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赵光贤 |
| 释义 | 赵光贤(1910--2003) 赵光贤，祖居河北省玉田县城内鼓楼东街(老检察院、法院处)。赵家系本县望族，祖父是清朝进士，曾在山东做官；父亲赵绂鸿是清光绪乙未(1895)翰林，曾任江苏省奉贤县、常熟县县知事。赵光贤宣统二年正月十五日(1910年2月24日)生于奉贤县(今属上海市)。1917年其父于南京病故，母亲带他返回故里玉田县。母亲李氏性格贤淑明达，生活上执著和韧性对幼年的赵光贤影响很深。光贤自幼嗜书成癖，7岁在家读私塾时，对《三字经》、《百家姓》、《龙文影》、《古文观止》、《千家诗》、《论语》等无不习谙，还读了《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阿房宫赋》、《赤壁赋》、《醉翁亭记》等大量文章。塾习三年后，于1919年被送入县立小学读高小。就读期间，对历史和地理两门课程颇感兴趣，成绩皆佳。历史教师常讲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日本强占胶州湾和青岛、“五四”运动、俄国革命等大事，这对年幼的赵光贤影响很大。后来他回忆说，他所走过的研究历史的道路好像从那时起就定下来了。 1925年，赵光贤毕业于河北省立第四中学(在卢龙县)。中学时代，对历史课尤感兴趣。对研究历史的书籍广为涉猎。诸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辨》等，他都一口气读完，并写出读后感，崇拜梁启超是史学家的“泰山北斗”，称顾先生是他的学习榜样。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陈垣先生的文章《书内学院校慈恩传后》。这篇文章竟然批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考证唐玄奘法师西游时出发年月的错误，令他吃惊。没想到陈先生能以充分的考查证据驳倒了这位“泰山北斗”。于是对陈先生久存仰慕之心。由此萌发出来对考证的兴趣，以致决定了他后来治学的道路。 中学毕业后，抱着学习历史的愿望，他报考了北京大学，但由于数学成绩差而落榜。他虽感遗憾并不灰心，继而考入政法大学预科，读政治系，两年毕业后又读了一年本科。1928年9月清华大学招新生和插班生，他报考二年级，一举中榜，要求转读历史系，教务处不允，再度从习政治系，选修西洋近代史和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在这里他读了很多西洋史方面的书籍，由于这些书大多是英文，实际等于他一面学历史，一面学英文。 1932年，赵光贤清华大学毕业，妻子高氏病逝，他也病倒，只好在家将息。 “九.一八”事变后，他将全家从玉田迁到北京。1935年一1937年在《大公报》任助理编辑。 1938年新学期开始，赵光贤无意中在报纸上见到辅仁大学陈垣校长办的史学研究所招生广告，看到陈垣的名字，使他回忆起往事，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立即报考，一举成了多年仰慕的名师陈垣先生的及门弟子。从此，他终于踏上了研究历史的征途，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一次陈先生谈到《册府元龟》是研究隋唐史的必备书时，赵光贤禁不住提起自己如何由崇拜梁启超转到仰慕陈先生的趣事，引得陈先生大笑。他未料到这位研究生原来对自己追随有年，并决意立雪程门了。 陈垣先生史学知识博大精深，其沾溉后学，难以尽述。使他印象尤深的是“史学考证法”的讲授，陈先生要研究生每人购买一本《日知录》，从卷八开始逐条查出处，并写出笔记。起初谁都不明白陈师的用意，后来才知道是要他们练习基本功一一查出处。找不到材料的来源就谈不上考证。陈先生常说：有些人研究历史，不肯下这功夫，鄙视校勘、考证，满足于东摘西抄，沿讹踵谬而不自知，难怪写的东西经不住考验。陈先生还强调写笔记是治学的一种方法，读书有得就记下来，集腋成裘就是一条。在陈先生言传身教下，赵光贤学到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了许多研究历史的方法。像如何搜集、鉴别、分等，如何利用史料做考证等等。这些优良的史学传统，至今也是行之有效的。 1940年夏，赵光贤从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辅仁大学执教。本想重点研究明清史，计划从明末清初努尔哈赤搞起，教务处长胡鲁士(荷兰人)却要他教历史系的西洋上古史和外语系的世界史。原因是这些课本大部是英文，原来均由外国人讲课，此时的北京已被日军占领，中学里都不学英文，改学日文，新生入学听外国人讲课非常困难，因此，学校决定让他代替外国人讲课。 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怀疑辅仁、燕京两校教师与重庆国民党政府有联系，大肆逮捕教师，赵光贤未得幸免。早年他从师陈垣先生时，陈先生经常以古比今进行爱国教育。要学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赵光贤也曾目睹过陈先生怒斥日军的言行，爱国思想早已播入他的心田。被捕教师在日本宪兵队关押80天后，部分人被释放，只有赵光贤等25人又被关进日本监狱，后又转到中国监狱。在狱中，他总是精神振奋，蔑视日寇对他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并顽强地读完了一部《资治通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出狱。一出狱他首先去拜望陈垣先生，陈先生久久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终于胜利归来了，欢迎你!”赵光贤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 1947年夏，辅仁大学历史系教先秦史的张星良先生病倒了，一时找不到人代替。陈垣校长找到赵光贤，说他教过西洋上古史，也教教中国古代史。赵光贤因对先秦史没有下过功夫，恐怕不能胜任，起初没敢答应，后来学校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教师，他只好勉强应诺。刚接触先秦史讲义时，他发现第一章是从伏羲、神农、黄帝讲起，认为这些只是传说，不能算历史。他大胆改革，从中国猿人讲起，又介绍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学生们为之耳目一新，都很满意，从此他便走上了研究先秦史的新路。 1948年，赵光贤第一次读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的《殷周时代中国社会》；解放以后又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并认识了翦伯赞先生，才开始对用马克思主义来讲中国史有了初步了解。而且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贯穿到教学中去。同时认真学习中国的古典著作、甲骨文和金文。开始读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王先生用考证方法研究先秦史，凡有论证总是有根有据，非常深入。他写的《生霸死霸考》、《殷周制度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等名篇，对赵光贤有强大的吸引力，一读再读，余味无穷，从中学到了用考证方法来研究古史的门径。时隔不久，赵光贤被聘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赵光贤随陈师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教先秦史：从这时起他对先秦史进行了深一步地研究和探讨，潜心钻研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战国，时间跨度很大，但他迷上了这一门。于是他抛开功利，锲而不舍，收到了明显效果。翌年，他与河北一位中学教师结婚，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这对赵光贤潜心治学来说好似如鱼得水，于是他便以“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它东西南北风”的劲头苦苦钻研。正当他专心治学、硕果待望的大好时期，没想到一篇文章却招来大祸。 那是1957年，身在病中的赵光贤写了一篇文稿，投向《光明日报》。因文中涉及到学校办事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问题，文章转回学校，被说成是右派言论，第二年就被打成右派，工资降两级，停止教学工作，参加“劳动改造”。从此一过便是20余年的“忧天将压，避地无门”的日子，可幸妻子对他忠贞不二，深信丈夫是个好人。这段时间，生活虽苦，但他安之若素，对西周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写出了一篇篇心得和文章。1965年冬，他把这些文章油印成册，题为《殷周社会平议》，以备改后发表。没料到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这项工作被迫中断。家被抄，藏书被封，还好这个油印小册子和一些文稿幸存下来。在接受批斗之余，他仍不厌其倦地思考，打了许多腹稿。直到“四人帮”倒台，“右派”问题得到真正平反，才将此著作定了下来，题为《周代社会辨析》，1980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的主旨是讨论西周社会性质，即论证西周是封建社会而非奴隶社会，并对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论的观点提出质疑。作者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到意识形态等几个重要方面作了历史的和逻辑的阐述，无疑是历史学界在这方面长期争论的积极成果之一。该书的出版，在史学界影响很大，先后两次印刷，都很快售罄。尔后他又写了几十篇学术文章(其中包括十几篇有关研究孔子的文章)和几部专著，如《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987年，赵先生将自40年代到80年代初撰写的26篇论文辑成一书，名《古史考辨》，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上起氏族社会，下迄明清史事，以及有关的重要历史文献。 赵光贤长期以来致力于武王伐纣年代之研究，发表过多篇文章，他是采取历史文献和金文(赵先生对西周青铜器及其铭文有独到的研究)并依据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如古代岁星运行等)，从而提出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5年，论证全面，令人信服。 赵光贤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自左丘明、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探寻历史的真相，才能很好地研究历史发展规律，才能真正为现实服务和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 赵光贤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除亲自培养大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外，还有众多私淑弟子，在成都、青岛、哈尔滨等地都有先秦史爱好者向他求教，1994年10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海内外先秦历史与文化研究最新进展高级研讨班”，赵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仍亲自登台授课。 赵光贤的书斋题名日“亡尤室”，取意于《论语·述而》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把“忘忧”二字简笔成“亡尤”。一个人能做到忘食、忘忧、忘老之至，就能永葆青春，事业上便永在进取中。这正是赵老乐观和拼搏精神的高度概括啊! 赵光贤教授2003年8月于北京仙逝，享年93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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