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蔡叔厚 |
释义 | § 简介 蔡叔厚(1898~1971),原名蔡绍敦,曾名蔡肃候,祖籍浙江诸暨,生于天津。 § 生平 3岁随父入湖南。9岁时父殁于华容知县任上,即随母亲归浙江故里。民国元年(1912年)毕业于杭州模范小学,民国5年毕业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机械科,遂入日商上海内外棉纱四厂(现上棉十一厂)做机修工。民国8年,为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他参加了上海工人大罢工,愤而离开日商纱厂,进华商上海宝成纱厂(现上棉七厂)任技师。民国9年,应邀赴湖南纱厂任电气科长。翌年,同夏衍等一起,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电机专科学校和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科攻读。 民国13年11月,由日本回国后,筹资开办上海绍敦电机公司,任经理兼工程师,研制生产高周波紫光放电机、霓虹灯高压镇流变压器、断路指示器等,兼营电机修理业务。民国24年更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任总经理兼工程师。日军攻占上海后,辗转于香港、重庆。民国31年,在重庆创办中国工矿建设公司、面粉厂、机械厂和工矿沙龙等,在实业界颇为活跃。抗战胜利后,回沪复任中国电工企业公司董事长,并开办了华浮实业公司和同庆钱庄,自任总经理和经理,并投资昆仑影片公司,任常务董事,还兼任上海华丰钢铁厂、利华保险公司、华昌毛纺织厂和苏州太湖煤矿总经理等职。 他以企业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是中共早期党员。当时,党内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为“蔡老板”。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结识了沙文汉、虞绍唐等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回国后,逐渐从同情革命到倾向革命,直到在白色恐怖的民国16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与冯雪峰、夏衍、陈德辉等在文化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并参加救济会营救被捕同志。 当时,蔡家及绍敦电机公司东有恒路1号(现东余杭路1号中国电工厂),已成为中共秘密通讯机关和文化支部联络点。许多共产党人为躲避追捕或寻找党的关系,都曾在这里居留。如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叶剑英、廖承志、曾宪植、张去非等,转入地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杨贤江,从莫斯科归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徐冰(后任中共中央翻译,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以及稍后从九江越狱的刘鼎(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涂作潮,皖南事变突围的钱俊瑞、余立金等,都曾到过这里。蔡免费供应食宿,并资助路费把他们安全送往苏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写道:“人世间的确也会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风日下’的当时,竟会有蔡叔厚这样的颇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出钱出力。” 蔡入党初期,曾在潘梓年领导下,参与创办华南大学,任财经委员会主席。民国18年,任中共闸北区委财经委员会主任。他还协助冯雪峰、夏衍等开展革命文学运动,着重后勤保障。当时,从日本归国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经常出入于蔡家。 民国19年,蔡调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由顾顺章、李强、吴克坚直接领导,绍敦公司亦迁入法租界福煦路403号,以避耳目。公司开始制造修理收发报机供应苏区。后顾顺章叛党,蔡遵中共指示暂避,井掩护李强等去苏联。顾顺章被处决后,蔡又回到公司,由陈赓、潘汉年直接领导,坚持特科工作。 民国21年,他被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先后隶属肖项平、罗伦斯、史沫特莱领导。淞沪战争前后,他的公司赶制防毒面具,支援抗日前线,并去日本探取日军侵华情报。他通过南京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楼震旦和杨余庆,逐月获取蒋介石阅批的《兵工月报》达3年之久。他还搞到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拟订的“围剿”中央苏区的一份军事建议书,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赞许。民国24年4月,罗伦斯被捕,组织被破坏,蔡在史沫特莱领导下协助进行善后安全工作。他将公司更名,迁至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379号。并负责将中共在日本从事情报工作的肖项平、吴选青等秘密撤退送往苏联。翌年初,由于史沫特莱匆匆撤离,共产国际与蔡失去组织联系。在此期间,蔡一面经营企业作掩护,一面积极寻找党的关系,终于在民国27年的一次集会上,偶遇上海工委副书记刘少文,嗣后又与夏衍、沙文汉等取得联系。民国31年到重庆后,他在曾家岩见到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等,自以为接上了党的关系,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没有及时对这批情报人员进行安置,故没有履行组织手续,以至一直游离党外,错失党内整风、重新登记的机会。尽管如此,蔡凭着党性,一直配合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方志敏就义前的狱中亲笔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文稿,想方设法给予妥善保存,并转交党中央。他还先后资助于伶主办上海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并兼任理事。他曾巧妙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雷震的名义开设公司,秘密安置中共地下电台,为中共重庆办事处和延安之间通讯联络。他同刘少文(中共中央南方局情报部长)单线联络,奔波于渝沪之间,搜集敌伪情报,营救革命同志。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以“蔡老板”的身份,掩护中共党员,接济眷属,周旋于官僚、大亨、富商之间。1949年解放前夕,奉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沙文汉之命,组织陆久之等人策反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通过李元华策反沪西第七十五军军长吴宗直。说服军统头目王新衡和新成警察分局局长赵佩瑾,出面担保姚溱狱外就医,伺机脱险。争取雷震向汤恩伯进言,保释张锡昌出狱。组织进步人士保护工厂,迎接解放。1950年3月,他奉吴克坚之命,再次与陆久之去策反国民党上层人士,争取汤恩伯、王新衡、雷震等投诚。并备好赴台护照,后接上级指令避险而未果。 解放后,他主动结清其所有企业的资产和股票,无偿上交国家,并要求恢复党籍。周恩来指示,暂以民主人士身份有利工作,并特嘱安置好蔡的工作和生活。1950~1955年,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文化局电影管理处处长和上海市公用局、规划建筑局、机械工业局、机电一局副局长、一级工程师等职。1955年,因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蒙冤受株连,后留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拘留,后转押北京审查。1971年5月6日因脑溢血逝世。生前还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常委、上海市科技协会委员、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并连续当选为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1978年6月,中共中央专案小组为蔡叔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3月,上海市机电一局举行蔡叔厚骨灰安放仪式。198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中国共产党党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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