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艾米莉·迪金森 |
| 释义 | § 简介 Emily Dickinson艾米莉·迪金森(1830-1886)美国女诗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莫斯特(Amherst)。祖上是当地望族，父亲一度出任国会议员，家庭以保守的传统自居。她从小受到正统的宗教教育，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单调平静，很少外出，仅作过一次旅行。20岁开始写诗，早期的诗大都已散失。1858年后闭门不出，70年代后几乎不光房门，文学史上称她为“阿默斯特的女尼”。研究者至今仍不明白她长期隐居的原因。 艾米莉·迪金森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她的地位甚至已凌驾于沃尔特·惠特曼之上，就驾御英语的能力来说，有人把她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甚至还有人断言，她是公元前７世纪古希腊萨福以来西方最伟大的女诗人。迪金森生前发表作品很少（仅仅八首），而且大部分是匿名和未经她许可而发表的。她曾写道：“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切不可使人的精神/蒙受价格的羞辱。”迪金森喜欢词语游戏和谜语，她自己也成了一个谜语和一个神秘。她的生活大部分是后人的推测和猜想，是传奇和神话，因为人们对此所知甚少。她惟一仅存的照片是她在17岁时拍的。她接近1800首诗仿佛天造地设一般，看不出任何模仿的原型或者进展，它们仿佛一写下时就是如此，也没有任何标题和写作日期。这份巨大的文学遗产使她和沃尔特·惠特曼一样，成了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两位诗人之一。 § 生平 家庭 1830年12月10日，埃米莉·伊丽莎白·狄更生出生在位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安默斯特的农庄中，一个声望很高但并不富裕的家庭。[4]两百年前，在清教徒大迁移中，狄更生家族就来到日后使他们兴旺发达的新大陆。[5] 埃米莉·狄更生的曾祖父为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创办人之一。祖父塞缪尔狄更生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创办了安默斯特学院。[6]在1813年，他建造了自己的宅第，位于市中心主干道的大宅第，这也成为狄更生家族在那个世纪最好阶段的象征。[7]塞缪尔狄更生的大儿子，埃米莉的父亲爱德华父亲为有名望的律师，担任安默斯特学院的司库接近40年，也曾供职麻州普通法院，以及担任许多届麻州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议员，并且代表汉普郡区出席了美国代表议会。 1828年5月6日，爱德华迎娶了来在蒙森的埃米莉诺克罗斯。他们有3个孩子： 被称为奥斯丁的威廉奥斯丁（1829-1895）； 埃米莉伊丽莎白和被称为拉维尼亚或温妮的拉维尼亚诺克罗斯（1833-1899）。 埃米莉有一兄一妹，年轻时跟兄长奥斯汀的感情尤笃，二人都特立独行，爱好文学，奥斯汀后来继承父业，当上律师。 童年生活 这是一张埃米莉·狄更生年轻时的画像，当时她九岁。这幅肖像画出自一张对孩童时的埃米莉、奥斯丁和拉维尼亚的特写。 狄更生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据大家所说，年轻的埃米莉是一个行为端庄的女孩。在她两岁去蒙森走亲戚时，埃米莉的舅母对艾米莉的评价是非常满意的，她是一个很乖的小孩，一点也不乱动。埃米莉的舅母也指出这个女孩对音乐的喜爱，尤其在钢琴方面极具天赋，她将此称之为“驼鹿般的”（the moosic）。 狄更生在位于普莱森特街（Pleasant Street）的一座两层小楼里读完了小学。她接受的教育“对于一个维多利亚女孩来说过分的传统”。他的父亲希望他的孩子们能接受好的教育，即使是在出差的时候，也关注他们的学习进展。在埃米莉七岁时，他的父亲写信回家提醒他们兄弟姐妹“继续读书、学习，当我回家时，告诉我，你们都学了哪些新知识”。埃米莉一直以一种温和的手法描绘他的父亲，而从她的信件里可以看出她的母亲是冷漠的。在一封给知己的信中，埃米莉写到“在孩提时代，当发生事情时，我经常跑回家找奥斯丁。尽管他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是我喜欢他胜过任何一个。” 1840年9月7日，狄更生和她的妹妹拉维尼亚一起进入安默斯特学院读书，这所学院仅在两年前才开始招收女性学生，在此之前只招收男性学生。[11]大约在同一时间，她父亲在被愉快街道购买了一座房子。艾米莉的哥哥奥斯丁后来描述他们大的新家如同公寓，当他们的父母不在时，他和艾米莉就是这儿的君主和夫人。从房子中可以看到安默斯特公墓，当地的一位行政长官认为这儿既没有树木又让人毛骨悚然。 青少年时期 狄更生年轻时曾随家人到费城、华盛顿等地探亲，17岁进入女子大学。她在学院求学七年，课程包括英语和古典文学、拉丁语、植物学、地质学、历史、“精神哲学”及算术。有几个学期她因病辍学：其中最长的时间段是从1845年到1846年，那段时间里她总共才上了11周的课。 健康 2000年发现的一张照片，据说埃米莉为人所知仅有两张照片的其中之一。购买者在eBay购得，据推测摄于1848─53年。假如照片为真，就可看到狄更生健康时的样子。 狄更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受到来自死亡“不断加深的威胁”，特别是那些与她最亲近的人之死。当她表姐妹兼密友索菲娅•霍兰德（Sophia Holland）患斑疹伤寒症并最终死于1844年四月时，埃米莉崩溃了。两年后，当她回忆起密友之死，埃米莉写到“似乎当时我也应该随她而去，因为我不能照顾她，甚至就这么看着她。”[22]随后她患了忧郁症，她父母只将她送回波士顿的家中疗养。当埃米莉身心恢复后，她立刻回到了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Academy）继续她的学业。这段时期里她首次结交了终生挚友及通信往来的朋友，如亚比亚•鲁特（Abiah Root）、艾比•伍德（Abby Wood）、简•汉弗莱（Jane Humphrey）以及苏珊•亨廷顿•吉尔伯特（Susan Huntington Gilbert）。 性取向 苏珊是埃米莉年轻时的密友，后来更嫁给了埃米莉的哥哥奥斯丁，成了狄更生的嫂子。婚后，苏珊跟狄更生为邻，但二人常以便条通信。狄更生许多诗作的第一个读者（超过250首）就是苏珊，而且常因苏珊的意见而修改诗作。狄更生现存的书信，致苏珊的也占最多。曾说：“成为苏珊就是想像”(To be Susan is Imagination)，狄更生对苏珊的强烈感情是否为同性恋倾慕，成了不少学者争论的题目。 信仰 1845年，在安默斯特兴起了宗教复兴，狄更生的46位同僚都做了信仰宣言。[26]来年，狄更生给她朋友写到：“我从未如此享受完美的祥和与快乐，好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找到了我的救世主。”]她接着写到，她“非常高兴独自与上帝交谈，似乎上帝正在聆听我的祷告”。这一景象并没持续太久：狄更生从未做过正式的信仰宣言，做礼拜也只坚持了几年时间。[28]大约1852年，也就是她不再做礼拜之后，埃米莉写了一首诗，开头是：“有人坚持，在安息日去教堂做礼拜─／但是我却坚持，安息日在家中度过”。 埃米莉在学院最后一年间与广受欢迎的年轻校长伦纳德•汉弗莱成为好友。1847年8月10日，埃米莉结束了自己在安默斯特学院的学习，并进入位于南海德利的曼荷莲女子神学院，随后改名为曼荷莲学院求学，距离安默斯特大约16公里。[30]她只在神学院上了10个月的课。虽然她喜欢曼荷莲学院的女孩子们，但是狄更生在学校从未结交永远的朋友。至于埃米莉在曼荷莲学院求学经历如此之短的原因，现在是众说纷纭：有说是她身体欠佳的，有说她父亲想留她在家中的。也有说人说，是因为埃米莉对学校的宗教氛围非常反感，或者是她不喜欢严于纪律的老师。也有人认为是埃米莉的思乡之情在作怪。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埃米莉离开了女子学院，她的兄弟奥斯丁在1848年3月25日突然出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埃米莉带回了家”。[33]回到安默斯特，狄更生就做些日常活动打发时间。她会为家里做些糕点，也会经常在她家乡──发展中的大学城参加一些当地举办的活动。 隐居 1860-65这几年，是狄更生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同时开始隐居，有时甚至拒见来客。对时事坦白地缺乏兴趣，包括美国内战。后世猜测，狄更生因恋爱失败而离群索居，但并无有力证据支持这一点。 其实狄更生隐居后，依然跟许多人通信（已知的通信者有99人，包括一些有名望的文人），在写诗、管家之余，精神上并不孤单。1862年，写信给当时著名的杂志编辑希金生，请他品评自己的诗作。希金生看到狄更生的天才，但由于她的诗风异于同时，始终没有鼓励她出版。虽然狄更生没有正式出版她的诗，但常在书信中附上诗歌，令其诗开始在亲友中流传。 晚年及身后 埃米莉跟妹妹文妮一样，终生未婚，替多病的母亲管理家事（埃米莉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家中渡过）。55岁病逝，据诊断是死于布赖特氏病（一种肾病）。 狄更生死后，文妮发现其姊留下的诗歌（共有40本诗稿，以及若干散轶的手稿）。苏珊尝试助她整理出版，不果。手稿落在奥斯汀的情妇托德手上，她与希金生最终合力让狄更生的诗歌面世。后来，狄更生的侄女玛撒，即苏珊的女儿，也出版了狄更生的部分诗歌与书信。1955年，首部未经窜改的狄更生诗全集出版，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开始对其人其诗作全新的评估。 逝世后 狄更生逝世后，拉维尼娅·狄更生（Lavinia Dickinson）遵守诺言将狄更生的大部分书信焚毁。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狄更生将她的四十本诗稿和一些散佚的手稿封存在箱中，却没有留下任何指示。拉维尼娅认识到这些诗稿的价值并且一心期待着将其出版。她先是求助于她兄弟的妻子，后又转向其情人梅布尔·卢米斯·托德。经过一场纷争，部分诗稿落入托德手中，致使狄更生的诗歌全集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得以出版。 Poems第一版封面，1890年出版 由梅布尔·卢米斯·托德和希金森（T. W. Higginson）共同主编的《狄更生诗集》第一辑与1890年11月出版。尽管托德声称只做了必要的改动，但大部分诗歌的标点和大写字母部分都依照 19世纪晚期的标准作了修改，还做了少量措辞上的修改来减少狄更生的不规范用词。最初出版的115首诗在评论界和市场销售上都大获成功，两年内印刷了十一次。《狄更生诗集——第二辑》随即于1892年出版，至1893年已再版五次；第三辑于1896年面市。1892年时评论如此写道：“整个世界都拨不急待地期待着狄更生的所有作品的出版，她的文字，书信，她的一切文学作品。”两年后，狄更生的两部书信集出版，同样被大量修改。同时，苏珊·狄更生将狄更生的几首诗歌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如《斯克里布纳杂志》和《独立》。 1914年至1929年间，狄更生的侄女玛莎·狄更生·比安奇出版了一个新的系列诗集，其中包含了许多之前从未公开发表的诗歌，同样对标点和大写字母作了规范化的修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托德和比安奇编辑出版了另外几卷诗集，逐渐地将更多先前未能发表的诗歌公开发行。 1955年，托马斯•约翰逊主编的一个全新的三卷本诗集出版，这是第一个狄更生作品的学术性版本。它为狄更生及其作品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诗歌首次以最接近狄更生原稿的方式印制出来。这些诗歌没有标题，只是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了号，大量运用破折号和不规范的大写字母，而且经常出现极其晦涩难懂的词句。三年后约翰逊和多拉•沃德共同编辑出版了完整的狄更生书信集。 § 出版作品 艾米莉的妹妹——拉维妮雅认得艾米莉的字迹，但她却不了解这些文字代表的是艾米莉终其一生的热情。当她发现这个藏着一千多首诗的箱子时，她真的十分震惊。无论拉维妮雅是否了解这些诗句的真正价值，或者只是因为它们是“艾米莉所写的诗”，她都坚信这些诗作一定得出版。通过她的大力奔走，再加上玛波·鲁米斯·陶德编辑的鼎力相助，第一辑的艾米莉诗本终于在一八九零年付梓出版，书里所收录的诗作只是艾米莉毕生创作中的一小部分。第一辑总共印了十一刷，而第二辑及第三辑也分别在一八九一年及一八九六年顺利付梓问世。一般大众及多数的评论家都给这些诗作相当高的评价。到了一八九六年，艾米莉·狄金森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诗人。之后更多的作品，包括许多由其它管道收集的诗作，在接下来的五十年大量地出现，但直到一九九五年全三册的定本才由汤玛斯·约翰森审定出版。这本书一共收集了一千七百七十五首诗以及一些断简残编，并依照时间顺序编辑排足，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贝尔耐出版部出版。 § 创作过程 她的诗让我们得以分享她深刻的思维：那关于死亡、永恒、自然、爱与诗的哲学。但这些诗大都只是暗示着那些真正引发灵感的事件罢了，我们对艾米莉日常生活的资讯，大部分都是由她在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八六年的信件中得来。她所有已知的信件都收集在全三册的《艾米莉书简集》，由汤玛士·约翰森与西奥朵拉·华德（Theodora Ward）所编辑。无疑的，这几册的书信只是艾米莉所写的一小部分，虽然她很孤僻，但她却有一大群朋友让她常常写信。对她来说，书信是另一种形式的艺术表现，书信的语言与诗的语言相当接近。艾米莉自己所收集的信件，却在她死后被拉维妮雅焚毁，很明显地是艾米莉要她这么做的。 现在我们至少找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第三种资料，那就是她在一八六七年到一八六八年所写的日记；她生命中一段鲜为人知的时光。这个日记的发现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虽然这些日记被藏了许久，让学者挣扎着要解开这个谜团，也使许多崇拜者的想像力发挥到极致。 艾米莉·狄金森的人生大都是在她出生的房子里度过的，这栋砖造房屋是由她的祖父在缅恩街上所建造。因为经济上的困难，狄金森家在一八四零年卖了这栋房子，移到北欢乐街的房子住了十五年，后来爱德华·狄金森在一八五五年又把这栋房子买回来。艾米莉最喜欢这栋房子的地方，就是东边的温室，她在那里种了许多冬天能开花的植物，并且在窗户边的小书桌上，她写了许多诗。 § 创作历程 早期 埃米莉·狄更生年轻时的社交生活跟一般少女无异，且好作谐诗。未能确定狄更生何时开始认真做诗。她十八岁时，狄更生一家结识了一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牛顿的年轻律师。在一封牛顿死后狄更生所写的书信中，狄更生写道，他曾经“在去伍斯特求学之前和我的父亲一起工作过两年，并且是我们的家庭中重要的朋友”。尽管他们之间可能并不是恋人关系，牛顿对狄更生的影响却很重大，在狄更生所提到过的一系列年长男士中，就像是她的老师，导师，或者师傅一般，牛顿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亨弗瑞）。 牛顿极有可能给她介绍过威廉.渥兹华斯的作品，他将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的第一部诗集作为礼物送给狄更生，对她以后的创作起到了良好的开头。狄更生之后写道，“他是以我父亲的法学学生的名义教授我，碰触到了文思泉涌的秘密”。牛顿很重视她，深信她，甚至已经将她看做一位诗人。在他深受肺结核的病痛困扰时，他写信给她，并且说他想要活着见到狄更生实现他所预言的成就。传记作家们认为狄更生在1862年的声明──“当我还是小女孩时，我有一位朋友，他教会了我不朽的精神，但是他自己却冒险太近了，以至于他再也没有回来”就是指的是牛顿。 狄更生不但熟记圣经，而且也谙熟当代通俗文学。她可能受到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寄自纽约的信件，这是牛顿给狄更生的另一份礼物。（读过之后，她热情洋溢的写道，这些可以成为一部著作，甚至还有更多的可以这样认为！）1849年后期，狄更生的兄弟给她偷偷带了一份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的《卡文那》的抄本（因为他们的父亲可能会不赞同）而且一个朋友借给她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简爱》的影响难以估计，不过狄更生得到她的第一只也是唯一一只狗时，她将这只纽芬兰犬取名为“卡罗”，这个名字来自于书中角色约翰 李弗斯教士的狗。威廉·莎士比亚对狄更生一生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关于他的戏剧，她给一位朋友写道“为什么紧扣手掌？”，而对另一位朋友写道，“为何需要其他任何一本书？” 隐居期 随着埃米莉越来越远离外面的世界，从1858年夏天开始，她开始回顾、筛选自己之前的作品，并将它们制作成副本，小心整理成“诗稿”(fascicle)。这些可能是她最后的遗作[45]1858年到1865年期间，她创作了40部诗稿，里面最终包括将近800首诗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在她在世的时候注意到这些作品。 在19世纪50年代晚期，狄更生与塞缪尔·博尔斯（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的所有人、主编辑）及其妻子玛丽成为朋友。[46]多年来，他们坚持定期看望狄更生。在此期间，艾米莉寄给博尔斯三十几封信件和将近50篇的诗歌。[47]与塞穆尔的友谊更加鼓舞了狄更生的创作热情，同时塞穆尔在其期刊上也发表了她的几篇诗歌。人们相信在1858年到1861年期间，狄更生创作了被称为“致主人书”三卷本书信，这三组书信都是写给一名不知名的男子，只是简单的署名为“主人”，而这些也成为学者们一直思考争论的话题。 19世纪60年代上半叶艾米莉进一步远离尘世，这一时期也被证明是她的最多产的阶段。 后期 与19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狄更生表现出的泉涌似的多产完全相反，1866年她出了相当少的诗篇。情感创伤和帮佣的离开让狄更生囿于内宅，有可能是成日去解决这些麻烦使她无暇维持原来的创作水平。因为这个时候，相伴16年的卡罗去世了，自此狄更生再没有养第二只狗。同年，帮佣9年的家仆结婚并离开了庄园，但直到1869年她们家才再次雇佣一位终身制家仆替代曾经那位。[因此艾米莉再次包揽家务，包括她擅长的烤面包。 艾米莉•狄更生的最后几年依然坚持写作，但那时，她已不再编辑、组织其诗句了。她甚至要求妹妹拉维尼亚立誓烧掉她的书信。 § 家庭背景 玛莎·狄金森·比安棋是艾米莉的侄女，也是家族最后的幸存者。她继承了这栋房子，并在一九一五年将它卖给当地的教区牧师。接下来这一年，这栋房子被重新装修，也拆掉了温室。在拆掉这片斑驳的墙壁时，其中的一位工人发现了一本皮面的书。显然它是被藏在墙壁里或是塞在缝隙间，在这个时候艾米莉已经是安贺斯特家喻户晓的名字了。结果这位木匠不但是个爱诗人，还是她的崇拜者之一，他一打开这本书就发现，原来这是艾米莉的日记。他告诉自己的孙子，他感到一阵“狂乱的颤抖”。因为这个发现是如此令人震惊，所以他将这本书藏在他的午餐盒里，并在工作结束后把它带回家。在他仔细阅读每一页之后，他告诉自己，他应该将这本日记送交给能够将之公诸于世的人。但他念了又念，越来越被诗人的魔咒所吸引，竟然开始想象自己是她的密友。于是他说服自己，无需将这本日记送交出去。最后，在良心谴责的问题完全克服之后，他将这本书藏在卧房一个橡木箱子里。接下来的六十四年之间，他常取出阅读，直到他完全将日记内容熟记为止，甚至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 在一九八零年他以八十九岁的高龄逝世，在此之前他将这个收藏告诉他的孙子（因为他的独子比他还早离开人世），同时也坦承自己阅读的快感，总是掺杂了无休止的罪恶，他要求孙子想办法弥补自己的过失。然而，这位孙子也继承了对诗的热情，他的良心也很容易麻木不仁。所以他一方面计划将这本日记永远占为己有，另一方面也决定该如何处置它。经过了许多年，这本书的编辑通过了许多渠道，在当事人都匿名的条件之下，获取了这份珍贵的文件。现在，经过将近七十五年的延宕之后，这本书终于能满足所有狄金森迷的需要。 这本日记是一本小小的、深棕色的书，大约是五乘七英寸的大小，里面的空白页被设计为做任何形式的书写。里头的记载每则都有日与月的日期写在抬头处，不过年份的记载只出现过一次。日记是用墨水写的，划掉或修改的字并不多。有可能艾米莉先以铅笔为部分、甚至是全部的日记打草稿，就像她写诗的方式一样，但是其中的几则记载却好像又有别种做法。日记开始于一八六七年的三月，结束于一年多之后，一共有一百零二则记载，显然其间的间隔从几天到一星期都有。第一则记载说明了，为什么艾米莉·狄金森要写日记，但一八六八年四月突然结束的原因却不太清楚，但最后一则日记的确有结束的感觉。正如艾米莉在其它地方所说的，“我的生命太简单艰苦，以致于有人可能为此感到不安”。这本书更重要的是，它像是一扇通往她灵魂的窗户，为我们展现了某些事件的发生情形。的确，第一则记载说明了她对这一点的坚持。 与日记的出土一样令人兴奋的，是那间杂在日记之间的二十五首未曾出现的诗，让她的诗作总数达到一千八百首。同样的，这些诗虽然零散地出现，但每一首皆与前后的日记有相当的关系。 正如许多人所预期的，这本日记也接触了许多她的诗与信所提及的主题：包括神与人的关系、信仰的真相、日常生活中死亡与受难的阴影、爱在她生命中的角色、而且特别是诗的力量如何在她身上呈现，让她牺牲一切只为追求诗。这些日记揭露了很多人们以往只能用揣测的，也敉平了许多错误的评判，但或许到最后艾米莉·狄金森仍然是一团谜。无疑地，这是她的人格特质之一。现在看来，她公开地躲避大众以及所带来的声名，彰显了她心中对命运的了解，以及对自我艺术成就的终极信念。然而，她要将来的人们通过她的诗来了解她，在那里她用没有人尝试过的方式来“歌颂这个世界”。 § 其他专长 园艺 狄更生精通园艺，爱培植奇花异卉。学者朱迪·法尔指出：比起诗人，狄更生生前更多的是以园艺爱好者为人所知。狄更生九岁的时候，开始与妹妹一起学习植物学并照管家中的花园。她曾将压花收集到一本66页的皮制封面的标本集中。它包含了她收集，根据林奈体系分类并标记的424种压花标本。 狄更生大宅(Dickinson Homestead)内有她自己的花园，其父甚至特别为她兴建了一个温室。当时，其家庭花园在当地很有名，并得到了人们的赞赏。标本集没有保存下来，狄更生没有保留任何园艺笔记或是植物名录，但是从其朋友及家人的信件与回忆中，人们可以清楚了解到这一情况。狄更生的侄女，玛莎·狄更生·比安奇回忆道“铃兰、三色堇铺成一条条地毯，一排排的甜豌豆、风信子，还只是三月，但蜜蜂采的蜜到夏天也吃不完。适逢花期，篱笆上缠满的芍药像是缕缕彩带，另有大片黄水仙，大丛金盏菊让人心驰神往。这简直是蝴蝶的乐园。” 特别的是，狄更生培育有香味的异国花朵，她写道自己：“可以在餐厅与悬挂着盛放植物的篮子的暖房间种植香料群岛上的香料”。狄更生常常送花束给朋友，附上诗句，但是“他们珍视花朵胜过诗句”。 烹饪 狄更生也擅长烹饪，常用篮子将焗好的面包、曲奇饼从她房间的窗子吊下，送赠邻居、亲友；1856年，她的面包更在当地农业博览会的比赛中取得二等奖。下面是她存世的姜饼食谱： 一夸脱（美制）面粉、二分一杯牛油、二分一杯奶油、一汤匙姜、一汤匙苏打、一汤匙盐，另加糖浆。 § 大记事 1830年12月10日 艾米莉·狄金森出生。 1833年2月28日 艾米莉的妹妹拉维雅出生。 1835年9月 艾米莉开始上小学。 1840年4月 艾米莉全家迁至北喜街。 1840年9月 艾米莉参与研究院课程. 1847年9月 艾米莉进入圣约克山女子学院修习。 1850年间 艾米莉开始写诗生涯。 1852年3月24日 律师班哲明·法兰克林·牛顿去世。他是艾 米莉的文学导师的挚友。 1855年2月、3月 艾米莉与维妮拜访华盛顿特区、费城等地。 1855年11月 狄金森家族重购田产，搬回美因街的家宅。 1858年 艾米莉开始她最杰出、富有想像力的创作。 1860年春天 查尔斯·魏兹华斯到安贺斯特拜访艾米莉。 1860年早期 艾米莉精神激变，原因不详。 1862年4月15日 艾米莉首次写信给汤玛斯·温沃·希金森。 1864年2月至4月 艾米莉几首诗刊登在《春田共和国报》。 1864年4月至11月 艾米莉于剑桥求诊一位波士顿的眼科医师。 1870年8月16日 希金森至安贺斯特拜访艾米莉。 1873年12月3日 希金森再度拜访艾米莉。 1874年6月16日 艾米莉之父爱德华·狄金森死于波士顿。 1875年6月15日 艾米莉之母中风。 1878年11月20日 狄金森诗作《成功》刊登。 1878年晚期 艾米莉与洛德法官坠入情网。 1880年夏天 魏兹华斯再度拜访艾米莉。 1882年4月1日 查尔斯·魏兹华斯斯去逝。 1882年11月14日 爱德华·狄金森夫人去逝。 1884年3月13日 洛德法官去逝。 1886年5月15日 艾米莉·狄金森死于肾脏疾病。 1886年5月19日 艾米莉·狄金森的丧礼举行。 1890年11月12日 艾米莉·狄金森诗集出版。 1891年11月9日 艾米莉·狄金森诗集II出版。 1894年11月21日 艾米莉·狄金森的书信出版。 1896年9月1日 艾米莉·狄金森诗集III出版。 § 作品风格及特色 狄金森的诗作现存一千七百多首，但很难定出实际数字，因为1860年代起狄金森的书信开始“诗化”，有时候很难界定她写的是散文还是诗（苏珊称为“信诗”）。狄金森不是个出版的诗人，因此留下的大部分诗作只能看作诗稿，完篇的很少，有句无篇的占大多数。 狄金森的诗歌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每一时期的作品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第一时期为1861年以前，这一时期狄更生的作品风格传统，感情自然流入。在狄更生死后，出版了她的作品的托马斯H.约翰逊，只能给狄更生创作于1858年以前的作品中的五部鉴定年份。 第二时期为1861年—1865年，这是狄更生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她的诗歌在这一时期更具有活力与激情。据约翰逊估计，狄更生在1861年创造了86首诗，1862年366首，1863年141首，1864年174首。同时，他认为在这一时期，狄更生充分表达了永生和死亡这一主题。 第三时期为1866年之后，据估计，所有的狄更生诗集中有2/3写于该年之前。 狄更生的诗采用一般教会赞美诗的格律：每节四句，第一、三句八音节，第二、四句六音节，音步是最简单的“轻、重”，第二、四句押韵。例如：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He kindly stopped for me-- 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 and Immortality. 诗的篇幅短小，多数只有两至五节，经常破格，常押所谓“半韵”(half rhyme)；放弃传统的标点，多用破折号“;”名词多用大写（但这个习惯在当时很平常）；常省略句子成分，有时甚至连动词也省掉；句法多倒装，有学者指这是受拉丁文词序的影响。 狄更生的诗富于睿智，新奇的比喻随手抛掷，顺心驱使各个领域的词汇（家常或文学的，科学或宗教的），旧字新用，自铸伟词。喜欢在诗中扮演不同角色，有时是新娘，有时是小男孩，尤其喜欢用已死者的身分说话。狄更生描写大自然的诗篇在美国家喻户晓，常被选入童蒙课本。痛苦与狂喜，死亡与永生，都是狄更生诗歌的重要主题。 狄更生诗作的音乐性和图象性，成了近年批评家关注的题目。其诗用的破折号，时长时短，有时向上翘，有时向下弯，有批评家指这些是音乐记号，代表吟咏或歌唱那首诗时的高低抑扬；其诗的诗行往往不是一写到尾，有时一句诗行会分开两、三行写（即是说每行只有两三个字），有学者认为这是刻意的安排，跟诗意大有关系（另外，狄更生有时会在寄给朋友的诗里会附上“插图”）。因此，有人主张要研究狄更生的诗，必须以她的手稿（或手稿的影印本）为文本，才不致扭曲诗意。 § 评价 “长年沉浸在孤独沉思中的诗人更能体察到万物的细微之处，因此迪金森能够把最为平凡的事物写得不平凡，她总是以一种新生婴儿的未经污染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在她的目光抚摸下，万物因其自身的存在而庄严而清新如洗。” ——马永波 艾米莉·迪金森，一个十分传奇的抒情女诗人。我很喜欢她的诗，第一次读她的诗，我被感动了，内心仿佛有着一股甘泉缓缓流过，为干涸已久的心田带来生的希望。 像坚毅的草儿冒出嫩芽呼唤着春， 像永不疲倦的知了响彻夏天， 像红叶瑟瑟伴着秋天， 像晶莹的白雪粉饰严冬…… -----网友 不趋时媚俗的诗歌革新者 ——试论艾米莉·迪金森诗歌创作与成就 张子清 本文试图从19世纪的美国伟大女诗人艾米莉·迪金森逝世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学术界和评论界对她批评的演变、她的生平、诗歌创作、艺术特色和美学观念等方面论证她所取得的不朽的艺术成就，同时指出她脱离社会生活洪流的缺憾。 关键词 早期意象派诗人 重构文学史，遁世绝俗 迪金森学 独立独创独特的艺术个性 全文： 不趋时媚俗的诗歌革新者 ——试论艾米莉·迪金森诗歌创作与成就 生活在19世纪的沃尔特·惠特曼（1819-92）和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86）是游荡在美国乃至世界现当代诗歌原野上声势赫赫的幽灵。可以这么说，任何美国当代诗人不管如何后现代，如何先锋，起步时没有一个不在他（她）俩的抚育下长大的，其影响之大，如同中国诗人无不受李白和杜甫的荫庇。斯坦利·威廉斯 （Stanley T.Williams）说：“在迄今为止反映在诗歌里人迹罕至的精神领域里，他（她）俩代表19世纪美国心灵拓荒最远的才智。”美国的一些著名文学选集和诗歌选集现代部分往往以这两位美国心灵拓荒最远的才智当带头人。 2001年来华参加美国文学研讨会的美国诗人朱迪思·约翰逊（Judith Johnson）教授在谈到这两位诗人时，俏皮地称他（她）俩为艾米莉·惠特曼。这一有见地的断语立刻受到中美学者的赞赏。这真是一对同一时代天造地设而风格各异的诗歌创新者。如果说在风格上，惠特曼是大海长河滔滔，骄阳当空，迪金森则是小桥流水，月明星稀。众所周知，他，大气磅礴，更多关心的是宏观世界，而她，细致入微，更多注重的是微观世界。正如唐纳德·巴洛·斯托弗（Donald Barlow Stauffer）说：“惠特曼的诗歌是通过他持续的、为了包罗万象而向外冲刺努力取得的，而迪金森的诗歌是通过她迅疾的、零散的洞察取得的。”然而，她（他）俩有着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是执着的，勇敢的，在任何时候决不趋时媚俗，宁可遭受占主流地位的保守诗人、诗评家、编辑、出版家乃至读者的误解，讽刺，嘲笑，甚至抨击，却毫不妥协地与传统的诗美学作彻底的决裂，表现了任何革命者、创新者所具备的胆略和气魄。这也是世界上从古至今任何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所必具的基本品质。有了这样的品质，她（他）们的诗篇才“超越着时代，穿越着时空，昭示着一个跨越时代的精神向度。” 这两位大诗人尽管都经过了不平坦的或者说坎坷的创作道路，但惠特曼生前最后得到诗界的承认，获得了一个伟大诗人应该获得的荣耀，而迪金森则没有他幸运，终身受到冷遇，生前只发表了少数几首诗，她的诗歌天才是逐渐被世人发现的，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被完全确立为美国主要诗人。从追求一时盛名的世俗观点来看，这也许是她的不幸，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她的幸运。我们若从她生前到目前为止的整个评论界、学术界对她及其诗歌评介和研究的演变来看，她是何等的幸运：她似乎成了超越时空的诗圣，虽生在19世纪，但经过轰轰烈烈的20世纪，依然活在21世纪，从新英格兰走向全美国，从美国走向全世界。 各个历史时期美国学术界和批评界对迪金森诗歌评价的演变 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准确把握艾米莉·迪金森这位大诗人如此丰厚而又如此难懂的诗歌，不是靠我们个别人勤奋的精读和聪慧的理解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必须要建立在一代代前人考证和研究的基础之上。正如詹姆斯·伍德雷斯（James Woodress）在介绍迪金森诗歌批评接受的情况时所说：“如今美国文学的学生或教师在研读迪金森诗歌时面临的大问题是紧跟学术的和批评的探究，考察。”况不是生长在美国文化语境中的我们这些中国学人？因此，我们在着手研究她的诗歌之前，更有必要了解迪金森诗歌在美国学术界研究的情况和趋势。 从玛丽埃塔·梅斯梅尔的最新调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批评界和学术界对迪金森评论和学术研究的走向。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提供的有关研究迪金森诗歌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的条目，平均每年50多种，1986年最多，达到83多种之多，其中的研究包括多种用外语写的论著，除了英语之外，还有日语、波兰语、德语、法语、斯洛文尼亚语、俄语、西班牙语、马其顿语、葡萄牙语等。虽然玛丽埃塔·梅斯梅尔在她的调查清单上没有提及被世界上最多的人使用的语言—汉语，但事实上迪金森也进入了汉语著作和中译本之中了，只是比起惠特曼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她是一个迟到者，比他迟到了差不多70年。1919年田汉先生首次把惠特曼介绍到中国，而中国学者开始陆续介绍迪金森则在20世纪80年代。她的诗歌天才在美国真正被发现和普遍重视也不过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学者和译着对迪金森诗歌的深入研究和翻译，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必将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到世纪末，对迪金森的诗歌的接受基本上处于报刊的贬褒不一的评价性评论的初级阶段。个别的读者和女性评论员对她的诗歌和书信持热情的肯定的态度，文论界占主导地位的少数男性文学记者、编辑和作家，由于坚持传统的诗美学，对迪金森诗歌形式的“不规范”进行挑剔，批评，说她的韵脚、节奏、句法都错。1890年以后，贬低迪金森的批评基本上占了上风。 然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显赫的银行家、早期超验主义者、作家、艾默生和梭罗的亲密朋友塞缪·沃德（Samuel G. Ward）别具慧眼，在1891年10月11日给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1823-1911）写的一封著名的信中说：“我同世界一道，对艾米莉·迪金森怀有浓厚的兴趣。难怪她的六版诗选都销售完了，我想，每一本都卖给新英格兰人了。她也许会世界闻名，也许决不会走出新英格兰。”他在信的结尾，称迪金森为“表达力强的缄默者”，并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她吸引许多新英格兰的魅力之所在”。当时评论界对迪金森诗歌的尖锐批评使本来就奉行传统诗美学的希金森很受影响，以至他不愿意再继续编辑她的诗选。但沃德的信给他鼓起了勇气，建立了信心。 希金森和梅布尔·卢米斯·托德（Mabel Loomis Todd）主编的迪金森的第一版《诗选》（Poems by Emily Dickinson, 1890）和第二版《诗选》（Poems, Second Series,1891）面世时，虽然报刊的专业评论者对迪金森诗歌非同寻常的艺术形式和主题，在“理解、美学评价、比较、分类和传记推测方面感到有困难”，但希金森对迪金森不规范的形式和独创性的内容的一分为二的评论在评论界和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著名的评论家托马斯·贝利·奥尔德里奇（Thomas Bailey Aldrich, 1836-1907）在他的著名论文《关于艾米莉·迪金森》（In Re Emily Dickinson, 1892）中对迪金森诗歌也提出了一分为二的看法，他说，他从迪金森“诗歌的混乱”中，找到了“一首小诗”，“为了使它值得加入海涅抒情诗怪燕的飞翔中，需要对开头的一个诗节加以小小的修改。”但当时最具权威性的作家、评论家威廉·迪安· 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则对迪金森作了少有的高度评价：“在艾米莉·迪金森的作品里，美国，或者更多的是新英格兰，对世界文学作出了显著的增添，不可能被世界文学的任何记载所能漏掉。”这一具有民族自豪感的评价却引起了英国评论家们敌对的反响。1891年，一个叫做安德鲁·兰（Andrew Lang）的英国评论家认定迪金森的语法不通，把它视为美国不文明状态的表征，并挖苦说： 我们也许被告知：民主（指美国—笔者）不象欧洲那样注重语法。但即使民主跳过了头，又落在原始状态，我相信我们的野蛮继承者将会使他们的诗歌在语法上狗屁不通，虽然他们这样做是无意识的。 次年，一个叫做艾丽斯·詹姆斯（Alice James）的美国女学人针锋相对，反唇相讥： 听到英国宣布艾米莉·迪金森为五流诗人，我疑虑顿消，释然于怀：他们有着如此失察优秀品格的能力。 诸如此类的笔战见诸于当时的报刊，不管贬褒如何，至少说明当时迪金森备受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对推出艾米莉·迪金森诗歌不可或缺的人物梅布尔·卢米斯·托德，她后来独自编辑出版了迪金森第三版《诗选》（Poems, Third Series, 1896）。但可惜的是，后来她和艾米莉胞妹拉维尼娅因土地诉讼纠纷产生不和而在1897年突然终止了迪金森诗歌的编辑工作，由此影响了评论界对迪金森诗歌关注的热度。直至艾米莉的侄女玛莎· 迪金森·比安奇（Martha Dickinson Bianch）编辑艾米莉·迪金森的新诗选《独一的猎狗》（The Single Hound）在1914年的出版，评论界才又开始对她的诗歌产生兴趣。当年，《诗刊》主编哈丽特·门罗（Harriet Monroe）在评论《独一的猎狗》时视迪金森为“一位无意识的未列入意象派队伍的意象派诗人”。她的这一看法正好与伊丽莎白·谢普利·萨金特（Elizabeth Shepley Sergeant）称迪金森为“早期意象派诗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她俩的评论对研究迪金森诗歌无疑地起了促进作用，开辟了研究迪金森诗歌的新潮流。紧接而来的是，评论家纷纷从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清教主义等不同的视角对迪金森诗歌进行研究。更令人注目的是，越来越的评论者把她的诗歌归于欧洲文化传统，尤其是归到T.S.艾略特所推崇的玄学派诗歌传统。美国著名诗人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1889-1973）称赞迪金森诗歌为“也许是女诗人中所写的最好的英文诗”。马丁·阿姆斯特朗（Martin Armstrong）同意他对她的诗歌的评价，但建议把“也许”去掉。艾肯为他编选的《艾米莉·迪金森诗选》评价性的批评转入到阐释性批评。换言之，到了这个时候，评论界不再在她的诗歌品格的好坏上打圈子，而是在承认她的诗歌是优秀的前提下进行阐释，解读。 从1930年到1955年，对迪金森诗歌的研究进一步从报刊的评价性评论转入学术的阐释。这一发展趋势是由玛莎和艾尔弗雷德·利特·汉普森（Alfred Leete Hampson）主编的《艾米莉·迪金森诗续编》（Further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1929）和《艾米莉·迪金森未发表的诗》（Unpublished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1935）推动和巩固的。这时恰好与新批评派的兴起巧合。新批评派评论家主要对迪金森单篇的诗作细致的阐释，而不是对迪金森这位诗人作整个的评价。这就牢牢地巩固了她作为具有机智的玄学诗人和神秘主义诗人的地位。这是对一个诗人的高度评价。只是在中国，玄学不太受重视，因为它带有我们不少人一向蔑视的唯心主义色彩，而且它似乎偏离我们许多人一向重视的现实主义。须知大诗人T.S.艾略特得益于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963），而且经过他的大力提倡，才使得曾在18世纪受到冷落的多恩和其他玄学派诗人在20世纪流行了起来。至于神秘主义，在中国, 也不是一个什么讨喜的好字眼。可是，在西方，神秘主义（mysticism）是一种信仰，即相信直接领悟真理或与上帝沟通是用种种难接近于理性的方法，通过沉思冥想或顿悟获得的。迪金森的诗总是通过她对在常人不起眼的小事小景小情的顿悟获得的。当然她生动地描绘死神来临和死后体验的精彩诗篇，也使她的诗歌有着神秘的色彩。我们写诗时也常常有这样一种神秘的体验：当你处于沉思冥想的状态时，你往往会把思想和感觉、现实和幻想混淆起来。迪金森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创作的。最早看出迪金森这一艺术特色的是著名新批评派评论家和诗人艾伦·塔特（Allen Tate, 1899-1997）。他在他的论文《新英格兰文化和艾米莉·迪金森》里指出她“把思想和感觉混淆了起来”，使迪金森成了新批评派的诗歌批评中的范例。其深远意义在于塔特抛弃了紧密联系作者生平的传统批评方法，把迪金森诗歌置于美国新教文化的语境里。不过，这一个时期同时存在着对迪金森作传记式批评。它的主要兴趣在于收集迪金森的生平事迹和她隐隐约约的情人。一时间，她似乎成了一个双性恋者。有的说，她的男情人是查尔斯·沃兹沃思或塞缪尔·鲍尔斯；有的说，她的男情人是乔治·古尔德或梅杰·亨特；有的说，她是女同性恋者，对象是苏珊·吉尔伯特和凯特·斯各特·特纳·安东。这是好奇者们从她的诗歌和玛莎的《艾米莉·迪金森的生活与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1924）的字里行间为这个未婚女诗人找出来的，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迪金森无论在诗里或信里从来就是若明若暗，若言辄止，扑朔迷离。一个女子有没有情人本来是一件平常事，但费力猜测迪金森的情人本身至少可以说明她受到大家关注和喜爱的程度。 从1955年到20世纪末，对迪金森诗歌的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深入的崭新阶段。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H. Johnson）主编的《艾米莉·迪金森诗歌全集》（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Including variant readings critically compared with all known manuscripts, 1955）和约翰逊与西奥多拉·沃德（Theodora Ward）主编的《艾米莉·迪金森书信集》（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1958）为学者和批评家全面认识迪金森及其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诗歌全集之所以宝贵在于约翰逊对诗人所有已知手稿进行过核对，保留了诗人手稿中违反常规的拼写形式和标点符号，而且按照诗人创作的时间顺序进行编辑。迪金森生前从不敢奢望出版的这两部巨著立即使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迪金森及其诗歌研究热。这个时期的学术界评论界除了继续对诗人的个人经历和对作品的解读感到兴趣外，开始对迪金森诗歌的主题思想和语言特点作深入的探讨。 20世纪70年代，在对迪金森个人经历和诗歌语言特点以及她同清教主义、超验主义、浪漫主义的关系进行探讨的同时，最重要的是，用心理学和女权主义的理论对迪金森诗歌作了全新的阐释。女权主义批评家通过文本的解读揭示：迪金森不仅仅是对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传统的贡献或颠覆，而且在被批评界忽视的女性文学和文化连续性上占中心地位，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诗人，传统里蛰居的女祖宗。由此可见，女权主义批评家把迪金森奉为到至尊至圣的地步。倘若迪金森地下有灵，她准会大吃一惊。女权主义批评家除了强调迪金森作为女性诗人在创作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重构文学史外，还对她遁世绝俗说进行了修正，建立迪金森诗歌人格中心说（centrality of her poetic personae）。 80年代，有关迪金森及其诗歌的学术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学术研究的兴趣逐渐从主题范畴转入语言和心理范畴，从女权主义观点重新阐释迪金森诗歌与美国清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重新评价美国19世纪的大众文学和文化。这个时期的批评家企图把迪金森解读为“初始现代主义者”（protomodernist）。1989年成立了“艾米莉·迪金森国际协会”，发行双年刊《艾米莉·迪金森杂志》和《艾米莉·迪金森简报》。看了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艾米莉·迪金森杂志》上浩繁的论文，你不得不惊叹学者们对迪金森诗歌全方位研究之深之细。迪金森诗歌研究成果如今是集体的，国际的，不是某一个天才的大学者单独能完成的。可以这么说，迪金森诗歌研究成了一门学问：迪金森学。 80年代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 1915-）的《美国行进》（An American Procession, 1984）和90年代哈罗德·布卢姆的（Harold Bloom, 1930-）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1994）这两部学术巨著把迪金森诗歌经典化，把它纳入正宗的西方文学的规范。卡津说：“她是走出新英格兰的第一个现代作家。”布卢姆说：“除了莎士比亚之外，迪金森比自从但丁以来的其他任何西方诗人更具认识上的原创性。”为此，评论家理查德·休厄尔（Richard Sewall）说，这两部书论述迪金森的有关章节“对她的继续存在给予了正式的承认”。 目前对迪金森诗歌学术研究主要建立在诗歌文本和包括某些不同文本在内的手稿以及编辑迪金森诗歌的性别政治和文本编辑策略之上。当下对她的学术研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体裁界限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把迪金森作品分成诗歌与散文的传统划分提出了挑战；女权主义评论家早期对迪金森诗歌作心理和语言的分析已经暴露出女权主义理论的性偏见；对迪金森诗歌文本与当代艺术运动相似性的讨论补充了在当代文学和文化范围之内对其来龙去脉的背景探索；对她个人经历的研究主要强调女性友谊对迪金森艺术发展的重要性，因而使男性诸如上帝、男导师、男情人在她的生活里处于中心地位具有合理性。 § 独身生活与诗歌创作 迪金森从生前只发表了9首诗到她逝世后发表1775首诗，她的诗歌被发现、认识和欣赏经历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的漫长过程。由于1955年出版保留她诗歌原貌的全集，美国这时才仿佛发现了新的诗歌宝藏。现在大家都认为迪金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加在她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殊不知她生前只不过是一个常人，一个相貌平常的单身女子。不过，她出身的家庭倒是书香门第，官宦人家。父亲爱德华·迪金森（Edward Dickinson，1803-74）是成功的律师和阿默斯特学院财务主管。长兄威廉·奥斯丁·迪金森（William Austin Dickinson, 1829-95），曾在哈佛大学法律学院进修，也是一位成功的律师，接替父亲当阿默斯特学院财务主管，在阿默斯特社交界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妹妹拉维尼娅·迪金森（Lavinia Norcross Dickinson, 1833-99）生性活泼，言辞泼辣，也终身未嫁，一直与艾米莉生活在一起。艾米莉兄妹三人关系亲密。艾米莉的祖父塞缪尔·福勒·迪金森（Samuel Fowler Dickinson, 1775-1838）早是成功的律师，社会名流，阿默斯特学校和阿默斯特学院的创立者。1940年，艾米莉和拉维尼娅同时进阿默斯特学校学习，1847年8月毕业。同年9月，艾米莉进美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霍利奥克山女子学院 学习，次年8月结束一年学业，没有继续学习而回家。艾米莉中断学业的原因说法不一，一说她身体欠佳，父亲让她回家，一说她想家而辍学，一说她不满学校清规戒律和太浓的宗教气息而离开学校。尽管艾米莉·迪金森没有在哈佛大学这类名牌高等院校受到完美的教育，但她通过阅读大量经典名著提高了自己的文学素养。她熟读《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她在给希金森的信中告诉他说，她的父亲给她买了许多书，但又不要她去读，怕这些书把她的思想搞糊涂。她当然不会听取父亲的“忠告”，她在告诉希金森她所读的作品时，说：“关于诗人—我读过济慈和布朗宁夫妇作品。关于散文---我读过约翰·拉斯金、托马斯·布朗作品和《启示录》。” 实际上，根据迪金森传记作家理查德·休厄尔的详尽调查, 我们发觉迪金森“如饥似渴地、毫不挑剔地、全身心投入地阅读”的经典作品远远不止这些，她阅读过的古典和同时代优秀的欧美作家的名单可以开列一长串，而且她还饶有兴趣地阅读哈丽特·斯波福特（Harriet Spofford）、唐纳德·米歇尔（Donald G.Michell）等通俗作家的畅销小说。总之，迪金森在广泛地阅读经典著作上表现了她深厚的文化底蕴。越来越多的评论家们已对此做了深入细致的论证。 迪金森不仅有优越的读书条件，而且有接触时政和社会名流的优越环境。她的父亲是地方政要，不难想象他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对迪金森家庭状况深有研究的黛安娜·富斯（Diana Fuss）说：“作为地方城镇会议主持人、两次当选的马萨诸塞州议会议员和美国第三十三届国会议员，爱德华·迪金森把访客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家中来，他们之中有新闻编辑、主教、传导士、法官、律师、政治家、大学教师、作家、将军和议员。”有几个来客对迪金森的影响特别深，他们是地方报纸《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日报》主编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编辑乔赛亚·霍兰（Josiah Holland ），迪金森家的两位朋友和座上客，他们常来这里谈论时事政治。可见，迪金森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不可能孤陋寡闻。她曾对此说：“我们的家里天天挤满了来客，地位有高有低，有贫有富……”（迪金森书信集第128封）。正因为家庭富有，迪金森才有在家创作诗歌而不需外出工作维持生计的悠闲。两层多间的洋房座落在绿树之中，绿色的草坪很大，视野开阔。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在花园里培植花卉，在家里弹钢琴，牵着她的小狗散步。她认真写诗始于1850年，创作时间长达36年！在她的创作高峰期60年代早期，她平均每天写一首，把写好的诗随时放在她的白色连衣裙的口袋里。这件白连衣裙至今仍然挂在她当年的卧室里，供游人瞻仰。 同一般的成名前的青年诗人一样，她寻找发表作品的机会。她首先寻求她的哥哥奥斯丁的朋友塞缪尔·鲍尔斯的帮助。她既把他视为她的导师，暗地里又非常爱他这位有妇之夫，给了他40首诗，写了30封信，希望他把她有情的女子和诗人接受她，而这两样鲍尔斯都没有接受。鲍尔斯是新闻界有影响的人物，不可能因为嫉妒而排挤在他眼里是小人物的迪金森，也不可能怕麻烦不帮助她或不屑帮助她，但他不可能真正欣赏迪金森的诗是因为他的美学趣味很传统，他能做到的是帮她在他的日报上发表了五首诗，而且经过了“加工”。她在该报发表的第一首诗《情人节贺词》（A Valentine，）表达了对一般男子的爱慕之情，在艺术形式上是第二与第四行押韵的四行形式的十七节传统长诗。1852年，她发表在该日报上的短诗《无人认识这枝小玫瑰》（Nobody knows this little Rose-）开始显露她大量运用破折号的艺术特色。她只有一首短诗《成功被认为最甜美》（Success is counted the sweetest）在全国性的大报《纽约时报》上受到了好评。它先发表于1864年4月27日《布鲁克林联邦日报》，后来由于她的少女时的朋友、当时已经成名的诗人、作家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 1830-85）的力劝，迪金森才同意海伦把她的诗收录在波士顿罗伯茨兄弟出版社出版的“无名作者丛书”《诗人们的假面舞会》（The Masque of Poets, 1878）里，但诗排列的形式和三处被主编托马斯·奈尔斯（Thomas Niles）作了修改，而且所收录的诗人均不署名。 迪金森接着寻求帮助她发表作品的导师级人物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作家希金森。她看到他发表在1862年4月号《大西洋月刊》上鼓励青年写作者的公开信“致一个青年投稿者”后，便在同月15日寄给他第一信，并附寄她的四首诗，得到了希金森的及时回复。她于是在同月25日给希金森寄去答函，它成了后来批评家们了解迪金森对自己、家庭、所读的书、作家和帮助她求知识的人等等发表看法的重要依据。尽管她给了希金森一百首诗，保持了二十四年的通信关系，始终不渝地把他视为她的文学导师、精神救星，倾听他行家的指导，尽管希金森一开始就发觉她有诗歌天赋，但希金森的美学趣味太过传统，认为迪金森的诗歌形式太粗糙，以至他只能耐心地鼓励她，劝她还是别匆忙发表。她只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她的手稿订成44册，直到她去世后才被她的妹妹拉维尼娅发现；直到她去世四年后，迪金森一家的至交梅布尔·卢米斯·托德带了迪金森的诗篇，赶到坎布里奇，挑选了十几首她喜爱的诗，朗诵给他听，最终才打动了他，同意和梅布尔一道编辑迪金森的遗诗。希金森把他和梅布尔编的第一本迪金森诗选送给一家出版社审稿人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但遭到退稿，米夫林说迪金森的诗“古怪—韵脚全错”。希金森不愿意马上把诗稿送到波士顿的第二家出版社罗伯茨兄弟出版社，而是同意梅布尔送去。虽然稿子被接受了，但审稿人阿尔洛·贝茨（Arlo Bates）（本人是诗人）认为迪金森的诗缺陷很大，少量的还可以，建议把诗选里的诗再筛选一部分，出版500册。由此可见，不走运的作家的作品的面世要经过多少曲折的道路，而象迪金森这种坚持与传统美学相左的作家不知有多少被尘封了，被淹没了。 迪金森生前努力发表作品而遭冷遇是痛苦的，但她表现了不卑不亢的骨气，这充分体现在她1862年6月7日给希金森的一封长信里。在谈到她要追求的诗人名声时，她在这封里说：“当你建议我推迟发表时，我笑了——那与我的想法有异，如同陆地对于鱼儿一样——如果名声属于我，我难以回避她——如果她不属于我，在追赶过程中，我将会度过最长的时日——我那感到满意的浮华将会抛弃我，那么——我赤脚的等级便是很好的了。”尽管迪金森渴求希金森这位导师的大力帮助，她在同年8月给希金森的一封信里却说：“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君主，不能统治我自己，当我试图有条理时，我小小的内力便爆炸了，使得我赤身裸体，被烧焦了……”并在这封信附寄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我不能踮着脚尖跳舞》（《迪金森诗歌全集》第326首）表明她不能按传统艺术形式创作而她掌握的艺术形式却不被任何人（当然包括希金森在内）所了解的复杂心态。她并不因为追求出版诗歌而丢掉她坚持的审美原则，这在她的另一首诗《出版——是拍卖》（《迪金森诗歌全集》第709首——以下简称诗全集第xxx首）中有明确的表态： 出版——是拍卖 人的心灵—— 贫穷——证明是 极为污秽的东西 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宁愿 走出我们的阁楼 直达清白——清白的创造者—— 而不投资——我们的白雪—— 思想属于思想给予者—— 再——给接受者 它是有形的例证——出售 包裹里 高贵的神态——当超凡的 仁慈的商人—— 而不把人的精神降低到 可耻的价格。 迪金森没有把这首诗送给希金森，因为她不想按照希金森的要求创作。希金森要她写诗时注意节奏流畅，思路保持连续性，押韵规正，少用口头语（例如，别把规范的“weight”说成口语中的“heft”）。在常人看来，即使在21世纪的我们看来，希金森这一教导对诗歌创作者，尤其是对初学者，不啻是金玉良言。迪金森怪就怪在不循规蹈矩。迪金森少女时代广交朋友、情人节给心目中的情人写情诗的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退，直至最后深居简出，不愿接见来访客人的地步。她的一生除了离开家在霍利奥克山女子学院学习一年外，仅去华盛顿、费城各一次，波士顿两次。她的苦恼颇多：自己的眼疾，母亲常年生病，心爱朋友的远离，最了解她的年轻导师的早逝，尤其她的诗歌创作不被大家、家人尤其父母所理解。她只好以词典为伴，全身心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同时通过写信，抒发自己的情怀。她所写出的信数量之多惊人，现出版的书信集保存了她的1045封信，但只收了她所写的信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被遗失了。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迪金森为了获得心理上和艺术上的自治，她在一生中经历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内心冲突。温迪·马丁（Wendy Martin）对此，在他的论文《艾米莉·迪金森》里总结了四大冲突： 1. 从小就与上帝万能的传统宗教思想格格不入，抛弃以拯救灵魂和罚入地狱说为基本点的神学，质疑神学的和世俗的价值观念。在宗教氛围仍然浓厚的19世纪的新英格兰，她为此所需要的勇气和花的代价可想而知。她熟读《圣经》是为了应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而不是象神甫们那样地讲道。 2. 为了获得知识上的独立，她与父亲在思想上一直持对立面，不依从父亲认为学术活动有损女子健康的错误的传统思想。对在经济上依靠父亲而在思想上抵制父亲的一个女子来说，内心的矛盾之大也可想而知。 3. 渴求爱情而不被心爱的人理解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从她的信中，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萦绕于她心怀的有三个男子：查尔斯·沃兹沃思（Charles Wadsworth）、塞缪尔·鲍尔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牛顿（Benjamin Franklin Newton, 1821-53）。在她心目中，她既把他们当着她的导师，又对他们产生爱意。牛顿的早死尤其使她伤心。当时人的死亡率很高，在迪金森的亲朋好友中常常先她而去。死亡这一自然现象对她的冲击力很大，因此，死亡主题在她的诗歌里占了显著的位置。 4. 努力寻找名人的指点和帮助，但在诗作的发表上收效甚微。这给一个在创作上勤奋的作者所造成的精神压抑，不言而喻。 § 迪金森诗歌的艺术特色 温迪·马丁基本上总结了迪金森一生的心路历程。 迪金森作为一个饱读诗书、聪慧异常的名门闺秀，以她顽强的毅力和超群的目光克服了这些内心冲突或障碍，最终取得了创作自由，创造了她的独一无二的诗歌艺术形式和审美标准。迪金森的诗歌究竟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我们不妨先看看她的两首诗： 1． 暴风雨夜——暴风雨夜！ 我若和你在一起 暴风雨夜该是 我们的欢娱！ 徒劳——这狂风—— 对着一颗泊港的心—— 不用罗盘—— 不用海图！ 荡浆伊甸园—— 啊， 大海！ 今夜——但愿我泊在 你的胸怀里！ ——诗全集第249首 2． 一位瘦长的君子在草地 偶然疾驶而过—— 你也许遇见过他——你没注意 他突然而至—— 草地象被梳子分开—— 好似一道飞箭而来—— 然后靠近你的脚边 又向远处而去—— 他喜欢一片沼泽 一处冷得不宜种玉米之地—— 当我还是赤脚的孩子—— 我在正午不止一次 和他相遇，我以为，一条鞭子 在散落在阳光里 当我弯腰去拾时 它一扭曲，走了—— 一位瘦长的君子在草地 偶然疾驶而过—— 你也许遇见过他——你没注意 他突然而至—— 草地象被梳子分开—— 好似一道飞箭而来—— 然后靠近你的脚边 又向远处而去—— 他喜欢一片沼泽 一处冷得不宜种玉米之地—— 当我还是赤脚的孩子—— 我在正午不止一次 和他相遇，我以为，一条鞭子 在散落在阳光里 当我弯腰去拾时 它一扭曲，走了—— 大自然中的一些人 我认识，他们也认识我—— 由于他们，我感到 一种热诚的传递—— 但无论结伴或独自一人 我遇见这位君子时 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顿觉彻骨之冷—— ——诗全集第986首 第一首诗显然表现炽热的爱。第二首诗生动细致地描写蛇的出现和偶遇它时的恐怖感感，诗人把设定的悬念和对外界的敏锐感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它成了迪金森的脍炙人口的名诗之一。有的评论家例如利萨·哈珀（Lisa Harper）认为，迪金森诗篇中有许多篇可以被看成是对仔细观察物的反应，《一位瘦长的君子在草地》和同样生动地描写偶遇小鸟时的情景的《一只鸟儿沿着小道而来》（A Bird Came down the Walk）正是典型的两个例子。其它的一些用四行构篇的短诗如《从一条跳板向另一条跳板跨去》（I Stepped from Plank to Plank）、《有人说能平息》（They Say that “Time Assuages”）、《头脑比天空辽阔》（The Brain Is Wider Than the Sky）、《害怕！我害怕谁？》（Afraid! Of Whom Am I Afraid）、《我们停留在一幢屋子前》（We Paused before a House that Seemed）等等也可被看成是诗人“对仔细观察物的反应”。换言之，迪金森的艺术气质异乎寻常的敏感，而她又善于把她这种特有的敏感转化为诗意的表述。在形式上，大凡她用四行诗节即著名诗评家马乔里·珀洛夫(Marjorie Perloff )所称为的“赞美诗四行诗节”构篇的短诗，主要借用了她所喜爱的赞美诗和民谣的艺术形式，而这艺术形式是美国大众喜闻乐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迪金森继承了英诗的传统。因此她的革新不是无源之水，无土之花。对一般读者来说，根据上下文，领略迪金森的这类诗的含义并不太难。而她的另一类诗却埋伏太多，异常难解，例如下面她的一首短诗： 我的——凭白色选择的权利！ 我的——凭王室的玉玺！ 我的——凭猩红监牢的印记—— 铁栏——也难隐蔽！ 我的——在此——出现了——又消失了！ 我的——直至坟墓召回！ 得了名分——得到确定—— 令人发狂的凭证！ 我的——天久地长，任岁月流逝！ ——诗全集第528首 这首诗虽短，如果不经过考证或者反复琢磨，着实令人犯难。它讲诗中人对情人执着的爱，诗中接连几个“我的”，初看时似觉不知所云，但如果在“我的”前面加上“你是”或“他是”，变成“你是我的”或“他是我的”，便变得比较明朗，发觉诗中表达的炽烈的爱与“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中表达的爱的坚定性不相上下。至于“白色的选择”，典出《新约·启示录》，白衣象征纯洁，穿白衣者未受过污秽，可挑选来与上帝同行。而迪金森本人平时也爱穿白色衣服，因此这是一种白色的选择。当然，这只能算是一种读解，因为不管是迪金森的哪一篇诗，谁也不敢说只有一种读解。例如，她的另一首诗《我的生命对着——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枪》（My life had stood——a Loaded Gun——），不同的解读竟有75种之多！其原因正如美国青年学者克里斯托夫·芬克豪泽（Christopher Funkhouser）所说，“艾米莉·迪金森的诗里词意有多种选择”，即一个词或一个词组的意义往往存在多种选择性。这正是迪金森诗歌的艺术魅力，是它的耐人寻味之处，同时也是翻译者的棘手之处。 从上面所引的几首诗来看，表面上，迪金森诗歌形式的基本特征是：没有流畅的节奏，一行只有两三个乃至一个重音节，却有很多不寻常的破折号，大胆的比喻，奇异的想象力，语言简练含蓄得象中国的古典诗词，拉丁词与英语俗词混用，不时出现的悖论更增加了诗意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迪金森的诗歌非常复杂，正如戴维·波特（David Porter）说迪金森诗歌“除了每首诗都用数字做标题外，有着难懂其意的代词和其它关联的出处，不合语法的新奇句子，省略，句子的高度压缩和断裂，掩饰句子结构的不规则标点”。她的艺术形式反常规不是她的兴致所至，她的不寻常的句法，不是随意杜撰, 而源于拉丁语法。因此，她有很多的诗篇，在没有充分准备的读者看来，如堕五里雾中。在消解传统诗歌艺术形式上，迪金森惠特曼更加激进，而她的诗歌语言同后来的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的代表作《软纽扣：物体、食物、房间》（Tender Buttons: Objects, Food, Rooms, 1914）的语言一样地悖逆传统语言的惯性。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苏珊·豪（Susan Howe，1937-）为此把迪金森同斯泰因相提并论，说她俩“显然在现代派诗歌和散文最富革新的先驱者行列”。 在迪金森诗歌主题分类上，无论对研究者或评论家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挑战。19世纪90年代，迪金森诗选最早版本可以把她的诗篇分为生命、死亡、爱情、大自然、时间和永恒等类别，后来托马斯·约翰逊又把她的诗篇分为成就、行动、蠕虫、鹪鹩、探索创伤、岁月的死亡、昨天、永恒的青春等类别，但随着迪金森面世的诗篇逐渐增多和我们对这些诗篇逐渐深入的理解，我们从中听到了许多声音：欢乐的声音，悲伤的声音，愉快的声音，痛苦的声音，信仰的声音，怀疑的声音，天真的声音，人生体验的声音，等等，于是评论家理查德·休厄尔对此问：哪一种声音是艾米莉·迪金森的声音？恐怕谁也难以作出十分肯定的回答。波特认为，寻找迪金森诗歌主题模式的令人恼火之处在于内在的诗法与外在的所指之间存在明显的分离。具体地说，在她的诗法上，极其有限的诗句里不时冒出生造或冷僻的词汇，语义和句法含混，这就要需要读者在知识、感情和迹象追踪上有机敏的反应。她的这种表现手法往往使一般读者很难很快摸清迪金森在诗里的所指：她的哪些诗篇是写她真正的情人？悼念她心爱的人的逝世？关于她的家庭？她诗歌创作的抱负？她的宗教信仰？她自己的精神崩溃？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十分明确，这就需要读者作多方面的考证。是不是迪金森当时就意识到她的诗艺具有前瞻性？例如，是不是她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比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语言诗人那样有意识地使诗歌无确定性？这问题有待讨论。但至少可以说，她是有意识地打破传统诗歌审美标准，独创自己的艺术形式。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任何诗歌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任何有作为有创新精神的诗人往往要千方百计打破它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迪金森以她的才智，敢于打破传统诗歌稳定性和持续性。 迪金森的诗歌之所以吸引一代代评论家去研究她，一代代诗人去学习她，在于她能够而且善于把握生命意识觉醒的本真状态，在于她敢于抗拒以男性为主的主流话语权力、伦理规范、美学标准，“对‘自在’生命种种情状重新揭示，发现，命名，尤其对生命负面，黑箱状态深入探寻”。古今中外的诗歌史告诉我们，平凡的诗人之所以平凡，除了他（她）先天的才力外，最主要的是抵御不了外在非诗因素的干扰。迪金森正因为抵御了外在非诗因素的干扰，不需要象功利心重的作家那样煞费苦心地迎合公众欲望和群体想象，因此才能在“词语的历险中”，倾注她生命里“最持久的思想、感情和经验；在智力快速的运动中，闪现出纯形式的欣阅和自足”。所谓“纯形式的欣阅和自足”源于诗人独立独创独特的艺术个性，迪金森正是具有这种可贵的艺术个性。如今迪金森被说成是“美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甚至在她逝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继续是当代诗人灵感和新理念的源泉”，并被视为“常出没于美国文学的鬼魂”，可是她为此却花了终身寂寞的代价！常人在口头上说甘于寂寞，终究还是常人，而迪金森象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作家一样，真正甘于寂寞。和她同时代的惠特曼（比迪金森大十一岁）发表第一版《草叶集》时是1885年，正是迪金森诗歌创作的初期。迪金森既不模仿传统诗，当然更不模仿同时代已崭露头角的惠特曼。她在给希金森的复信（1862年4月25日）中说：“你说起惠特曼先生——我从没读过他的书——但我听说他的名声不好——”。由此可见，迪金森和惠特曼这两位诗人从来互不来往，更谈不上相互影响，在构建自己的诗美学上都是孤家寡人，独断独行。正因为如此，她和惠特曼各以自己的天才，为美国诗歌园地增添了光彩。 迪金森的缺憾 然而，当我们综观迪金森的一生和审视她的伟大艺术成就时，我们不能不为她的某种欠缺感到惋惜。她始终陷于一种不能自拔的矛盾之中。她敢与传统的理念和美学斗争，但总是冲不出也不想冲出家庭和个人的小圈子。1861-65年正是美国如火如荼的南北战争时期，惠特曼无论在实际行动上还是诗歌创作上，都全身心地投入了为彻底摧毁奴隶制的伟大斗争中去了，而迪金森的注意力却放在求爱（尽管颇为委婉）和热切盼望导师希金森和鲍尔斯指导诗歌创作上。正如斯坦利·威廉斯所说，“在1861-62年，她完全从外界退回至家里。”但是，迪金森家庭不是没有政治氛围，家中座上客、迪金森视为知心朋友的《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日报》主编鲍尔斯不可能不把全国大规模的内战消息带来，或者说，内战不可能不成为他们的热门话题，可是迪金森在写给他的信里，主要想引起他兴趣是关于她的诗篇，还对鲍尔斯表明心意说：“如果我对你的好意感到惊奇，那么我的爱便是我唯一的道歉。”我们却很难找到她对内战发表的意见。美国诗人、《伍斯特评论》主编罗杰·马丁（Rodger Martin）对此说：“我对没有人考虑美国内战大规模杀伤的大事不可能不对她的创作起某些影响（尤其在1862-65年内战高潮期间）感到迷惑不解。内战无疑地对每一个新英格兰的家庭起重要的影响，阿默斯特没有例外。”他的“迷惑不解”立刻使我们不禁想到两个问题：是内战对她的诗歌创作影响小呢，还是没有多大影响？是美国评论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疏忽呢，还是不认为这是个问题？马丁挑选了迪金森的一首诗《今天——我为死亡遗憾——》（全集529首），说明内战对迪金森有影响。迪金森诗歌的中国翻译家江枫说：“狄金森的创作盛期恰与南北朝战争同时，有800首是在这场以蓄奴制的废除告终的内战进行期间写成的，她没有正面写她不熟悉的战争，但也不回避战争；有些诗显然带有战火的烙印。”所引的这首诗可算是“战火的烙印”。该诗创作于1862年，但她对内战没有明确的表态，只是暗示，只是“为死亡遗憾”而已。 这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不上战场的诗人在后方就写不好热情支持正义战争、强烈谴责非正义战争的诗歌？这至少可以说明迪金森不象惠特曼那样关心国家大事，不能不算是一种欠缺。尽管如此，鉴于她的生活圈子狭窄（尤其有严重的眼疾），我们不必苛求于她，也不因此否认她是伟大的诗人。但美国评论家们对此欠缺很少表态使我们感到不解，使我们更加不解的是，他们相反为她的封闭式生活方式辩护，说她“牢牢地掌握政治现实”、“把家庭主妇当作在我们与破坏力量交战时奔赴前线的士兵”，说“从女权主义观点看，迪金森的生活既不是一种逃跑，也不是一种逃避，也不是牺牲，也不是替代，而是能使她保持自我的一种策略，一种创造”，有些女权主义作者把脱离外部世界解释为有意的自我决定，例如，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认为迪金森不与外界接触是为了创作而节省时间和精力，马乔里·珀洛夫也认为迪金森“不把她与世隔绝的和独身的生活视为一种丧失，而是视为创作诗歌必需的先决条件” 等等，这些辩护在我们看来显然是一种误导，好象伟大的作家可以闭门写作，不必投身到社会生活的洪流里。诚然，投身到社会生活洪流里的诗人未必都会成为伟大的诗人，但诗人封闭在象牙塔里必定是严重的欠缺。这就是为什么迪金森不能象惠特曼那样站在更大的时空和历史语境里关注世界、关注社会的原由。为什么迪金森的1775首诗全都是短诗呢？设想如果她象惠特曼那样关注宏观世界，以她这样的才力和聪颖，也许会创作出长篇史诗来。[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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