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物质文化 |
| 释义 | § 概述 物质文化 物质生产是人类首要的基本的活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人们要生存，要发展，首先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生产物质财富，创造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住文化、科技文化等等，以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1]物质文化是指以满足人类物质需要为主的那部分产物，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汽车文化等。[2] 是人类为满足生活需要而生产的物质文化产品。它既包括物质生活资料，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住园林文化、日用器物文化、舟车交通文化等，也包括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即科学、技术、工艺等。例如，舟车是实用的交通工具，属于物质产品，但不同历史时期的舟车往往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之一，它标志着科技和工艺的水平，舟车的样式和功能又具有民族和区域的特征，因此它们也是文化产品。物质文化中凝聚着制度文化的因素。例如，舟车交通文化中就包含着古代的车舆制度，皇家及官员坐乘的饰物、车盖乃至驾车的马匹数量等，都有制度上的相应规定。物质文化中又凝聚着观念形态的因素。例如居住园林文化中宫殿的布局，体现着君权至上、尊卑有序的观念；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艺术特色，体现了中国人物我同一的精神旨趣和形神兼具的审美取向。对物质文化，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它的物质性的表象，还应关注它的文化内涵，即人文特征和民族特色。[3] § 分类 物质文化 (一)按发生年代，可以将物质文化分为古代物质文化，现代物质文化等； (二)按特征的稳定性，可以将物质文化分为传统物质文化，流行物质文化； (三)按用途归属，可以将物质文化分为生产文化，生活文化； (四)按使用主体，可以将物质文化分为平民物质文化，士大夫物质文化，宫廷物质文化等； (五)按内容要素，可以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民族娱乐，建筑，武器等。[4] § 服饰文化 服饰文化——蒙古族服饰 服饰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服饰的构成要素是织物、样式、色彩、图案和佩饰，但服饰文化不仅仅是单一的服装制作技艺，它还包括不同时代的典章制度、习俗风尚、道德礼仪和审美情趣。服饰除了具有护体、御寒、美化等功能外，它又是职业标志、阶层标志、信仰标志和礼仪标志。产生服饰文化的物质基础主要是织物。 麻织 考古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有了原始纺织手工业。例如，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3块纺织物的残片，经测定织物纤维为野山葛。葛藤的纤维柔韧细长，能织纫出质地细薄的葛衣。 中国早期的纺织材料除葛外，还有大麻和苎麻，外域称大麻为“汉麻”，称苎麻为“中国草”。到了商、周时代，麻织技术已具有很高水平。当时人发明了浸沤发酵法，对麻纤维进行脱胶处理，经此处理，织出的麻织物柔软精细，《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中就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苎”的说法。中国在河北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的一卷麻布，经测定已达10升。“升”是古代计算麻织物纱支的单位，每升为80根经线，升数多则布细密。周代平民制衣用的麻布已达到10升至14升，至于天子的麻冕，可达30升，即在2尺2寸的幅宽之中织进经线2400余根，表明2000年前中国麻纺工艺已相当精良。 丝织 最能代表中国服饰文化特色的传统服装，就是丝绸服装。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据考古发掘，丝织生产肇始于距今约5000年前。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其原料都是家蚕丝，经纬密度每厘米已达48根。周代政府鼓励耕织，蚕桑和丝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东周时期，足踏织机已普遍用于家庭纺织，而且丝绸的织法多样，色彩纹样各异。丝织业的普及和发展，使之成为主要的家庭手工业，家庭纺织业与农业紧密结合，形成以耕织为主体的具有中国农业文明特色的经济模式，并延续数千年之久。汉代丝织衣料总称“缯帛”，其名目经细分可有缟、素、纨、绫、锦、绮、罗、纱、缣、抽、练、缦、绢等近20种。唐代丝绸生产分工更细，品种更多，织造技术也大为提高。如织锦用纬线起花代替了传统的经线彩色显花，改进后的织法不仅操作简单，而且织物紧凑，光泽亮丽。此外，纺织工匠还发明了双面锦的织造法。宋元时期在丝织业中创造了织金工艺，锦锻中用金配色，称为织金锦，这种高级丝织物被大量用于皇家和百官袍服。缂丝也是宋代颇负盛名的丝织品，工匠在织机上配有数十个装了各种彩丝的梭子，可以织出富有鲜明立体感的图案。明清的丝织工艺更是精美绝伦，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以丝织品闻名天下。在品种繁多的丝织物中，宋式锦、云锦、织金缎、妆花缎等均为美仑美奂的精品。南绣中的顾绣和北绣中的鲁绣、京绣，形成南北两派，南派典雅和谐，北派富丽豪华，虽然风格各异，但其精巧的构思和超凡的工艺，体现了民族的灵心巧思。 棉纺织 棉花的原产地本不在中国，它是西汉以后从非洲和印度传入的，但中国的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南宋时，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已较普及，到了宋末元初，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同步发展，成为江南农村重要的副业生产。据《资治通鉴》卷159胡三省注，当时江南农村摘下棉花后，先用铁锭碾去其核，再用长约1尺半的竹弹弓将棉絮弹匀细，然把棉絮卷成小筒，用纺车、织机纺成棉线，织成棉布。到了元代中期，棉纺工具有了重大的改进，人们用搅车替代铁锭，用长约4尺的绳弦大弓替代小竹弓，生产效率成倍增长。当时还发明了用水力带动的水转大纺车，其发明和应用，比英国人理查•阿克莱于1769年制作成功的水车纺机，整整早了4个多世纪。上海松江乌泥泾的黄道婆，就是元代从民间脱颖而出的纺织技术专家，她孜孜不倦地改进棉纺织工具和纺织技术，传授轧花车、弹弓推棉、纺车和织机工艺，带动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繁荣发展。明代以后，棉纺织业在长江三角洲、渭水平原、华南、华北和东北地区迅速发展，棉布也成为民间百姓衣装的主要衣料。[5] 冠服制度 周代贵族戴冠主要有冕和弁。冕是最高级别的帽子，只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可以戴冕，只用于敬天祭祖、朝贺册封等典礼活动。冕形制是下有冕圈，称为“武”，冕圈上覆有长约1尺多、宽约半尺余的木板，叫做“延”，延的表面糊有上黑下红的布帛或丝帛。延的前后有用五彩绳穿串珠玉的垂旒，垂旒的数量依身份高低而定，天子12 旒，而等级最低的大夫仅2 旒。延之中端两边各以紞（彩条）下垂两个小丸，叫“悬纩”或“充耳”。延呈前低后高状，表示体察下民。垂旒和悬纩的意义也不仅是为了显示威严和美观，还表示对奸邪视而不见，对谗言充耳不闻，如《礼纬》所说：“旒垂目，纩塞耳，王者示不听谗，不视非也。”冕作为礼服，一直沿用到明末，只是到了后期，冕服成为帝王及皇室的专用服饰，一般官员不可戴冕。 在周代，弁是仅次于冕的一种男式皮质礼帽，自天子至于士在一般的正式场合都可戴用。弁主要有爵弁、皮弁之分。爵弁之“爵”读为“雀”，其色红中带黑，是类似冕的皮帽。皮弁用白色鹿皮分12块拼缝而成。弁的形制特点是上锐下广，如两手相合状，缝合处缀以五彩玉石。 秦汉统一中国后，对冠式作了礼仪典制的规定，冠式成为官职和品秩的标志。如文官戴进贤冠、武官戴鶡冠或武弁大冠、执法官戴獬豸冠等。品秩的高低以冠上的冠梁多少来加以区分。 魏晋南北朝的冠服多承袭汉冠制度，头衣的主要变化表现为庶民戴的头巾开始在上层流行。按礼仪制度规定，士人以上者戴冠，庶人则束巾，“冠盖”可用作达官贵人的代称，如晁错《论贵粟疏》：“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庶民百姓行成人礼后，戴巾而不戴冠。自东汉末年起，上层人士也喜使用脱戴便利的头巾，并以戴巾为雅尚。他们用葛或绢帛裁成四方巾，两个巾角向前系住发髻，另两个巾角在脑后系结，使之自然下垂，称为“幞头”。 从隋唐起，官员朝服与公服的冠戴和服饰搭配都有了定制。朝服是文武官员朝参时的服饰，公服为从事一般公事时的穿戴。隋唐朝服中典型的冠式为进贤冠，据《开元二十年开元礼成定冠服之制》载：“进贤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九品以上一梁，为三师、三公、太子、尚书省、秘书省、诸寺监、太子詹事，及教官亲王，诸州、县、关津岳渎等流内九品以上服之。”唐朝官员的公服主要有硬脚幞头，这种冠式是从前朝的软脚幞头演变而来。原本下垂的幞脚中衬入铜丝或薄片，于是两个幞脚向左右两边展开，成为硬脚幞头。 宋代朝服与公服沿袭唐制。宋制幞头为方顶硬脚，两脚平展很长，据说是为了防止官员上朝站班时交头接耳。元代冠服分蒙制和汉制两类。汉制袭用宋制，蒙制戴用大檐帽，此帽用皮和毡制成，造型类似头盔，可折边。明代的朝服仍沿用前制，公服主要为明制乌纱帽，乌纱帽起源于唐，但明代的乌纱帽已成圆顶硬壳，两脚由窄长变为宽短，形如纺锤，称为“展脚”，因为是用乌纱制成，所以称为“乌纱帽”。 清代立本朝服制，冠式沿用满族旗服，分为凉帽与暖帽两种。帽顶以珠玉宝石为饰，称为“顶珠”，根据顶珠的数、色、质区分官品职别。如果帽后饰有金花或孔雀翎，则表示高贵达显，通常为一至三品高官所服用。[6] § 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生大事，吃穿二字”。饮食文化量物质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包含许多文化特质，即艾化最小单位，如奶食、肉食、茶、酒、鱼、稻米、各种风味小吃，等等，这些特质，主要方面是物质的，但也包含精神的社会的内容，这都址文化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为农耕民族，主要是农耕文化、稻作文化，人们以米饭为主食，尤喜糯食，兼食玉米、麦面、高粱、土豆等，个别地区以玉米或土豆为主食。以这些粮食为原料制成许多食品，如各种粑、糕、粽、饼等，美味可口，不仅为人们日常食用，而且为馈赠的佳品。肉食以猪肉、牛肉为主，喜吃鱼和狗肉，有的吃蛇肉。喜吃酸味和辣味。贵州独山的盐酸、黔东南的酸汤鱼、黔西北的酸汤豆，都为人们喜爱。广西壮族喜吃酸鱼酸肉。贵州有这样的顺口溜；“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圈圈”。说明贵州人喜吃酸味。 畜牧民族的饮食文化很有特点。肉食和奶食为其主要食物。蒙古族约在8世纪以后从森林狩猎走上草原游牧生活，后来兼营农业。现在肉食、奶食和粮食成为蒙古族人民的三大食品。长期的畜牧生活使其肉食文化和奶食文化相当丰富而有特点。奶可做成多种多样的食品和饮料，如奶油、奶皮子、煮甜奶、奶酪、奶粥、奶干、奶酒、奶茶等。肉食花样也很多，如“手扒肉”、吃“乌查”、吃全羊和全羊席等。“蒙古八珍”和“成吉思汗火锅”颇负盛名。其他畜牧民族如藏、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等民族，饮食中都以肉和奶为主。这与南方农业民族迥然各异。各民族各地区都有着丰富的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这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当代，随着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在饮食文化方面也互相学习和吸收。汉槐时期西域的“胡饼”、“炉饼”，就传入中原。现在新疆的“羊肉串”已遍及全国。满族传统的“萨其玛”、“艾窝寓”已成为各族人民喜爱的小吃。许多民族食品已成为各民族共同事钉共同喜爱。[7] § 居室建筑文化 居室建筑文化 古时人类穴居野处，后来才建造居室。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居室亦各异，北方主要居住蓬帐，南方主要是干栏式建筑。干栏式房屋源于古时巢居。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古时“北朔穴居，南越巢居”。巢居现已绝迹，但近代南太平洋岛上居民仍然住“树子房屋”。由于南方气候炎热，多雨潮湿，虫蛇为害，所以人们就离地面而巢居。但巢居又不便，所以，后来结木成楼，楼上人居，楼下围栏杆养牲畜。这就开了“上人下畜”的干栏建筑之先河。这种建筑形式一直承传至今，以至钢筋水泥建筑也保持干栏式“上人下畜”的特点。在干栏式建筑中，傣族多为竹楼(部分布依族也有竹楼)，其他民族为木楼，而依山建筑房屋的苗、布依等族多为吊脚楼。普米族“木愣房子”，顶盖木瓦，墙壁用园木重叠垛成，四角立大柱，中立“擎天柱”。各民族的干栏房屋建筑形式多佯，工艺精巧。 北方民族的房尾建筑多为帐篷则的，这与游牧和游猎有很大关系。游猎于大小兴安岭中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住房是“斜仁柱”(音译，意为木杆屋子)，也叫“撮罗子”，刚三十根左右的五六米长的木杆搭盖而成圆锥形的帐房，冬用狍皮覆盖，夏用桦树皮覆盖，冬暖夏凉、易于撤迁。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居住“蒙古包”，哈萨克族住“毡房”，藏族住“帐篷”，大体相似。哈萨克的毡房，屋架用草原特有的红柳作成圆栅和顶，用芨芨草围墙篱，包上毛毡。哈萨克族绝大多数牧民，按季节转移牧场，住上这种毡房，易撤易装易带。蒙古族的蒙古包下半为圆柱形，上运。贵州山路，主要靠背和挑。平地用平挑，山地则高挑。[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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