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江西渣滓洞 |
释义 | § 简介 马家洲集中营[1]: 提起重庆渣滓洞和江西上饶集中营,人们都知道是解放前国民党顽固派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的秘密监狱。然而,还有一座国民党当年秘密设立的法西斯监狱,人们却知之甚少。这座规模与重庆渣滓洞和上饶集中营不相上下的监狱,就是后来被称为“江西渣滓洞”的泰和县马家洲集中营。江西渣滓洞 1940年前情况 抗日战争[2]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本来就是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日益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国统区的江西,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熊式辉为首的反动统治者,积极执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1939年3月南昌失陷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省政府迁到吉安,随即移驻泰和县。熊式辉主持成立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反共特务机构“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下设“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简称特办处),到处密布暗探、爪牙,专门从事秘密而猖狂的反共活动。 1940年后情况 江西渣滓洞 1940年3月至5月,国民党特务们在赣州秘密逮捕了40多名在各机关、抗日群众团体和“工合”组织中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接着,又分别在泰和、吉安逮捕30余人。这就是反共的吉赣泰事变。被逮捕的70多人都押解到泰和县监狱。国民党特务认为,如此多的政治犯关在普通监狱里,既不利于保密,也不利于管理和审讯。于是报熊式辉同意,仿效陈果夫当年设立苏州反省院的做法,设立一所类似的秘密监狱,以便对被捕的政治犯诱逼审讯。于是,国民党在泰和城西南郊13公里的马家洲松山村,用一栋祠堂和三栋民房稍加修理、扩建成监狱。 § 历史介绍 改建秘密监狱 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本来就是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日益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国统区的江西,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熊式辉为首的反动统治者,积极执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1939年3月南昌失陷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省政府迁到吉安,随即移驻泰和县。熊式辉主持成立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反共特务机构“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下设“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简称特办处),到处密布暗探、爪牙,专门从事秘密而猖狂的反共活动。 扩建监狱 江西渣滓洞监狱 1940年3月至5月,国民党特务们在赣州秘密逮捕了40多名在各机关、抗日群众团体和“工合”组织中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接着,又分别在泰和、吉安逮捕30余人。这就是反共的吉赣泰事变。被逮捕的70多人都押解到泰和县监狱。国民党特务认为,如此多的政治犯关在普通监狱里,既不利于保密,也不利于管理和审讯。于是报熊式辉同意,仿效陈果夫当年设立苏州反省院的做法,设立一所类似的秘密监狱,以便对被捕的政治犯诱逼审讯。于是,国民党在泰和城西南郊13公里的马家洲松山村,用一栋祠堂和三栋民房稍加修理、扩建成监狱。 § 共产党员被杀害 描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当地政府和居民的保护下,渣滓洞旧址除一栋祠堂因年久失修坍塌外,其余三栋民房大体保存完好。这三栋联排的清代砖瓦民房,位于松山村的中央地带。 推开渣滓洞旧址第一座民房锈迹斑驳的大门,记者首先看到的是满布铁锈的老虎凳,还有已被血染得暗黑的夹指戕和巴掌大的铁烙。这些原封不动保存下来的各种刑具,曾是渣滓洞残害共产党人最有力的佐证之一。 渣滓洞的每栋房子除了厅堂外,里间用厚实的木板隔成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囚室,面积大的不过10平方米,面积小的仅五六平方米,囚室中只有几间开了小窗,其余的都密不透风。 江西渣滓洞 特办处直接控制 渣滓洞由特办处直接控制,对外绝对保密。囚犯被称作“留训人”,行文使用“江力行”代号,通信专用“马家洲第六号信箱”。特办处对被关进渣滓洞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施了一系列阴险毒辣的手段。许多难友被折磨得衰弱不堪,患上了皮肤病、胃病、肝病、肺痨等疾病,却得不到治疗。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万载某区委书记高亮等同志就是因为得不到医治,死在渣滓洞里的。临产的孕妇忍痛生下孩子,也是挨饿受冻。除了这些生活上的折磨,酷刑逼迫是渣滓洞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最为残酷的方式,经常施用电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竹签刺指甲等毒刑,逼迫他们招供。那段时间,常有人受重刑拷打致死。敌特为了逼迫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屈服,竟把他还在吃奶的儿子从其妻子王勖怀中夺走,又残忍地当面对王勖施行夹手指等酷刑。 不仅如此,渣滓洞还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大开杀戒。中共赣西南前委宣传部长、丰城中心县委书记吴大可(原名吴建业)就是在渣滓洞被秘密枪杀的。中共汀瑞县委书记、游击队负责人刘国兴被判了有期徒刑仍然被杀害。新干县党员徐冬生、周文斌竟被当作活靶子,供特种科员训练班学员杀害。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还在渣滓洞里安排坐探,探听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民主人士的口实,借以罗列罪名。暴露了党员身份的,要填自首表,甚至要发表反共宣言。企图使出狱人员回不了共产党,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这是最阴险毒辣的一招。 江西渣滓洞 集体静坐赢得外联机会 渣滓洞[3]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但敌人即使费尽心机,也征服不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向往真理的心,对敌斗争的火焰从来没有熄灭过。狱中斗争既有组织性的,也有松散性的。 一开始,“吉赣泰事变”中入狱的同志曾按党的指示成立了党小组,对稳定党员情绪,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后因党小组组织者自首出狱,党小组解体。1941年狱中党员又建立了秘密小组,少数斗争坚决的同志经常秘密联系,形成了一股狱中地下核心力量。廖承志、张文彬、谢育才等高级领导干部均与秘密小组成员有联系,有时还传递字条、文章、诗画进行指导和鼓励。1943年之后,狱中斗争基本上是自发的了。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反饥饿、反迫害、反“转变”。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传递字条,利用放风的机会传递,或在厕所砖头下、从墙壁缝隙中传递,或通过送饭打杂的工农难友传递,互相鼓励、提醒。吴大可组织狱中斗争的意见,谢育才的国际形势分析,都曾在一定范围的同志中传达,廖承志的诗画(尤其是漫画),传播范围更广,难友们心领神会。对新入狱的同志,通常都在饭里埋字条,写着:敌人不知本人身份前拒不承认党员身份,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 集体静坐是狱中最为声势浩大的斗争形式。1941年,大号子的难友串联起来,全在号子里静坐。几天过去,敌特查不出领头人,又怕暴露其伪善面目,被迫同意改善生活待遇,允许与外界通信(但是须经训育员检查通过)。中共万安县委书记王中仁入狱后,曾被安排杀猪剥牛。于是,他利用可上圩镇的机会,与马家洲圩场中共地下交通站取得联系,使杨锡类、漆裕元、周君实、周志方、王诚等得以与外面沟通,陆续保释出狱。此外,对敌斗争还有转化看守、组织越狱等形式。 4年8个月囚禁400余人 渣滓洞的斗争形式多样,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可歌可泣。廖承志斗争方式奇特,最终由党营救出狱;张文彬、吴大可、刘国兴、徐冬生、周文斌、高亮等斗争坚决,被敌特杀害或被迫害致死;谭汤池、胡宗澹、谢育才、王勖等英勇越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莫志贞、漆裕元、周君实等隐瞒了党员身份,被当作普通群众释放。 渣滓洞在马家洲共四年零八个月,前后囚禁400多人(1941年关押人数最多,将近200人)。1945年1月,因中日湘粤赣边区会战,日军进逼泰和,渣滓洞撤退到吉安县富田山区(此时关押的“政治犯”只有十几人),同年6月又搬往永丰县潭头。1946年初迁南昌潮王洲,同年5月按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办理结束(作为普通监所则保留到南昌解放时)。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渣滓洞——这座国民党法西斯监狱曾制造的残害共产党人的累累罪恶早已结束,但在松山村醒目的渣滓洞旧址仿佛仍在向世人发出警示——勿忘历史,勿忘那些在渣滓洞里不屈斗争的先烈们 参观江西渣滓洞参观江西渣滓洞 § “江西渣滓洞”健在者讲述狱中斗争往事 沈文倩,女,原名董诗英,曾由党组织授意化名莫子琴、莫志贞、李若。1922年11月5日生于广东南雄县。1938年11月,在粤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转移到新干县妇女指导处工作,直属中共赣西南前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同年9月24日,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制造的“新淦事变”中被捕。1940年底至1941年3月,关押在江西临时省会泰和的马家洲集中营。在狱中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并作好了牺牲准备。因最终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未泄露党组织和同志任何情况,使敌特承认“误捕”,而由省妇指处保释出狱。现居北京。 提起重庆渣滓洞和江西上饶集中营,人们都知道是解放前国民党顽固派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的秘密监狱。然而,还有一座国民党当年秘密设立的法西斯监狱,人们却知之甚少。这座规模与重庆渣滓洞和上饶集中营不相上下的监狱,就是后来被称为“江西渣滓洞”的泰和县马家洲集中营。 近两年,随着马家洲集中营史料不断被发掘,尘封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志士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终于得以昭示。20日,记者采访到了当年被关押在马家洲集中营、如今85岁高龄的沈文倩同志,倾听了她当年处变不惊、化险为夷为革命理想而坚贞不屈的斗争故事。 17岁赴丰城组织农民抗日 沈文倩老人虽然如今已经是85岁高龄,但精神矍铄,尤其是她的记忆力非常好,回忆起自己曾经历的那段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往事,仍仿佛历历在目。 沈老告诉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她正在广州明德女中读高一,师生们纷纷离校。她背负行囊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时刚满16岁。起初在粤北国民党军队宣传队里,遇到共产党员雷宁夫妇后,在他们启发、推荐下,化名莫子琴,经江西转至新四军驻地去前线抗日。 “到赣州、吉安时,有中共组织派人接待。”沈老先生告诉记者,她在1938年初来江西时,当时日军正好攻陷了南昌,党组织要求他们和武汉等地来的一些青年成立读书会,学习文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不久,沈老秘密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被介绍到江西宣慰工作团二团二队,开赴丰城工作,在荷湖山区宣传组织农民抗日救亡。那里曾驻扎过红军,一些墙壁上还有当年红军的标语,当地群众也常常讲述红军的革命故事。那时,中共赣西南前委书记周易(代号“舅舅”)和党员高文秀也多次对她进行启发教育。 有一次,周易在村外偏僻处找她谈话两个多小时,问她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兴奋极了!”沈老告诉记者,1939年8月,她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她刚满17岁,属于提前入党,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被捕后用假口供隐瞒身份 在谈到自己是怎样被捕并被关押到马家洲集中营时,沈老激动地告诉记者,当时抗日战争正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秘密而猖狂地捕杀、关押共产党人,在全国掀起了反共高潮。国民党江西当局将省会迁到泰和稳住阵脚后,也腾出手来大肆反共,1940年上半年制造了吉赣泰事件,秋天又制造了新干事变。当时,沈老化名莫志贞,在新干县妇女指导处二区妇女队任队副。 “9月24日下午,县政府通知说,民政厅视察员来视察,集合我们在妇指处,宣布把我(妇指处党支部宣传委员)和指导员熊锡兰、辅导员刘铣、助产师林淑贞(三人均非党员)‘暂时收审’。几天之内,新干党组织全部被破坏,一共逮捕了16人(其中中共党员13人)。新干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局面变成中统特务横行的世界。”沈老对当时的情形记得十分清晰。 “在马家洲的那段时间我一生也难以忘怀!”沈老告诉记者。 据沈老回忆,被捕后,他们先分别单独监禁在新干妇指处房间里,有警察监守,再转泰和县监狱关押,两处都不到一月。因为敌特审讯无收获,就押去马家洲集中营(为掩盖罪名和不引起外界注意,敌特美其名曰“江西省青年留训所”)。被捕前,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党支部曾传达党的《秘密工作条例》等文件,要求党员作好应变准备,编好假口供应付敌特的讯问。 “被捕后,特务几次审问我,我就用假供词应付。比如敌人问我看过什么报刊,我就回答说看过《民国日报》;敌特问我有没有看过《新华日报》,我回答说不知道有这种报刊。”沈老告诉记者,敌特反复问她周易的情况,她均一口咬定“我在乡下工作,不知道城里的事情”,气得特务几次要打人,说其装傻。 沈老说,正是自己坚持用假口供来应对敌人,最终才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为以后同志们越狱创造了条件。 狱中与战友共同斗争 “在马家洲集中营,留在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就是战友们在狱中的坚贞不屈!”沈老说。 沈老说,虽然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暴露,但是,她已经作好了一旦身份被暴露就宁死不屈的决心和准备。“为此,被捕前,我们就准备了升录(一种剧毒药物)、安眠药,塞进自己带的棉絮里,准备随时为革命作出牺牲。”沈老回忆道,当时狱中的战友互相关心、提醒,防止敌人分化瓦解。进去不久,她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曾守照关在小黑屋,递纸条相告,新干妇指处和我的组织关系并未暴露,要大家一起坚持斗争。 沈老告诉记者,从这时起,狱中的战友就开始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应付敌特利用无耻的叛徒来“咬人”。最后,敌人终于承认“误捕”,1941年3月由省妇指处保释出狱。 两共产党员成功越狱 马家洲集中营戒备森严,有3米多高的围墙,营内各栋房屋之间用竹栅栏隔离,还有一个武装警察分队守卫,围墙外四角各布一个哨位。如此神秘而又戒备森严,却仍有不少革命志士勇敢机智地冲出牢笼。1941年9月,马家洲集中营有两名共产党人一同翻墙逃跑成功,轰动一时。这两人就是建国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谭汤池,曾任江西省政协副秘书长、南昌市政协副主席的胡宗澹。 谭汤池和胡宗澹究竟是怎样成功越狱的呢?沈文倩老人向记者详细讲述了这段往事。 谭汤池,湖南茶陵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41年2月,谭汤池担任中共赣县中心县委书记。当时正是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江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谭汤池那时已经两个月与上级失去联系。9月初,谭汤池由于被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到马家洲集中营。 一进马家洲集中营,先登记,并搜身,搜去了小刀、钱币等物。谭汤池、胡宗澹关在靠祠堂的一栋民房里。第二天下午,窗外飞进一个小纸团,胡宗澹捡起一看,是中共赣西前委宣传部长吴大可提醒狱中有叛徒,暗示设法越狱。自此,胡宗澹多次同吴大可联系进而获知,赣西南特委已被彻底破坏,当时的省委书记谢育才也关在同一栋房子中的另一囚室里。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江西党组织已被严重破坏,上级营救出狱的希望不大,只能自己设法越狱或以死保节。特别是谭汤池,想起在吉安被叛徒、特务骗取了组织机密就心急如焚,急于想潜回赣州补救。从此,谭汤池和胡宗澹更加亲近了。 在狱中,他俩分别被提审,都按原来的说法应付。收审回来,总是相告有关信息。9月18日那天,他俩在一起对着窗外静默良久,看到公路旁边不远有绵延的群山,经历过湘赣三年游记战争的谭汤池相信,只要乘着夜幕冲入山岭,特务追捕就不容易;每天晚上,过往车子的灯光照射到监狱窗口,说明监狱外不远就是公路,逃上山岭不需要多长时间。在冲出监狱的“突破口”选择上,所处囚室与祠堂之间小巷子隔成一简易厕所,距厕所门不足两米即是围墙,围墙高约3米,可望翻墙而出,加之平时上厕所,看守只坐在后面,并不跟踪,他俩认为值得一搏,决心越狱。 9月24日上午,谭汤池、胡宗澹想睡一觉养精蓄锐,却像出征前的战士激动得睡不着。熬到21时左右,仍像平时一样一前一后往厕所去。经后厅,值班看守不在,过后院,空无一人,跨过边门谭汤池卸下厕所门靠在围墙上。谭汤池脚踩门板,手却不够上墙顶,胡宗澹上手托住他脚掌往上掀,谭汤池一纵,双手趴在墙顶,再一提,上去了,墙顶玻璃碎片掉在地上叮当直响。谭汤池转身抓住胡宗澹的手,帮他上了墙头。两人朝外望去,墙下既无哨兵,也无障碍,隐约有条小径,原来是田野、群山,不由喜出望外。他们跳落地上,向右跑,不料小路尽头是一片荆棘丛,又转身向左跑,谭汤池右脚鞋子被挂破,脚上鲜血直流,仍拼命地跑。穿过公路,走上田埂,朝着黝黑地山岭飞奔而去——集中营特务头子施锦亲率士兵追捕,结果空手而归。 他们这一英雄壮举,轰动了集中营。特务头子施锦因此被撤了所长一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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