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郑伯奇 |
释义 | § 生平 郑伯奇,中国电影剧作家,小说家,文艺理论者,左翼文学运动开创者之一。1895年生于西安,名隆谨,字伯奇,幼年家贫。15岁加入中国同盟会,一年后参加辛亥革命。其后他公费入南京民国大学政治专修科学习,后转入上海复旦大学初级预备班读书。1917年自费去日本,先后就学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生预备班、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在日本时,他加入创造社。到西北去剧照 1926年回国,执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他来到上海,开始从事文艺工作,主编或参与编辑的刊物有“创造月刊”、“北斗”、“新小说”等。1929年,曾任上海艺术剧社社长,1930年2月,当选为左翼作家联盟常务理事,同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独幕剧《抗争》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1932年他与夏衍,阿英一起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他与阿英等合作或改编《盐潮》、《泰山鸿毛》、《时代的儿女》、《华山艳史》、《到西北去》、《女儿经(1934)》等电影剧本。还用郑君平、郑平子、席耐芳等笔名在上海《晨报》的“每日电影”副刊上发表电影批评与理论文章,被称为“十五员大将”之一。他与黄子布(夏衍)分别翻译了苏联普多夫金的《电影脚本论》和《电影导演论》,单独翻译了苏联狄莫辛柯的《电影结构论》,他还将其它国家的优秀影片介绍给中国观众。 郑伯奇在30年代撰写的部分电影评论文章,收入《西栖集》,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43年冬回西安,1944年起任教于西安省师范专科学校,1945年曾主编《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副刊“每周文艺”。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北大学任教授,1951—1952年创作秦腔剧本《血训图》和《史惠珍劝夫》,此后还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79年1月去世。 § 著作书目 《抗争》(话剧、短篇小说合集)1928,创造社 女儿经剧照 《轨道》(戏曲集)1930,启智 《宽城子大将》(中篇小说)1932,良友 《打火机》(短篇小说集)1939,良友 《两栖集》(文艺理论集)1937,良友 《墙头小说集》(短篇小说集)1937,千秋 《哈尔滨的暗影》(话剧)1941,上杂 《参差集》(散文、译文合集)1945,大陆图书杂志出版公司 《忆创造社及其他》(回忆录)1982,香港三联 § 追忆 郑先生原名郑隆谨,笔名东山、虚舟、何大白、方钧、郑君平、席耐芳、华尚文、乐游等。1895年农历五月十九日生,陕西省长安县瓜洲堡村人。胡宗南撤离西安的前三天,曾派专人去甜水井郑伯奇家,通知郑先生准备跟胡一起走。郑伯奇生性内向,既不敢公然抗争,又不甘心做蒋王朝的殉葬品,更何况其时郑夫人朱文敏健在,身边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抛弃妻小儿女之事,实郑先生所不为,于是采取迂回战术。夫人朱文敏对我说:“郑先生装做会亲友的样子,白天躲在外,夜晚回来。”倘昼夜匿踪激怒胡宗南,后果堪虞。感谢上苍,解放军进军神速,胡宗南仓皇逃窜,没来得及逼胁先生,先生始幸免于劫难。 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就读时,写过小说《最初之课》展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大学毕业归国,正值上海白色恐怖时期,先生代郭沫若主持创造社工作数年,主编该社杂志。郑伯奇年轻时血气方刚,20年代在上海写过题为《抗争》的作品,小说集《打火机》的第一篇小说《香港一夜》,写中国妇女之命运,情真意切,全篇贯注爱国深情,对青年喻以爱国之理,口言笔论,更是终生不渝。郑伯奇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为促成“左联”的成立,先生对筹备工作,不惜余力。大家熟知,创造社和鲁迅打过笔仗。在创造社主要成员中,郭沫若的诗久负盛名,郁达夫的小说成就斐然,成仿吾的理论著名。成仿吾一文中说鲁迅是“有闲阶级”,鲁迅因此题一本杂文为《三闲集》。成君言论激进,行为亦然,在法国加入中共,随红军长征,历任陕北公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鲁迅与郁达夫有私交,后与郭沫若和解。50年后,郑伯奇亲口对我说:“鲁迅对人的认识,极难改观。”郑伯奇与夏衍最早合写电影,1979年郑逝,夏衍唁电最先。先生不明言,晚辈为先生讳。郑多次找鲁迅沟通。 抗日战争开始,先生自沪归陕。因怕日军知其曾留学日本,必纠缠无疑。郁达夫流亡东南亚,被逼做翻译,遭日军杀害,即其佐证。先生1937年在西安编辑《救亡》周刊。40年代,先生在西安《秦风工商日报》主编《每周文艺》副刊,并且团结了一些爱国青年。青年们意欲成立社团,事先郑伯奇曾给郭沫若写信,郭沫若回信说:文学写作,应图新。张恨水的写作,由旧式转变为新式,林语堂则由新式变更为旧式,青年们写作,必须树立新风。尊重郭老的倡导,社团定名为“新风文艺社”,并于1945年7月14日正式成立。新风社的照片上郑伯奇居中而坐,左右背后三层青年围绕。郑先生在新风社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青年文艺工作者的修养》的讲话。先生说:青年写作,第一,要有爱国情怀,这是身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格,或为人品德;第二,要热爱生活,情来源于生活,情生必文茂,语言的生命力是书本与生活的融会,上海有位姓穆的作家,写过作品,后对生活淡漠,遂“江郎才尽”;第三,多学会一种外国语,就是多一只眼睛,可以眼观世界。先生在日本数年,自然精通日文。先生还学习法语,充实自己,实为经验谈。新风社成员阎栋材,从晋入陕,写诗文支持先生编的版面,还在郑振铎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作品。阎君对某些成员拿笔墨作为敲门砖,充当鹰犬之徒,呼之为“文艺掮客”。阎君在西安数次被捕,后逃往兰州,被马匪割舌杀害。李尤白的文学作品《吕梁山的野牡丹》出版前,郑伯奇写序,被当局检查官抽下,是政治原因阻断。此后,先生在大学讲课,数次提及李君之作,该作艺术上有朝气,内容以抗日烽火为背景。姚青苗抗日期间在西安主编《骆驼文艺》杂志,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新风社上述成员,代表着西安四十年代文学的业绩,郑伯奇所做的团结工作,是不可忽视的。 左联 郑伯奇一生收集了大量林则徐的素材,准备写长篇小说。先生个性谨小慎微,文艺界的制约又较多。40年代,先生写一位司机偷卖汽油,妻子劝夫从善的小戏,但却被人上升为“诬蔑工人”。 我近年脚后跟痛不着地,先左后右,时轻时重,实老年症。郑伯奇曾患脚底部神经末梢炎,先生对我说:“走路,双脚似踩着棉花。”历史证明,那些说长论短的智者,与先生年龄相同时,其老年弱点盛于先生,或更娇。历史对一些人的戏弄,是不受主观左右的。这些无辜之灾,削弱了郑伯奇的创作情绪。 郑伯奇平时衣冠楚楚,极爱整洁。40年代李尤自在西安街头路遇先生,先生长发不修,胡髭不刮,时值老父初丧,故而郁郁寡欢,神志沮丧。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郑伯奇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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