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秦兆阳 |
释义 | § 生平简介 秦兆阳秦兆阳,1916年11月1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贫苦的教师家庭,从小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梦想着将来可以成为一名画家。他先后就读于汉口市立第一中学、武昌乡村师范、陕北公学分校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曾任冀中《黎明报》社长,1945年至1948年先后任《前线报》副社长、《歌与剧》月刊主编、《华北文艺》编辑。 1934年考入湖北武汉乡村师范,同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上海的《时代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在《武汉日报》上发表了《长城》、《祖先的开拓》、《松花江怒吼了》等宣传抗日的诗歌。 1937年毕业后任教于黄冈县中心小学。1938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分校,后有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美术,1939年随部队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任教。 1943年到冀中平、津、保地区先后担任《黎明报》编辑及社长,1946年任冀中军区《前线报》社副社长,1947年任冀中区文艺工作者协会常委,编过通俗刊物《歌与剧》。1946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俺们毛主席有办法》。 1949年后曾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副主编,《文艺报》执行编委。这期间发表的作品大多都反映敌后人民斗争生活和解放后农村新面貌。 1950年发表的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曾获1952年儿童文学一等奖。1956年发表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以清新、抒情的文笔,描写了50年代湖北农村的变化及老一辈农民走过的艰辛路程,受到读者的欢迎。 1957年因发表署名何直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受到批判,被下放到广西柳州工厂劳动。 1979年得到平反,调回北京,焕发了更高的创作热情,不断有新作问世。 1984年发表长篇小说《大地》以义和团起义失败到卢沟桥事变为历史背景,描写了老一代英雄赵恭一家人的命运。小说曾获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首届(1977—1984)人民文学奖。 [1] § 文学创作 秦兆阳 新中国成立后,秦兆阳先后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文艺报》执行编委、《人民文学》副主编。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顶梁柱式的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他当时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以至于中国文坛长期尊崇秦兆阳式的编辑,认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应以培养作家、出版好作品为最高目标。秦兆阳作为一个大型文学期刊的编辑,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也有理由编辑出一本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刊物,但不幸的是,1956年,秦兆阳发表了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秦兆阳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发表这篇文章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和他帮助修改、发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一事,成为他被打为“大右派”的两大罪状。秦兆阳因而在文坛消失了长达22年。 “文革”结束后,1979年,秦兆阳“右派”改正后,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次年,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他列举“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危害最大最烈的事实,鲜明有力地指出揭露“文革”的罪过和拨乱反正,正是人民的希求、时代的需要。多年后,仍有作家撰文回忆,当时秦兆阳以洪亮的、带有浓重黄冈口音的普通话在大会讲台上一板一字地说道:“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路线之德、拨乱反正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1987年离休后继续担任《当代》主编直至1994年去世。 § 编辑思想 秦兆阳著作秦兆阳的编辑思想:1.做文坛托星人,推出新人新作。“有远见的编辑和文艺部门的领导者,他们的目光决不会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位名家,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更多地注视着蓬勃成长的、有一定潜力的青年一代,给文学青年以更多的信任、关怀、扶植、帮助,他们这样做是有战略意义的。”在秦兆阳担任《当代》主编期间,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他也是这一口号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颗颗耀眼的明星。 路遥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先后投寄给当时几乎所有的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但都被退稿,最后投寄给《当代》。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久就收到了《当代》主编秦兆阳的长信,对稿件给予热情肯定。在秦兆阳指导下,路遥对这篇小说进行修改,并最终发表,并在秦的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由秦兆阳发现、培养的当代作家,经秦兆阳之手发表的优秀作品还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如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2.尊重作者权益,审慎修改稿件。编辑作为一个“把关人”,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对作者的稿件进行加工和修改,秦兆阳对稿件加工修改的仔细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是一般编辑难以比拟的,而且他始终把尊重作者权益放在第一位。他修改稿子,往往愿意花费时间与作者当面交谈,具体指导,实在不能面谈,或者是外地作者来信询问什么事情,他常常亲自复信。在叶文玲所写的悼念秦老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再过十年八年乃至瞑目谢世,我都忘不了兆阳老师您在《心香》稿末的批注,忘不了您让朱盛昌同志殷殷转告的修改意见,就是您倾心注血的扶掖,《心香》终于问世,并且得到了文学界的嘉许。”他20世纪50年代编《人民文学》时,若干篇稿子实际上是改出来的,否则是不够发表水平的。 对中篇小说《代价》的修改和出版过程,充分体现了一位老编辑家尊重作者著作权益的谦虚与高贵品格。《代价》发稿之后,秦兆阳给作者陈国凯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详细说明哪些地方他做了改动,还说明由于发稿时间匆促,改动时来不及预先和作者商量,表示歉意,他说,如果作者对改动的地方有不同的意见,到出版单行本时还可以按作者的意见改过来。在《代价》单行本三校已完毕,作为该社的重点图书即将付印之时,陈国凯赴京参加文学讲习所学习,秦兆阳又热情地约请他到家里谈《代价》的进一步修改问题,该不该再作较大幅度的修改?陈国凯颇有顾虑。秦兆阳坚决主张修改,这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老编辑家的风范和气派。 3.感知体验生活,融生活于审稿。秦兆阳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决定了他有着丰富深刻的生活体验,这为他审理稿件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基础。《芙蓉镇》的终审过程体现了现实的生活体验对编辑审稿、取舍稿件的重要性。当时,秦兆阳听了龙世辉的口头汇报后,便决定把《芙蓉镇》发《当代》头条。秦兆阳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参加过解放初期的土改,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作品中涉及的内容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找到原型。秦兆阳曾说过:“编辑鉴审,关键是编辑要有生活,要懂创作。龙世辉汇报时谈到,李国香与芙蓉姐谈话算她赚了多少钱,这种生活我见得多了。这写得很真实,我发表作品都从生活出发……像这些,是生活经验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编辑鉴审实质上是对社会生活的鉴审,发现作品的含义在于发现生活。 4.认真对待稿件,坚持“沙里淘金”。编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缔构者,在人类文化的缔构过程中,承担着将优秀的文化传播给读者的任务,所以编辑对待每篇稿件都要认真谨慎,不能轻易肯定,也不能轻易否定,对准备采用的稿件要千琢万磨。“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这是秦兆阳几十年编辑工作的真实写照。他常常为了编稿子,忘记回家,忘记吃饭,而且从不轻易放掉任何一篇稿子,有时很容易被别人忽视的稿子经他救治都会成为经典之作。肖平的小说《三月雪》是编辑下班后,秦兆阳从一个编辑案头堆积的稿件中挑选出来的,这篇小说很快发在《人民文学》当年第8期,并受到读者好评,影响很大。秦兆阳的“沙里淘金”“起死回生”救活了一篇篇稿件,也救活了一个个作者。 § 作家轶事 秦兆阳家乡团风秦兆阳的父母都葬在枣树店,墓很简单。1992年,秦兆阳的侄儿秦桂林到北京出差时,表示想代他重新为父母立块碑,秦兆阳却拒绝了。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要在农村带这个头。”10年后的今天,秦桂林回忆起这件事,仍不由感慨:“叔叔太‘马列’了。” “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几十年来一直激励秦兆阳的心声。当初他被蒙冤受屈时,更使他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右派的帽子,而在于被取消党籍。这令他感觉到自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似乎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即使在“脱帽”后,他想到的仍是何时能重新入党。 秦兆阳曾自嘲是一个“板大先生”,说自己从小较真、认死理,参加革命后,共产党又培养了他认真的性格。其实秦兆阳的“呆气”,正体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这使他的人生因背负太多的历史责任感而显得格外沉重,却也成为他不折不挠、战胜困难的精神动力。在他的遗作《最后的歌》中,就作出了一段精彩的总结:“在魂梦中我独自旅行在祖国的大地上,询问追求想找到一个人生的答案:为什么我这一生极少哈哈大笑,而痛苦有时也是感动的眼泪却流了许多许多……在我苏醒的时候,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却涌现在我的心头:毕竟,你是笑在最后,虽然是带点苦涩的,当然也是庆幸的微笑。” 50多岁的秦桂林现住在回龙山镇上。他曾当过回龙机修厂厂长,后来又一度把石制品加工抓得有声有色,在镇上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当地人都亲热地叫他“苗子”。他对秦兆阳是非常敬仰的。在他家里,他小心翼翼地摊开一幅秦兆阳亲笔绘就的国画给我们看,并讲述了和叔叔来往中的一些故事。 秦桂林之父是秦兆阳的堂兄,战乱前住在武汉。秦兆阳少时在汉求学时曾寄住他家,受到资助。秦兆阳成名后并未忘记堂兄的深厚情谊,每月都会寄来10元钱,一直持续到1957年前。那时秦桂林就很崇拜这位闻名已久的叔叔了,经常写信给他,不会写的字就空着,为此没少挨叔叔的骂。但直到1967年秦兆阳到黄石去探望胞弟秦会涛,秦桂林才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叔叔。只是他没想到,遭受许多磨难的叔叔竟会看起来这么年轻,这么乐观。那几天,秦桂林关在房里,跟叔叔学了几天的围棋,这成为他记忆中永不褪色的一个片段。 § 秦兆阳与刘宾雁 刘宾雁 1956年初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将他的第一篇文学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刘宾雁长期担任记者,接触面广,头脑敏锐,又爱思索。1956年春节,他将长期积累的感受,用文学特写的形式表达出来,一吐方快,只一个星期,《在桥梁工地上》便完稿。文笔犀利、深沉,可以说在我们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上,第一次这样锋利、深刻地触及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的时弊;而且不只是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还第一次大胆、尖锐地触及了某些领导干部的风派气质和风派行径,这比单纯地揭露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更见深刻。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像罗立正这样一个风派气质、“一贯正确”的人物,在我们风云多变的政治生活中,实在是个难得的典型。在这以前,刘宾雁写过大量新闻特写,翻译过苏联作品,但利用文学形式反映生活,在他还是头一次。《在桥梁工地上》是他文学的处女作。 而秦兆阳作为这篇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一下子发现了刘宾雁,他立即给他去信,以简短、鲜明的语言,肯定了他的探索。接着在《人民文学》四月号,以头条、通栏、极为显著的地位,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秦兆阳为作品写了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从这篇《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以后,能够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他还在编后记中写道:“在现实生活里,先进与落后、新与旧的斗争永远是复杂而尖锐的,因此我们就十分需要‘侦察兵’式的特写。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本刊这一期所刊登的《在桥梁工地上》就是这样的特写。像罗队长这样的人,像曾工程师这样的人,像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生活里难道是很少的吗?我们怎么可以对他们视而不见呢?怎么可以看见了而不写呢?” § 甘当伯乐 秦兆阳题字 秦兆阳在具体帮助新作者修改作品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小说家,他懂得小说艺术的规律,晓得创作的甘苦,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构思,因而提的意见往往切中要害,对作者帮在点子上。而作为编辑,他又能以较宽阔的视野对作者提出要求,使作者尽可能跳出个人的一些局限,从更高、更宽广的角度思考作品的问题,而这正是作者十分需要的。他有时把作者请到编辑部,当面交换意见,既具体又有条理地分析作品的长处和不足。有时写出长达几页十几页的意见,寄给作者。等到作品经过作者修改基本可以用了,秦兆阳又帮他们做文字上的修饰、润色。记得林斤澜的《台湾姑娘》,李威仑的《爱情》,杨大群的《小矿工》,都是作者接受秦兆阳提出的中肯意见,对作品修改后,在发表时达到了较理想的水平。 秦兆阳是个小说家,他在建国初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幸福》、儿童文学《小燕子万里飞行记》,显露了自己的才华和独特风格。其后发表的《农村散记》清新、俊逸,充满生活的诗意,更是脍炙人口。他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但在建国以来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工作需要,他主要是干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写小说只是业余的。在他担任小说编辑的建国初期,那时创作还很不活跃,老作家对新生活的适应有个过程,解放区来的作家大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写作的时间少,青年作家还没有起来,但又要求刊物发表“示范性的作品”,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从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发现有希望的苗苗,精心修剪,使它们能见诸版面,以度困难局面。后来担任《人民文学》的执行主编,他更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日日夜夜,看稿、改稿,接待作者,筹划刊物的改进。这不能不常常是以牺牲自己的创作为代价(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那时他不到40岁,正当盛年,他把最好的年华,旺盛的精力(虽则他那时患有胃病,也常常是带病工作)、才智,献给了文学编辑工作,献给了广大青年业余作者。 [2] § 同事印象 秦兆阳 在友人和同事的印象里,秦兆阳“瘦长身躯,一脸深沉、凝重、寡言;常爱侧身枯坐于不显眼的地方,不惯或不肯在人前抛头露面”。他“性格内向,郁郁寡欢,难得有快乐的时候”。 有人注意到,在社里的一次业务性会议上,他“动作颇拘谨”,“抽着烟,很留心地听着别人的议论,目光随着发言人的转移而转移,而他自己却迟迟不讲话”。在1978年人文社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也发了言,“声音徐缓,温厚谦和,没有文人堆中常见的慷慨激昂之词”。 1980年1月,他和几位作家去云南和海南岛访问。一路上,他总是以一个姿势坐在汽车的前座上,默默地吸烟,两眼专注地凝视着窗外,别人的欢声笑语,根本引不起他的一点兴趣。 虽然,他在1979年第三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处书记,但他不参加作协书记处会议,也没出席过人文社的党委会,从不参与社里的行政事务。给他专门准备的办公室,他只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挪威奥斯陆大学曾请他去讲学,他婉言辞谢了。有一次作协安排他到意大利访问,他执意不去,此后出国的事他不再与闻。 就是这个在众人眼里性格内敛、寡言少语、面容清癯的秦兆阳,在五十年代的那个多事之秋,曾经在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物。 [3] § 在文革中 秦兆阳 1957年因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及力主推出脱离概念化公式化的文章而于1958年7月下旬被划为“右派”。7月25日被开除党籍,下放广西柳州劳动改造。1961年11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春天从柳州机械厂调回南宁。1979年3月平反昭雪,恢复一切名誉。 秦兆阳在“反右”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一直受到错误批判,自1958~1978年下放广西长达20年之久。期间,1972年9月至1976年9月到河池地区都安瑶族自治县指导文艺创作,具体指导和直接参与创作一部反映桂西大石山区“农业学大寨”的长篇小说。 1972年9月,刚从武鸣干校解放出来的秦兆阳,被派到都安加入创作组,参与和指导长篇创作。一个大作家到都安来,下面各级都以仰视的目光看稀奇,尤其是文化界人士和业余作者,心里的震动波不小:京城里来的“大右派”作家,肚里肯定都是墨水和才华!县委和县革委对秦兆阳也很敬重,主要领导召见了他,安排他住县委招待所一个大单间,管吃管住。 秦兆阳通过在北京和在河池都安受到的冷暖待遇对比,感觉到人间的暖流还是在祖国的大地上吹拂,复活了他重返文坛的希望和信心。尽管他身上还背着“脱帽右派”的“十字架”,但他还是执著地参与和热心地进行具体指导。在地、县领导的关怀下,长篇创作各方面的工作都进行得相当顺利。 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从1972年冬开始补充生活素材,提炼主题、编写提纲,中间几经反复,于1973年底,拟出了长篇的具体章节提纲。虽说是“三结合”集体创作,但不可能由众人同时在纸上落笔,最后只好落实到秦兆阳和蓝汉东身上,由秦兆阳口授,蓝汉东代其执笔。这种安排主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秦兆阳不便走上前台,而蓝汉东是从都安保安公社农村抽来的青年作者,他高中毕业后回乡第二个月就在《广西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8000字的短篇小说《婚事》,有一定的文学创作基础。秦兆阳和他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对这个从大石山里出来的青年很感兴趣,提议和点名叫他代执笔。于是,秦兆阳、蓝汉东、卢勋(当生活顾问)三人到都安都阳公社邮电所闭门静心写作,于1974年底写出第一稿,30余万字。在出版社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1975年春着手进行修改,同年9月底完成第二稿,47万字。第二稿写出来后,印出了征求意见本,先后在都安瑶族自治县、河池地区和南宁市多次召开工农兵,业余、专业文艺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1976年春再次进行修改,同年6月底定稿,书名为《穿云山》,1977年元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由序曲、20章、尾声组成,共749页,印数10万册。署集体笔名:韦任敏(为人民的谐音)。 这部长篇小说,虽说是在秦兆阳的具体指导下创作,但实际上是“遵命文学”,是“三结合”集体创作的产物,这就难免留下了当时“三突出”(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创作原则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痕迹。从秦兆阳个人来说,这也是逼不得已而为之的。 秦兆阳在都安期间,在公开场合很少讲话,特别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他常保持沉默,独自点着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明白人一眼就会看出,他那颗受伤了的心是多么的痛苦!因写作关系,他与蓝汉东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他最了解蓝汉东,蓝汉东也为有这样的忘年之交而感到欣慰。长篇动笔前,他和创作组的同志曾跑都安县内外很多地方深入生活和进行采访,每到一处,秦兆阳都把人民群众视同手足,把天地当做父母。有时饭后散步,他不走大路,常穿过田间地头小路,边走边想。思些什么,想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到都安三只羊公社采访四位“老愚公”时,他特地从四位老人造的梯地上带回一包土珍藏;到都安六也公社和城厢公社六里村采访,他用手反复摩挲引水渡槽的桥墩;他把写在渡槽边上的“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14个红漆字,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离开都安前夕,他写给蓝汉东的赠言是:“不要亏待大地和站在大地上的人民。” [4] § 著作书目 秦兆阳作品 平原上(短篇小说集)1949,天下 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童话)1950,少儿 幸福(短篇小说集)1951,人文 论概念化公式化(理论)1953,人文 聪明勇敢的张小明(小说)1954,少儿 农村散记(短篇小说集)1954,人文 在田野上,前进!(长篇小说)1956,作家 一封拾到的信(短篇小说集)1979,人文 女儿的信(中篇小说)1980,百花 秦兆阳小说选 1982,四川人民 文学探路集(理论)1984,人文 大地(长篇小说)1984,人文 黄山失魂记(散文集)1987,文化艺术 风尘漫记(散文集)1987,长江 [5] § 相关评价 秦兆阳画像 涂光群这样评价秦兆阳“他不是徒具虚名,不干实事。他不是等待下属人员给他送复审稿件去,他只在稿件上简单地批上“用”或“不用”一两个字。他有一种直接到堆积如山的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寻找佳作,发现人才的乐趣。秦兆阳就是这样的主编。” “秦兆阳人很质朴,不喜欢虚的浮的花的不实在的东西;和他在一起,心情特放松,他愿意听你讲话;别看他平常沉默寡言,其实内心特别有激情,只要看到好稿子,一下子就会激动起来,不管不顾的。”[3] § 怀念秦兆阳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事喧嚣的正直;作为一个编辑家,他长者的宽厚和对后辈无私的扶植,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公论。他走了,他的书后人还在读;他参与推出的作品,丰富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画廊。而由他主持的《当代》杂志更秉持着对现实主义的执着,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 怀念秦兆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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