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北京杂种》 |
| 释义 | § 剧情介绍 《北京杂种》 在北京的某个雨夜，青年卡子和女友毛毛在大桥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毛毛不肯打掉胎儿，卡子却坚持要她去做手术，毛毛愤然离去。与此同时，摇滚乐手崔健与乐队正在进行彩排，突然得到排练场负责人要将场地收回的消息，众人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作家大庆想要帮助卖书为生的黄叶鲁，便去找流氓袁红海出头，托她把被骗走的钱追回来。但最后，钱没有了，反而发生了内哄，大家互相打骂。崔健等人始终找不到排练场，只好激情地唱着“我要结束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风向前！”，毛毛突然又来到卡子面前，手中抱着初生哭啼的婴儿…… 用剧中人自己的话说，这部影片展现了一群“由着性子活的那种人，都是社会的异己分子。”他（她）们是摇滚乐手、画家、艺术院校的学生、混在北京的浪子。摇滚乐手们（崔健、窦唯饰）为他们热爱的音乐而奔波，没钱买乐器，到处被赶着搬家，甚至住到建筑工地上；乐手之一的卡子四处寻找已怀孕的女友，自己沉泯于混乱的两性关系中，精神上承受着折磨；大庆的钱被骗，自己也欠了朋友的钱，到处追债和被追债。而他的朋友们也困顿窘迫，黄耶鲁被人瞧不起，酒后还让胖子（臧天朔饰）打了一顿，沮丧失落。 周明没什么可靠收入和正经事做，老婆还怀孕了；金玲面临毕业，想留在北京但困难重重。另一位女性李钰是某摇滚乐手的妻子，过着没着没落的生活。 卡子终于找到了女友毛毛，毛毛没堕胎。卡子在婴儿的啼哭声和崔健那铿锵有力的歌声的背景音乐下神情忧郁而振奋地大步走在人流中。 本片的故事围绕着摇滚明星崔健展开。当一个女子不明原由地要去自杀时，几个朋友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在救人过程中，城市中的诸多旁观者暴露了各自的嘴脸。崔健试图组织一个音乐会却被横遭禁止，一群艺术家只好在街头表演……[1] § 幕后制作 《北京杂种》 《北京杂种》被认为是中国首部独立创作的影片，主题集中在一批交杂着现实与幻想又充满着怀旧心理的年轻北京人身上，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悲凉感和残酷感，在这群北京青年身上流露着被社会排斥和混乱的人际关系的强烈孤独感。该片故事情节围绕摇滚明星崔健展开，崔健本人的本色演出诠释了青春的迷茫和呐喊。该片情节比较杂乱，大部分演员为非专业，台词满是京骂。崔健、臧天朔、窦唯、何勇等人参加演出，并且他们的音乐作品也穿插在故事之中。该片获得洛迦诺电影节特设评委会奖，新加坡电影节评委会奖，第22届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最有希望导演奖。 这个具有强烈贬义和侮辱称呼的“杂种”，本身就是具有强烈反讽的片名。张元几乎是在道德判断和青春激动之中拍摄了这部影片。《北京杂种》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悲凉感和残酷感，在现实与幻想的年轻北京人身上，流露出被社会排斥和混乱的人际关系的强烈孤独感。影片本身也因为线索众多，显得较为杂乱，与影片本身的内容形成一种风格上的统一。这些混乱和痛苦的青年人既不满的在社会附加在他们身上的“牢笼”里挣扎着，也承受着搀杂苦闷和希望的个人理想主义色彩，如同影片中摇滚乐歌手所言：“唱了半天，还是唱不干净这城市的痛苦"，可是"痛苦越多，越是愿意想象那明天的幸福”。 故事情节围绕着崔健展开，展现了摇滚乐队、怀孕女青年、地下音乐人、穷画家、女大学生等多个个体的不同信念和生活，也表现了他们各自的苦恼和失落。张元用一种不失冷静的镜头默默注视着他们，也注视着这个宏大的北京城：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的细雨、夜晚的霓虹灯、地铁的阶梯、胡同的儿童游戏、婴儿诞生的手术台……面对"杂种"们杂乱的生活，北京依然显得格外沉静。在影片中，生活苦闷的青年无所事事的寻找着各自的情感和理想，北京在他们眼里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城市，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不被理解的边缘化生活。影片一方面还是如同《妈妈》里所做的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为某个社会边缘群体进行呐喊和注视。另一方面也开始对社会进行一种烦躁式的批判，虽然带有诸多的不解和青年的幻想叛逆，但已经敏锐的观察到这些边缘群体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存在着许多不同形态的社会，后来英国曾拍摄了类似题材《猜火车》 。只不过不同社会形态的青年被各自不同的事情所缠绕，但都具有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愤怒和困境。[2] § 幕后花絮 张元 张元，1963年10月生于江苏，祖籍南京，自幼学习绘画。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毕业后个人集资独立制片。第一部影片是《妈妈》。影片《过年回家》获得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这也是中国内地导演首次获得最高导演奖项。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被《中国青年》杂志社选为将影响下世纪的100位青年人之一；2001年被联合国授予文化和平奖。 他拍摄的电影有《妈妈》、《北京杂种》、《儿子》、 《东宫西宫》 、《过年回家》、《我爱你》、《江姐》、《绿茶》等；拍摄的纪录片有《广场》、《疯狂英语》、《金星小姐》、《施瓦辛格中国行》、《收养》；拍摄的电视剧有《闪》；拍摄的MTV有崔健的《一块红布》、《飞了》、《农村包围城市》和张雨生、钟镇涛、蔚华、罗琦、意大利歌星帕蒂等人的MTV;另外还有音乐电视片《海南，海南》和短片《丹麦姑娘》，以及意大利贝纳通广告等。 满头卷发的张元青年时看上去一副“怒发冲冠”的模样。在他的影片《妈妈》获得国际电影界的认可和被中国社会的忽略和冷漠，让他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徘徊，更结识了一批象他一样充满理想和激情，但又徘徊在社会主体之外的艺术青年，这包括当时的摇滚明星崔健。他们自筹资金合作拍摄了这部受到争议的《北京杂种》。由于本片对中国社会不同群体的关注，受到国际电影界的认可，也受到国际社会对影片中表现出的社会生态的重视。 § 演员简介 崔健 崔健Jian Cui 男，生于1961年8月2日，中国北京 星座： 狮子座 血型： A型 身高： 172cm著名摇滚艺术家、中国摇滚乐的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国摇滚教父”。代表作有《一无所有》、《红旗下的蛋》、《新长征路上摇滚》、《给你一点颜色》等等。近年开始涉足影视，演出作品有《我的兄弟姐妹》等，2005年导演网络电影短片《故事无双》。 巫刚Gang Wu 男，生于1960年，中国，山东青岛 中国影视演员。山东青岛人。1979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1983年毕业后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1984年初上银幕，在影片《骆驼草》和《黑蜻蜓》中扮演角色。此后，他在许多影视片中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现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 电影作品：《雷场相思树》饰伊、默涛 《炮打双灯》饰牛宝 《火云传奇》饰震 《女人的天空》饰肖廷峰 电视剧作品：《中国商人》20集饰田雨 《咱爸咱妈》22集饰乔家男 《中英街》20集饰欧阳天峰 《贺兰雪》40集饰李元昊 《铁血警魂》19集饰乌恩 《省委书记》20集饰马扬 武拉拉Lala Wu 男，生于1967年 武拉拉是中国比较知名的青年录音师。1967年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由于父母都是音乐学院的教授的缘故，武家的孩子名字依次是多来咪拨唆拉嘻，武拉拉在家排行老六，所以得名。他的姐姐叫武咪咪，是电视台的音乐编辑。《花眼》是武拉拉第一次在电影里面有重要演出，反响不错。与张艺谋多次合作，参与了《秋菊打官司》、 《幸福时光》、《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的后期制作。 俞飞鸿Feihong Yu 女，生于1971年1月15日，中国，浙江杭州 星座： 摩羯座 血型： A型 身高： 165cm 俞飞鸿1971年1月15日出生在杭州，生于书香门第，父母均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高级工程师。8岁就触电进入影视圈的俞飞鸿，凭借当年热播电视剧《牵手》中的精彩演技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和喜爱。 俞飞鸿8岁时就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竹》 ，从此就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电影里面的镜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却十分珍贵，给她留下了“有模有样”的特写。大学一、二年级时，分别与著名导演张良、张元合作；大三时被好莱坞著名华裔导演王颖赏识，出演《喜福会》 ；毕业后，俞飞鸿与刘德华合作电影《天与地》。 在星途一片灿烂时，她毅然决然放弃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工作，前往美国深造4年语言和艺术，其骇俗之举一度成为该院师生茶余饭后的谈资。她深信，只有内涵丰富，才能够避免昙花一现。果不其然，俞飞鸿在90年代末回国后就先后出演了金鹰奖获奖电视剧《牵手》和《小李飞刀》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登上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走红之后的第二年，她接了《三少爷的剑》、《乱世桃花》等等，一年拍了四五部戏。2002年，俞飞鸿主动减产，之后的几年里，俞飞鸿每年只出演三到四部戏，但却无法摆脱拍戏给自己带来的困扰，直到完成了《我爱你，再见》之后，自己才再一次感受到了拍戏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 影片评论 《北京杂种》剧照 在这部影片中，张元完全打破了线性因果叙事，将已然稀薄的故事情节瓦解成一堆杂乱的碎片，再通过肆意的拼贴展呈出生活的无序、混乱、迷茫。尽管我们还可以从那呓语般的讲述中勉强发掘、拼凑出一条情节线索，但从导演那语焉不详、刻意模糊的叙述和对影片叙事材料主观化的整合中所凸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感觉，一种压迫着导演及其片中人神经官能的空虚感。再这种铺天盖地的空虚感包围下，他们差不多完全丧失了抵抗力。于是这群孱弱的俘虏们只能将那迫人的空虚感极尽地发泄出来，转移到观众身上。正是在这股重压之下，急欲宣泄的强烈愿望使影片成功地将观众推进了空虚的汪洋中。 令人窒息的空虚感在影片中取得了凌驾一切的至高地位，导演所构筑的整个文本似乎仅仅只为了这一个主题而存在。导演以一个在喧嚣空洞的大城市里无所事事游荡的青年漫不经心的目光勾勒出一幅零乱错落的社会边缘文化写真。那些散落的、碎片化的个体生命经验并未折射出任何深度意义，而仅仅是对一种生存状态平面直观地反映。导演记录着他那一代人，说得更确切些是那一特定圈层人的焦虑、躁动、愤懑、抑郁，但同时他也完全迷失在这种情绪中，或者说关于这种情绪的表达中。 在那些赤裸裸地直观生命虚无状态的镜头之后，已然丧失了对自我灵魂的拷问，导演只是随性地让这种空洞厌弃的氛围从一个镜头弥漫到另一个镜头，最终使自己和影片主人公完全陷入精神溺水、无法拯救的境遇中。如果说存在主义的虚无还带有一份西西弗斯式的坚韧，一种冲破虚无之迷障的努力，那么在这部影片中虚无已经完全击垮了主人公，使他们迷恋、沉醉在虚无中无可自拔，无意进行对空虚之根源的考察，也无力去挣脱这种禁闭。于是历史意识被割裂，所谓“未来”也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剩下的惟有压倒一切的现实，一种悬浮飘荡的现实，导演企图追求的现场直击式的客观写实最终便沦落为对现实无动于衷的扫视和麻木不仁的认可。 导演说影片中的人物都处在“寻找”之中，但实际上由于他对传达感觉而不是自我反思的过度迷恋，使他及其影片主人公毫无目标可寻，从而使他们的状态更接近于自我放逐的流浪。他们通过在封闭的自我空间里完成自毁式的精神流放，发表着个人对社会的决裂宣言。这种背弃只是更加深化了他们内心的孤独和无力，最终把他们钉死在虚无的十字架上。这些醒着的梦游人因此显示出一种极度的贫血，即使是那些似乎代表了他们灵魂呐喊的摇滚乐也只是变成了这贫瘠生命的苍白衬底。那些咆哮与吼叫只不过是困兽绝望的嘶喊，完全掩饰不住内心的虚弱乏力。而整部影片也就和这些生命一样，除了虚无，还是虚无，一如男主角空洞的眼神。空虚可以成为他们所有过失行为的遁词，掩饰着他们的脆弱不堪。这种对单调地描写虚无这一叙述行为本身的迷恋削平了影片所有可能存在、尚未表达出来的深层意义，把深度体验完全转换成了浅层次的呢喃独白，不无矫情的倾诉。整部电影仿佛也只是创作者空虚情绪的一次快意宣泄，一次对观众近乎残酷的施虐——使观众分担他们肩上沉重的虚无，强迫观众倾听他们矫揉做作的诉说。这种感性发泄情绪过于浓烈，理性思辩态度极度匮乏使《北京杂种》成了一篇充斥着青春自恋的独语。 张元和他镜头前形形色色的城市边缘青年的这种空虚来自于对父权的拒绝，是一种摆脱束缚后的失重感。第五代影人从弑父走向认父，在叛臣逆子与忠臣孝子的身份之间辗转反复，而第六代电影认则更加决绝，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父”的存在，他们甚至不屑于采取“弑”这一行为，因为使用这一行为就已经先验地将“弑”之对象假定为一个权威。而张元和他的片中人是决意不肯认可于这个粗暴的文化代言人与秩序象征者，他们极其固执地将父亲排斥于这个自我的狭窄空间以外。于是影片中看不到任何一位“父亲”的在场，这是一场子代的狂欢。尤其是那些多次出现的摇滚演唱更成为他们狂欢的标志。当那些演唱场面被仪式化为一场场盛典，当导演从故事情节的发展游离开、不厌其烦地反反复复完整地抒发那种酣畅淋漓感时，我们确乎感受到镜头之后有一双迷醉的眼。《北京杂种》剧照 摇滚是他们的武器，但与其说它是攻击的武器，不如说它是自卫的武器。或许他们曾经意图以摇滚乐撕裂父之法、父之名的重重黑幕，但由于他们对父亲先天地拒斥，在影片中所呈现的这个自我小天地里父亲的缺席使他们的攻击失去了目标，趋于无效，从而自我消解了摇滚的颠覆性意义，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悖论式的境地中。而摇滚似乎只成为避世的工具，使他们隔绝于外部那个由父亲发号施令的世界。他们试图回到那和谐的想象界中，享受着主客体统一的理想状态。或许可以说，摇滚乐就是他们揽之自怜自叹的那面镜子，诱惑他们在镜子中追寻他们被美化的镜像。在摇滚乐构造的封闭世界中，他们获得了富足。这种对俄底浦斯阶段的迷恋乃至倒退的强烈愿望使他们执拗地抗拒着父亲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宁愿蜷缩在一个极度个人化的小圈子里，守护着那份自由和尊严。他们的反抗最终都落为退避，痛苦化为了懦弱，保持住了一份假想的、自欺欺人的完满。 他们回避了与“父亲”的正面直接冲突，而只是以一种狷狂不羁的气势挤兑了父亲的存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失却了定位自身的坐标系，从而不可避免地坠入一种真空状态中。 导演及其片中人的自恋与他们对父权的拒绝构成了一种同义循环，互相之间不断加强，把他们封锁在这样一个怪圈中，令他们无法从这一死循环中跳出来。这使得《北京杂种》成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挣扎，一次纯粹的发泄行为，那种赤裸的自恋和压倒性的空虚只能引起人深切的厌弃感，他们那创痛中的经验残片几乎已经无法再引起人们的任何反应，而惟有一种在90分钟的碎片化视觉形象拼贴的轰炸下的麻木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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