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河神 |
| 释义 | § 概述 河神冯夷 中国五千年文明是发源于黄河流域，并沿着黄河走的，中华文明离不开黄河。前人给我们留下河神河伯,或者有的称为冰夷、无夷、冯夷等的记录。最早据卜辞载，古代殷人已经开始祭祀黄河，在甲骨文中可以找到许多古人祭祀河神的记载，《礼记·五制》明确规定：“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河即四渎之一。其它的典籍如《山海经》，《楚辞》，《庄子》，《史记》，《汉书》等对典籍的注释补充，进一步丰富河神内容，比如王逸对河伯的注解说，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后羿见而射之一事。 王孝廉在《水与水神》一书的第二章“黄河之水”中，用很大篇幅论述黄河之水神河泊。他认为以伊水和洛水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夏朝，其民族夏民族所信仰的祖神颛顼，鲧，禹，其原始是他们所祭祀的水神，一种鱼、蛇之形的河神。他认为河神早期是“人首鱼身”的半人半鱼的神容，后来演变为时而为人时而为白龙与虫的人神同体之神，然后又逐渐演变为白衣白马的人格化的神以及服石得道的神仙。至于半鱼半人之前的河神，他认为是《山海经》中被当作水神的怪鱼蒲夷。 李立在《文化整合与先秦自然神话的演变》一书的第二章“夏文化的东进与河神的流传—先秦河神话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中，对先秦河神作较详细论述。他认为其中可以分为河神话和冰夷传说，河伯与冰夷产生于不同的地域，具体说河伯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汾河中、上游及黄河河套地区，而冰夷传说则是在洛水，河曲一带。随着夏民族的东进与东方的东夷民族产生了交流与整合。 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分为东、西两个源头（西方的夏文明，东方的东夷文明），在论述这一问题中，间接地讲到了河神的东、西方交流、整合的事实。 潘志和《河伯考索》一文中，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河伯有一个从女到男的演化过程。另外在这一篇文章中，他还分析了河伯有善恶两现神形象，他对河神话传说演化也进行了探讨。 “黄河之水天上来”。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黄河也是天河，是冥冥之中神灵之物。最初傍河而生的华夏先民，在河畔取水，在河畔穴居，在河畔捕捞，在河畔采集……黄河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对河的信仰一定很早，在安阳殷墟已发现的甲骨卜辞中，就有“沉玉牛”，“沉□”的记录，“□”即“妾”，主持家务劳动的女奴；又如“丁巳卜，其燎于河，牢，沉妾？”燎是祭祀的一种用牲法；“河三十牛，氏我女”，“辛丑卜，于河妾？”殷墟卜辞中，“河”是商人祈雨、祈年（丰收）的对象，这一类卜辞有： “贞，翌甲戌，河不令雨？ 贞，翌甲戌，河其令雨？ 王占曰：之可其令（雨）？（乙3121） “求年于河,寮三牢,沉三牛,俎牢。( 《掇一》550) 贞:寮于土,三小牢,卯一牛,沉十牛。( 《甲零》17) …… 殷墟卜辞中还有“高祖河”（《殷契摭遗续编》）之说，许多学者一般认为是殷商先人把河放在与他们的祖先同一位子上去祭祀，所以在河之前加上“高祖”二字，詹鄞鑫老师则认为是人们断句不对，应断为“高祖，河”[⑩]，虽然河受到了人们的祭祀，但河神与高祖还是有区别的。 从这些大量的卜辞中，可以看出来：一，古人祭祀黄河是非常普遍的；二，祭祀的主要目的是祈雨，祈年（丰收）；三，最关键一点，在这里，人们对河神的信仰仅仅停留在自然之河的层面上，这里的河指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河，黄河。“古代人最初信仰的神，是他们生活周边的敬畏或具有实益的动植物和自然现象，其后随着人的自觉意识的提高，人们所祭祀的神也逐渐由完全的动植物等转化为半人半兽的神。 1，《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 2，《九歌·河伯》：“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王逸注：“言河伯以水为车，骖驾螭龙而戏游也。” 3，《韩非子·内储说上》：“齐人有谓齐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试与之遇乎？臣请使王遇之。’乃为坛场大水之上，而与王立之焉。有间，大鱼动，因曰：‘此河伯。’” 4，《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 5，《穆天子传》卷四：“爰有溲之□河伯之孙，事皇天子之山”。 6，《酉阳杂俎·诺臯记上》：“河伯……人面鱼身”。 １，《山海经·海内北经》：“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郭璞注：“冰夷，冯夷也。” ２，《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 3，《庄子·大宗师》：“冯夷得之，以游大川。” 4，《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骛怳忽，历远弥高以极往。” 5，《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奄息总极氾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 6，《水经注·河水一》：“《括地图》曰：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河水又出于阳纡。凌门之山，而注于冯逸之山。” 1，《楚辞·天问》：“屈原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 2，《穆天子传》卷一“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 3，《水经注·洛水》：“《竹书纪年》曰：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盖洛水之神也。” 4，《后汉书·张衡传》引《龙鱼河图》：“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 5，洪兴祖注《楚辞·九歌·河伯》引《抱朴子·释鬼》：“冯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 6，高诱注《淮南子·齐俗训》：“冯夷，何伯也。华阴潼乡隄首任，服八石，得水仙。” 从上可以看出：（1）对河神的称呼比较复杂，但是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称为河伯，一类称为冰夷、无夷或冯夷，再有就是两者皆有的。（2）时间越往前，这两者单独出现的机会就越大，在后起的典籍中，比较多的一起出现了，或者根本不再作区分，但是也不是绝对的。顾炎武说：“是河伯者，国居河上而命之为河伯，如文王之为西伯。而冯夷者，其名。”他认为河伯是一国的国君，或者是部族首领之类的某集团的领导者，冯夷是其名。它还认为司马彪引《清冷传》说冯夷服八石得道成水仙，“冯夷死而为神，其说怪矣”，他认为河伯与冯夷本是同一的。另外《后汉书·张衡传》引《龙鱼河图》：“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这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河伯与冯夷是夫妻，有人曾用这一段文字作为证据来论证河伯有一个由女性到男性的转变过程。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喇山，流经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最后在山东注入渤海，全长4600多公里，在这4000多公里长的黄河流域，一定生活着许许多多的不同民族，每个民族对流经自己生活活动地域之内的黄河的信仰是普遍存在的。他们对黄河的信仰，只是他们那个民族或是部落生活活动区域内的某一段黄河的神灵，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整个黄河，黄河上下4000多公里，他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有整体意义的黄河这样一个概念。他们所知道的黄河就是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一小段黄河，黄河之神也就是那一小段黄河神。他们对黄河神的称呼也一定有差异，这就是地方性的河神信仰。 白川静认为当时散布在黄河及其支流的民族，各有各自的洪水神话与祭祀的水神及各别的祭河仪式，他认为“河伯的祭祀原先好像是一个拥有特定传承的氏族的一种特权，被视为能够支配自然节奏的特定山川的信仰和祭祀。经常是和一个特定的氏族结合在一起，这些掌山川信仰与祭祀的特定氏族既是所谓的神圣氏族。” 东夷族是一个包含着不同的人群团体的部族集团，江、淮一带，是东夷（淮夷）的故居之地。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因发现于山东宁阳堡头村泰安大汶口一带而得名。其主要分布在山东西部和江苏北部一带，是典型的东夷文化的代表。夷为东方族首领。河神冰夷、无夷、冯夷等名称各异，但一般都有一个“夷”字，即“夷羿”的“夷”，夷名号之下之部落，有有穷后羿，即所谓夷羿。人们较一致地认为河神冰夷、无夷、冯夷等就是东夷族的河神。 当时黄河流域主要存在着这样的两大集团，信仰河伯的西部夏氏族集团和信仰冯夷的东部东夷集团。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区都不能与之相比。在夏氏族沿着黄河东下的过程中，东夷始祖也在不断向西挺进，两个文明最终得以相连和相融，一般认为是在洛阳平原一带相会。其相融的方式主要是战争，联姻，也不排除由于文化上的或经济上的差异而互补的需要，进而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交流的可能性。 《竹书纪年》云：“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这里的“河伯之师”是指信仰河伯的夏集团的军队，这里记录的是河伯与冯夷联合与洛伯斗争的事件，但是这两个集团之间，更多的还是冲突。 《楚辞·天问》：“屈原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夷羿”，即冯夷集团的首领“羿”，这一战中，冯夷集团重创了河伯集团，将它所有的战利品—洛伯集团的女子抢了过来，也可能是占有了与洛伯集团联姻的特权。 河伯之邦不但从洛水流域娶妻，河伯与洛妃的故事当是河伯与洛伯之间联姻的证据，同时还和东夷族存在着联姻。高句丽出自夫余，是古代东夷族成员。高句丽的男性始祖名叫朱蒙，相传朱蒙是天神解慕漱渝河伯之女所生，实际是东夷从河伯之邦娶妻生子。 在夏氏族与东夷族交往过程中，也有和平往来的记载，《竹书纪年》载东夷与夏氏族和平交往的文字： “（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 河伯文化与冯夷文化在长期的交流中，何伯文化最终覆盖了冯夷文化，当地的冯夷信仰，冯夷形象最终也和河伯信仰，河伯形象结合了起来，于是产生了河伯冯夷的称呼，二者往往连用。在形象上无夷有了人的形象，《山海经·海内北经》：“冰夷人面，乘两龙。”河伯则呈现出动物的某些特征来，《古今注·蟲鱼》：“鳖为河伯从事。”《初学记》卷三十引《南越记》：“乌贼鱼，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河伯的侍从都是鳖，乌贼鱼一类，那么河伯至少具有动物的某些形象。 道教对民间诸神进行整理，目的是将其纳入其神仙体系中去，宣传教义。河伯被视为“得道之人所补”的仙官，他们对河伯冯夷的改造是全方位的。民间比较有名的河神有金龙四大王，黄大王，陈平，王尊等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是人鬼，生前与治水有关或者是在某些地方与河有关联。[1] § 简介 黄河水神 河神即黄河水神，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河流神，殷王朝建立以后，对河神的祭祀极为重视，建立河神庙，春秋战国时地方性的河流崇拜十分活跃。《史记•封禅书》：及秦共天下，令调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水曰河，调临晋。州日唐书•礼仪志四》：（唐玄宗天宝六载）河读封灵源公。《宋志•礼志八》：仁宗康定元年，沼封河读为显圣灵源王。《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一年加封河读神号灵源神佑宏济王。 § 产生 四海龙王 人们对河神的崇拜，实质是对水文化的一种变态崇尚。 中华水崇拜对水的依赖、畏惧与自我保护的生存意识，使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了对水的崇拜观念。水是农业的命脉，在中华这个以农为本的古老国度中，水崇拜作为一种根植于农业社会生活土壤中的自然宗教，在中国已延续了数千年，影响所及，涉及政治、经济、哲学、艺术、宗教、民俗等各个领域。 人类对于水的崇拜，起源于对水的依赖和恐惧，其最原始的功利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和人类自身的生殖繁衍（这与水生人、生万物的观念有关），其中心内容是对水的种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和由此引发的对掌管水（包括雨雪等）的神灵的崇拜。 在洪荒的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在洪水等自然灾害面前几乎无能为力，视洪水肆虐为水神作怪。为了达到免除水患的目的，只好祈求那些虚幻的水神，于是便出现了水神崇拜现象。 原始社会的早期（旧石器时期），初民们过着“穴居野处”的渔猎生活，狩猎和捕鱼是当时的主要食物来源，这种“采食经济”特别是从水中取食的行为，使初民们经常要与江河湖海打交道。一方面，江河湖海给初民以滋养的巨大恩赐；另一方面，它们又以强大而神秘的自然力让知识水平十分低下的初民感到不可思议和自身孱弱渺小。于是便产生了对水的种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对掌管水（包括雨雪等）的神灵的崇拜和相应的原始宗教活动。人类跨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神”的观念的产生，先民们认为江河湖海这些强大而神秘莫测的自然物，其形态和变化一定会有冥冥之中的“神”主宰着，于是河神、海神、湖神、雨神等主宰控制水的“诸神”便诞生了，人们对江河湖海等自然物的崇拜便转向了对主宰它们的相应的“神”的崇拜上，并在趋利避害的功利目的和原始宗教意识下进行了对各方水神的祭祀活动。 人类历史上早期出现的自然崇拜对象，并不是自然神，而是自然物和自然力本身。水崇拜的最初对象是水灵，即神灵化的水体，包括江、河、湖、海、溪、泉、井等各种不同形式无生命的水体，以及与雨水相关的雷、电（闪电）、风、云、虹等自然现象。水灵是一种模糊不清、“稀薄细微”的物体，是幻想中的超自然力的存在。所以对水灵的崇拜，在直观形式上往往表现为对水体的直接崇拜和祭祀。 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陶器，上面绘有大量的条纹、涡纹、三角涡纹、漩纹、曲纹、波纹等代表水的纹饰。对先民们来说，把水的各种形象绘制在陶器上，绝不是出于审美和装饰的目的，因为“人类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有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来看待它们”（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陶器上的水纹，体现的是先民们对水的信仰和祈求（即认为生活中的祸福吉凶大多与水相关），它的功利目的是不言而喻的；而直接表现水的各种流动形态的水纹，说明水崇拜最初的对象就是水体本身。 在中国少数民族有关祭祀井泉、河流等仪式的民俗中也保留了不少原始水体崇拜的痕迹。人们在水边举行祭祀水的仪式时，既不供奉各类动物水神，也不祭祀各种人物水神，而是直接对着水体行祭。 水神，是由水灵发展而来，有具体的形象。水神主要有动物水神、气象水神、半人半兽水神和人物水神四种。 动物水神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水生动物或与雨水有着某种联系的动物，如蛇、鱼、蛙、牛（犀牛）、龟、鳄鱼、蜥蜴（它们属于生存于水中和具有水生习性的动物）等，以及各种鸟类（它们属于与降雨气象有某种关系的动物）。先民们之所以奉它们为水神，是因为这些动物在古人的观念中具有司水降雨的功能。 二是幻想中的动物，最典型的莫过于龙神了。龙神是古人集各种水神动物之大成而制造出的观念性动物水神，因此它的司水神通要比其他动物水神大得多。 气象水神是指与雨相关的气象自然现象神，包括雨神、云神、虹神、风神、雷神、闪电神等。气象崇拜的中心是雨。因为作为古老的农业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靠天吃饭，而雨对农业生产有着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所谓风调雨顺主要是强调雨对农业生产的决定性作用。除了雨以外，风、云、虹、雷、电等之所以受到崇拜，无非是它们与降雨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人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关于降雨的气象知识，但他们对大多数现象的成因又不能作出明确合理的解释，因而在迷惑中产生神秘的幻想，形成了对雨云等气象自然现象的崇拜。雨神、云神、虹神、雷神等气象诸水神大多在较早的年代便被人格化、人形化了。 半人半兽水神，是人的形体特征与动物形体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其人体特征使人感到可亲可近，其动物特征使人感到神奇怪异。先民们把一些动物奉为水神，本身就为这些动物注入了人性的因素。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适应自然、战胜自然的能力和信心也随之不断提升，动物水神中的人性因素也逐渐加大。在表现形式上，便是由动物水神向人形方向演变，蜕变成半人半兽的水神，乃至于完全人形化的水神。如人面龙身的计蒙，《山海经》说他“其状人首而龙身，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人面蛇身的相柳，《山海经》说他为共工之臣，“九首蛇身，所抵之处厥为溪泽”；此外还有人面龙身的黄河水神河伯、人面蛇身加鸟翼的化蛇等。 人物水神主要来自于神话传说与历史中的人物，但这些人物水神身上有着某种动物水神的特征，且大多又是由治水英雄演化而来，如女娲、共工、大禹、李冰等。 在华夏民族对各种水源的崇拜祭祀活动中，河川享有极其重要和独特的地位，而且是其他诸水源不可比肩的。这种现象明显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河川特别是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文明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参照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发源史可见，凡在大河两岸发源、发展起来的民族，几乎都有对河（神）的崇拜现象，如古埃及人崇拜尼罗河，古巴比伦人崇拜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人则视恒河水为圣水。这种对河的崇拜，是因为这些江河是滋养培育这些民族的摇篮。 华夏民族栖息于北半球的东亚大陆。在这片领域广大、回旋天地开阔的土地上，有广袤的肥田沃土和纵横交织的河流，这就为华夏民族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农耕文明奠定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农耕经济对气候、土地和水源等条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黄河、长江等江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的自然环境则完全符合先民发展农耕文明的基本条件，因而也就成了华夏先民从事农耕生产、创造古代文明的主要区域。在这个时代，除了天上的太阳和地上的泥土外，水又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和最强大的自然力。生活在大河两岸的先民，一方面依赖着这些大河，享受着其给予人类的各种恩惠；同时也承受着大河暴虐、洪水泛滥的种种苦难。在这种“甚哉，水之为利害”（《史记•河渠书》）的情结下，先民们对与自己生存息息相关的大河进一步增强了敬畏崇拜之情。在人类生产力水平和知识尚不能认识自然更不能抵御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先民们便认为河水的柔顺与暴虐、涨起与回落等变化，都是由河神（灵）在操纵控制着。基于这种观念，为了得到江河的更多恩惠，同时避免其泛滥带来的灾祸，先民们便把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敬献给河神（灵），以求得它们的庇护，由此产生了对河神（灵）的祭祀活动。“山川之神，则水、旱、厉、疫之灾，于是乎萗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时，于是乎萗之”（《左传•昭公元年》），说明先民对河川的祭祀主要出于趋利避害的生存需要。 据古代文献记载，远在尧舜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有意识的山川祭拜活动。《竹书纪年》说，尧“游于首山（今河南偃师首阳山）”，“祭于洛”，“率群臣沉璧于洛”，“修坛场于河洛”等，说明当年尧曾亲自祭祀过洛水之神。 《尚书•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用律度量衡。”这是舜祭礼自然神的记录，典礼保存了远古祭神的朴素仪式。“六宗”指的是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禋”和“柴”都是把祭祀的物品放在燃烧的木柴上燎烤，以敬天上诸神。“望”也是一种祭祀山水的仪式，“望者，祭山川之名”（《春秋谷梁传•僖公卅一年》范氏引郑玄注）。据有关文献记载，“望”的具体方法是立一根木头作为山川的代表，然后在前面点燃木柴，把供品放在上面蒸烤。 殷商时期，殷人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而黄河河神及其支流漳水、洹水之神成了他们的主要祭祀对象。据考古发现，殷墟甲骨文中有许多记载殷人祭河的卜辞，如“尞于河”、“祊于河”以及“沉二牛”、“沉三羊”等等。 另外，还有人牺即“沉嬖”（用年轻女子祭河）的情况，如“丁巳卜，其尞于河，牢，沉嬖”，“辛丑卜，于河妾”。这些以美女沉河祭神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以美色取悦于神的习俗。西周时期，官方祭祀山川活动已成定制。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对河神进行祭祀的记载，如“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周颂•时迈》）“堕山乔岳，允犹翕河。”（《周颂•般》）反映了周武王巡狩祭祀河岳之神的情况。《礼记•曲礼下》说：“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周礼》也说：“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四渎者，江、河、淮、济也。”以上记述表明：一是周人开疆辟土，其生活的区域远比殷人大，黄河、长江、淮河、济水等流域皆是周人活动的范围，因而这些区域的大江大河均成了周人的祭祀对象；二是反映出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在祭祀方面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并以社会的等级来看待山川之神的神格。 秦代，全国各地普建河神庙，供奉当地河神，官民同祭，香火牺牲不绝。汉以降各代，祭祀河神的活动沿袭不衰。例如，汉武帝时，黄河决口频繁，为了堵住泛滥横行达二十三年之久的“瓠子（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口”，武帝命汲仁、郭昌带领数万民工进行堵口会战。为了表示虔诚，汉武帝还亲自到决口处沉白马、玉璧祭祀黄河之神，祈求保佑堵口成功。再如，始建于秦代的淮河源头桐柏山太白顶的淮祠（淮神庙），历代都有修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千百年来香烟不绝，享祭不已。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第一次在淮水发源地的县治平氏（今河南桐柏县平氏镇）举行了祭祀淮渎神仪式。《桐柏县志》曾记述了东汉一次祭淮活动：“汉桓帝延焘六年（公元163年），南阳太守中山卢为君，增广庙制，躬亲祭致，并遣官致者再。”隋文帝加封淮河之神为“东渎大淮之神”，并于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下诏建淮神庙，当时的著名诗人薛道衡还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祭淮文》，敬祭淮神，以“抚宁淮甸”。唐玄宗封淮渎之神为“长源公”，并多次举行祭祀淮神活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规定在每年立春这一天祭祀淮神；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下诏封淮渎神为“长源王”。明清时因黄河夺淮，造成淮河出口严重不畅，致使淮河经常泛滥为害，因而祭祀淮神活动也随之骤增，甚至连皇帝即位、出巡、寿诞、驾崩等重大事件，朝廷都要派员祭告淮神，如明代共派遣官员主持祭祀淮神达36次之多；清代至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已祭祀25次。清康熙御书“灵渎安澜”、雍正皇帝御书“惠济河漕”牌匾，分别悬挂于淮渎庙；乾隆年间重修淮渎庙，并御制《淮渎庙碑记》。 龙是出现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观念性的神性动物。古人对龙的神灵性质的认识是多样化的——它具有飞升于天的能力，曾一度充当神仙的坐骑，它还是显示吉祥灾变的灵物……但最为讲究实际的中国百姓看重的，则是它具有影响云雨河泽变化的本领。 唐宋以来，随着龙王地位的确立，龙甚至被视为主宰各方水域之神，举凡中国大地上的江、河、湖、海、渊、潭、塘、井，凡有水之处莫不驻有龙王。而各地龙王庙的大批出现和经常举办的祀祭龙神的活动，更标志着人们对龙的尊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百姓最关心、最需要的是风调雨顺，无水旱灾害之虞，而人们对龙的敬畏与膜拜，正是对水的依赖以及对水涝旱灾的恐怖和力求摆脱之意识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神话体系中，黄河之神河伯是个地位很高的大神。据说他的原名叫冯夷，“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楚辞•九歌》注引《抱朴子•释鬼篇》）。相传河伯的威势很大，而且其神性与黄河的喜怒无常十分相似，同时他还是有名的贪婪好色之徒。在古人看来，黄河的放荡不羁主要是由于河伯的暴虐神性和贪婪好色的性格造成的。在这种观念下，人们为了避免黄河的泛滥，便以各种形式祭祀河伯。除了用牛、羊、猪以及美玉等物品沉河祭祀外，还不得不采取“沉嬖”（为河伯娶妇）的办法贿赂河伯以讨其欢心，使其不再兴风作浪危害人民。这里的河伯，与人一样，有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完全是人格化的河神。 随着历史的进化，日益聪明的人类逐渐发现：尽管不断地、虔诚地向水神进行供奉和祈祷，但水旱灾害侵袭人类的现状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而人类通过自身的力量整治江河、疏浚沟洫，却往往能收到减少或避免水旱灾害的成效，尤其是大禹、李冰等治水英雄领导人民降伏水患、造福世人的生动事例，使人们更加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与其把命运寄托在神的身上，不如自己奋起抗争，尽“人事”之力，以改变受制于大自然的被动局面。在这种文化心理下，春秋战国以后，治水英雄逐渐成为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 大禹是华夏民族最为崇敬的治水英雄，他的治水功绩和治水精神可歌可泣，历代传扬不衰。人民为了纪念他，便在他治水足迹遍布的神州大地上修建了许多纪念建筑物，如建在安徽怀远东南涂山之顶的禹王庙（又名禹王宫、涂山祠），建于河南开封市东南郊的禹王台，建于浙江绍兴东南会稽山上的大禹陵等。 另一位被人们十分推崇的治水英雄是战国时期的水利专家李冰。李冰是战国末期蜀国的郡守，他曾在岷江流域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特别是率众修筑了盖世无双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惠泽川西人民，一直为后人所敬仰。为了纪念李冰的治水功绩，后人在岷江边的玉垒山上修建了“崇德庙”，对李冰进行祭祀。春秋时楚国令尹孙叔敖，曾主持修建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号称“龙泉之陂”，灌溉良田万顷，历代百姓受惠不已。后人感念孙叔敖的恩德，建庙祭祀之，至今仍香火不息。 [2] § 历史记载 河神 河神的统一称呼叫河伯，即常说的河伯；河伯名冯夷（或作冰夷，无夷），始见于《庄子》、《楚辞》、《山海经等》。又《文选》李善注以川后为河伯，《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以禹强为河伯。 《重修纬书集成》卷六《龙鱼河图》：河姓公名子，夫人姓冯名夷君。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上古圣贤处所记曰：“冯夷者，弘农华阳人也，在废关提道里住，服八石，得水仙，为河伯。 《神异经•西荒经》：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马，朱鬣白衣玄冠；从十子童子，驰马西海水上，如飞如风，名日河伯使者。 《真灵位业图》：太清右位，河伯（是得道之人所补）《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河伯人面，乘两龙，一日冰夷，一日冯夷，又回人面鱼身。《金匮》言，一名冯循（一作修）；《河图》言，姓品名夷；《穆天子传》言无夷；《淮南子》言冯迟；《圣贤记》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历代神仙通鉴》卷二；冰夷一名冯夷，人面蛇身，控乡提首人，尝入华阴服入石，得凌波泛水之道。北居阳汗陵门之山，与蜚廉互相讲术。初探从极之渊，深入三面仍，师玄冥大人学混饨之法。起而见有神鸟吸水洒空，施化为雨水。冰夷及置食水滨，时时招引，习熟为伴，可置怀袖，名曰商羊，是乌生于有巢氏，特采雨露之精，能大能小，吸则勃海可枯，施则高原可没。（按：助量尤与黄帝作战。）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黄河、澄清尊神河伯。 其外河神还有河候。 《真灵位业图》：太清右位：河候。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七引《滑县志》河候调在县南一里。汉东郡河决，太守三尊以身填之，水乃却。及卒，民为立河候词把之。 § 地方性河神河阴圣后 金龙四大王庙 《续文献通考•群把考》三：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正月，加郑州河阴县黄河神号田昭应顺济圣后，赐庙额灵德善利。尚书省奏言：郑州河阴县圣后庙，前代河水为患，屡祷有应，尝加封号，庙额。今因祷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赠。帝从其清，特加号赐额，岁委本县长官春秋致祭。 河神陈平 《月令广义•岁令一》：河神即汉相国陈平。《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河读，汉陈平也。唐始封二字公，来加四字公，圣朝加封四字王，号“灵源弘济王”。 河神泰逢氏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时有泰逢氏居于和山，是山曲回五重，实惟河之九都。泰逢好游，出驾文马，出入有光，能动天地之气，致兴云雨。民称之曰吉神，一曰没为河神。 金龙四大王 《清朝文献通考•群把考》二：顺治三年敕封显佑通济之神。臣等谨案：《会典》载；神谢姓名绪，浙人，行四，读书金龙山。明景泰间建庙沙湾。盖崇把已久。至是加封。庙祖宿迁，从河臣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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