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王振中 |
| 释义 | 王振中， 山西平定人。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经济学动态》主编。 § 简介 王振中 王振中，山西平定人。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有关专著、论文、研究报告等先后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家图书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成果.优秀信息奖”等。现兼任中国期刊协会经济期刊联合会会长、《经济学动态》主编兼社长、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理事、中国综合开发院理事、中华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理事、国光基金秘书长、中国城市发展基金执行委员等。自改革开放依赖，他在经济理论方面取得了以下的成绩。 § 成绩 一是在市场化的改革思路方面。1987年他与其它人联合发表了《市场化改革思路的主要特征与内容》一文，在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年还与陈东琪共同发表了《关于资产人格化的思考》。1988年他在香港的《中国外贸》发表《对外经济贸易市场化是大发展的明智之举》一文，指出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价格偏差”、“市场导向偏差”、“管理手段偏差”的根源就在于“体制偏差”，因此中国对外贸易要发展，就应推进对外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1988年的《海南发展战略》的研究中，他提出“海南对策设计的基本方向就是使海南经济市场化、信用化、国际化，使海南车工那位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并且设计了“市场换技术、市场引外资、市场促出口”的对策，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自1992年起，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入关”的文章，指出了我过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益处何在，我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主要限制是什么，提出承诺市场准入需对经济机制进行彻底改革。1993年他与戴园晨合作出版了专著《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为中国走向开放型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1994年，他出版了专著《经济特区与出口加工取得比较研究》。成为了运用比较经济的方法研究经济特区的第一人。 二是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1987年他发表了《中国对外发展与改革的理论思索》，对束缚中国外贸发展的三种陈旧观点，如“调节余缺论”、“短缺需要论”、“产品替代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四条改革对策，被中国国际贸易学会评为全国首届中国外贸发展与改革获奖论文。1987年他发表的《汇价水平的变化与对外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被中国国际金融学会评为全国首届国际金融研究优秀论文。1987年他发表的《对外开放中的货币自由兑换探讨》一文，提出了使人民币早日进入自由兑换之列所需做的8个方面的改革，并以《要报》形式呈上。可以说这是我国教早研究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论文。 三是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方面。1989年至1990年，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发展中心作访问学者。回国后，他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方面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例如“市场控制假说”、“非过剩资本型国家海外直接投资论”，被理论界同仁称为是“有说服力的新见解，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创造性成果”。1992年他发表的《对中国汽车合资企业的实证分析与思考》一文，不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且至今仍然是人们研究中国三大汽车合资企业的有权威性的参考文献之一。1994年他发表了《资本难道真的没有旗帜吗》一文，影响极大，被列入《改革》杂志十年大事记。1996年他发表的《我国经济特区论争中存在理论盲点》一文，探讨了国际贸易规范与区域优惠政策的关系、市场经济国家与区域优惠政策的关系、税制的改革与区域优惠政策的关系，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制度与区域经济制度可以并存的见解，推进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1996年他发表的《在开放中学会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一文提出，不能搞没有中国品牌的市场经济，不能一味搞没有知识产权的组装产品，不能搞带有串谋性质的连锁董事。1997年他发表的《开放条件下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之探讨》一文，研究了国际上流行的评判公司国籍的有效标准问题，对所谓无国籍的全球公司问题表示疑义，提出应对外资实施有效监控。1998年发表的《我国‘三资’工业发展中的问题》一文，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四是在经济全球化问题方面。1994年他主持课题组在“金三角”进行了深入调查后，提出了中国在湄公河流域的开发中要摆脱“大国小角色”的地位。1995年他主持的课题组在对图们江流域进行考察后，对图们江开发工程的国籍合作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1998年他发表论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的警告》，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泡沫经济的精彩论述，在各界引起关注。1998年他主持的课题组提出了《关于成立“9+1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议》，明确提出中国与东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是迎接经济全球化的一项基础工程。同时，他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对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扭曲观点，如“市场无国界论”、“公司无民族论”等进行了理性的实证分析，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肯定。 现在，他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每年担任学术系列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的主编。 § 经济学观点 2002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不少高校发表演讲，内容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现状》。在演讲中，他对2002年的两本学术著作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两本学术著作分别叫《混乱的经济学》和《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 对前者，王振中做出了如下评价：“左大培以他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泛滥给了严厉的批评，其勇气之大令人敬佩。那些动不动就说左大培反对改革开放的人，实际上是理论贫困户。”他指出：“此书的出版进一步说明了基础理论的重要性。” “中国的理论建设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与其说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不如说需要基础理论建设层面的支持。” “现有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自己的理论。” 《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一书吸引他的则是经济学界新生代的时代风貌。对于十位博士生与十位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探讨，他给予高度赞赏，“博士生们通过与他们选定的经济学家进行公开争辩，展示了新生代的精神面貌，可喜可敬。” 尽管国内许多经济学家由于他们的观点惊人而“著名”，但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他们的一些所谓“著名”观点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理论界把全行业合资的现象称为“中策现象”。支撑这种现象背后的是一种散布很广而且很有影响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由于拉美部分国家里信奉“资本没有旗帜”这样著名的口号，才获得了经济的恢复与增长。对此，王振中深感应该站出来说话。1994年，他在《改革》杂志旗帜鲜明地发表了《资本难道真的没有旗帜吗》一文，在经济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着重阐述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关键点是企业控制的思想。他指出，“在‘中策现象’的争论中，赞同‘资本没有旗帜’的人实质上是把国际直接投资只看作是普普通通的货币流动。这种理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 当时在我国与“资本没有旗帜”论相伴生的现象就是所谓“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的论调。因而各地都盲目吸引外资，并不谋而合地给中央施加压力要求对外资“网开一面”。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投资领域全面自由地向外商开放，或多或少地在某些领域都对外商进入设有障碍。在这里根本就找不到“资本没有旗帜”的影子。 他说：“我们记住康有为110年前在《公车上书》里的一句话不是无益的：‘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弊，盖在此也。’” 他还说：科斯定理实是“科斯迷信”，著名经济学家也不能胡说八道。 王振中被称为是国内第四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对马克思理论如此崇拜，部分因素是源于严格的家教和社会的熏陶，部分因素是源于自身的磨练。他说：“始终向马克思敬礼是不容易的，有时还会受到一些人的嘲笑”。 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界日益活跃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以至于我国某些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都产生了动摇。 例如关于《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否正确的问题。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中有句名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伴随着新制度学派的理论传播到中国以后，以及国内现时经济政策的调整，一些国内学者认为“消灭”译法不准确，说什么马恩原文用的是德文“Aufhebung”，该词应译为“扬弃”，所以“消灭私有制”应该改译为“扬弃私有制”。他说：“明确告诉大家：《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没有问题的。” 2004年4月一些人仍在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正确译法莫名其妙地继续发难，以至于认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译法是错误的说法越来越广。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撰写了《论中关于‘消灭私有制’译法的正确性》一文。他说：“写这类文章，不仅仅是对马克思理论信仰的一种展示，而且也是较量经济学基础理论功底的一种方式。”他还在不少的场合非常动情地演讲道，“请大家记住西方思想家德里达1993年说过的一段话：‘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2000年4月8日，王振中与其他学者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进行汇报。他汇报的内容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我国企业的现状》。在汇报“我国企业的现状”时，他提醒道：“目前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和登记失业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六次、改革以来第三次高峰。失业人数增多也就意味着贫困者增多，其结果不仅阻碍着劳动者的全面发展，而且威胁着劳动者的基本生存。以至于相当一部分人对改革的深化产生了抵触情绪。” 他之所以敢于这样直言为劳动者的利益呐喊，与其说是勇气所致，还不如说是良知所为。从根上说，他本来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即使来到北京之后，他也不时地回到老家去看看。再说，“无论自己的母亲，还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周围的邻居，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当你看到他们的利益日益恶化，你能够心安理得吗？”所以，在理论研究方面，他对劳动者利益问题极为关注。 2002年他发表的《近百年来，劳动与资本要素在美、英等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一文就曾被广泛转载，尤其是受到了总工会人员的高度赞扬。结果发现在以要素成本计算的国民收入中，美国在1870年~1984年期间的114年中，劳动与资本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为：劳动所占比重的区域范围是50%（1870年~1880年）——74.3%（1980年~1984年）；资本要素所占比重的区域范围是16.6%（1970年~1974年）——24.5%（1880年~1890年）。也就是说，在美国上述114年期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仅资本要素收入始终占小头，而且劳动所占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资本要素则恰恰相反。 在2004年他主编的《永远的劳动者的圣经—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这本专著里，封面是一位劳动者的雕像。他解释道，书名叫《永远的劳动者的圣经》是经过认真思考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工人阶级的圣经”中的光辉篇章，是“人类的三大财宝”中的耀眼的明珠。这颗明珠随着日月的流失更显出了它所具有的珍贵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全世界评选千年思想家，马克思排名第一。 我们继承、发展和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解放劳动，解放劳动者，解放人本身。” 现在低成本地掠夺农村的土地，已经使农民损失了2万亿以上。中国盲目征用土地搞开发区，竟然使4000多万农民变成了“三无农民”即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这些为社会埋下了极不稳定的因素。以至于近几年兴起的豪宅建设也已经引起了严肃的政治问题。王振中认为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以人为本和如何认识人的生命价值的问题。 § 参考资料 [1] 凯迪社区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715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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