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近卫文麿 |
| 释义 | § 个人简介 近卫文麿近卫文麿（KonoeFumimaro，1891～1945）日本内阁总理大臣（1937～1939，1940～1941），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推行者之一。1891年10月12日生于东京。公爵近卫笃麿的长子，少年继其父为公爵，1917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科。 1916～1936年，历任贵族院议员、副议长和议长，开始接近军部。1937年6月出任内阁总理大臣，7月7日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1938年1月发表诱胁国民党政府投降的“近卫声明”；同年4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11月发布“建设东亚新秩序”宣言，12月发表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谈话，进一步向蒋介石、汪精卫诱降，并企图使日本对中国东北等地区的占领合法化。 1939年1月被迫辞职，任枢密院议长。1940年6月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极力推进法西斯“新体制运动”。同年7月再次组阁，9月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并同美国谈判。10月组建法西斯御用团体“大政翼赞会”，自任总裁，完成了法西斯体制。任内还确定将对美英开战，为后来东条英机实行法西斯军人独裁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创造了条件。1941年7月成立第三届近卫内阁，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印度支那半岛。同年10月，因对美谈判陷入僵局、在侵略计划上与军部发生矛盾而辞职。 1945年2月，在日本败局已定的形势下。近卫向天皇提出奏章，策划议和，以图维护天皇制。日本投降后，曾任东久迩稔彦内阁（1945年8～10月）国务大臣，并任内大臣府御用挂，曾在盟军最高司令官D.麦克阿瑟授意下，拟订修改宪法草案。1945年12月收到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发出的战犯嫌疑罪逮捕令，被传讯前，于16日晨（一说1946年1月16日）畏罪服毒自杀。[1] § 个人经历 近卫文麿近卫文麿（1891－1945），日本贵族政治家，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推行者，侵华战争的罪魁之一。1891年10月12日，近卫文麿出生在东京的显赫贵族家庭。其父近卫笃麿是明治时期的知名人物，曾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议长等要职。在这样的显贵家庭影响下，近卫文麿自幼深受保皇思想的熏陶，对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天皇制国家忠心耿耿。 1903年，近卫文麿毕业于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初等科。1904年，其父去世，近卫文麿作为长子承袭公爵爵位，成为近卫家族的弱冠家主。 少年时代 1891年（明治24年）10月12日，于东京麹町区（现千代田区）出生。是近卫笃麿和前田庆宁女儿—衍所生之长子。母亲在其年幼的时候病故，继母为衍的妹妹—贞，文麿与其相处不佳。1904年(明治37年)，父亲逝世。当时12岁的近卫文麿就继承了爵位，但同时也承担了父亲留下的大量欠债。解救了这个困境的人，是同样朝臣出身的政治家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和生前的近卫笃麿可以说是政敌，不过，对近卫家和文麿在金钱和精神上都积极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近卫文麿在最初受到父亲的亚洲主义影响下，也渐渐加入了西园寺的欧美主义的思想。 大学时代 在华族学习院中等科毕业后，华族子弟多会是继续学习院高等科。不过，被是当时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现在东京大学前身之一)之校长新渡户稻造感化，投考旧制第一高等学校。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战后的东京大学)后攻读哲学。后来被著名的经济学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河上肇吸引，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战后的京都大学)攻读法学系。 1909年3月，近卫文麿毕业于学习院中等科，4月转入第一高等学校英文科。1912年3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10月转入法学科。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号称“最后元老”的西园寺公望，后者对近卫的仕途生涯影响极大。 踏足政界 1916年(大正5年)，根据贵族院令，到了25岁便进身为公爵议员进入贵族院。1918年(大正7年)，为杂志《日本及日本人》论文执笔“推开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1919年(大正8年)跟随代表日本的西园寺公望参加巴黎和会，增广了国际见闻。1922年，以仅30岁贵族议院的决议员就任。1927年(昭和2年)脱离旧态依然的贵族院研究会。与木户幸一、德川家达等结成了火曜会，对贵族院内集结了新势力的同时，逐渐偏离西园寺公望成为了贵族院内的革新势力中心人物。同时，作为五摄家之首的血脉，加上端正的外貌(当时的日本人中属于高个子)，用反对英美协调外交的现状破除主义的主张，获得群众的欢迎，很早便被期待成为首相。1933年就任贵族院议长。 1917年，近卫文麿大学毕业之后，由西园寺公望引荐入内务省地方局任职，开始涉足政界。 1919年1月，近卫作为西园寺公望的随员出席巴黎和会。回国之后、他在《战后欧美见闻录》中鼓吹“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生存，要求发展之地”。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近卫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积极活动，扩大影响。1931年，近卫成为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出任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敲响对外侵略扩张的战鼓。近卫对日本军人的做法极为赞赏，他在《元老重臣与我》中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 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阀中的“皇道派”青年官兵发动二·二六政变，导致冈田启介内阁垮台。西园寺公望向天皇推荐近卫组织新内阁，但近卫倾向于“皇道派”，感到难以处理二二六事件问题，便以健康欠佳为由加以拒绝。接任的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执政仅一年多便因无法控制国内的政治矛盾而相继垮台。西园寺公望再度向天皇推荐近卫组阁，而近卫此时似乎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官僚、政党和各派军阀都希望在目前“帝国的不统一”的状态下，近卫能够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强有力的内阁。 1937年6月4日，近卫受命组阁，成立第一届近卫内阁，时年46岁的近卫被称为“青年宰相”。近卫组阁后，立即着手在日本国内推行法西斯化，加快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 1937年7月7日，近卫组阁仅一个多月，日军就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侵华战争蓄谋已久，近卫就曾多次提出“华北经济开发”对日本的意义。因此，事变发生后，近卫内阁虽曾声称“不扩大事态”，但在事变的第4天就即发表“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决定从国内派遣3个师团，从朝鲜派遣1个师团，从中国东北派遣2个旅团，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近卫还亲自召集财、政等各界头面人物．要求他们为战争出力。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侵华战争不断扩大。8月7日、近卫内阁召开四相会议，决定“大陆主要使用武力的地区应为河北－察哈尔区和上海”。根据这—决定，日军发动八·一三上海事变，相继攻陷上海和南京，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为确保侵略战争的进行，近卫内阁加强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1937年9月。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向国民灌输“尽忠报国”，“征服世界”等法西斯思想。10月，设立旨在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企划院，制定《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等法令，促使整个国民经济为战争服务。10月15日，近卫从工商巨头、军人和议会政党中选出10名最有势力的人物作为临时阁员－－参议。11月22日，组成包括首相在内的指导战争的大本营。近卫文麿1938年初，日军攻占南京等城市后，近卫于1月16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称“帝国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借此一方面向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招降，另一方面促使国内竭尽全力加强军备，改革国内体制，尽快以武力征服中国。1938年3月31日，近卫内阁公布战时法律“国家总动员法”，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为法西斯的总体战效劳。 同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军的速决战美梦破产了。为此，近卫在11月3日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把对国民党政府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共同防共”，“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向国民党诱降。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著名的“近卫三原则”，即“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但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打破了近卫的如意算盘，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日本政府内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届近卫内阁于1939年1月宣行总辞职。 近卫辞去首相职务后，旋就任枢密院议长，并在平沼骐一郎内阁任无任所大臣。1940年6月，他辞去枢密院议长之职，开始着手推行所谓“近卫新体制”。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闪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随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席卷整个西欧。德军的辉煌战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日本帝国王义者对侵华战争的僵持局面极为不满，急于扩大战争规模，他们强烈要求铁腕人物出马组阁，调整日本的战略。 1940年7月22日，近卫第二次组阁。7月26日，近卫在内阁会议上确定《基本国策》，提出要“建设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为达此目的，在国内确定“发挥国家总体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对外推行南进政策并强化与德意的联盟。10月12日，近卫建立“大政翼赞会”并自任总裁，声称“大政翼赞会”仅作为辅佐天皇的政治组织，而不作为政党，不论军阀或官僚均可加入，以此扩大其政治基础，减少军人和官僚的对立，实现国内政治的一体化，完成日本式的法西斯化。 近卫内阁还在1940年12月6日设立情报局，以此箝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1940年9月29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日本由此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为集中力量推行“南进”政策，近卫政府在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并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德军的军事冒险一再得逞，这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十分眼红，南进的心情空前迫切起来。7月2日。近卫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以全力向东南亚扩张，“不惜与英美一战”。近卫内阁为日本铺好了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 为配合“南进”方针的落实，近卫展开外交攻势，加强了自1941年4月开始的以牺牲中国求得妥协为内容的日美谈判，企图通过谈判，一方面断绝中国的一个最重要后援，迫使中国早日屈服；另一方面为侵略战争赢得时间。但在谈判过程中，外相松冈洋右过于锋芒毕露，一味激化同美国的矛盾，同近卫的策略发生了分歧。为统一策略，近卫决定内阁全体辞职。近卫文麿1941年7月18日，近卫组成第三届近卫内阁，起用预备役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为外相，继续同美国谈判。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不能取得成果，则立即与美英荷开战。到了10月，日美谈判仍然陷于僵局。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近卫认为立即同美英开战的条件尚不成熟，胜利的把握不大。东条英机作为立即开战派的代表人物向近卫提出：如果不按御前会议的开战决定执行国策，那么参与这项决定的近卫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由于东条的态度十分强硬，近卫内阁被迫辞职。 东条英机上台组阁后不久，便在1941年12月8日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尽管近卫反对立即开战，但这绝不是说他反对战争，近卫三届内阁事实上已经将日本推上了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在东条组阁后，近卫向东条赠送日本军刀，作为对后者的鼓励。1942年元旦，近卫被日本舆论称为“日本第一蠢人”、“战败主义者”。 日本的侵略战争很快便走向了失败。至1945年初，狂妄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已经无法扭转败局。在这种形势下，近卫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才能保存天皇制。1945年2月14日，近卫上奏天皇陈述此点。但日本法西斯仍想负隅顽抗，坚持“一亿玉碎，本土决战”。天皇甚至准备派近卫去苏联交涉，以求得苏联继续保持中立，但因苏联拒绝而未成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随即占领日本。17日，日本组成东久迩官亲王内阁处理投降的善后事宜。近卫在内阁中任国务大臣，后又在币原喜重郎内阁中任管理宫廷内务的“内大臣府御用挂”。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还曾委托近卫修改宪法。当近卫着手进行修改宪法的调查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近卫是战犯，不适宜做此项工作。占领军当局迫于舆论压力而于11月1日声明“没有委托修改日本宪法的事实”，并废除内大臣府，发出对近卫的逮捕令。 1945年12月16日清晨，近卫文麿在被捕的数小时畏罪服毒自杀。[2] § 政治生涯 近卫内阁 1936年，冈田内阁因“二·二六事件”垮台，元老西园寺推荐近卫组阁，以稳定政局。但近卫对发动这一事件的皇道派军人持同情态度，对处理善后感到为难，结果以健康原因推辞。其后成立的广田内阁和林内阁，皆因无法控制局面短命而终。林内阁于1937年6月辞职后，组阁大任再次降到近卫头上。6月4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宣布成立。 无论是元老重臣，还是军部、政党、财界、民间右翼势力，都对近卫登台一致表示拥护，尽管它们的想法不尽相同。的确，近卫有高尚的血统，46岁的美妙年华，曾因辞掉首相给人留下没有权力欲的良好印象，对整个统治阶级来说，他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 近卫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统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推进对外扩张。他在组阁当天即表示，“属于‘非持有国’类型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力，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实现“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移动的自由”。无异一纸夺取殖民地的宣言。 1937年7月7日，即近卫上台后的一个月又三天，驻华北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7月底，华北日军与前来增援的关东军、朝鲜日军攻占了京津地区，并继续向华北腹地进犯。8月13日，日军开辟上海战场。11月12日占领上海，旋即攻占京沪铁路沿线城市。12月13日占领南京，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遇难的中国军民超过30万人。次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一年多时间，日本即攻占了半个中国。 但是，与日本法西斯预想相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到1938年底，抗日战争开始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在军事上未能灭亡中国，诱降阴谋也未见实效，近卫内阁在侵华对策上已一筹莫展，加之在与德国签订军事同盟上与陆军发生分歧，遂于1939年1月实行总辞职。近卫文麿1940年7月22日，近卫再次登台组阁。 第二次近卫内阁在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上抛出的新花样，是开展所谓新体制运动，亦称“近卫新体制”。近卫声称，开展新体制运动是“为应付前所未有的内外动荡局势，建立强有力的举国政治体制”，使“一切政党、派别、经济团体和文化团体统统归依于公益优先的精神之下”，“官民协同”、“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 近卫新体制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在政治上是效仿希特勒的纳粹党，由近卫本人发起建立直接辅助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近卫已开始了筹建新党活动，组阁前的6月24日，又辞去枢密院议长，全力实施这一计划。到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的一个月左右，现存的各政党和团体，或自动解散，或被强制取缔。在“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下，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纷纷投入近卫的怀抱。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宣布成立，近卫亲自兼任总裁，其他要职分别由宫廷贵族、军政官僚及法西斯分子头目担任，并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由当地知事任支部长，将居民编入“邻组”组织，实行严密的法西斯主义统治。 1940年12月，近卫内阁通过《经济新体制纲要》，为实现“国民经济一体化”，加强国家的战时经济统制，设立钢铁统制会等产业统制机构，以保证战争物资的生产和调配。同时还设立全国金融协议会，颁布资金运用令，加强对金融业的统制。 此外，近卫内阁制定《确立劳动新体制纲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规模的产业报国运动，建立各种产业、行业报国会，通过劳务统制，把全国人民驱赶到为战争服务的轨道。 伪实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与“德意三分天下”的迷梦，近卫内阁在加强中国占领区统治，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前提下，紧锣密鼓准备“南进”，夺取被英美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东南亚地区。为实现这一目的，经松冈外相斡旋，1940年9月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次年4月又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压美英对日本的“南进”采取绥靖政策。但是随着德国入侵苏联，这一外交阴谋实际宣告破产。近卫文麿然而日本仍坚持“南进”计划，在1941年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再次确定“南进”政策，并“不辞与美英一战”。不过在策略上则仍做两手准备，即一面继续与美国谈判，谋求外交解决问题，一面制造“北进”假象，加紧备战，一旦谈判破裂，即行对美英开战。为此，1941年7月16日，近卫以内阁总辞职的方式，撤换了对贯彻这一方针不利的外相松冈洋右。 继而成立的第三次近卫内阁，除更换了少数成员外，继续坚持政府的既定方针。9月6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以10月上旬为限，如日本的要求“仍无实现的希望，就决心立即对美、英、荷开战”。对“南进”和御前会议的决定，近卫始终是积极赞同者，但到10月上旬日美谈判仍无进展时，他感到对美开战尚无“百分之百”的取胜把握，与主张立即开战的东条发生对立，遂于10月16日向天皇提出辞呈。 近卫辞职后，仍作为政府重臣参与制定重大国策，后来也提出过尽早结束战争之类的主张。但他最关心的是“保存国体”和防止“共产主义蔓延”。日本战败投降后，曾担任东久迩内阁国务相和币原内阁“内大臣府御用挂”职务。 近卫文麿与蒋介石 二战中曾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的亲笔文件在其亲属家中被发现。该文件中记录了太平洋战争末期近卫试图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停战谈判的部分内容。负责解读工作的东乡神社神职人员松桥晖男等表示文件出于近卫“亲笔”，是近卫“试图推进和平工作的具体证据”。 该书题为《近卫文麿的设想》（道越治著、松桥晖男监修）。文件由钢笔书写在23张便笺纸上，被保存在近卫亲属使用的镜台的“隐蔽抽屉”中。 被发现的文件共4份。其中有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关系均极密切的司徒雷登于1939年左右写给近卫等人的书信的两份翻译件。另外两份则是1945年5月底，近卫的亲信秘书中山优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在北京举行的两次会谈的记录。 对文件进行解读后发现，在第一次会谈中，中山表示“日本已经没有侵略压迫中国的必要和能力”，司徒雷登的秘书也表示“确实如此，应该停止战争”。双方就停战意向达成了一致。在第二次会谈中，双方还讨论了进行停战谈判的人选问题。中山此后向日本政府的大东亚省提交了以司徒雷登为仲介人进行和谈的设想，但未得到具体实施。 § 大事记年表 1891年10月12日出生出东京 1917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系 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 1937年任首相（第一次内阁） 1939年总辞职 1940年任首相（第二次内阁）、大政翼赞会总裁 1941年任首相（第三次内阁） 10月总辞职 1945年任东久迩宫内阁无任所大臣 12月16日服毒自杀，54岁 § 影响及评价 近卫文麿外孙1937年12月，日军攻克南京，日本对中国政府会乞降的幻想却因蒋介石的拒绝而遭破灭。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一气之下，在1938年1月16日向全世界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在此后进一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日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 战后的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在战争中最为愚蠢的战略失误。没有任何退路的国民政府在1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迅速刊出蒋介石对日本近卫文麿声明的反应，措辞强烈地表明了中国将继续抗日的立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维护中国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接受，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篡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对于日军而言，战争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力的狂热。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日军规模庞大的“汉口会战”的另一个目的，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所说，为了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文件这样记载。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证明，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蒋介石由此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誓言“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政府调集全部海空军以及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然而与淞沪、南京会战不同的是，蒋介石在1938年2月发表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中称:“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1940年７月至1941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效仿希特勒的纳粹党，在日本国内强化法西斯体制，开展所谓新体制运动，亦称“近卫新体制”，强制取缔日本国内各政党和团体。由近卫本人发起建立直接辅助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要职分别由宫廷贵族、军政官僚及法西斯分子头目担任，并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由当地知事任支部长，将居民编入“邻组”组织，实行严密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对外加强中国占领区统治，命令日军“南进”侵略东南亚地区，声称“不辞与美英一战”。1940年9月签订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加入法西斯轴心国连盟。次年4月又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1941年7月至10月第三次组建近卫内阁，积极推行日军“南进”计划，扩大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亚洲各国的侵略。 1942年元旦，近卫被日本舆论称为“日本第一蠢人”、“战败主义者”。 近卫辞职后，仍作为政府重臣参与制定重大国策。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任内大臣府御用挂职务。同年12月6日，为逃避人民的审判，在美军占领日本当局向他发出逮捕令后服毒自杀。 近卫、广田的无能使战争陷入泥沼日中战争：近卫的无能使战争陷入泥沼。 近卫文麿（首相）、广田弘毅（首相、外相）、土肥原贤二（奉天特务机关长）、杉山元（陆相）、武藤章（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推动战争走向日中全面战争的责任，1937年（昭和12年）6月4日，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一个月以后的7月7日，就发生了成为日中战争起点的“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冷静地加以处理，有可能得到回避全面战争的危机。事实上，四天之后的7月11日，当地已经达成了停战协定，事变正朝着局部解决的方向发展。 但就在同一天，近卫内阁宣布了向华北派兵的声明，点燃了军事对抗逐步升级的战火。 除了派兵的决定之外，近卫在发表事实上抛弃了当初的“不扩大方针”的“膺惩暴（戾的）支（那）”声明时，在陶德曼进行调停工作时和关闭了同国民政府开展谈判门户的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时等历史的重大关头之际，都没有主动发挥过政治领导力。 战争初期，他也曾经划策过同蒋介石的高峰会谈，也试图向国民政府派遣密使摸索和平的道路。但一旦遭到陆军等势力的反对，就缩手退让，半途而废。 在最初决定从日本本土派遣三个师团（前往中国）的五大臣会议和此后的内阁会议上，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跟近卫首相一样，以几乎沉默的姿态贯彻始终。非但如此，他还跟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等人一起，主张中止同国民政府的和平交涉。 1945年12月16日晨，发动全面侵华及太平洋战争的罪魁近卫文磨为逃避人民的审判，在美军占领当局刚刚发出对他的逮捕令后服毒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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