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聂石樵 |
| 释义 | § 简介 聂石樵著作聂石樵，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北京师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1] § 主要著作 撰有《〈红楼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聊斋志异〉思想内容简论》、《关于公孙九娘的描写及其历史背景》、《〈聊斋志异〉本事考证》、《关于〈长生殿〉的评价问题》等有关古典小说、戏曲的论文，著有《司马迁论稿》、《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屈原论稿》、《楚辞新注》、《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等书。参加了新注本《红楼梦》校注工作，选注过《杜甫选集》等书。著有与他人合著《杜甫选集》、《玉谿生诗醇》、《古代诗文论丛》、《古代文学论丛》。主编《散文精华》、《诗经新注》、《先秦文选注》、《先秦诗精华二百首》、《古代文学中人物形象论稿》。 § 学人轶事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一、聂石樵、邓魁英的三通居 聂石樵、邓魁英夫妇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们一同进入辅仁大学，是同班同学。毕业时辅仁大学已经调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他们又一同留校任教，在一个教研室，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最了解聂石樵、邓魁英夫妇的启功教授对他们的评价颇为中肯。 1985年，聂石樵、邓魁英合著的《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在中华书局出版，启功教授在序言中写到：“近代、现代夫妇真正合作的例子倒确实不少，但像聂、邓二位，求学时同班、同好，工作时同校、同系、同教研室，又同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相互砥励、共同前进，这又岂是从前那些人所能企及的呢？” 聂石樵、邓魁英教授相同的地方太多了，但却不是同书。他们说，本来给书房起斋名为“耦耕居”，典出自《论语》的“微子”篇：“长沮桀滋，耦而耕。”意思是两人并耕，这实在是一个极为贴切的斋名，可惜因为一间房子里永远放不下两张书桌，所以“耦耕居”这个斋名一直是一个理想，并没有启用。现在的斋名是“三通居”，意思是书房、客厅、餐厅通用。 “三通居”里的书桌是聂石樵的，邓魁英的书桌在卧室里。聂石樵教授专攻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邓魁英教授专攻唐宋文学，当然他们也没有放过明清文学。“这样有一套书就够用了。”聂、邓夫妇都没有使用电脑。 “三通居”里的十几个书柜留下了半个世纪的痕迹。前后相差五十年的书柜尽管样式不同，颜色各异，但共同一室，记录着一对学者夫妇的治学经历。 二、 启功与聂石樵启功在北师大，那些挂在启功名下的博士生们其实都是聂石樵先生和邓魁英先生夫妇二人指导的，只是这些事情外人不知道而已。当年北师大中文系申请博士点的时候，启功先生已经是中国书协主席，俗名大得不得了，所以想以启先生的名义申请。但启先生不愿意，一则因为年纪大了，精力不够，招了学生无法指导；二则启先生觉得自己高中都没有念完，哪里能够指导博士？因此，启先生就想拒绝。聂先生比启先生小十几岁，是启先生教过的学生，又是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学科研的绝对主力，就去找启先生，说您要是不愿意带，招进来以后我帮您带，因此启先生才答应做博导了。但指导博士生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那时候还不像现在，一个博导一年可以招好几个，几年下来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那时候博士生导师一年只有一到两个名额，如果没有合适的学生宁可不招，将名额浪费掉。博士生的论文字数也有规定，一般要在12万字以上，像我的博士论文就写了16万字。从进校开始，导师就要与学生讨论学位论文的写作问题，选什么样的题目，从哪个方面入手，不断地讨论，列出提纲，反复思考修改，最后定下来。而博士论文导师每个字都要看，字字推敲，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所以那时候博士生导师是一个很好的名称，哪里像现在这个样子！我的毕业论文草稿，聂先生每个字都仔细推敲，稿子上先生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划了许多线条、问号之类，每个问号都代表一个疑问，先生都要和我仔细商讨，这样一直持续了几个月，才最后定稿。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倾注了聂先生大量的心血。我的论文如此，以聂先生的为人，其他挂在启功先生名下的学生的博士论文也肯定如此。这样的指导方法，要想多带博士生也是不可能的。那时候，聂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也是一个老人了，但相比启先生而言他还算年轻，他是在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干活，一干就是多年。 聂先生为启先生承担了这个任务，就说话算话，一直带到1991年。 在启先生去世前不久，荒诞的戏剧越来越多，连多年来一直反对、诽谤启先生的人都成了启先生的亲朋好友。前年启先生寿诞的时候，师大为启先生举行了一场生日庆祝会，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大都是和启先生不沾边的人，更包括一些多年来骂启功先生的人。而聂先生和邓先生居然连个末座都没有，到场之后，只能在会场的最后一排站了一会儿，默默地看着他们的表演。那些在台上的人所说的全都是多年来启先生如何对自己好，如何教导自己，自己如何受益匪浅之类。聂先生和邓先生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三、聂石樵与刘盼遂刘盼遂著作从在辅仁大学读书，到解放后在师大教书，聂先生和邓先生一直对刘盼遂先生非常尊敬。刘盼遂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古籍整理专家，王国维的亲传弟子，学问风格也继承了王国维的风格，平实而博大。聂先生和邓先生经常到刘先生家里去，欣赏品读刘先生的珍本藏书，听刘先生指点，一直到文革开始后刘先生被活活打死。刘先生被打死的时候，刚满70岁，家中的丰富藏书被洗劫一空。康生听说刘先生死了，立即派戚本禹到先生家里去抄家，实际上是去挑书。刘先生所藏的几十部宋版、元版和明版图书全部被挑走。文革后，这些书有一部分还了回来，放到了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一部宋版的《十三经注疏》被国家图书馆拿走占有，只给了刘先生的儿子5000元了事。 刘先生去世三十多年，聂先生和邓先生始终不忘恩师，花了很大功夫搜集整理刘先生散见于各刊的文章，将其整理成《刘盼遂文集》。因为刘先生还是一位文字学家，对古代史料非常熟悉，随手引用，信手拈来。《刘盼遂文集》出版后，聂先生将所有稿费全部给了刘先生的子女，自己没有拿一分钱。 聂先生的学问，除了多年的勤奋和敬业，在师承上更多地来自刘盼遂先生。刘先生的学问朴实无华，聂先生的学问也朴实无华；刘先生一生不知道书本以外的世界，聂先生也和刘先生差不多；刘先生学问极其渊博，音韵、训诂、校勘、史料无一不精；聂先生也渊博之极，从先秦到晚清，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料他都熟读过，并有自己的深刻理解。我们读聂先生的巨著《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就可以知道聂先生对于历代史料的熟悉和掌握。再读他的《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就可以知道先生对小说戏曲的深入研究。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刘先生是位通才；而在中国古典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聂先生也是一位通才；刘先生做学问极其认真，笔不轻下，凡成文字必然深思熟虑；聂先生的文章著作也没有一句空话，句句朴实而耐琢磨。浮躁的学问是垃圾，是过眼烟云，而《刘盼遂文集》所收录的文章足以使刘先生流芳百世。聂先生用大半辈子心血熔铸成的篇篇文章、本本著作也将流芳百世。 § 人物评价 聂石樵《唐代文学史》聂石樵先生的研究范围囊括了从先秦到晚清的几乎全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在每一个领域都有非常高的成就。聂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儒生，彬彬君子，从不与人计较名利。因为早年在辅仁大学的时候启先生给聂先生上过课，聂先生一直将启先生当长辈看待，默默为启先生做了那么多事，从来没有在外面炫耀过自己。 1998年师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学校印了一本册子，选了中文系的几位老教授，其中就有聂先生。那张照片的下面的说明文字，说聂先生是师大的“老雷锋”。 先生辛勤教学耕耘半个多世纪，著作达四五百万字，涉及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所有方面。这样的学者，在当代中国少有人及。但先生的名声只限于中国古典文学专业领域，外边少有人知。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从来不和别人争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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