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胡适 |
| 释义 | § 简介 胡适 胡适（1891一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安徽省绩溪县人，现代学者、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早年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等职。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1] § 生平经历 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 1893年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离开台湾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终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 1939年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后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假学校讲学。 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赴美国，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后其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一度受到株连。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7年11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9年2月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1962年2月24日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2] § 家庭婚姻 父母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胡传一生娶妻三次，前两任妻子先后病故后，与比他小32岁的冯顺弟结婚，就是胡适的生母。[2] 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妻子 胡适与江冬秀 江冬秀，出身于仕官之家，但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在胡适身边众多的女性之中，江冬秀是唯一一个伴随着胡适一生的女人。 子女 长子：胡祖望，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殇。 次子：胡思杜，在中国大陆，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 情感 旅美学者江振勇撰写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感情世界》，被认为是考证最完整的胡适情史。除了奉母命成婚的元配江冬秀之外，胡适从赴美留学到学成归来，总是有爱慕者主动示爱，胡适甚至为了表妹曹诚英向江冬秀提出离婚要求，江冬秀扬言要跟儿子同赴黄泉，才让胡适打消离婚念头。此外，出身美国望族的韦莲司，也为他终身未嫁。[3] § 思想与学术 胡适胡适的思想影响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并影响了一大批学人，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甚深的重要人物。终其一生，如他自述所言：他的整个思想基本上是杜威的实验主义。这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对胡适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 文学理论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 、 《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 ，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 、 《贞操问题》 ，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 ，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整理国故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治学成就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继续进步。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4] § 人物影响 胡适晚年 胡适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20世纪30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季羡林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连胡适专家周质平也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于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5] 雷震在国民政府迁台后，为了宣扬民主自由而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杂志曾经是蒋中正施行独裁、箝制言论自由的威权统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镇，但后来也因批评蒋中正与国民党而惹祸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诬陷入狱，但自由中国推行胡适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影响到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民进党的成立，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播种者。 §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蒋介石 胡适诞生百年纪念邮票（台湾发行） 胡适虽然掀起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虽然一生恪守中国传统文人道德，却受西方文明洗礼，蒋介石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唐德刚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 李敖 李敖在《李敖编胡适语粹新序》里这样评价：在启蒙人物中，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嘱、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宋朝朱熹有诗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胡适一生，可谓身体力行，因此他死后的遗产与遗爱，最令我们珍惜。 季羡林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余英时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反面评价 胡适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斯大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文革”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中国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胡适有一些偏激观点和言论，受到人们批判。比如，他主张全盘西化，主张废除汉字而用拼音符号来做中国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等等。在台湾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徐复观曾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写道：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胡适“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 墓志铭 胡适墓 胡适墓位于台北南港区，后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纪念馆一并，由台北市政府辟为公园。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书写。全篇用平实无华的白话，不用文言。全文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总括胡适一生的思想风范。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於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裏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 主要论著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胡适著作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著《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著《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著《庐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著《人权论集》 （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文选》 （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著《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 （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编《台湾纪录两种》 （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发表《容忍与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1961年，台北，自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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