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袁淑 |
| 释义 | § 人物简介 袁淑(408—453年)南朝宋大臣。字阳源，陈郡阳夏(今太康)人。初任彭城王义康司徒祭酒，后任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449年)，迁尚书吏部郎。其年秋，宋大举北伐，袁淑出任始兴王征北长史。征还任御史中丞、太子左卫率。元嘉三十年太子邵杀文帝，淑不从邵，亦被杀。世祖即位，赠侍中、太尉，谥忠宪公。有文集。南朝 袁淑为淑晋丹阳尹豹少子，彭城王义康军司祭酒。免，补衡阳王义季右军主簿，临川王义庆卫军谘议参军，迁司徒左西属。出为宣城太守，入补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迁尚书吏部郎。出为始兴王浚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还为御史中丞，迁太子左卫率。元凶入弑，并见杀，赠太常。孝武即位，赠侍中太尉，谥曰忠宪公，有集十一卷。 袁淑与王微，以及王僧达，都列入《诗品》中品。萧子显将袁淑与谢庄并提：“谢庄、袁淑又以才藻系之，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莫不昂其风流，竞为诗赋之事。”(《通典》卷十六裴子野《雕虫论》之后引)可见大明、泰始中袁淑与谢庄一样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袁氏今存作品不多，有《诙谐文》三卷，又《诙谐文》十卷，原注：“梁有《续诙谐文》十卷，又有《诙谐文》一卷，沈宗之撰。”今皆散佚，唯袁淑有《鸡九锡文》等五篇，或其孑遗。 § 个人传记 袁淑，字阳源，陈郡阳夏人，丹阳尹豹少子也。少有风气，年数岁，伯湛谓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余岁，为姑夫王弘所赏。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并不就。彭城王义康命为军司祭酒。义康不好文学，虽外相礼接，意好甚疏。刘湛，淑从母兄也，欲其附己，而淑不以为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补衡阳王义季右军主簿，迁太子洗马，以脚疾不拜。卫军临川王义庆雅好文章，请为谘议参军。顷之，迁司徒左西属。出为宣城太守，入补中书侍郎，以母忧去职。服阕，为太子中庶子。 元嘉二十六年，迁尚书吏部郎。其秋，大举北伐，淑侍坐从容曰：“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检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出为始兴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淑始到府，浚引见，谓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还为御史中丞。时索虏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议防御之术，淑上议……《宋书》 淑喜为夸诞，每为时人所嘲。始兴王浚尝送钱三万饷淑，一宿复遣追取，谓使人谬误，欲以戏淑。淑与浚书曰：“袁司直之视馆，敢寓书于上国之宫尹。日者猥枉泉赋，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无或违贰。惧非郊赠之礼，觐飨之资，不虞君王惠之于是也，是有懵焉。弗图旦夕发咫尺之记，籍左右而请，以为胥授失旨，爰速先币。曾是附庸臣委末学孤闻者，如之何勿疑。且亦闻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义士犹或非之。况密迩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诸侯，有以观大国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节清廉，好是洁直，以不邪之故，而贫闻天下。宁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赋，束马先璧以俟命。唯执事所以图之。” 迁太子左卫率。元凶将为弑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许，呼淑及萧斌等流涕谓曰：“主上信谗，将见罪废。内省无过，不能受枉。明旦便当行大事，望相与戮力。”淑及斌并曰：“自古无此，愿加善思。”劭怒变色，左右皆动。斌惧，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效节，况忧迫如此，辄当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谓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时尝患风，或是疾动耳。”劭愈怒，因问曰：“事当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后，为天地之所不容，大祸亦旋至耳。愿急息之。”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锦，截三尺为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缚袴。淑出环省，绕床行，至四更乃寝。劭将出，已与萧斌同载，呼淑甚急，淑眠终不起。劭停车奉化门，催之相续。徐起至车后，劭使登车，又辞不上。劭因命左右：“与手刃。”见杀于奉化门外，时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赠太常，赐赗甚厚。 世祖即位，使颜延之为诏曰：“夫轻道重义，亟闻其教;世弊国危，希遇其人。自非达义之至，识正之深者，孰能抗心卫主，遗身固节者哉!故太子左卫率淑，文辩优洽，秉尚贞悫。当要逼之切，意色不桡，厉辞道逆，气震凶党。虐刃交至，取毙不移。古之怀忠陨难，未云出其右者。兴言嗟悼，无废乎心。宜在加礼，永旌宋有臣焉。可赠侍中、太尉，谥曰忠宪公。”又诏曰：“袁淑以身殉义，忠烈邈古。遗孤在疚，特所矜怀。可厚加赐恤，以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绰、卜天与四家，于是长给禀禄。文集传于世。 子几、敳、棱、凝、标。敳，世祖步兵校尉。凝，太宗世御史中丞，出为晋陵太守。太宗初与四方同反，兵败归降，以补刘湛冠军府主簿。淑诸子并早卒。 史臣曰：天长地久，人道则异于斯。蕣华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间夭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没婴心。徒以灵化悠远，生不再来，虽天行路险，而未之斯遇，谓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据洪图而轻天下，吝寸阴而败尺璧。若乃义重乎生，空炳前诰，投躯殉主，世罕其人。若无阳源之节，丹青何贵焉尔！ ——《宋书·卷七十·列传第三十·袁淑》 § 文坛逸事 写作的人往往缺乏自知之明，明智本难，他能够做到急流勇退，把作品收起来束之高阁，则更不易了。《南史·谢庄传》，讲到这位出身名门的贵族子弟袁淑，年纪才有七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历史的记载，不免有夸张之弊，但他从小就表现出聪明的才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谢庄生逢盛时，成年以后，更是一表人才，文采俊逸。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王谢为顶尖级的豪门望族，谢庄在富庶优裕环境中长大，又受到贵族传统的长期熏陶，自然，他的文化教养，他的超群才华，他的优雅举止，他的言谈风采，使得宋文帝也不禁赞叹，对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说：“蓝田生玉，岂虚也哉!”那时候，贵族间的酬应燕集，讲究文化品位，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便可知道。南北朝的帝室，大都武将出身，也很仰慕这些门第，拼命要使自己贵族化，因此宫廷里的文化氛围，也是相当浓郁的。公元423年，谢庄被宋文帝看中，把他派到东宫，任太子中庶子一职。南齐书 恰巧，南平王铄，向宫廷进献鹦鹉。因为这种热带鸟类，长江一带少有，而且是红色的，尤为罕见，宋文帝就召集群臣为赋，来庆贺这件盛事。同在东宫任太子左卫率的袁淑，他的文才，声震江东，名噪一时，自然也是要参加这次竞赛的。席间，不假思索，援笔立就，作品完成后，就拿给在场的谢庄看。谢庄也把自己写的这篇同题文章《红鹦鹉赋》请袁淑指教。他看完谢庄的作品后，不禁叹了口气说：“江东要是没有我的话，你就是一枝独秀，我要是没有你这样的对手，我也成称雄一时的俊杰了。”说到这里，袁淑把自己写的那篇应试的赋，隐藏起来，退出了这次竞赛。 袁淑这样做，第一种可能是他明显看到自己作品与谢庄的差距，与其被评委们评头品足，然后毙掉，弄得挺栽面子的话，还不如干脆从一开始就退出竞赛。也许古人不如后人聪明，感到自愧弗如的同时，其实是可以通过关系啊、活动啊、疏通啊、红包啊种种见不得人的手段来弥补的，水平不够，公关来凑。君不见如今有些评奖，打通关节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这个袁淑，从他所说的话“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来看，也许他不强于谢庄，至少也不弱于他的。《宋书·袁淑传》称他，“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辨。”他也是一位饱学经纶之士，文采斐丽之流，否则他不会任左卫率，和任中庶子的谢庄一起，在太子的东宫里任职做事了。皇帝挑选给他儿子的官员，是绝不会滥竽充数的。 第二个可能，就是席间这两人所写的同题文章撞车了。当场就一个题目写诗作赋，在旧中国，是文人间唱和联句的风雅事，甚至连韵脚都限制得死死的，给你留下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是极其狭窄的。这种比赛，很大程度上是一次作家才力和捷智的较量。因此，参与者笔下出现雷同啊、重复啊、撞车啊、相仿啊等等现象，是很正常的事情。估计，袁淑卒卷以后，与谢庄易稿互看，显然是难分伯仲，各有千秋，既发现对方写得不错，也觉得自己笔下不差。命题作文，这种不约而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他俩在同一时间内写成的这篇《红鹦鹉赋》，说不上谁模仿谁，也就用不着打笔墨官司。但袁淑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占特别的压倒优势，而且也不想并列冠军，于是，就出现“遂隐其赋”的文坛逸事。 § 创作背景 袁淑成活的时代，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然而魏晋南北朝的朝代更迭，又对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种在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千里无鸡鸣”说出人烟的荒凉，“生民百遗一”说出人口的锐减。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写到整个村庄的灭绝。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袁淑即是这一时期卷入政治斗争而遭杀戮的其中一个。[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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