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小鲍庄》 |
| 释义 | § 背景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人”的自觉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在作品中力图解放“人”的生命与价值，但一些作家却发觉即使抛开暂时的政治、道德因素,人也不可能像动物那样，进入绝对自由的生存空间－－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人类，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模式，这就是“文化”。许多作家希望能够从“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把握本民族成员“理解事物的方式”，从而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全民动乱乃至中国自盛唐以来国势为何衰落的疑问。同时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为代表 ，还有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对异域民风的描写，以及日本川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 使当时的作家开始关注自己脚下的土地。许多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这些作家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一文学立论，他们的“寻根”，是为了与世界对话。他们认为，只有真正完成了“寻根”，才能找到自己国家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从而立足于世界文坛。 § 创作 《小鲍庄》书影 谈起创作的历程和缘由，王安忆在答读者的信中写道：“那年夏天，我去了江淮流域的一个村庄，那是与我十五年前插队的地方极近的，除了口音和农田作物稍有区别。一下子勾起了许多。在我离开插队的地方以后，就再没回去过，人也没回去，信也没回去。许是插队时太小了，或是太娇了，那艰苦，那孤寂，尤其是那想家，真是逼得人走投无路。虽说才只两年半，其中有半年以上还是在家里的，可感觉却是十年、二十年。因此我无法象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把农村写成伊甸园。但时间究竟在抹淡着强烈的色彩，因而纠正了偏执，也因为成熟了，稍通人世，不敢说透彻，也明了了许多；还因为毕竟身不在其中了，再不必加入那生存的争斗，有了安全感；或许也还因为去了美国数月，有了绝然不同的生活作为参照。总之，静静地、安全地看那不甚陌生又不甚熟悉的地方，忽而看懂了许多。脑海中早已淡去的另一个庄子，忽然突现了起来，连那掩在秫秫叶后面的动作都看清了，连那农民口中粗俗的却象禅机一样叵测的隐语也听懂了。”作者在从农村回来后先写的是《大刘庄》，之后写了一个中篇《历险黄龙洞》和几个短篇《话说老秉》等等，一直到了当年秋末才用两个星期写完了《小鲍庄》，初稿定名为《金岗嘴》，后改名《小鲍庄》，这都是王安忆插队的大刘庄附近的两个村子。 § 主题 《小鲍庄》是“寻根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它通过对一个小小村落几个家庭和十多个人物的生存、命运与心理状态的立体描绘，剖析了中华民族世代相袭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刻地指出，“仁义”意识已经等同于某种“原罪”意识(作品开头所写的那个“祖先赎罪”的故事即是证明)，同时作品也揭示了“仁义”文化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作家一方面发掘和表现了民族精神中善良、厚道、团结、抗争等美好意识，另一方面也批判了愚昧迷信、知天顺命的民族劣根性和落后的宗族意识。小说中捞渣这一形象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的美德、传统，自然也包含着“仁义”这一道得准则，而他的死亡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仁义"观念走向消亡的象征，正如王安忆所指出的，《小鲍庄》”恰恰是写了最后一个仁义之子的死，基调是反讽的。……这小孩的死，正是宣布了仁义的彻底崩溃！许多人从捞渣之死获得了好处，这本身就是非仁义的。" § 形象 鲍仁文 有着“文疯子”之称的他在小鲍庄里是被嘲笑的对象，他满腔热血，斗志昂扬，就是想要写一本书，像《创业史》或像《林海雪原》那样，又或者像高尔基那样无师自通地成为一名作家。他是庄上唯一有理想有目标的人，但可惜这些完全是空洞的海市蜃楼，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为文学，何为文学的目的，只是一直那么单纯地努力着。他是当时思想教育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文革时期的思想只是赋予了他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甚至是理想主义，最终造成的是思想愚昧的恶果。鲍仁文便是牺牲者，他无奈，而我们可怜同情他，不想指责。而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基本上都是以小鲍庄为素材，赞颂鲍秉德对发疯妻子不离不弃的广播稿和歌颂捞渣舍己救人的报告文学更是将故事推向了一个不可逆的高潮。在这方面而言他便是做了愚昧思想的“帮凶”。 鲍秉德 他有幸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但却又不幸地被迫接受妻子无法为他添一儿半女的事实。他其实很恼火很不甘，曾经在妻子生了一个死胎后对她毒打一顿，但他不动离婚的念头，他说：“我不能这么不仁不义，一日夫妻百日恩，到这份儿上了，我不能不仁不义。”看，他只有“不能不仁不义”这么一个理由，但也就是这宝贵的一个便足以控制了他的所有行为。而后来拜鲍仁文的“宣传”广播稿所赐，这一个理由更是变得冠冕堂皇，但是“大家在仁义道德的世界里其实都并不好过，鲍秉德话少了……但是碍于仁义道德，只能这样忍着，接而循规蹈矩”。后来，鲍秉德的发疯妻子在小鲍庄发洪水时自我了断终于让他有机会另娶并不会背上不仁义的罪名；再后来，他的新妻子顺利帮他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捞渣 《小鲍庄》以他的出生为开端，以他的死亡为结束，他是仁义的代言人，他是故事发展的关键。 捞渣生来就让人觉得特仁义，庄上的大人小孩都特信任他，只要他在就能绝对放心，而他的所作所为都可以用“仁义”来解释。如果说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救了鲍五爷那是仁义的表现是毋庸置疑的，那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要把捞渣所做的一切都打上“仁义”的标签？例如他和二小子玩“斗老将”的游戏故意输给二小子，鲍五爷却说“你也该让他，论起来，你还是他叔呢”，小孩之间的玩乐也可以牵扯上所谓的“辈分”和“仁义”？多少有点可笑的成分了吧！但是人们就是这样给捞渣定位了，包括后来到小鲍庄写捞渣英雄事迹的记者和作家都是这样做了。当他们把捞渣的形象树立得无比高大时我却在其中嗅出了变味，此时，“仁义”不再是原来简单而朴实的仁义。而更难过的是看到他们把捞渣的死渲染得不带一丝悲剧色彩，让痛失儿子的捞渣父母心痛而不能言，甚至想哭而不敢哭，“不少人交代过他们：‘这场合，再哭就不太好’”。如此剥夺他们难过和哭的自由，他们“仁义”吗？他们牢牢地抓住了“仁义”这个主题思想，用它制定道德准则来衡量所有人的行为却没有思考过是否正确。如此说来，他们在捞渣的牺牲上平添了更多的悲剧因素，可怜的捞渣，可怜的“仁义”。 拾来 拾来和他大姑，以及和后来遇上的二婶成婚，都有一种隐秘的性心理在起作用。拾来对性的初识和大姑的防范都是表面的，骨子里是亲母亲子的性意识。拾来的亲母意向后来在比他大十多岁的二婶身上获得舒解，他无意识里正是以大姑为原型来选择自己配偶的。二婶既是拾来的妻子，又是拾来的母亲和姐姐的替代者。拾来的安定感正来自于二婶的一身而兼三任。很显然，这种性的选择也有自己的麻烦：拾来在二婶母亲式的爱和管束中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这使我十分感慨。 § 特色 《小鲍庄》的艺术特色主要在于它所采用的块状的神话结构与多头交叉的叙述视角。它是由多种状态的共存形式出现的——它更贴近生活的原貌。有人认为《小鲍庄》的叙述把完整的事态打得更碎；但事态本身从来是不完整的，恰恰是以往那种力求清晰的小说表述顺序把无秩序的生活现象根据一个意图而胶合起来。事实是，《小鲍庄》在这里的结构方式正符合生活本来的构成方式。 耐人寻味的是，《小鲍庄》并不因此而变作一堆散沙。使那些“片断”凝结起来的是贯穿于小说中的纪实风格和时间观念。在《小鲍庄》中，时间如同机梭，往返于几个彼此独立的单元，进而把它们串成一体。那种纪实风格，实际上正是客观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它不但频频更换视角，把分散状的生活仍然按照分散状的原样依次描绘出来，而且也常常不动声色地深入了生活和人性的实质，让人极为冷静地审视那里发生的一切。这种纪实，免除了大悲大恸大喜大忧，它穿过了读者易于动情的感受表层，撼动了平日一贯沉睡着的灵魂。 § 艺术效果 小鲍庄 在《小鲍庄》里，人们熟识的带有鲜明的王安忆印迹的眼光和心态彻底褪隐了，代之而来的是对小鲍庄世态生相的不动声色的描摹。作者牵引着读者，走进这个小小的村子，走进生于斯长于斯还将终于斯的五六个家庭，结识这十好几口人。这男女老少都是一批芸芸众生，所有的欲望、感受、情绪、心理看来都那么平凡而卑微。然而却潜藏和迸涌着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在小鲍庄这幅世态生相图里，愚昧与人情相交，凄婉与温暖并杂，卑微与崇高消长，沉重与欢欣互缠，彼此间难解难分地纽结、糅杂在一起，满溢着深厚浓重的人情味。 《小鲍庄》第一次显现了作者在人生经验与审美意识上的复杂化趋向，从而显示出一种全面把握和驾驭生活的能力。这种趋向既体现为作者对生活的审美感受有了综合性的趋势，又体现为作者对生活的探究有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眼光。她已不再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笔下的生活与人物之中了；也不再听凭自己的情感去重新拼合和创作生活；对生活的某一面，某一个故事或人物，她也不再怀着确信去加以解释，无论她是多么理解和同情这一切。她站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从容而冷静地来俯瞰小鲍庄，在对小鲍庄生活的综合感受和宏观观照中浓缩生活，并将宽阔的想象与思索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小鲍庄》在不偏不倚的、冷峻而不动情的客观主义描述中以及在忠实地记载那些通过日常生活的缓慢流速而体现出来的文化潜意识方面，都取得了还其本来面自的效果。这一效果源于它的客观主义立场，时松时紧的并置型结构，知人知世的达观态度，藏而不露的深厚的人道精神。《小鲍庄》虽然以城市人的局外立场来讲说农民的命运，却一点没有悲天悯人的自高姿态。它平实、质朴，无意间体现了很高的悟性，它有感于农民的悲欢以及对悲欢的健忘，有感于农民的宿命感以及对宿命的认可，有感于农民的愚昧以及对愚昧的不自知，有感于农民的亲善和睦以及对亲善和睦的不自觉。这一系列感悟都灌注着人道精神和平民精神。作品涉及人物众多，事件纷杂，但却有三个贯穿始终的代表性人物：捞渣、拾来、鲍仁文。 这三个人物构成了小说的三条主线索，三条主线索在作品中交织进行，向读者注入许多矛盾的信息，令人深思回味。作者将捞渣作为小鲍庄的代表来刻画，然而却又无意把他作为英雄主人公。尽管许多事例可以表现捞渣的仁义、孝顺和谦让，但是作为仁义的鲍氏家族中的一员，他只是很好地奉行了仁义的伦理规范。小鲍庄的特定环境伦理道德风尚沉积于全庄每个人的心底，形成一种群体意识，这自然成了小鲍庄人法定的行为规范。拾来作为另一条线索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与捞渣对立的角色。拾来生活在鲍山那边的小冯庄，他是大姑的私生子，母子间那种畸型关系使拾来从小形成了孤寂、沉默的性格。压抑的情绪使拾来的生活环境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这对拾来过早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关系很大。与二婶的偷偷结合，是拾来追求个性的表现。拾来的这种行为在以仁义着称的小鲍庄的人们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的，招致一顿毒打也在情理之中，尽管后来拾来合法入赘，却仍受到歧视。 最后，拾来的个性还是湮没在小鲍庄的群体意识中，他与小鲍庄中的其他人几乎没有区别了。鲍仁文这条线索介于捞渣和拾来之间，他身上具有捞渣和拾来的双重性格因素。从课文上学来的造作、虚假的写作风范，使他把自己限制在被小鲍庄以外的文化背景所能承认和接受的格式中进行创作。对此他既倾心追求，又感到是一种失落。鲍仁文本人既和小鲍庄格格不入又不愿与小鲍庄完全脱离。在小鲍庄人眼里，他是个读书无用的典型，因此他与小鲍庄的隔膜既是无知和知识的隔膜，又是诚实与虚伪之间的隔膜。《小鲍庄》 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及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新矛盾在它体内奔突涌动。在《小鲍庄》中，时间如同机梭，往返于几个彼此独立的单元，进而把它们串成一体。它不但频频更换视角，把分散状的生活仍然按照分散状的原样依次描绘出来，而且也常不动声色地深入了生活和人性的实质，使读者极为冷静地审视那里发生的一切。这种描述方式免除了大悲大恸大喜大忧，它穿过了读者易于动情的感受表层，撼动了平日一贯沉睡着的灵魂。小说40个段落的安排变化多姿，乍看似乎松散不羁，实则浑然一体。这使作品能在悠深广袤的历史内容和丰富多变的现实内容的大背景下，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一组组人物。 呈献给我们的是一部双重变奏曲，传统文化的惰性与活动在它身上得到交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及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新矛盾在它体内奔突涌动。在《小鲍庄》中，时间如同机梭，往返于几个彼此独立的单元，进而把它们串成一体。它不但频频更换视角，把分散状的生活仍然按照分散状的原样依次描绘出来，而且也常不动声色地深入了生活和人性的实质，使读者极为冷静地审视那里发生的一切。这种描述方式免除了大悲大恸大喜大忧，它穿过了读者易于动情的感受表层，撼动了平日一贯沉睡着的灵魂。小说40个段落的安排变化多姿，乍看似乎松散不羁，实则浑然一体。这使作品能在悠深广袤的历史内容和丰富多变的现实内容的大背景下，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一组组人物。 § 影响 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引起评论界的轰动，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是作者的文学创作转型的代表作。 § 作者简介 作家王安忆 王安忆，上海人，1954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同安，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 王安忆幼时随父母到上海定居，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毕业，翌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被选为县、地区和省级积极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78年调入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同年发表短篇小说《平原上》，不久又发表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1980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1986年应邀访美。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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