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华盖集续编》 |
| 释义 | § 基本资料 封面 《华盖集续编》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26年~1927年间所写的杂文三十二篇。 包括《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学界的三魂》，《古书与白话》，《记念刘和珍君》，《马上支日记》，《上海通信》等。 《华盖集续编》1927年北新书局初版。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卷 § 内容简介 序 还不满一整年，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秋来住在海边，目前只见云水，听到的多是风涛声，几乎和社会隔绝。如果环境没有改变，大概今年不见得再有什么废话了罢。灯下无事，便将旧稿编集起来；还豫备付印，以供给要看我的杂感的主顾们。 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名副其实， “杂感”而已。 从一月以来的，大略都在内了；只删去了一篇〔2〕。那是因为其中开列着许多人，未曾，也不易遍征同意，所以不好擅自发表。 书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旧，就还叫《华盖集》。 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两个字：“续编”。 本书收作者1926年所作杂文三十二篇，另1927年所作一篇。1927年5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印行六版次。[1] 收录篇目 小引 无题 有趣的消息 学界的三魂 古书与白话 一点比喻 不是信 我还不能“带住” 送灶日漫笔 谈皇帝 无花的蔷薇 无花的蔷薇之二 “死地” 可惨与可笑 记念刘和珍君 空谈 如此“讨赤” 无花的蔷薇之三 新的蔷薇 再来一次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马上日记 马上支日记 马上日记之二 记“发薪” 记谈话 上海通信 后记 [2] § 创作背景 1926年，国家仍是风雨飘摇。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军阀势力割据，时局仍然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此外帝国主义列强也在虎视眈眈。列强在经济上仍采用鸦片战略，192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0吨，而实际数字还远不止于此；在军事也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我国的主权，3月12日就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大沽口蓄意制造了践踏中国主权的严重事件。国民军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时，日本政府反以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公然向中国提出“抗议”，并纠集《辛丑条约》八个签字国的公使出动其国家的军舰，云集大沽口，对中国进行威胁。大沽口事件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成为震惊全国的北京“三•一八”流血事件的导火索。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在这样的年月里，有不少的文人奔走呼告，时刻关注时局，苦苦思索着，苦苦寻找着国家的出路。鲁迅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这期间写了许多新闻评论。不过这些新闻评论都具有杂文的特点，都是以杂文形式发表的。然后鲁迅把自己在这段时间所写的文章加以结集。于是就有了杂文集子《华盖集续编》。 § 写作风格 《华盖集续编》是鲁迅的一个杂文集。杂文取材比较广泛，文学色彩浓，常运用一系列的形象化手法，例如“比”、“兴”等，可以采取多种的文学形式，有很高的文化含量，并且通常都带有批评指向与讽刺精神。 § 新闻评论 杂文与新闻评论是相交的，又是有区别的。例如，鲁迅《华盖集续编》里的《古书与白话》、《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上海通信》、《记发薪》、《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谈皇帝》、《记谈话》、《上海通信》、《厦门通信》、《厦门通信二》、《阿Q正传的成因》、《关于三藏取经记等》、《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厦门通信三》、《海上通信》等等的文章也就只是杂文，不是新闻评论。当杂文也是评论时，它一定是以事件为由头，紧紧围绕着这由头而展开阐述，阐明其对事物的观点主张，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鲁迅的针对“三•一八”事件及当时社会上的人们对“三•一八”事件的种种态度和行为有感而发许多文字，譬如《“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等，又如，鲁迅针对陈西滢在一月二日《现代评论》三卷五十六期的《闲话》中美化帝国主义把诬蔑爱国群众的行径称之为“管闲事”并说因此“常常惹了祸”且表示“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的这一件事而写的《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针对徐志摩等人鼓吹“休战”的同时又在继续对鲁迅进行攻击这一事而写的《我还不能“带住”》等，都应属于是新闻评论。 鲁迅新闻评论的特点：一、“冰”与“火”的完美统一特色；二、熔叙事、抒情、富有哲理的议论于一炉的综合特色；三、喜剧性的审美愉悦特色 “冰”与“火”的完美统一 “冰”指的是一种语言特色。鲁迅惯于用冰冷犀利的语言，对残暴势力、封建顽固势力、国民的劣根性给以有力的打击。这种语言特色给人以一种冷静客观而又富有嘲讽的味道。“火”比喻的是作者感情的一种表现。鲁迅所处的那个年代，国家百孔千疮，贫苦老百姓不但要忍受本国封建官僚的欺压，还要受到外国列强的欺凌。在这样的年代里，每每都是不公。鲁迅对贫苦人们的苦难深深地同情，这些同情更加深了他对那些丑陋嘴脸的忿恨。而这种忿恨，则常常表现为怒不可遏，熊熊烈火之态。 并且思想情感是文章的灵魂。“感人至深”往往不是指事件的本身，而是其中蕴涵的情感。情感是鲁迅新闻评论的内在结构的基础。这种情感洪流在作者针对事件提出自己的观点时使说理更加严密，更具有说服性，更能震撼人心。 具有这种特点的主要有《无花的蔷薇之二》、《可惨与可笑》、《空谈》等，其中又以《无花的蔷薇之二》最有代表性。它的新闻由头是：三月十八日早晨，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下午，女师大学生许羡苏到鲁迅的西三条寓所，报告了卫队开枪屠杀群众，刘和珍等遇害的噩耗。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当听到军阀政府对革命群众实行大杀戮的消息时，鲁迅正在写《无花的蔷薇之二》，已经写了前三节，他当时极为愤怒，感到“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所以从第四部分起都是对这惨剧所发的议论，对酿成这惨剧的祸首——段祺瑞军阀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与愤恨，指出“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把匕首狠狠地插向敌人的心脏。 《无花的蔷薇之二》是由九则小杂感组成的，除了前边的三则，后边的六则虽然每则立论角度、论述中心各不相同，但相互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都是围绕着“三•一八”事件而展开论述的，而且文章始终贯穿着一气呵成的感情气势。所以后边的这六则杂感合起来也可以算为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恰恰也可以算是一篇由“三•一八”事件所引发的，为揭露抨击段祺瑞之流屠杀青年学生的滔天罪行而写的新闻评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鲁迅在这六则文章里是如何论述的。 鲁迅在第四则首先概述了别人向他转告的“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并以自己“无聊的文字”同杀人者的子弹、刺刀相比，发出了“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的悲愤感慨，狠狠地揭露了段祺瑞执政府灭绝人性的残暴行径。 在第五则，鲁迅郑重其事地却只用短短的一句话“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就写出了这惨案的事发时间、地点，杀人者所用的武器与手段，被杀者的性质以及人数。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但段祺瑞执政府却“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可笑之中尤其突出了杀人者无耻的嘴脸。两相事实的对比，鲁迅进一步围绕着这惨案展开了议论，他以残忍的禽兽作反衬，以俄皇尼古拉二世命令士兵开枪击杀请愿工人的事件作类比，提出“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在人类中是“极少有的”，语言冰冷至极，同时也可认人窥见其怒火在燃烧。 鲁迅在第六则中具体分析了青年学生被杀的原因。他于是先阐述了两个事实，一是“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二是“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接着按照人们正常的感情逻辑，如果当局者稍有良心的话，是应该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的。“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鲁迅的满腔悲愤，愤怒之火都在这“然而”中表现无遗。铁一般的事实，加上严密的逻辑，足以证明当局者是丧尽天良的！ 第七则，鲁迅指出当局者屠杀青年的这种行为只会导致“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同时他也指出杀人者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这是切齿的、令人冰冷的诅咒，悲愤至极的表现，同时也是对当局屠杀政策将会造成的可怕后果的深刻揭示。这也是其火焰尖处的誓言。 在第八则中鲁迅明确指出“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接着他从三方面揭示了必定的结果：一，“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二，“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三，“血债必须是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三方面的列举，三个陈述句的排比，斩钉截铁的语气，无比坚定的信念，使其拥有无比强大的使人信服的力量！ 当局政府的屠刀，青年学生的血使鲁迅感到极度的悲愤。他誓言一定要血债血偿，可是同时他又悲哀地发现，相比敌人手中的刀枪，自己手中的笔却是如此的无力。于是，他在第九则中发出了这样的异常悲痛的感慨：“以上的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因为青年的血是“实弹打出来的”！但是他并没有把眼光局限在这里，他看到了青年的血的意义：“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的了”。同时，这也是他悲愤填膺的抗言。 这篇文章说理严密，论述深刻，语言简洁凝练，紧紧围绕着当天的“三•一八”事件而展开论述。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为我们剖析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反动当局的杀人本质，并揭示了由此将会导致的结果。并且文章的字里行间都燃烧着鲁迅对当局残暴行为的熊熊的愤怒之火，他用最冰冷犀利的语言，无情地指向那面目可憎、满身血污的敌人，构成了一种“火”与“冰”两种矛盾艺术效果的统一。“冰”与“火”的完美统一，在人的心灵上留下了别样的震撼，有着别样动人的艺术效果。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这是鲁迅所一直执着追求的信仰，也是他的真实写照。面对社会的不公而写的新闻评论，自然而然地将他的这种感情贯穿其中了，形成了“冰”与“火”的感情语言艺术效果。 熔叙事、抒情、富有哲理的议论于一炉 评论是说理的艺术。新闻评论作品不仅要求新闻性、政治性，更讲求可读性。好的新闻评论往往都会是采用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并且往往都是熔叙事、抒情、富有哲理的议论于一炉的。 《记念刘和珍君》、《“死地”》就是很好的例子。尤其是《记念刘和珍君》更是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范例。它既是一篇抒情式杂文，也可以说它是一篇抒情式的新闻评论。其实说它是新闻评论并不为过，它是以“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为由头，抒发自己对“三•一八”惨案死难者刘和珍君等人的深切怀念之情，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凶残与所谓的“学者”、“文人”的卑劣，赞扬她们英勇无畏、互相救助、殒身不恤的革命精神，启示人们从斗争中所应汲取的经验教训。它的新闻性与评论性同样也是很强的。 《记念刘和珍君》作为鲁迅的一篇传诵千古、感人至深的名文，是把动人的记事、浓烈的抒情和富有哲理的议论完美地结合起来，以饱蘸感情的笔墨来写人、记事、抒情、议论。这也是人们反复诵读多遍，仍为之感动不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文中有不少的地方与段落都是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使读者不仅明了事情的真相，为其中深深的感情所打动，而且领略了议论中哲理。例如：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两个“但”字用的是排比句式，陈列事实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感情气势。接着顺着这感情，叙述了“惨象”与“流言”在作者心中的那份沉重。在这沉重的驱使下，发出了“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见解，这也是生活的哲理。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在这里，作者在指出烈士的捐躯意义后毫不留情地指斥中国人的“五千年软刀子割头不觉死”的麻木与冷漠。已经洞见了深刻的意义，却坚持说“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越发叫读者觉得事情沉重，意义巨大。同时，对于徒手请援的慨叹是在控诉刽子手之外又进行善意的提醒——这种评论给予我们的启发在于：丰富而准确的联想与深厚的文化含量是做好评论的重要支柱。 类似这样的议论，在鲁迅杂文兼新闻评论中随处可见。我们很难去分清楚这些到底是抽象性的议论还是形象性的叙述、抒情。纯然的议论或纯然的抒情、叙事几乎是寻不见的。 鲁迅在构思中，“往往运用‘刨祖坟’、‘正面文章反面看’、‘反一调’等手法，纵察历史，横观现实，把人们心灵的特点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点上，加以考查，议论，揭破，不仅见其真，而且见其深，板上钉钉，动也动不了！在那无懈可击、无可辩驳的逻辑论证中，却鲜明地保留着具体感性的美感特点，将议论与叙事、描写，抒情融为一体”。③所以有的人说，鲁迅的议论具有艺术的性质，通常都是感情化、诗情化的。 鲁迅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他文章中的议论虽则不多，往往是作者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丰富而精深的哲理浓缩其中。鲁迅自己也说过：“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短，是纹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其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的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 总之，鲁迅的新闻评论，熔叙事、抒情、富有哲理的议论于一炉，理精情深，情理交融的艺术意境也就呈现出来了，这也是其新闻评论的一大特色。 喜剧性的审美愉悦 同人——尤其是同气相求、观点一致的“同党”的话经常有以一当十的作用，让同人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发言，效果每每出人意料，如鲁迅的《无花的蔷薇》里让徐志摩与陈西滢“交相吹捧”：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象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来了。 《无花的蔷薇》是由类似这种引用一段文字然后加上几句自己的看法或者说是由此而发评论的一小段一小段文字（也就是鲁迅后来称之为小杂感的）组合而成的。这些小杂文之间都是独立成文的，抽取出来仍是一个整体。这些小整体有些就是新闻评论。比如上边的那一段文字就可算是一篇很好的新闻评论。 鲁迅先生分别引用了志摩和西滢的一段话，虽只是在末尾加了一句自己对此的看法，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但简洁明了地告诉读者所说何事，还清楚明白地告诉读者他的感想看法，尤其是最后那句“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来了”，非常的简短，也是唯一的一句评论，却一点就点出了其中的要义，让人看到了一幅文人互相吹捧图，在意会之时又不免为他的幽默而由心一笑。换一种说法也就是，鲁迅为我们勾勒的这幅文人互相吹捧图，在我们心中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一种喜剧性的审美愉悦感。 鲁迅的许多文章都具有这方面的特色，例如《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有趣的消息》、《学界三魂》、《不是信》、《我还不能“带住”》、《无花的蔷薇》、《无花的蔷薇之二》、《如此“讨赤”》、《无花的蔷薇之三》、《新的蔷薇》等。 这种审美愉悦特色是鲁迅新闻评论的一大特色。它主要是从文章的艺术构思两个方面来体现的。 首先，表现在其作者所选取的创作材料上，这些材料本身就带有一种喜剧性。近百年来，中国这古老封建国家日趋衰败、腐朽。社会的这种形态越来越在人们的精神情态之中反映了出来，表现出种种畸形怪状，所谓“人心”、“民情”往往成了照见时代的一面镜子。而这种反映又往往被反动统治者们一再夸示的“文明”所掩盖，也就带上了浓厚的人间悲喜剧的色彩和讽刺特性。 其次表现在鲁迅对这些材料的再创作上。鲁迅的这类杂文式新闻评论在构思中，不是象哲学、政治、论文那样，从非常理性的、概念性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人们精神世界的规律，而是竭力捕捉形象，挖掘人的精神特点。鲁迅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说，他的杂文是“具象的实写”，反映了“中国的大众的灵魂”，“钩下了”人们“嘴脸的轮廓”。 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它唤起人们的美感，鼓舞人们为美的理想而斗争，并且向丑恶宣战。鲁迅刻画形象通常采取艺术典型化手法，“直写事实”将生活中的事件精髓、特点突显出来。而这些“公然的”、“平常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谁都毫不注意”的事情，正是这些平常事，“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艺术典型化，从根本上讲，就是用最富有特点的生活真实把人们最富有特点的精神、情态给形象地显现出来，就跟显微镜下最细小的东西一样，本来是一些不被人们看见或不被人们注意的东西，经它一放大，特点被显示了，便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震惊，于是具有了艺术的力量。” 这种艺术典型化的运用，使作者刻画的形象更的生动，刻画的人情世态更加的出神入化，审美的愉悦感往往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 相关评论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维护正义，不惜“横眉冷对千夫指”；他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是这样的勇敢无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将奋然而前行”的脚步。并且鲁迅对青年是很爱护的。这都在《记念刘和珍君》及其它的一些文章中表露无遗。当他看到如此优秀的青年竟“无端在府门前喋血”，他是如此的痛心，他感到四十多个青年的血就洋溢在自己的周围，他沉痛得“艰于呼吸视听”。惨象，已使他“目不忍视”，流言，尤使他“耳不忍闻”。当他看到段政府竟无耻诬之为“暴徒”，他“已经出离愤怒了”。他是如此的一个正直、善良、可爱的人！ 鲁迅针对“三•一八”事件及当时社会上的人们对“三•一八”事件的所表现的种种态度和所采取的种种行为反应，就写了好几篇文章，如《“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可见他对此是何其的重视！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里还明确指出：“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表现出鲁迅极大的革命义愤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同时，鲁迅是一个爱憎分明也是一个理智深刻的人。他深爱他的祖国，痛恨残踏祖国的外国列强，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努力拯救祖国，所以他总是与列强针锋相对。同时，他也看到了国人思想的麻木性，国人性格的劣根性，为此他弃医从文，一生致力于改造国人的思想性格，努力把国人某些不为人注意的病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让人们在震惊的同时能醒悟其身；他也看到外国的许多优点，他努力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对待外国文化他主张实行“拿来主义”。 鲁迅的思想是有阶段性的，发展路程大体为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在写《华盖集续编》的当时，鲁迅对革命者流血牺牲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例如他看到“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前行”；对于“庸人”或“无恶意的闲人”的健忘他是不满的，要对其批评，使其觉悟，显示了其启蒙主义的色彩。但当时的他还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者，他对于人民的积极力量还缺少充分的认识，所以他又表现得有点迷茫，“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个尽头”！[3] § 命名缘由 鲁迅先生作诗一首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5年、1926年创作的杂文31篇、32篇。 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在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可谓命运多舛,钉子常碰,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头",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借此表达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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