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阿Q |
| 释义 | 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主人公。 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主人公，是“精神胜利者”的典型，受了屈辱，不敢正视，反而用自我安慰的方法，说自己是“胜利者”。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6卷第3期发表刘九生的《雄踞的斯芬克斯:论“我的阿Q”》。此文对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语义学分析认为：《阿Q正传》是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一个斯芬克斯式的谜，是鲁迅“反省”文学的巅峰之作。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既非人类普遍弱点之一种，更非剥削阶级统治者腐朽没落的精神状态，而系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整个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根源就存在于我们历史悠久、传统强大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之中。鲁迅冲破古往今来一切传统思想传统手法传统审美观念，创造出“我的阿Q”，“本意”在教人“反省”，催人自新，让精神获得解放，思想冲破牢笼，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革除贫穷、愚昧、落后、野蛮、禁锢，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附文见全文） 仰望人类语言艺术史的闪闪星空，古往今来，有哪一位语言艺术家，能像鲁迅，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怀有如此非凡的“诚和爱”?那些不朽的“经典作品”，有“歌颂”的，有“暴露”的；那些不朽的“典型人物”，有“正面”的，有“反面”的，不知激动了多少人的心灵。然而，“我的方法”谁用过?像“我的阿Q”这样所谓“熟悉的陌生人”可有第二个?教人反省，催人自新，让精神获得解放，思想冲破牢笼，启蒙先启自己的蒙，超越“歌颂”“暴露”，超越“正面”“反面”，《阿Q正传》甚至成为连作家自己也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古国要革新，人要现代化，“我的阿Q”确乎有可能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是，多少年了，围绕“我的阿Q”，大家互相“推诿”，生出了多少“无聊”的大“枝节”，争了多少通不可开交的“闲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阿Q”甚至成了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结果岂至“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而已。 鲁迅正是在对我们活的历史传统与生活之流整体的非凡理解及把握中，才创造出了“我的阿Q”或通常所谓“阿Q精神”。阿Q是一个农民小生产者，未庄的男男女女或形形色色的阿Q，只管眼前，怎样方便怎样行事，其余一切，什么事实，什么是非，什么平等，什么长远，宁肯不管，得过且过，昏天黑地硬胡混，混一天是一天。愚而诈、呆而坏、刚而奴是他们共有的心理习惯。阿Q精神实际上就是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个体小生产者整个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极其深广的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阶级的根源就存在于我们源远流长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之中。传统小生产远不止是封建主义的基础，小生产意识及其习惯势力，远比剥削阶级统治及其思想影响更大，更悠远，更广泛，更根本。传统小生产条件下，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居住状况，交通状况，交往程度，教育程度，文化水平，思想水平，都决定了农民整个心理状态或习惯不健全，根本不可能健全起来。 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个体小生产者整个的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的阿Q精神，鲁迅视之为“国民性”，有时称之为“国民的弱点”，有时又称之为“国人的魂灵”或“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诸如此类独特的思想观念，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依鲁迅之见，人对社会负有责任。国家民族不行，是因为人民不行，人民不行是由于制度不行，制度不行是由人民思想落后，观念陈旧，心理状态或习惯不健全，冲不破“古训”所筑成的高墙。 整个地看来，鲁迅关于阿Q“人格”的见解，堪称是一个先知式的预言。这个预言以其水晶般美妙透彻的思想阐明了“国民性”与中国革命及其未来的之 间结构关系，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阐明了的农民革命二重性或固有缺陷论，惊人地一致；跟毛泽东的农民观相互对照彼此辉映，给人无穷无尽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农民视为一个有先天缺陷的二重性阶级。马克思关于东方农民的思想观念，更与“东方专制制度”密为一体。马克思揭示了东方专制制度源于“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古老形式的文明”农村公社。马克思格外提醒:“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 倘中国确曾有过“造神运动”，那么我们更应该反省自己或自己反省，解剖自己或自己解剖，而不能仅仅去责怪别人。逝者逝矣。来日可追。放眼望去，人类历史提供这样的证明:先进化落后;也提供这样的证明:落后变先进；但人类历史仿佛还未曾提供这样的证明：先进化为落后终又变为先进。一个非常极端独特的例外可能是犹太文明。现代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从原出发点开始是可能的。谁敢断言我们不能再创辉煌再给文明人类提供一个先进化为落后终又变为先进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辉煌证明?倘若不能步入这辉煌，伟大光荣的中华“民族魂”，浩浩世界中的“中国心”，都无法自己安宁。犹太人是怎样的善待历史珍重苦难，吾人岂能无动于衷?哲人言曰：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旧邦新命”者也。“旧邦新命”者，现代化也。近代以降，先进化落后，备受列强欺凌，内忧外患，“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人精神觉解巅峰的永恒之光，光耀世界，希腊人引以为荣。鲁迅煞费苦心创造出来的“我的阿Q”又何尝不应当如是观?吾人正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必须深切意识到不断变化中的“我的阿Q”的存在，并且意识到自己是这存在的一部分，方有真正的精神觉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我们“失落”的那另外一半就是现代化，就是科学与理性精神。我们要“寻找”，永不停歇地寻找，在这块流淌过无量汗水无量血泪的古老土地上，切切实实自做功夫，为自己挣得人的价值、人的地位、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尊严，走出历史的循环，以完成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否则，雄踞在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历史十字路口的斯芬克斯“我的阿Q”就要把我们吞下去。 注：“阿Q"的Q在此不读Q，而是读“guì". 【阿Q的名字由来】 1922年，叶永矱把《小小十年》小说稿送请鲁迅修改。一天，他问鲁迅：“阿Q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取外国名字？”鲁迅说：“阿Q是光头，脑后留着一条小辫子，这Q字不就是他的形象吗？”鲁迅自己所说的阿Q取名原由是的确如此，还是一时的笑谈，多年来都一直是文学史家们研究的一个问题。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因此《阿Q正传》的主题是永恒的，阿Q形象永远是一面镜子。在分析阿Q这一形象时应突出两点：一是要把他的主要特征—精神神胜利法突出来；二是应抓住他革命的全程。 【 阿Q“精神胜利法”】 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虽然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我认为《阿Q正传》所映射出中国民族的多种劣根性和丑态,主要有下列数种： 一、卑怯 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二、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如：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又如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这种精神胜利法中国人发明得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即使现在我们南斯拉夫大的大使官被美国人炸了、战斗机在祖国南海上空被美国飞机撞废，国人怎样？还不是嚎叫几声、美国人出来个道歉就算了事，国人已经心满意足了，这就是阿Q劣根在国人身上烙下印记。 三、善于投机 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Q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 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的文明之邦、地大物博，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万分之一？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还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这何异于阿Q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 阿Q的种种劣性都有其培育生长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还占统治地位时期，他赤贫如洗，没有财产、没有职业，连个家也没有，寄住在土谷祠。他经常受到赵太爷、假洋鬼子的打击、凌辱和周围平常人的嘲弄，对这些他都以“精神胜利法”一笑了之。由于他在政治上承受着沉重的压迫，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精神上蒙受着长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着种种屈辱，所以他有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但是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陕隘、封建、保守等落后思想。自发的革命要求和落后的思想意识，在阿Q身上始终是矛盾着的，他是这种矛盾性格的统一体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缩影。了解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后，阿Q给人们留深刻的印象，具体如下： 一、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 二、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 三、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内容中再细致阐述。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现在我们从内容和情节的发展以及写作技巧上分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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