杨仁山自建私宅。占地面积11667平方米，房屋132间，有砖刻“金陵刻经处”门额，主要建筑有深柳堂、祗洹精舍、经版楼、杨仁山居士墓塔等。 深柳堂，坐北朝南，硬山顶，砖木结构，小瓦屋面，进深9檩8米，高6米。堂正中悬杨仁山画像和赵朴初题写的“深柳堂”匾额。 经版处，原为平房，现已改建为两层楼房。门上悬赵朴初题匾额，内藏经版125318片。 墓塔，建于1928年，为六角形喇嘛塔，高8.88米，上刻“杨仁山居士之塔”。塔置于花窗围墙的塔院之中。塔院占地面积165平方米。 § 杨仁山 杨仁山一、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的创立 杨仁山，名文会，生于1837年，安徽石埭人。十岁受读，十四岁能文，聪明颖悟，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颐，韫之于心。”大约二十七岁左右接触佛学，最先读《金刚经》，后又读《大乘起信论》。1864年病中再度研读《大乘起信论》，深明大义，于佛法起大信心。于是常常去书肆寻觅佛典，有一次偶获《楞严经》，专志阅读，直至日暮肆主催归才恍然醒悟。自此，杨仁山专心研究佛学，广求佛经，研习佛法。 1865年(清同治四年)，杨仁山初至金陵。当时社会因多年的战事之故，在江南一带，经典文物损毁殆尽。杨仁山至南京负责战事之后的江宁建造工程，结识了王梅叔、郑学川、魏刚己、曹镜初等学佛同道，于公务繁忙之余，研讨佛学。鉴于当时佛典难求的情况，杨仁山感叹：“末法有七千余年，初分时经论不昌，何能延此长久!”与同道互相讨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遂与同道数十人，筹划刻经事业，分任劝募，发心重刻藏经。其时杨仁山白天负责工程事务，晚上便潜心研究佛学、校勘经典，并诵经念佛。 当时刻出的第一部经典是邵阳魏默深(魏源)所辑的《净土四经》，杨仁山亲为之作跋，记述“广募信施、重锓梨枣”的原委，并盛赞净土法门的殊胜。这篇跋文写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的腊月初八佛成道日。后人便将这一年定为金陵刻经处创办之始。 金陵刻经处的创立，是近代中国佛教的大事。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金陵刻经处有开启之功。金陵刻经处草创之始，虽以刻经流通为要务，貌似后来各地之佛学书局，究其实质，刻经处有别于一般出版机构。李安居士在《对金陵刻经处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金陵刻经处是一家“讲学以刻经的佛教文化机构”，“不是单纯的经坊，同时是佛学研究的学术场所。”讲学与刻经，是金陵刻经处的两大佛教文化事业，讲学与刻经的基础乃在佛学的研究。 金陵刻经处的刻经，为近代佛教提供了大量佛典，不仅满足了佛教信众的普遍需求，也启发了研究佛学的风气、促进了佛教义学的振兴；金陵刻经处的讲学，不仅为近代佛教事业培养了许多卓越人才，推进了近代佛教教育事业，更开一代居士佛学之新风，对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复兴贡献甚大。以佛学研究为基础，以印经与讲学为事业，遂为金陵刻经处百余年来的优良传统。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亲来金陵刻经处，特嘱咐金陵刻经处要承先启后，“讲学刻经事业日进日新”。 二、金陵刻经处的刻经 金陵刻经处创办当时，国内佛典非常难得。其时国内流传的藏经主要有明代的《北藏》、《南藏》、明末的《径山藏》和清代的《龙藏》，其中《北藏》、《龙藏》主要是朝庭赐藏，而为寺院典藏用的，普通寺院尚难拥有，一般人更难一见。《南藏》之板片大多于明万历年间朽坏，《径山藏》之板片也大多毁于兵燹。民间私刻佛经，经清代中叶的战乱，已经很少，经板几乎全毁。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1866年首刊之《净土四经》“跋”中曾写道： “兵燹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于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迄不可得。适来金陵，获见此本于王君梅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 当时经书难求之状，由此可见一斑。常用经典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尚如此难觅，何况其它佛典。在这种情况下，刻印流通经典，实为当务之急。 金陵刻经处创立后，刻印了大量佛典，与以前各种藏经不同，杨仁山居士出于利益众生的愿望，希望能为广大信众提供易于购得、方便携带的佛经，所以采用方册本(书本式)刻印流通，让一般读者都能得到。在杨仁山居士主持金陵刻经处四十多年中，印行经典达百余万卷，佛像达十余万张，为当时的佛教界和知识界提供了大量的佛典，起到了极好的弘法效果，这也是杨仁山居士创立金陵刻经处的一个重要目的： “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 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经书在近代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金陵刻经处对所刻经书，选择极严，内容纯正；二是刻印经书的质量很高，校勘严谨，刻工精致。 金陵刻经处创办之初即有“公议条例”，对所刻佛经有一基本的原则，这在杨仁山居士婉拒一居士希望刊印《高王观音经》的信中表达： “敝处创办之始，公议条例，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对于这条原则，杨仁山居士把握极严。他虽然与日本真宗学者南条文雄交谊很深，但当他发现真宗教义有违佛经原义时，也不留情面，拒绝了金陵本愿寺希望在金陵刻经处刻印《选择本愿念佛集》的要求，并在与南条文雄书信中直言坦陈，“觉其中违经之语甚多”，并“将真宗教旨详览一遍，逐细批评”，托人交南条文雄，在第二番书信中并说明：“既为释迦遗教弟子，不得不尔也。”杨仁山居士的做法，并非出于门户之见，而是站在佛教“依法不依人”的立场上。对于本国高僧的著作，如《大乘止观》中引文的错误等，杨仁山居士也有错必纠，并不为之回护。 金陵刻经处的印经，除了在法义上审慎辨析、严格选择，在版本上也很严格，在决定刻印一部书之前，对该书的版本先有一番研究，选择善本而刻之。如《释迦谱》虽在坊间有多种流通本，杨仁山则选择较好的明版藏经而刻。并且，在版式及内容校勘上也极为精审，“古本书籍，改定行款，校正讹误，甚费心力”，因此，金陵刻经处所印经书，与一般翻刻佛经之粗糙、校勘不精、句逗段落错乱较多大不一样，从内容到形式均非常精审，校勘严谨，刻工也很精致，是佛经中的善本。杨仁山居士晚年曾自述： “鄙人志愿，亟愿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至贻误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 因此之故，金陵刻经处本或“金陵本”佛经，在近代享有极高的声誉。 金陵刻经处的印经，对清末民初佛教经论的流通贡献极大，实际上推动了当时学佛研佛的风气，为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1878年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在伦敦博物馆中见到一些在国内久已失传的中国古本佛经，深为感慨。后来，他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购回许多国内久已散佚的隋唐古德著作，还有日本、朝鲜的一些佛教著述，多达二百八十种，一千余册。其中包括《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策略》等许多珍贵典籍。杨仁山得到这些典籍后，精心挑选，择其善者雕版印刷，流通于世。这对近代佛教各宗教义研讨有路、义学重兴是极有价值的。 三、金陵刻经处的讲学 金陵刻经处对近代佛教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的另一事业即是佛教的讲学。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具有振兴佛教的理念，印经以普济众生，讲学以培育人才。1899年，杨仁山在一次演讲时说： “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乃创议数年，无应之者!或时节因缘未至耶?请以观诸异日。” 杨仁山早有开设佛教学堂、兴办讲学事业的构想，认为这是振兴佛教的关键，但当时同见同行者甚少，所以杨仁山颇为感慨。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佛教已非常衰败。杨仁山认为“佛法传至今时，衰之甚矣!”民国初年太虚法师曾慨叹清初的佛教“衰也始真哀矣”，至清末已“衰而濒于亡矣”，佛教已至消亡的边缘。佛教的式微，固有种种外部的社会历史的原因，如清政府佛教政策的不当、清代中叶战事频仍对佛教的破坏等，关键原因还在佛教自身。杨仁山指出： “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 原因在于：“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 当时国内的佛教，虽然规模仍存(康熙时全国僧尼仍有十一万八千余名，然而人才凋零，徒有空壳，已经丧失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和活力，一般寺院成了社会上无依无靠者的谋生庇护处。杨仁山对当时佛教界的判断是：“方今梵刹林立，钟磬相闻，岂非遗教乎?曰：相则是也，法则未也。” 正是面对这样的现状，杨仁山非常重视佛教教育，培育人才，认为这是振兴佛教的关键： “诸方名刹，向无学堂造就人才，所以日趋于下也。” 1908年，杨仁山于金陵刻经处内创办“祗洹精舍”，正式开始讲学，并亲任讲席，培育佛教人才。当时就学者以出家僧为主，其中有太虚、仁山、开悟、智光等僧青年，居士中有邱虚明、谢无量等，欧阳渐、梅光羲已从杨仁山居士学佛，当时是否是祗洹精舍学生不能确定，但深受祗洹精舍讲学的影响应无疑问。当时的英文教师和梵文教师是苏曼殊。本来佛学讲席拟请法师担任，一时未得，仁山居士亲任讲席，讲授《楞严经》。次年还迎请天台宗高僧谛闲法师任监学讲《天台教观》。 祗洹精舍因经费不敷，只办了两年，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在祗洹精舍之前，尚有日人水野梅晓于长沙、释文希于扬州天宁寺设办僧学堂，但其办学主要是“庙产兴学”压力下的举措，有保护寺产的考虑。祗洹精舍则是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由在家居士创办的僧学堂，创办目的纯为培育佛教人才，且眼光远大，其志不仅在振兴中国佛教，且有在世界范围内振兴佛教的考虑。印顺法师认为：“为佛教人才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 祗洹精舍的教学质量极高，非如普通僧学堂，实际乃近代高等僧教育的开始。祗洹精舍培养的一批人才，许多成为近代佛教史上的杰出人物。太虚法师评介：“祗洹精舍虽然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认为祗洹精舍为时虽短： “却为中国佛教种下革新的种子，无论于佛学的发扬，或教育施设，以及世界佛化推进，无不导源于此。”祗洹精舍于1909年秋停办。不久，1910年，杨仁山又于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会”，有将刻经处的佛学研究和讲学事业继续下去、后继有人的考虑，参与者有许多是当时的学界名流，公推杨仁山为会长，每七日讲经一次。当时杨仁山已年逾七旬，仍弘法情殷，讲学不辍，直至1911年去世。 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的讲学，不仅为佛教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还具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事实上，金陵刻经处的讲学，不仅推动了近代佛教教育事业的开展，也开创了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对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影响甚大。欧阳竟无居士后来创办支那内学院，精研法相，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重放光华，也是金陵刻经处研究与讲学传统的继续和发扬。 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在《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中评价杨仁山：“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四、杨仁山的爱国思想《杨仁山居士文集》金陵刻经处创始至今已整整一百三十年。百余年中，几度兴衰，慧灯不熄。作为近代史上历史最为悠久、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不但对中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存以及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也都具有积极的贡献。 杨仁山居士创立金陵刻经处，广泛搜求佛教经典，精选刻印流通，成为近代木刻版佛经出版的一个中心，对中国佛教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存极有贡献。新中国诞生以后，四川、北京、天津、苏州、常州等地的经板都汇来金陵刻经处，加上金陵刻经处原刻经版、佛像版，总数达十五万余片。“文革”中损失了三万余块，至今仍存经版十二万五千余片，佛像版十八套，并收藏了大量佛教典籍(包括杨仁山居士当年从日本寻回的隋唐古德注疏)，使金陵刻经处实际成为我国唯一的汉文木刻佛经和佛像版的文物中心。八十年代初金陵刻经处重新恢复以后，古老的雕版印刷(木刻水印、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也得以恢复，继续为佛教界和知识界提供木刻版佛经，使金陵刻经处至今仍为世界范围内的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世界各国和地区佛教界和知识界人士来此参观无不赞叹，这对宣传我国宗教政策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金陵刻经处作为我国汉文木版佛经的文物中心和出版中心，实乃中华佛教文化的一大宝藏，对于宗教界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极有意义。杨仁山居士创立金陵刻经处，抱着振兴佛教的理想，后来他舍家宅为佛教的“十方公产”，立下“分家笔据”，规定子女不得继承，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诚为爱教的壮举。事实上，杨仁山的佛教事业，与他的爱国思想也是分不开的。杨仁山时代的中国，清政府衰败无能，而西方列强逐渐侵入，国力衰弱，社会动荡，人心浇薄，杨仁山深感痛心。他的佛教文化事业，与他经世济民的思想、富国强民的愿望是一体的。他出访欧洲，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科学等，发现欧洲各国强盛的原因在于“有学”，而当时中国社会仿效西方只是学其皮毛。因此，杨仁山研究西方科学，“精究天文显微等学，制有天地球图，并舆图尺”，从西方归国时还带回许多科学仪器，希望能有助于研究西方富强的学问，这正是他的爱国思想的体现。至1897年，他还与谭嗣同、刘聚卿等人倡设中国近代最早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的民间学会“金陵测量会”，会址就设在自己家中，同时积极支持谭嗣同变法维新的进步活动，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 除了学习、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希望能富国强民之外，杨仁山更发现世道人心对于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在“南洋劝业会演说”中，杨仁山说： “世界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 世道人心，也是一个社会精神文明的体现。杨仁山认为佛教文化的发扬，有助于世道人心，有助于国家、社会。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杨仁山针对当时“庙产兴学”的压力，建议以佛教的资产兼办佛教教育和新式教育，“如是则佛教渐兴，新学日盛。世出世法，相辅而行。僧道无虚糜之产，国家得补助之益。”由此可见杨仁山认为“世出世法”可以“相辅而行”，佛教对国家可有“补助之益”。 杨仁山对清末中国社会的衰乱深感痛心，但对百年之内中国必能振兴、并列于欧美列强又极有信心，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的预期早已是今天的现实： “世间治乱莫能预知，然自冷眼人观之，则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 仁山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百年之后捧读斯文，沁人肺腑。杨仁山居士实乃上个世纪之交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信心的佛教大德，他创办金陵刻经处所开创的佛教文化事业，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他抱着佛教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国家社会的理想而开创佛教事业，印经以普济众生，讲学以培育人才，力图振兴佛教。杨仁山一生，舍宅弘法，爱教利生，讲学育才，爱国务实。在今天看来，杨仁山居士堪称是一位爱国爱教的楷模，值得我们追念和学习。 对于金陵刻经处百余年来的历程，早在1987年11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就表示了极大的赞叹，称赞金陵刻经处这一“历时一百二十年之佛教文化中心，几经沧桑而慧灯不熄”。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直接关心支持下，在地方宗教主管部门的领导帮助下，于八十年代初刻经处重新恢复，原有的研究和工作人员相继回来，嗣后又陆陆续续增添了一些热爱佛教事业的新人，使刻经处以佛学研究为基础，以印经与讲学为事业的优良传统逐步得以恢复和发扬。现在我们于世纪之交来纪念金陵刻经处创立一百三十周年，缅怀杨仁山老居士及其丰功伟绩，唯有按照赵朴老十年前对刻经处的祝愿和嘱咐：“仍愿继续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祖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心力，不负仁山先生及其门弟子与历来护持者创业守成之艰难，尤毋负周恩来总理在动乱期间谆谆嘱咐恢复刻经处之至意。祝讲学刻经事业日进日新!”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做好刻经处的工作，使金陵刻经处诚如长明的慧灯，是为最好的纪念和缅怀。 § 民俗风情 金陵刻经处金陵刻经处节日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八在夫子庙举行的“金陵灯会”始于六朝，盛于明清，经久不衰。每年2月28日－3月18日，正值梅花盛开之时，“南京国际梅花节”的举办地——东郊梅花山是中国四大赏梅胜地之一。此外，南京地区小有特色的民俗活动还有正月十六的“爬城头”、三月初三“上巳节”、四月初八“郊区庙会”、还有立夏、立秋、重阳、冬至及除夕都别有特色。能有幸在这里过上一个节日也是不错的享受！金陵灯会灯节在正月十五，又叫元宵或上元节。南京灯节前后历时10天，初八上灯，十八落灯。明代灯节最盛，从笪桥至评事街，鱼龙纷沓，五光十色。届时老少看灯，万人空巷。后来集中挂灯区移到了夫子庙一带，至今每到灯节这一带仍很热闹。旧时讲究“上灯元宵落灯面”，是说南京人灯节期间的食俗。梅花节在南京的民间节日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每年二月下旬举办的梅花节，是南京最热闹的节日之一。每年此时，梅花盛开之际可谓是南京人最高兴的日子，届时东郊的梅花山上几千棵梅花竞相开放，有成千上万的南京人涌向梅花山赏花、观景，钟山脚下万里人海花香，蔚为壮观。爬城头爬城头在正月十六。每年这一天南京人都要和家人或三五好友登城览胜，俗话叫“走百病”、“踏太平”。过去游人主要登三山、石城、聚宝（中华）、通济四城门。现在只有聚宝门（中华门）可以爬上。正月的南京，天气回阳，外出走走，换换新鲜空气，焕发精神，对身体不无好处。上巳节上巳节是农历三月初三。南京有民谣道：“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女人不戴无钱用，女人一戴粮满仓。”这天人们采荠菜花煮鸡蛋，传说可治头痛。上巳节始于六朝东晋，人们把荠菜花挂在门头、锅灶上或床上，妇女则把荠菜花戴在头上，藉以消灾灭难。 金陵刻经处美食 南京的繁华商业街区主要分布在市中心的新街口、城北的湖南路、城南的太平南路和夫子庙地区。此外，珠江路电子一条街也小有名气。南京的工艺品种类繁多，其中较为有名的有云锦、江宁金箔制品、天鹅绒、仿古牙雕及木雕等，选购正宗云锦可南京的制鸭技术久负盛名，早在1400多年前的南朝时期就有记载。南京的鸭肴是闻名全国的，除金陵烤鸭外，板鸭、盐水鸭、烧鸭、金陵酱鸭、香酥鸭、八宝珍珠鸭、咸鸭肫等也各具特色。南京的龙池鲫鱼，也以它的头小，体大背厚腹空，肉细嫩而鲜美闻名遐迩。此外。特色小吃还有鸡汤油炸云吞、夹心小红糕、长生粥、冰糖球凉粉鸭油烧卖、糯米红豆粥和桂花糖山芋等，任君随意品尝。 金陵刻经处购物 南京的繁华商业街区主要分布在市中心的新街口、城北的湖南路、城南的太平南路和夫子庙地区。此外，珠江路电子一条街也小有名气。南京的工艺品种类繁多，其中较为有名的有云锦、江宁金箔制品、天鹅绒、仿古牙雕及木雕等，选购正宗云锦可到江东门的南京云锦研究所。除此之外，南京雨花台所产的雨花石也是值得收藏的旅游纪念品，在雨花台、夫子庙地区和工艺美术大楼都有销售。由雨花石引出的“南京奇石”也正在南京的市场上兴旺，有兴趣的人去石市场闲逛，说不定还会碰到一些有趣的名石。如果要想带一些小食品给家人，南京的香肠、香肚、真空桂花盐水鸭是必不可少的，也别忘了又香又好吃的南京小粒玫瑰花生，在中央商场和各大超市都能买到。另外有雨花茶，春天的新茶品质最好。 § 参考资料 http://trip.ungou.com/spot/9787/ http://www.buddhism.com.cn/dzqk/fayin/dharma/9706/g9706f06.htm http://tour.longhoo.net/node11929/node11930/node11934/userobject1ai347289.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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