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
| 释义 | § 简介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系统考证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学术专著。著名学者沈从文著。作者从1949年开始致力于古代文化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物资料。1964年春，周恩来总理建议编纂此书，文化部齐燕铭副部长推荐沈从文执笔。沈从文于1964年底完成初稿；1969～1971年对初稿作了修改补充；1978～1979年再度修改，并补充了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增订了不少篇章。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全书共25万字、700幅图，其中彩图100幅。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历史朝代为编排顺序，通过出土和传世文物的图像，并结合有机连续的174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及其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反映了自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情况。书中在解释问题和提出问题方面均有独到见解。 如书中第31章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服饰进行考证，证实“曲裾袍”就是《礼记》上的“深衣”式样，而宋人聂崇义《三礼图》中的深衣剪裁方法不足信；又指出扬雄《方言》中所提“绕衿谓之裙”的“衿”字并非"衣领" ，而是“衣襟”，绕向后面通叫作“裙”，解决了2000年的争议。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正如郭沫若所题《序言》中所说：“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民族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 [1] § 目录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一、 旧石器时代出现的缝纫和装饰品 二、 新石器时代的绘塑人形和服饰资料 三、 新石器时代的纺织 四、 商代葬中的玉、石、陶、铜人形 五、 周代雕玉人形 六、 周代男女人形陶范 七、 战国楚墓漆瑟上彩会猎户、乐部和贵族 八、 战国帛画妇女 九、 战国楚墓彩绘木俑 十、 战国彩绘漆卮上妇女群像 十一、 战国雕玉舞女 十二、 战国雕玉小孩和青铜弄雀女孩 十三、 战国青铜鉴上水陆攻战纹 十四、 战国青铜壶上採难能可贵、习射、宴乐、弋猎纹 十五、 战国鹖尾冠被练甲骑士 十六、 战国珮玉彩琉璃珠和带钩 十七、 江陵马山楚墓发现的衣服和衾被 十八、 马山楚墓山土的锦绣 十九、 西汉墓壁画二桃杀三士部分 二十、 汉空心砖持戟门卒 …… 后记 再版后记 § 作序背景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标定沈从文先生文物研究成就的大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序言作者是郭沫若。翻阅沈先生跌宕的一生，极具个人特色且温润如水的这一支健笔，现在说它折于郭沫若，估计反对的人不多。48年年末，胡适仓皇南渡，派专机飞北大接数位知名教授，应召者寥寥，以至于胡先生在南京举行的北大50周年校庆上“泣不成声”。沈从文先生是拒召的教授之一。49年初的北大校园里，左翼学生贴出了全文抄录的郭沫若雄文《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更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 郭沫若发表于1948年的战斗檄文《斥反动文艺》，说沈先生“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更很有艺术地将沈先生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作为鲁迅先生之后的“文化旗手”郭沫若，对文艺界的评论一度一言九鼎。郭沈之间的过节，现在不是秘密了，也基本毋需赘言。沈先生更因为此而两度自杀未果。但郭沫若为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了序，时间是1964年6月25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 王亚蓉编著的《沈从文晚年口述》中，附文里写道，“沈先生讲，在书未成稿之前，有次宴会沈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邻座，谈到这本书，郭老主动说：‘我给你写个序言吧！’并很快就送过来了，序言成于书稿之前，郭老未看过书稿。许多人不明就里，总是问为什么序言和内容不符，这就是原因。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一点歉意吧。”王亚蓉的意思这是沈先生讲的，沈先生的意思是郭沫若在向他表示一点歉意。沈先生真是性情温厚之人。 郭沫若的序言，区区二百字。仅二百来字的序言，现在读起来也是大而无当，全是空话套话。沈先生写于1980年的引言、81年5月1日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首版后记以及83年的再版后记里，无一字提及郭沫若和他的序。 沈先生当初的理解没有错，因为他天生善良温厚。其实沈先生也清楚之所以有这本填补服饰研究历史空白的著作问世，缘于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12月的建议。后人考证出这才是郭沫若主动命笔作序的真正原因。 § 评价 郭沫若曾经在1964年6月专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评价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年和1992年曾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过，后由王(予予)增补了新发现的史前资料，于1997年6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由于作者在国家博物馆工作时间较长，接触到的服饰实物、图像、壁画、墓俑等较多，所以选取了以图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研究、综合分析的路子。显然，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提供丰富的文物资料，补充服饰研究中文物研究的不足。并从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探索中国古代服饰式样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 但是，它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它也是研究中国古代衣俗的奠基之作。 首先，作者用丰富博杂的内容和细致清晰的排比梳理，构筑起了较为庞大完整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体系。我们稍一注意，便会发现作者已触及到这一体系的几个支撑点：一是我国历代统治者对服饰十分重视，把服饰制度纳入礼的主要内容当作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从而给中国衣俗留下了沉重的内涵；二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服饰经历了漫长的多样化的演变过程，习俗积淀厚重；三是由于我国多民族的特点，民族服饰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更加充实了中国服饰艺术宝库；四是汉族与其他民族的长期共处，相互交融，对服饰发展和服饰审美观念产生巨大影响。 为此，作者把以下子系统纳入到中国古代服饰文化这个体系中来：一是服饰的实用功能系统，如御寒护身遮体等物质的，礼仪规范辨贵贱内外亲疏等精神的，便捷舒适美化包装等美观的；二是服饰的职业系统，如庶民的褐衣，农民的笠帽，娼优的绿头巾，文人的白衣，军人戎装；三是服饰的民族系统，如胡人的骑服，满人的马褂、旗袍，傣族苗族的筒裙，赫哲族的鱼皮衣；四是服饰的年龄系统，如婴儿的发式，女青年的及笄，男子的冠礼，元代蒙古族婚妇的罟罟；五是服饰的性别系统，如男性龙虎图案、长袍马褂，女性的凤图案、裙、旗袍：六是服饰的历史系统，如南北朝的两当衫，唐朝的圆领衫，宋元的背子，清朝的长袍；七是服饰的地域系统，如元代南人的背子、裙子、凤冠花髻，北人的长袄儿、裹衣、包髻面花；八是服饰的季节系统，如春秋绸衫，夏纱衣，冬裘装；九是服饰的原料系统，如树叶兽皮的，葛麻的，丝绸的，棉布的，金银的；十是服饰的加工体系统，如编织、缝纫、绣制；十一是服饰的范畴系统，如首服．履，衣裳；十二是服饰的式样系统，如长衫，窄袖短衫，袍；十三是服饰的色彩系统，如上玄下黄．褐衣，绿巾；十四是服饰的美学系统，如尊贵的，时尚的，朴素的，华丽的，禁忌的，信仰的，象征的。而中国衣俗的形成，正是各个子系统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的结果。 其次，作者对服饰研究的方法为中国衣俗研究方法提供了指导和借鉴。作者不只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的方法使用了实物、文物、图片和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运用了许多民俗学的、语言学的和文学的方法去考查、研究、分析、佐证中国古代服饰的某些特征。如用蒙古贵族行大猎的习俗反映其猎装特点和奢糜风尚，用宋人以博塞方式即抓子抽签上门兜售的商贸习俗推测妇女花冠、绣领、钗环等的购买方式；用近人鄂伦春人以“米那共”伪装狩猎习俗证明古代陶器上披兽衣留尾风俗的目的，用彝族披风“擦尔瓦”比较说明战国时倭人的“衣如单被”；用称谓上的俗称、通称、又称、外族音译或引用《方言》、《说文解字》等字书以及汉字的表形表义特点解释说明一些服饰现象，用汉语对外来事物的命名方式去溯其根源，用元代理发业的行话口诀去说明当时流行的发式特点；用楚辞、唐诗、通俗小说、评话特别是《金瓶梅》、《红楼梦》中的有关服饰描写或插图去发现或印证时人衣尚；用宋元杂剧等戏剧扮相论证服饰的时代特征。诸如此类，都大大丰富了中国衣俗唯物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他倾心研究近20年所完成的这部巨著，是“为本科开山铺路”，从初版至今近20年来的影响也证明，它对中国古代服装史的研究起了奠基作用。我们相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必将对中国古代衣俗的研究发生着深远的影响，产生着积极的作用。 郭沫若曾经在1964年6月专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评价：“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准，在这里艺术和生活是密切结合着的。古代服饰是工艺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料甚多，大可集中研究。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种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遗品大率出自无名作家之手。历代劳动人民，无分男女，他们的创造精神，他们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毅力，具有着强烈的生命脉搏，纵隔千万年，都能使人直接感受，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 相关评论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先生作为文学家的“一半”，世人已经说得很多，作为古文物学家的“另一半”，则鲜为人知。沈从文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可以满足世人对沈先生深入了解的愿望。当我借到此书时，真有如获至宝之慨——尽管我对考古之类的事情知之甚少，或者说兴趣寥寥。但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情形则例外。这是因为，这本研究专著，是受周恩来总理的嘱托而作，书稿仅以不足一年时间写成。成书之后，作为中国的国礼，此书被送给日本天皇和美国总统。其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沈从文先生花费了半生心血，历经磨难，整理好的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文稿曾在“文革”期间遭遇冲击，被定性为黑书毒草。其惨淡经营起来的藏书和资料全部损失，本人也遭到各种迫害。1969年冬，这位年近70、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的老人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农村，养猪种菜。但他并未灰心丧气，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超人的记忆力，在手边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和笔记的情况下，硬是将满脑子里的丝、漆、铜、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反复回忆温习，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忆下来，写成此书。沈先生回忆那段生活，曾风趣地说：“在农村‘五七’干校期间，对我的记忆力是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血压一度上升到二百五十，还是过了难关，可能和我用心专一，头脑简单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涉及的时期起自殷商迄于清朝，对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全书计有图像700幅，25万字。“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本书所叙是服饰，但又不能仅以服饰论之。从服饰这个载体，不难窥见中国历代朝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哲学、伦理等等诸多风云变迁之轨迹。这也正是全书的宝贵价值所在。以服装而论，它的产生，可能出于捕猎、应付战争的需要，为避免利爪与矢石的伤害，或出于伪装与威吓，人们向某些有鳞甲与甲壳的动物学习，即所谓“孚甲自御”的办法。便用骨针率先缝制这种原始的军事服装——胸甲一类局部衣着，并由此演化出一般日常服装。保护生命、拼形御寒、装饰自身，乃是服装最主要的功用。本书以札记形式，考证、记录、梳理、升华，博大而精深，朴实且生动，读后给人以历史的和审美的享受。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沈从文在一生中，靠顽强自学成才，驰骋文化领域，建树辉煌。以共和国成立前后为界，他先做文学家，写出了《边城》、《长河》等蜚声海内外的文学佳作；后突然激流勇“退”——不，应该说他仍然是一名文化战线上的猛士——转而从事古代服饰研究，很快成为一位古文物大家，写作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甘于寂寞，坚韧不拔，不卑不亢，埋头苦干，“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这，就是沈从文先生留给世人的超越其著作文本之外的宝贵精神财富。[2] § 作者介绍 文学大师沈从文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文学创作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15岁随军外出，曾做过上士，后来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匪，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 《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历史研究 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湖南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一书中还记载过沈从文晚年主要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情况，指出沈从文晚年在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成绩。在研究中国古代铜镜战国镜方面，沈从文《铜镜史话》指出：“战国铜镜以它规范化的形制、精美的装饰纹饰见称，这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镜已经从早期的稚朴走向成熟，楚镜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种。先在淮河流域发现，通常称为‘淮式镜’。解放七年来，因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同类镜子格外多，才知道它是楚国的产物，叫作‘楚式镜’比较正确。从现实材料分析，青铜镜子的发明，虽未必创自楚国，但是楚国铸镜工人，对于提高生产技术和丰富镜子装饰艺术，无疑有过极大的贡献。”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594082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