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阎若璩 |
| 释义 | § 背景 阎若璩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著 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母亲丁氏亦能诗文。家学渊源，使阎若璩自幼就置身于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体弱多病，口吃，秉性迟钝，甚至“读书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犹未熟”。但仍自强不息，勤勉不怠，“潜心钻研，扶精剔髓，思成一家之言”。每当同学日暮抱书归家之后，他仍“独吟不置，必背诵如翻水乃已”，甚至“发愤将书拆散，读一页辄用面糊粘几背，既熟即焚去”。水滴石穿，积思自悟，他终于在15岁的一个冬夜“心忽开朗，如门牖顿辟，屏障壁落”。从此颖悟绝人，读书过目不忘。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15岁的阎若璩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此后更是钻研经史，深造自得。他立志博览群书，曾经集陶宏景、皇甫谧的名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题于柱上，以此来鞭策自己发奋学习。多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读，使他成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为他日后卓然成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时海内名流过淮，皆与之交接，当地的学者如李明睿、方文、阎尔梅等，亦折辈和他来往，一起讨考古今，切磋学问，使他获益匪浅。 § 平生 康熙元年（1662年），阎若璩改归太原故籍。以后，他数次返籍乡试，但都名落孙山。值得庆幸的是他也并未虚行。康熙二年和十一年（1672年），他两次到太原松庄拜会了傅山，两人切磋学问，考辨金石遗文之学，情谊笃厚。康熙十一年，他第四次返归故里，恰逢顾炎武游太原，他们一道考晋祠古迹，辨晋水源流及太原之沿革、唐晋之分封。顾炎武还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改定数条，顾虚心从之”。 阎若璩 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应荐赴试，落策后仍寓居京师，日以论学为事。其时国内名流学者鳞集北京，阎若璩以“博物洽闻，精于考据经史，独为诸君所推重，过从质疑，殆无虚日”。内阁大学士徐乾学叹服他的学问，特意将其邀至家中，待为上宾，“每诗文成，必属裁定”。是年，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并随书局前往洞庭东山、嘉善、昆山等地。这一时期阎若璩与精于地理学的顾祖禹、黄仪等晨夕相处，对地理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于“古今沿革，考索寻究，不遗余力，往往出其意表”，使参加撰书的学者们大为赞赏。在修纂《大清一统志》的同时，阎若璩还与万斯同、顾祖禹、胡渭等学者相与讨论，排比正史，参考诸书，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 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乾学去世，一统志局的诸学者云散，年近60岁的阎若璩也回到了淮安府山阳县。其后，他常常“访友数百里内，往来苏杭，轻舟载书册酒茗，倘佯湖山烟水之间”。此时，他已“名动九重”，但使他深以为憾的是“绩学穷年，未获一遇”，名成而功未立。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他先后两次进献颂诗，渴望得到召见，但未能如愿。后来，皇四子亲王胤禛（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闻其名，以手书相邀。已69岁的阎若璩感到不胜荣幸，不顾年老衰病之躯，日夜兼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赶赴京师。三月，被胤禛请至府邸，尊为上宾，“呼先生而不名”，“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请御医为他医治。六月，阎若璩因医治无效卒于 阎若璩京师。胤禛遣官经纪其丧事，并亲撰挽诗及祭文，称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积轴盈箱，日程月课；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18世纪初，清朝的统治已趋稳定，经济逐渐恢复，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渐渐缓和，思想界、学术界也处在从清初务实经世而反对空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转为重视汉学及考据学。阎若璩可以说是清代汉学研究的先导。他的学术思想有如下特点：一、继承了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倾向，指责“道学寡陋”，认为“训诂之学至宋而亡，朱子尤其著者”。他推崇汉代经师马融、郑康成，认为他们“兼群经而纂释之，其网罗遗逸，博存众家，意义深远矣”，明确表示“主汉不主宋”。二、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的博古通今的学风，离开了他们主张的经世致用的目的。阎若璩博极群书，精于考证，淹贯经史，“于汉唐诸儒注疏，类能贯穿钩穴，口诵如澜翻”。他的著述颇丰，但大都是对古文的诠释、整理、考证，离现实很远。三、主张对古书大胆怀疑，考证要力求确实。阎若璩以怀疑的精神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籍、经注、经说问难，认为其中“不无错误处”。他希望探索经籍的本来面目，辨伪存真。以此目的出发，他读书注重解义，凡有“一意未折，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后止”。每论一事，每立一说，都要详加考辨，力求精核，有时甚至“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 § 成就 阎若璩一生治学，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的问世。《古文尚书》系用古文字书写，西汉时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比当时流传的今文《尚书》多25篇。南朝、隋、唐、宋以来学者传诵的系东晋 阎若璩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但自南宋吴（木或）、朱熹开始怀疑此书是后人伪作，元吴澄著《书纂言》、明梅（上族下鸟）著《尚书考异》考辨其伪，但尚无定论。阎若璩年二十读《尚书》，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尚书古文疏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是后世伪作的定论，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视，阎若璩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他所运用的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的考据方法，则为考据辨伪学创立了通例。《四库全书总目》因此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别，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此外，伪《古文尚书》一千多年来被人讽诵学习，视作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依据。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确证了《古文尚书》是伪作，使理学家们进退失据，非常狼狈，沉重的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其思想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 阎若璩不仅精通经史，而且“于地理尤精审，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若指掌”。他所著《四书释地》、《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余论》诸书，穷力于古，考辨精实，校正了前人对古地名附会的许多错误，同时涉及到四书中的人名、物类、训诂、典制等，被后人称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佳作。除此而外，阎若璩还著有《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朱子尚书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反映了他在经学和史学上的成就。 在清初的学术史上，阎若璩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作为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直接先驱，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阎若璩 王夫之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及现实性﹐以继承《诗经》的“兴﹑观﹑群﹑怨”为旨归﹔以创作必须有作者生活经历为基础。他着有《姜斋诗话》 3卷﹐包括《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外编》和《南窗漫记》。他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他强调诗歌必须重情重意﹐情景交融﹐认为“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同前)。他认为文学创作﹐人各有特色﹐不能强立“门庭”﹐强立“死法”﹐党同伐异﹐趋于模拟。他说:“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因此﹐对明代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批评尤其激烈。这些对于清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王夫之的诗﹑文﹑词皆工。他的《读通鉴论》及《姜斋文集》中的散文﹐思想上闪耀着战斗的锋芒。文笔也纵横捭阖﹐表现着雄肆的气概。《知性论》﹑《老庄申韩论》﹑《君相可以造命论》﹑《显妣谭太孺人行状》﹑《船山记》等可为代表。诗以写抗清经历及寄托亡国之痛的为最佳。《续哀雨诗四首》写:“寒烟扑地湿云飞﹐犹记余生雪窖归。泥浊水深天险道﹐北罗南鸟地危机”﹐“峒云侵夜偏飞雨﹐宿鸟惊寒不拣枝。天吝孤臣唯一死﹐人拚病骨付三尸”﹐“丹枫到冷心元赤﹐黄菊虽晴命亦秋”﹐《读指南集二首》写“沧波淮海东流水﹐风雨扬州北固山。鹃血春啼悲蜀鸟﹐鸡鸣夜乱度秦关。琼花堂上三生路﹐已滴燕台颈血殷”等等﹐十分感人。其词信笔所至﹐往往冲破音律的限制﹐近代朱孝臧《强村语业》说:“苍梧恨﹐竹泪已平沉。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入凄音﹐字字楚《骚》心。”揭示了它的亡国哀怨之深。杂剧《龙舟会》演谢小娥杀盗报仇事﹐素材本唐代传奇《谢小娥传》。论者有谓作者藉以发泄其遗民悲思。 王夫之著述有 100多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358卷。1962年中华书局刊印《王船山诗文集》2册﹐是从《遗书》中搜集其诗﹑文﹑词而编成的。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刊印《姜斋诗话笺注》。《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历史文献的汇集。因为它广泛记叙了我国当时的政治历史与社会情况，所以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发轫之作。 在先秦时代，《尚书》只称为《书》，有时也加上时代名称，分别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到了汉代才称为《尚书》，表示它是上古时代的书。相传孔子曾经对于《书》的各篇加以删定，“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并且将《书》作为教授弟子的一种教本。大约到战国时期《书》才正式编定。秦代禁止民间私藏《诗》、《书》，但秦王朝任博士之职者仍可以拥有。 阎若璩 经秦博士整理写定的《书》约有百篇。汉代所流行的伏生本《尚书》“可能是秦的官本，乃经秦博士加以部分的编理的”（陈梦家《尚书通论》第11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经过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书》渐渐亡佚。据说秦博士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但还是丢了数十篇，到汉惠帝时，他才找到二十九篇，用以在齐、鲁地区教授学生。伏生所传授的《尚书》用汉代隶书写定，后来便被称为《今文尚书》。另外，汉代还有用先秦时代的古文所写定的《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这部书“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这部书又称为孔壁《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经汉魏之际的社会动乱以后，这部《尚书》亡佚殆尽。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古文尚书传》五十八篇，说是汉代孔安国为之作传的《尚书》传本，比《今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自唐以后，对于梅赜所献的这部书不断有人怀疑，据《朱子语类》载，宋代朱熹曾疑此书“平易易晓”，与伏生书“艰涩难晓”殊不类，所以怀疑其为“假书”，并且所谓的“孔传”也非孔安国所作，亦是“伪书”。此后学术界疑此书的人渐多。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列举证据，反复辨析此书之伪，自此定谳，此后这部在学术界即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其注解亦被称为“伪孔传”。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的重大影响，特别表现在由它引起的长时期的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斗争和宋元明清时代的辨伪求实学风的发展这样两个方面。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历史文献，所以成为历代人们了解和研究上古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大师，以及《左 阎若璩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等书，都曾引用《尚书》来阐述历史和自己的理论。汉代自武帝时《尚书》被立为《五经》之一，并设立博士以后，官学和私家研讨《尚书》之风都十分兴盛。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尧舜禹及夏商周时代的历史，许多地方都是以《尚书》的记载为蓝本的，直到今天我们认识古代历史，《尚书》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正由于它无比重要，所以对于《尚书》的研讨态度及方法，就成为构成不同学派（特别是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主要依据，并且随着时代演进，学派间相互辨难，这就大大促进我国古代经学、史学等的发展。一部书能够影响整个中国古代学风，并引起历代人们研读的巨大兴趣，无出《尚书》其右者。 《尚书》各篇的撰写与编定时代不一，但可以看出，其编写者已经有了越来越自觉的史学意识。成书于殷周时代的《盘庚》及周初八诰，不仅史料价值最高，而且其记事、记言与写人都已粗具规模，行文述事亦很有逻辑。《盘庚》三篇除记载王诰辞以外，还以简略的语言记载了迁都的过程。《召诰》记载周营建东都雒邑事，开始就说：“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已经完整地记载了事情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多士》、《多方》两篇记载周公对于殷遗民和诸方国首领的诰辞，也都是先简略写事情原委，再写诰辞内容。而《洛诰》则将所述事情的时间地点记于文末，最后言“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指明这是周公摄政称王第七年十二月的事情。时代比殷盘周诰稍晚的《顾命》篇则以精炼的语言将武王逝世、周公摄政、还政成王繁琐杂乱的史事细节写得清清楚楚，还营造出静穆肃庄的王室大事的氛围。总之，《尚书》各篇在记事方面虽然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但已具备记事本末的雏形。此外，在史学语言的应用上，《尚书》诸篇也多独具匠心。虽然由于时代悬隔今天读起来有佶屈聱牙之感，但在当时却是十分生动的。 《尚书》不仅为后世人们认识我国上古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资料，而且其写作为后世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今天研读《尚书》的时候，应当了解其成书源流，分辨今、古文《尚书》的不同。《伪古文尚书》的价值虽然远远赶不上今文《尚书》，但是它毕竟为时代较早的魏晋时代所编撰，其所依据的材料有不少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所以它也是有重要价值的篇章。 § 寓言 阎氏《疏证》的“科学方法”绝不科学。毛奇龄“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是对阎氏方法的准确描述。胡适“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则是阎氏方法的“升华”，是侫人学术“有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具有 阎若璩绝大讽刺意味的是，在《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中已经出现倾向于“无罪推定”的思想。在《大禹谟》中，皋陶对帝舜的一段话完整表述了这种倾向：“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这是一个伟大文明开创时期充满道德和智慧的治政方略。两种思路之间，一则博大仁爱，一则刻薄猥琐。有多少中国学者可以区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文明的传人！本文副标题是“清代考据学存在多大问题的一次检验”。实际上，《古文尚书》问题贯穿中国经学史的全过程。怎么认识孔子之前《书》的性质、用途和影响？孔子是否编定过《书》？其中是否包含“二十五篇”？这“二十五篇”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三代史的史料？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什么意思？两汉学术今古文之争（三个世纪）在多大程度上是学术之外一边倒的权势利禄之争？如果从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四个世纪）《古文尚书》对《今文尚书》的文献替换过程是人们对二者文本质量的选择结果，也就不存在“作伪”问题。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唐人义疏的文本选择就是对以往四个世纪选择结果的正确和重要的确认。这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唐代学术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的意义和地位。 宋代学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孟子风格”，《大禹谟》“十六字心法”以唐人文本选择为前提，朱熹对“二十五 阎若璩篇”行文平易的“猜想”则是对同一前提的逆反。“怀疑精神”在学术史中绝非坏事，关键问题是清代学术对朱熹“猜想”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结果。本文至少可以证实阎若璩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但是，阎氏的方法和结论却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的清代学术提供了依据，包括乾嘉考据对“汉学”的复古，包括“古文学”和“今文学”的兴替。阎氏之后清代考据学被称作“汉学”，江藩将阎若璩列为清代“汉学家”第一人。事情开始有些荒唐：考据学鼎盛时期为什么无力纠正阎氏《疏证》中大量十分明显的考据错误？清代“汉学”古文家、今文家的学术定位有几分明白几分糊涂？两个世纪清代学术在多大程度上以阎氏《疏证》为支点？ 阎若璩在《疏证》中（第八十）讲了一个故事。先说郑康成于病重时以书信告子：“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多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然後讲他自己“《疏证》第五卷写成，年五十有三”。再说卜葬其父的过程。最后说：“后三年，果有……善写生者适至，属写二图，一礼堂写定图，一传与其人图。观者咸叹其秀眉明目，以为康成遗照，而不知实以余像代之。因藏诸丙舍秋山红树阁，视我世世子孙云。” 郑玄书信见《后汉书》本传。“末所愤愤者”是郑玄于病重时交待遗愿。“其可图乎”是嘱其子设法了却暮年心愿（和画像没有关系）。我读《疏证》三遍。初见上文，哂其误解文义，行事荒唐；连“秀眉明目”都要掉书口袋。复见，观其自比康成，沐猴而冠，窃窃私喜之状。三读，蓦然警醒，终于觉察到他移花接木、恶意戏弄的快感：我逗你们玩儿呐。《疏证》五卷写成，他已经蜚声海内。这就怪不得他敢于写下这样的寓言。大约在此之后，他开始往《疏证》中“注水”。 由于阎氏寓言戏弄成分过于露骨，被他孙子阎学林在集资所刻西堂本中删掉。其动机是对家祖的温情与敬意。阎氏之后，中国一些知识精英逐渐丧失对中国文明的温情与敬意。历史学家最终成为历史的杀手。这样的历史研究转化为酷吏断案深文周纳的笔墨文书。“莫须有”的作伪故事如此这般编造下来，形成一种极不审慎的恶劣学风，于是有了康有为先生的作伪故事（《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顾颉刚先生的作伪故事（“层累”说）。于是一些今文《尚书》篇章和更多的古文献也最终成为“伪书”。时至今日，中国史学界似乎仍然搞不清楚谁是历史学家，谁是佞人遗种，什么叫客观慎重的科学研究，什么叫酷吏断案的笔墨功夫。一门健全的学科必须要有一个知识的轮廓，要有一套获得和分析经验的相对成熟的方法，一套修复谬误和良性生长的机制。难道没有地下出土的“物证”，我们就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说来有些荒唐，实则大可悲哀。 § 评价 阎若璩是我国清初一位著名朴学大师。他毕生研究经学、古地理学，治学严谨，善于思考。他常说：“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他20岁时研读《尚书》时，对《古文尚书》产生了怀疑，于是花了三十年时间进行考证，终于写成了著名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对东晋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辩出伪迹一百二十八版权法，得 阎若璩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都是魏晋间伪作的结论，翻了一千多年经学史上的一个大案。名儒黄宗羲看后，大加赞赏说：“一生疑团，见此尽破矣！”并亲自为此书写序。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评述说：“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是近三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他在考证方面的成就，使他成为一代宗师。 康熙二十九年，内阁大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因精于地理学，应邀参与编纂。此后，他又和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协助徐乾学编撰《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 阎若璩一生勤奋治学、著书，除著有《古文尚书疏证》外，尚有《四书释地》、《潜邱札记》、《困学记闻注》、《孟子生逐年月考》、《眷西堂集》等。他治学严谨，“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无一字假”。这种学风，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影响很大。纪昀对他在考据学上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江藩《汉学师承记》将阎若璩推为清代汉学家第一。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是清代考据学的一面旗帜。它与顾炎武等人横扫了当时流行的空疏无本的心学，开创了清代朴实学风的道路，后来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他研究学问的方式我们今天仍在借鉴使用。他那种批判的精神，严谨的态度，详细的占有资料，缜密的考证，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 纪念 阎若璩阎若璩逝世后，淮安人对他十分崇敬与怀念，在新城文昌宫内为他建了“阎先生祠”，供人凭吊祭祀。到了清末 光绪初，段朝端、徐嘉等人因为“阎先生祠”地点过于偏僻，倡议改在城内奎文书院(遗址在今淮安市中学)并附祀已故淮安地方文人李铠、张弨、顾諟、杨开源、任瑗、吴玉搢。建成后，由路伾(峡)题额，名为“阎征君暨六先生祠”。光绪22年(1896)，山阳县知县卢维雍捐银七十两给阎征君祠，银存于典铺，每年以利息作祭祀费用。光绪27年(1901年)，河下王全熙邀集一些文人，募集经费，在河下竹巷状元里阎若璩故里另建“阎征君祠”，事未办成即病逝。后来他的儿子王朝征继续操办，终于在光绪34年(1908)建成。 § 故居 故居位置：储库营胡同（皮库营胡同）15号 阎祠在山西太原会馆内，几经变迁已难窥旧貌，现为民居。 《清史稿·列传》“儒林”条下亦有阎若璩的传。阎若璩是太原县西寨阎氏第12世孙，今晋源区西寨村“阎氏宗祠”正殿南面靠墙，置有阎若璩的半身仿铜像和装人镜框的文字介绍；西寨村口置有“阎潜丘故里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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