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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袁宏道
释义

袁宏道袁宏道(1568~1610),明朝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明公安(今湖北人),万历年进士,官至吏部中郎,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为“公安派”的创始者。作品真率自然、清新活泼,内容则多写闲情逸致,部分篇章反映民间疾苦,对当时政治现实有所批判。有《袁中郎集》。

§ 个人生平

袁宏道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 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二十三年选为吴县令,三十七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佛学造诣极深,据说为苏轼的后身,其著的《西方合论》一书为佛教净土宗净土十要之一,至今仍在流传。袁宏道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宏道实为公安派领袖。他的一套系统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他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其目标是去伪存真,抒写性灵。他认为,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推崇民间的通俗文学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 ,各类随笔200余篇。作品真切感人,语言浅显,无斧凿之迹  。作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成就不如散文。著有《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广陵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破砚斋集》、《华嵩游草》等。今人钱伯城整理有《袁宏道集笺校》。

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本文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袁宏道之墓

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 文学主张

袁宏道袁宏道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

他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汉。他说"心中本无可喜之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之事而欲强哭,气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论文》),就是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他的诗文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率真自然,不事模拟。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点是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他于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以上均见《论文》)。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

§ 思想观点

在《小修诗叙》中,,袁宏道提出了公安派的理论核心“ 独抒性灵”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学主张“ 不拘格套” “ 独抒性灵” 的提出是对张扬个性的肯定,对文学的主体—人的肯定, 它包含了富于时代气息的内涵“ 性灵” 指纯真、活泼、自然的人性, 是真的性情“ 性灵” 也指人的各种生活欲望和情感的流露“ 性灵” 体现于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 不拘格套” , 指独特的富有独创性的个性表现。

袁宏道在袁宏道看来, “ 性灵” 就是人的自然的个性, 是纯真的毫无掩饰的性情“ 性灵” 作为真的性情, 体现于外则为“ 趣” 和“ 韵” 。中郎认为“ 趣” “ 韵” 者始是真正的自然人, 但“ 趣” “ 韵” 对于古人来讲却又并非触手可及。在《寿存斋张公七十序》文中, 他说“ 大都士之有韵者, 理必人微, 理又不可以得韵。故叫跳反掷者, 稚子韵也, 嬉笑怒骂者, 醉人之韵也。醉者无心, 稚子亦无心, 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 为人如此, 为文亦当如此在这里, 袁宏道强调了为文当有“ 真性情” , 有了真性情的人, 即可剥去一切的伪装, 卸下一切的伪饰, 还以原始的真正的面目醉者已醉, 失去面对俗世时的面具, 醉时所言所行皆出自于不掩饰的真性情, 率性而为, 不顾忌太多的人情世故。童子亦如是, 不懂得虚伪, 一味任性而为, 随性生活, 故“ 当其为童子也, 不知有趣, 然无往而非趣也” 《叙陈正甫会心集》为文亦如此, 惟有“ 真性情” 才能真正打动人, 才是最贴切心灵的真声, 惟有“ 从胸臆流出” 才能“ 情与境会, 顷刻于言, 如水东注, 令人夺魄。”人生于世间, 总是为种种欲念所缚, 为名为利为财为色, 转而为文作诗, 亦多阿谈奉承之作, 少真正性情之文。

中郎认为人当追求真正的“ 性灵” , 任达放诞, 如云舒风卷般自由而且, 真正的“ 性灵”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张扬捐狂, 更是心灵上的无牵无挂无碍, 如“ 醉者无心, 稚子亦无心” 人一旦人了尘俗, 太多的俗务便如蛛丝缠身, 束缚越来越多, 而真心却越来越遥不可及。故“ 山林之人, 无拘无缚, 得自在度日, 故虽不求趣, 而趣近之。” 而俗世中的人“ 追夫年渐长, 官渐高, 品渐大, 有身如桔, 有心如棘, 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 人理愈深, 然其去趣愈远矣” 同上文章也是这样, 为文若有太多的拘束, 则其离真正的性情亦远矣中郎持此论当与其禅思有关。他性喜佛老, 融合了禅宗与净土宗, 思想中深受“ 明心见性” 的影响, 而其“ 性灵”就是此“ 心性” 的体现。“ 性灵” 的提出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明中后期是一个几乎与魏晋相类似的混乱时代政治黑暗腐败, 人性受到沉重的压抑。当人性受到阻碍无法发展时,便转而求于内这种对于内心真实的探索, 追求诉诸于文字便为“ 性灵” 。另外, “ 独抒性灵” 的内涵亦受到同时代稍前的李蛰的“ 童心说” 的深刻影响。在明万历及后的文坛上, “ 性灵说” 与“ 童心说”并驾齐驱, 一齐驱动诗文向性情转变, 追求个性上的更高程度的自由与解放在中国, 儒道传统一直占据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袁宏道真迹自从相传是舜之“ 言志” 之后, 经由经学家的阐释, 文学转而成为一种为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现实作图解, 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工具文艺成了政治的脾女, 尤其是“ 诗言志” 发展到“ 文以载道” 之后, “ 政教中心论”在中国文艺史上的统治地位也就正式确立了, 文艺的政治功能被提到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尽管也有“ 诗缘情而绮靡” 之说的提供, 但它终究敌不过“ 发乎情止乎礼义” 的学说, “ 发乎情” 之“ 情” 是伦理道德的大情、公情而非个人心灵之私情。而袁宏道之“ 性灵” 则从本质上打破了这一戒律, 提倡的是人的真实性情的流露, “ 喜怒哀乐” 皆为文不仅如此, 他还肯定了人的各种层次的生活欲望, 不再把人的各种情感、欲望视为可耻的东西这在以“ 礼义道德” 为中心的封建时代, 不窗为一声惊雷。自荀子“ 性恶论” 以来, 虽然承认人的各种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 是天性中就存在的, 但这种欲望都被斥为“ 恶” 的东西, 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君子们一接触到欲望便避之不及, 他们努力压抑自己的各种情感、各种欲望, 于是各种清规纷至沓来。袁宏道则不然, 他大胆承认了人的各种欲望, 而且肯定了它, 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他以为“ 或今间阎妇人孺子所唱《擎破玉》、《打草竿》之类, 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 故多真声⋯ ⋯任性而发, 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 是可喜也。” 《小修诗叙》民间的歌谣皆随口而唱, 少所谓的格律、格调的束缚, 由是增添一份自然而无做作之韵, 纯为真实情感之流露、真实欲望之抒发诗中所寄之情亦不再只限于合乎“ 礼义”之大情, 更多的是“ 喜怒哀乐” “ 嗜好情欲” 之作袁宏道认为个人的各种欲望是人生来的自然本性, 不应该受到压抑而是应放任自然。文学亦不能只局限于大情,惟有“ 真声” 才“ 或有一传” 。“ 性灵” 包含的这一内涵正是打破强加于文学之上的种种道德伦理的束缚, 伸张新鲜真实的生活、情感和欲望在文学中应有的权利。这种对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欲望的提倡和肯定, 从潜意识上说正是要求摆脱封建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籍制, 让主体“ 性灵”得到自由的发展, 确认自己的价值, 开拓内心的丰富性, 实现内在的需求。

§ 公安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三袁像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 价值贡献

袁宏道“ 性灵说” 的提出是明代中后期文坛上的一股新潮流, 给近代文艺史开拓了新的创作空间“ 性灵” 把文学的主体性—人的情感提高到了超过形式的高度, 也把文学的抒情功能重新赋予文学而“ 性灵” 对于人的各个层次的情感欲望的肯定也为近代美学最终突破古典美学着了先鞭当然, 由于其一味强调“ 性灵” “ 不拘格套” , 使文章免不了最终流于街口巷语, 过于鄙但, 这是后话。

§ 代表作

袁中道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文如《游石首绣林山记》 、 《游鸣凤山记》 、 《金粟园记》 、 《玉泉涧游记》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牍文如《寄蕴璞上人》 、 《答潘景升》 、《与曾太史长石》等,直抒胸臆,文笔明畅;日记《游居柿录》 ,多有精粹文笔,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诗歌亦疏朗清新,偶有关心民瘼之作。但他的诗文主要以山水寄情、酬酢应答、感时伤怀为内容,思想平泛,艺术上也创新不多,与其文学主张不能相称。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即《袁小修日记》)20卷

§ 相关词条

公安派      公安三袁     袁宗道    袁中道    性灵派

§ 参考资料

大唐资料库     http://info.datang.net/Y/Y1833.htm

公安生活网     http://www.gashw.com/Htmls/gongan/galy/200712281707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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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9/21 18:4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